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批判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格罗论文,斯曼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通常以一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为人所知。不过，很少有人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起来。可事实上，早在1925年他就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1929年，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orie）作为研究所丛书的第一卷出版。该书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战给出了自己极有价值的回答，并在事实上为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必需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发展。这使得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快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放弃。
一、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形成
格罗斯曼生于1881年，比卢卡奇年长4岁。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他在1925年加盟社会研究所之前的那段经历与思想发展所知甚少，甚至连他是否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党员都不是非常确定。有鉴于此，澳大利亚左翼经济学家库恩历时多年，于格罗斯曼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完成了一篇关于格罗斯曼早期政治活动与经济学、政治思想的详尽传记，① 从而使人们对他的早期思想发展第一次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根据库恩的传记，我们知道，格罗斯曼1881年生于当时属于奥地利的波兰西加利西亚省首府克拉科夫的一个非常富裕的犹太矿主家庭，他曾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学习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并于1908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在1925年被迫流亡德国之前，格罗斯曼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8年以前是第一个阶段。早在大学时代，格罗斯曼就积极投身加利西亚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加入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与其他知识分子党员不同的是，格罗斯曼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成为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在领导当地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坚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倾向，最终与该党决裂，并于1905年5月1日在当地大多数犹太工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加利西亚犹太社会民主党，同时出任党的总书记直至1908年。1908年中东欧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后，格罗斯曼选择退却，到维也纳从事经济学研究，并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统计学家。在维也纳，他结识了希法亭、鲍威尔、格律恩堡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并系统研究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于他来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一，他们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力图从马克思那里为社会主义运动找到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和哲学基础；第二，他们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很显然，1908年之前的政治活动为他接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接点。正因为他是基于自身的政治实践来接近、理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像后者那样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中忽略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罗斯曼是奥地利的一名炮兵军官，并几次担任奥地利某地的管理者，直至哈布斯堡王朝垮台。1919年波兰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选择回到波兰，任职于中央统计办公室，先后负责波兰第一次国家财政普查和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1921年，他到华沙的自由波兰大学任教，并于次年被任命为经济政策教授。与此同时，他重新参加政治活动，于1921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并成为自由波兰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此后几年间，他多次因为政治原因被资产阶级政府短期拘押，最终不得不于1925年流亡德国，应格律恩堡之邀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社会研究所。
作为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的一个积极成果，格罗斯曼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日益浓厚。1919年6月16日，他在波兰科学院发表了《经济危机理论》的演讲，②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的理解。在当时欧洲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的时代背景下，他颇为深刻地强调，资本主义的当前危机并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其内在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必然趋势。为此，他特别强调应当运用马克思所创立的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而这种方法的基础就是《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就分析框架而言，他基本延续了鲍威尔和希法亭的思路，用不同生产部类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失调来解释危机的形成，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他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强调价值二重性学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并运用这一学说对为什么会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进行了解释；第二，基于自己的革命实践，以及在列宁的革命学说的影响下，他强调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我解放。
《经济危机理论》演讲之后，格罗斯曼日益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为此，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核心是如何将利润率下降规律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结合起来。1922年前后至1926年末，他一直在准备一部题为《“纯粹的”和经验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手稿，即1929年最终定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期间，他分别于1923年、1924年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的短文和题为《西斯蒙弟及其经济学说：他的思想的新阐释》的小册子，对自己形成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个别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他越发重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惟一的科学理论，它预见、分析了正在展开的发展过程，并对它们的历史发展即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过程的规律进行了简要阐述。机会主义的研究顽固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至今依旧在歪曲，但面对现实，这些企图注定要失败”。其次，他把“重建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批判地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特定部分尤其是他的再生产过程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两大任务，目的是据此建立自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最后，他明确地将自己的危机理论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力图发现、论证后者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此，1924年他专门分析了“经济拜物教”问题，试图找到重新恢复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③ 就此而言，美国新左翼学者雅格比的评论很有道理：格罗斯曼20年代初期的理论立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具有一种平行性，或者说格罗斯曼力图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提供一种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④
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及其危机
