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情境：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的缘由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论战论文,缘由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情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6)03-0046-05 这里所探讨的“问题情境”，主要特指近现代一定时期、阶段内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的相对或相统一的境况。由于近现代中国实际所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致使许多不同的思想理论、主张在被使用时出现了更多地强调其“工具理性”而一定程度上轻视“价值理性”的倾向。另外，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亦导致了对问题发现、解决的规律不可能完全立即获取，相应地在每次共识未达成之前，社会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破题范式之外，还存在着种种其他社会思潮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而上述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决定了“问题情境”成为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的主要缘由与特征。之所以说是“主要缘由”，就在于对近现代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问题如何解决构成双方论战主要的三个焦点。之所以说是“特征体现”，就在于问题情境本身的状态是相对还是相统一的，决定了双方论战的性质，影响了双方论战内容的方式。除此之外，双方论战本身也构成了重要的“问题情境”。 一、问题情境：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的主要缘由 1.近现代中国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一 按照科学哲学的解释，“事实的发现”与“理论的发明”紧密相联，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事实的发现”特别是“问题的发现”既可对原有的规范和理论构成“反常”或实施“佐证”，也可对其进行局部意义上的改变或扩充①。这就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能否对其各自本元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进行所谓的继承与创新，都离不开对具体问题情境的发现。同样，问题情境的发现如何本身就具有定向和评价功能②；相应地对近现代中国问题是什么这一方面所作的判断，关系到无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至文化保守主义各自的发展方向如何，以及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验证方面。这些因素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十分关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中国问题是什么的发现与判断；同时此点也构成了它们彼此间进行挑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即质疑对方问题认定的真实性、恰当性和价值性。如1949年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是“两半”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演化中的一些派别却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与之对抗。以20世纪20年代的玄学派和三四十年代本位文化派为例，前者主张因科学主义的盛行或者将信仰“科学”视为人生观而造成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观的缺失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后者强调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1978年以后，通过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判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是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而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派别——大陆新儒学尽管认识到了中国问题所折射的“世界性”特征，但还是固守文化保守主义所赖以生存的根本立论武器——文化史观来定位中国的问题，得出了作为后发、被动的发展中的国家，因当前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的侵袭所产生的严重文化危机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样的结论，即一方面自视为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西方文明在中国各个方面大肆张扬与膨胀，另一方面民族的主干性文化话语系统或缺失或殖民化，致使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无以对治。 2.近现代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构成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二 此点涉及问题发现的路径、视角和方法等诸多方面。它的呈现形式或与“问题是什么”结合在一起，或体现在其之前、有的甚至之后。但是内容上归根结底还是为“问题是什么”提供一种理论逻辑上的论证与辩护，联系到社会思潮之间的论战来说反映了“问题是什么”背后所折射的各异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以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为例，继就“近现代中国问题是什么”之后，它们还就“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展开了论战。如五四前后在中国实际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上，东方文化派用唯心主义的文化观抵制唯物史观，从而以对当时人们通过唯物史观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启蒙进行“棒喝”，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另外，也在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希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中国社会改造之方案的现实正当性进行消解。为此，当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积极的理性回应。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并不是全把伦理观念抹杀，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之所以强调阶级斗争就在于这种理想观念“因有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马克思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③。在《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中，陈独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不同于宿命论，就在于它不否认个人之努力，但是也强调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需要一个条件即“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对于本位文化派以唯心主义的文化观侧重于从文化层面探讨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运用了唯物史观来作为分析的理论武器，即着重从“外源型”的经济层面探讨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主因。20世纪40年代在历史观上针对现代新儒学的有关错误思想，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错解”“否定”的相关思想(最典型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历史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对中国实际获得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抽象的理论本身有了更加系统而精细化的理解，形成了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冲突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等，这些也构成了中国化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针对第三代现代新儒学把现代化中的问题丛生从根本上归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这种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从阐释了不同于第三代现代新儒学的正确的现代化实践方向、深刻探讨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较为客观地论述了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给予了较为理性的反驳。