从西方国家政党功能的演变看“政党衰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政党产生之日起，有关它的争论便不断出现。总体而言，在19世纪之前，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治学家大都对政党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20世纪后，人们对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它所造成的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党衰落”成为欧美政治学界激烈争论的话题。西方政党真的衰落了吗？究竟该如何看待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趋势？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考察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作用，从政党功能的角度评价西方的“政党衰落”理论。
一、对西方学者关于政党功能问题的简要评述
西方学者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始于17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才由俄国政治评论家奥斯特洛果尔斯基( Ostrogoski) 和德裔学者罗伯特·米切尔斯( Robert Michels) 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他们对政党所持的态度是批判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1951年，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 Maurice Duverge) 发表了《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在这部被誉为政党研究领域“里程碑”的著作中，迪韦尔热特别强调，政党是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此后，利普塞特( Lipset) 、罗坎( Rokkan) 、萨托利( Sartori) 、爱泼斯坦( Epstein) 和阿兰·威尔( Alan Ware) 等人相继出版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对政党在现代民主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必须指出，不同类型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这给考察政党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综观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历史，从权贵党、群众性政党、全方位政党到卡特尔政党，不同的政党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功能实际上是指某一类型的政党——迪韦尔热等人所界定的“群众性政党”( mass party) 的功能。“群众性政党”是与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党组织形式，这类政党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对比状况。“群众性政党”有明确的党章和党纲，有完善的中央机构和广泛的基层组织，有高度的政党认同，因而在动员选民、组织竞选等方面长处很明显。西方学者认为“群众性政党”“代表了政党发展的最高峰”。[1]
什么是政党的最根本的功能？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 E.Buck) 评价说，“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2] 从政党政治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形式开始，政党就作为公众(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公众、政党、政府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于政党功能的具体表述有很多种，比较新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自罗塞尔·达尔顿( Russell Dalton) 、马丁·P·瓦滕博格( Matin P.Wattenberg) 以及巴托里尼( Bartolini) 和彼得·梅尔( Peter Mair) 等人。达尔顿和瓦滕博格对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功能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们分别考察了选举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所承担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
选举中的政党：简化选民的选择
教育公民
创造认同和忠诚的符号
动员人们参与
作为组织的政党：录用政治领袖并争取政府职位
培训政治精英
表达各种政治利益
整合各种政治利益
政府中的政党：获得政府多数
组织政府
实现政策目标
使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化
确保政府对其行为负责
控制政府的行政机构
保持政府的稳定性[3]
巴托里尼和梅尔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政党的上述功能分为两组：(1)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等。(2)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包括政治领导的录用、议会和政府的组成，等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4]
二、政党与公众：代表性功能的削弱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考察，本文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弱化的迹象。政党代表性功能削弱的具体表现为：公民的党派认同降低；公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下降；传统政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率降低；新兴政党、小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极左、极右翼政党或组织力量扩张；各种社会运动勃兴，等等。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组织并赢得选举一向是两大政党活动的中心。美国学者西奥多·洛但曾评论说：“美国两党与选举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两大党的结构是在选举过程中形成的。”[5] 然而，在总统选举和其他选举中，两党选民对党的忠诚和认同感下降了。一是在各级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大大减少。20世纪60年代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为60％左右，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那么不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大约从60年代的4000万增加到了2000年的1亿以上。二是越来越多的选民摆脱了依据政党标签投票的传统做法，而是根据具体问题或对候选人的看法来投票。1956年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4％的美国选民认为投票应主要依据候选人和问题。在1980年的选举中，只有9％的人持相反的观点。[6] 三是选民在选举中跨党投票的现象增多。选民选出共和党人担任一些职务，而把另一些职务交给民主党人。二战后，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投跨党票的选区比例不断上升，1972年增长到44.1％。[7] 四是无党派选民的人数大大增加。无党派选民在20世纪50年代初约占选民的1/5强，1980年则上升到1/3。而且，无党派选民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别，青年人中自称无党派者居多。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既无党派背景、又无从政经验的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 Ross Perot) 异军突起，获得了19％的选票，集中反映了民众对于传统的两党体制的失望情绪。基于这些现象，我国学者李道揆先生主张直接从选举的角度对美国政党的衰落进行界定，“所谓两党的衰落，是指两党在选举中作用(候选人提名、组织竞选)和党对选民控制的削弱。”[8]