在当前中国问题是什么及其产生原因的判断方面，针对大陆新儒学所提出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或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形成的思想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集中立足于对这个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诸如如何认识现代性、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问题、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方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实现了对大陆新儒学得以进行立论的这一“肇端始基”错误性的层层“剥解”，也间接映证和衬托了马克思主义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就相关问题判断的科学性。 3.近现代中国问题如何解决构成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三 在科学哲学里面，就问题的发现与问题的解决谁更重要，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杜威、波普尔等人强调科学的进步在于问题的发现，因为问题的发现是人的认知过程得以开展的启动源；而劳丹则主张科学的进步在于问题的解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⑤。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指出两个方面在认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同样，两者之间又是辩证统一的，问题的发现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而问题的解决是对“问题的发现”这一问题本身的有力的执行与回答，是事物由一种相对状态向相统一状态的转换，也意味着新的问题的发现。联系到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来看，它们不仅仅就近现代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展开了论战，而且还在问题如何解决上进行了对峙与冲突。这个方面的论战既是前面两个方面论战内容上的延伸，也是前面两个方面论战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如果说，前面两个方面的论战关系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各自理论层面是否具有价值真理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方面的论战则直接关系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各自的现实的实践真理性又是如何的问题，决定了它们在近现代中国的存在是否具有现实正当性与合法性。如五四前后，针对东方文化派所提出的“儒家文化救国论”这一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揭示了东方文化派“口中”的儒学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探讨现实中有无这样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那么他们的政治儒学主张即儒家文化救国论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另外，还注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救国论现实正当性给予了论证，即承认中国当时还没有直接具备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西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条件；但是强调当时中国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也深受西方资本主义之“害”，为此既不能走资本主义这条“邪路”，也不能走东方文化派所鼓吹的“老路”，而只能走俄国“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新路”。20世纪20年代，针对玄学派企图恢复宋明理学这一传统儒学来实行救国，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其“破”的过程中也进行了“立”，即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彻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案以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较为正确的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救国论”密切联系着现实生活，同时强调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行能够真正有助于人类由“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三四十年代，针对本位文化派提出了开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内在的致命性缺陷进行了揭露，认为它轻视甚至忽视了文化内在民主性建设以及使文化的民族性思想易演变成一种“文化救国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统整并包含文化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这一主张，强调它正确处理了文化层面的民主革命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民主革命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也使民主性元素成为文化自身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成分。改革开放后，对于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家资本主义方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采取冷漠或附和的态度，而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这种回应主要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东亚的崛起是否与儒家精神有关、儒家精神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副作用、“儒家资本主义说”以韦伯思想为理论依据是否合适等三个方面，质疑儒家资本主义方案本身的科学真理性，从而由此消解它的现实正当性。在当下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方案设计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陆新儒学企图复兴儒学以最终达到“儒化中国”这一方案所带来的挑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揭示其将保守主义从文化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具有鲜明的“强挑战性”，批判了其所设计方案的学理层面具有巨大逻辑“漏洞”。另外，也否定了这种方案实现的可行性。 二、问题情境：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的特征体现 1.问题情境的破解性质决定了双方论战的性质 近现代中国问题情境中所需解决的矛盾的相对或相统一的境况，直接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的性质如何，即到底是强挑战性还是弱挑战性的。以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挑战主体为例，如果某一时期问题情境中的矛盾呈现出根本对抗性，特别是具有政治层面阶级矛盾的色彩；那么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明显具有强挑战性，即根本上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解决问题中的指导地位、社会意识构建中的主流地位、中国化实践中即两者的互动结合中的主导地位，企图在上述三个方面代替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相反，在某一时期，问题情境中的矛盾呈现总体统一前提下的差异性，特别是具有政治层面人民内部矛盾的色彩。那么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明显具有弱挑战性，即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积极性作用，但是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解决问题中的指导地位、社会意识构建中的主流地位、中国化实践中即两者的互动结合中的主导地位等方面表达了质疑，以最大限度地间接论证传统文化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正功能。1840-1949年这一时间段，中国处于“两半社会”情境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主要靠山，后者是前者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致使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在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成分科学区分成人民大众的传统文化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文化的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所出现的批判、否定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给予了根本性挑战，误以为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性否定。同样面对封建专制统治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而逐渐土崩瓦解，产生了这种结果亦会使“中学”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心理反应，从而企图不断地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的权威性。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20世纪20年代的玄学派、30年代的旧哲学派、三四十年代的本位文化派、40年代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所构成的挑战，就属于这种强挑战性。1949年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代之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性质，更多呈现出人民内部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差异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具有弱挑战性质。如伴随着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来的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留在大陆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们大多数通过亲身体验社会实践从而自愿地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改造，并对其过去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这些致使原来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强挑战型关系的文化保守主义，逐渐转变成了维护型或弱挑战型的关系。1978年以后，以第三代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以“弱挑战”的面貌呈现，而不再如第二代现代新儒学那样表现出强挑战性的姿态；但是，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因姿态的改变而彻底消解，却依然客观存在着，如体现为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丛生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真理性；儒家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优良方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否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格局是否可以是多元化的等方面，以质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及其指导下的实践的现实正当性。 2.问题情境破解的迫切状况影响了双方论战内容的主次排序 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论战的内容可以分解为间接式挑战(即对不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为何产生以及问题如何解决等方面，两种思想文化提出了不同的判断和认识，这些差异性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挑战)和直接式挑战(即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中国化马克思理论在解决问题情境中所面临的问题时，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具有适用性、依据理论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具有有效性等方面直接开展质疑与挑战)两种类型。尽管在每一次论战中这两种类型都总是交错在一起，但是又会呈现出某一种方式为“主”而另一种方式为“次”的情形。这种情形会受到特定时期或阶段中国问题情境破解的迫切状况的影响。如当某一时期或阶段中国问题情境的破解呈现出迫切性，再加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产生较大影响时，往往论战内容上表现是两者并存即“复合性”，以五四前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文化派、20世纪4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论战为典型。当某一时期或阶段中国问题情境的破解迫切度暂时处于缓慢，再加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又遭受挫折，往往论战内容表现是直接性挑战为主间接性挑战为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所构成的挑战就是此种代表。如当某一时期或阶段中国问题情境的破解呈现出迫切性，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遭受挫折时，往往论战内容表现是间接性挑战为主直接性挑战为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本位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所构成的挑战就是此种案例。 3.双方论战本身就构成了重要的微观问题情境 如果说上述在探讨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战时，将其置于一定的问题情境中。这里的“问题情境”，更多的是从宏观方面给予理解和把握的，就是指近现代中国实际中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相对的或相统一的境况。那么，相对于这种宏观问题情境而言，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微观的问题情境。这里的“微观问题情境”，至少有以下两层内涵：一是由于近现代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导致了无论对双方的任何一方而言，如何应对对方所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自然会成为它们各自在近现代中国实际的演变实践中所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情境之一。二是除了第一层内涵中所具有的“问题”(即应对对方的挑战)这一核心和最基本的要素之外，它们之间的论战还具备了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专著《未来的冲击》中所提出的“情境五要素”，即任何一种情境都可以用五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它们包括“物品”——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场合”——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一批角色，这就是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⑥。具体联系到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论战来说，这里的“物品”就是指因主客观实践所造成的具体而特殊的国情，如1949年之前双方论战发生在“两半社会”这一国情下，1978年以后的论战又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下；有一个场合，就是这种挑战发生于近现代、当代乃至未来的中国这个舞台或地点上；有一批角色，如从学术思想史维度看彼此都有一批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如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先后形成东方文化派，玄学派，旧哲学派，本位文化派，第一、二、三代现代新儒学以及大陆新儒学等派别；有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诸如挑战时都形成一些团体、机构派别，乃至依附于一些政治组织，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杂志等，如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先后创办了《东方文化》《文化建设》《鹅湖》《原道》等杂志；有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如“体”与“用”、“中学”与“西学”、共相与殊相、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 ①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0-271页。 ②张掌然：《问题的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237页。 ③《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93-194页。 ④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⑤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⑥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