与美国的情况相似，选民参选率下降、长期投票支持某一个政党的基本选民不断减少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西欧各国的政党中。而且，在素以组织完备、纪律严格著称的西欧各国传统政党中，党员人数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幅度下降，现有党员也出现了老龄化等问题，这被视为“政党衰落”的最直接、最鲜明的表现。
造成政党代表性功能削弱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化、多元化、分散化，把环境保护、共同参与、生活方式选择等问题纳入政党的视野；原来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分野更加模糊，动摇了传统政党的选民联盟；政治领域中的技术变革，如民意调查的普及、大众媒体的发展，为沟通公众与政府提供了快捷方便的通讯方式，使选民得到了更多的政治信息，掌握了更熟练的政治技巧，降低了选民对政党的依附性和忠诚度，直接影响到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新变化，如专家立法、公民复决等因素冲击了政党的自主权和内部的团结，跨国政府、跨国组织的发展导致新的决策层的形成，也对政党构成了挑战。
不过，对政党代表性功能削弱的程度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各国，政党仍然保持着对选举的垄断和在公众中的重要影响。“工业社会”派生出来的老问题和分化依然是政策取舍和选举选择的更重要根源，因为“物质主义取向”的工人和自我雇佣者(包括农民在内)比知识分子的人数更多。尽管政党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竞争者，但这些竞争者由于自身的缺陷无法真正替代政党的地位。例如，利益集团虽然部分地取代了两大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但因其代表的利益过于狭窄、单一而无法像政党那样执行利益整合的功能，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限。
三、政党与政府：制度性功能的强化
本文在政党功能问题上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政党的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
议会是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政党控制社会和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政党在欧美各国的议会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近年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1998年、英国议会下院1997年、法国国民议会1997年、意大利众议院1996年选举中，绝大多数当选议员有党派背景，只有英法两国各有1名非党派候选人当选。[9] 政党的活动贯穿于议会活动的始终。政党在议会的召开、议案的提出、委员会审议、全体会议的审议和表决、公布等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处理党政关系，尤其是处理执政党( governing parties) 与政府的关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政府结合得相当紧密，一方面形成了“政党政府”( partygovernment) ，其标准是“所有重大政府决策必须由民众在选举中依据党派标准选出的人们作出，或者由他们所任命的并对其负责的人作出；在一党政府中，政策必须由控制政府的政党制定，在联合政府中，政策须经执政各党谈判决定；最高级的官员(如内阁部长，尤其是首相)由各党遴选并通过他们的党向人民负责。”[10] 另一方面，政府不仅仅是政党手中的行政工具，政府也对政党施加影响，塑造着政党。政党与国家之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促进了彼此的渗透、融合。于是，政府成为政党控制下的政党政府。同时，政党融入了政府，实际上成为“准”政府机构。
西方学者通常在政府组成、政策制订和赐职制(patronage亦称“委任制”)。其基本含义是由选举中的获胜者等政治权威指定某人担任某一职位，使其获得权力或利益。赐职制的基础是对权威人物的忠诚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被选择者的能力。赐职制在西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美国更加突出，即我们所说的“政党分赃制”这三个重要领域内探讨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第一，政党与政府领导层的融合。在西欧的两党制、多党制国家，首相和部长等政府的高级官员通常由执政党的高层领导来担任，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在进入政府后仍保留了在党内的职务。美国是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在政府的组成方面有决定权。同时，总统又是他所在政党的领袖。第二，政党与政府在政策领域内融合。西欧国家的政党通过发表竞选宣言、达成执政联盟内部的执政协议、政党领袖会晤、政党代表与政府部长会谈等方式对政府的政策框架乃至具体政策施加影响。政府不仅要执行政党的执政纲领，而且要面对执政纲领中未涉及到或者表达不清晰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必要时还要协调各执政党之间的冲突。第三，通过赐职制使将政党与政府结合起来。赐职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党员和党的追随者参与到政党的竞选活动和政府工作中来。赐职制的程度在西方各国大相径庭。英国、荷兰、瑞典、芬兰等国，赐职制非常有限；美国、比利时等国赐职制的程度较高，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法国、德国则处在两者之间。[11]
四、政党功能的转移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政党衰落”这一说法必须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在政党功能的层面上，决不能说政党已经全面走向衰落。我们目前看到的政党功能的变化趋势，是政党的功能由“群众性政党”在其所谓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程序性)功能并重的状态发展到侧重制度性(程序性)功能。换句话说，也就是作为社会和国家中介的政党，其重心由社会向国家转移。[12]
政党处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交界处，因而是政治体系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因素。政党对社会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反应，并将社会变动以更加缓和的方式传递到政治体制之内；同时又以自身的变动回应外界的变动以释放压力，使之不至于积累到危及政治体制的稳定。这就是政党对政治体制的所谓“减震器”作用。在实践中，西方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其宪政民主制度的稳定，避免重大的社会动荡，其政党政治功不可没。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成为西方民主制度保持动态调整的主要动力和根源所在。[13] 至少在短期内，尽管政党的代表性功能有所削弱，但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然而，西方国家政党功能的转移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尽管政党的制度性功能的发挥仍使政党在短期内无生存之忧，但从长远看，其代表功能的日益削弱终究会动摇政党本身的合法性。在政党表达与整合公众利益的功能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政党将逐渐失去其作为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的地位，像一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14] 而最终被其他组织取代。当然，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们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些传统政党能否面对时代的挑战、赋予政党功能以新的涵义，还有待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