为了使格罗斯曼摆脱在波兰受到的政治迫害，时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律恩堡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职位。1925年初，格罗斯曼加入社会研究所，开始潜心致力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4年后，他出版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以下简称《积累规律与崩溃》）一书，集中阐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问题的基本看法。
格罗斯曼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分析基础上的。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的《经济危机理论》演讲中，他就把马克思的价值二重性理论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在《积累规律与崩溃》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含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价值的生产两个层面，就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言，这一过程可以是无限的，但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这就使得它不可能像纯粹的使用价值生产那样可以无限继续下去。“从纯粹的技术角度看，作为一种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在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所要求的价格稳定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发展遭遇到了障碍。如果利润没有了，生产过程也就中断了。”⑤ 在解释为什么生产过程会中断时，他利用了鲍威尔所阐发过的再生产图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争论中，鲍威尔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相关论述，推导出了一个再生产图式。这一图式在假定不变资本的积累率高于可变资本的积累率的前提下，通过4年一个周期的分析，得出了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但永远不会消失的结论。⑥ 很显然，鲍威尔的这一图式的政治结论是资本主义不存在内在的危机，因此国家可以采取措施消灭经济危机。格罗斯曼当然是坚决反对鲍威尔等人的这种“新和谐论”主张的，不过，他肯定鲍威尔的这一图式基本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精神，但需要进行修正以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一是他取消了不同的生产部类，二是将分析周期扩大到36年，最终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会在第34年后遇到困难，在第36年完全崩溃。⑦
作为资本主义崩溃趋势的一个自然结果，经济危机随之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注定就会主动地灭亡。“很显然，正如列宁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绝对没有希望的状况。在相关描述中我已经提出崩溃不是必然地自我爆发出来的。它的完全实现可能被相反的趋势所抵消。在那种情况下，绝对崩溃将转变为一种临时性的危机，随后，积累过程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换言之，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通过向积累水平更低的国家输出资本重新开始。危机时期对不变资本进行急剧贬值也可以增进价格稳定。在躲避灾难的时候削减工资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不过，这些与鲍威尔图式所要求的假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它们的解决都只具有暂时性的功效，而不是根本性的。因为重新恢复的积累会重新产生过度积累和不完全的价格稳定现象。”⑧ 在《积累规律与崩溃》的第三部分中，格罗斯曼从抽象的图式分析推进到具体的现实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利润率所可能采取的自觉措施与不自觉措施进行了详实的研究。“资本主义为恢复盈利而采取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可能以重新组织国内资本体制（例如削减生产成本，运用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影响经济）的形式，或者以重建世界市场的贸易关系（国内企业联合、更廉价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等等）的形式出现。这包括不同的企图，但目标都是使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完全合理化。”⑨ 在对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扩大投资、改变人口水平、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等可能反作用于利润率下降的各种措施进行逐一研究的过程中，他都证明，它们只能够暂时缓解崩溃趋势，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⑩
如果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那么，这种崩溃如何才能从一种可能的趋势转换为一种现实呢？格罗斯曼最终回到了他真正关切的主题：无产阶级革命。在《积累规律与崩溃》的序言部分，针对读者可能的误解，他专门强调指出，“因为在研究中，我谨慎地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仅仅描述资本主义崩溃的经济前提这个范围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是‘纯粹的经济决定论’者。我们无需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浪费多过笔墨，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广泛探讨政治革命的同时，确实对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有所忽视，因而未能恰当评价马克思的崩溃理论的真实内容。我的惟一目的就是来填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这个空白。”(11) 他在这里所说的“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指的主要是列宁和卢卡奇。在他看来，列宁和卢卡奇已经分别在政治和哲学层面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卓越的论证，而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补充。在《积累规律与崩溃》被英译者删节的结尾部分，格罗斯曼基于自己在波兰的革命实践，以类似列宁和卢卡奇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最终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成功，那么，“剩余价值率的降低，随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加速崩溃就会发生……在客观基础上的必然的崩溃观念与阶级斗争当然是不矛盾的，这一点非常清楚。相反，除了它的客观必然性，崩溃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进行斗争的阶级的活生生的力量的影响，并为积极的阶级干预留下空间。……只是在目前，理解以下问题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在资本积累的发达水平上，工资的每一次明显增加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什么每一次重大的经济斗争都必然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的生死问题、政治权力问题。……工人阶级与日常需要相关的斗争必定与其对最终目的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以思辨的方式从外部引进一个工人运动理想，由于这种理想的实现脱离当前斗争，最终变得遥不可及。相反，资本主义崩溃规律已经显现在这里，这种最终目的是直接的日常斗争的一个结果，这些斗争能够加速它的实现”(12)。
三、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
在最早从事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的美国学者马丁·杰伊看来，尽管格罗斯曼直到1940年都在社会研究所，可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思想气质上他都和格律恩堡一样，属于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具有考茨基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寂静主义意蕴”，而这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要批判的。(13) 现在看来，马丁·杰伊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尽管格罗斯曼利用了鲍威尔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资源，但他的危机理论恰恰是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在对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进行改造利用的基础上，他有力地证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但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目的并不是像考茨基等人那样，要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动性，等待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将人类社会带进社会主义社会。与此相反，他的目的是表明，无产阶级只有发扬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从各个方面积极地批判资本主义，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利用崩溃趋势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变成一种现实。就此而言，他的危机理论不仅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完全一致，而且还为后者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补充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从时间上，自1931年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就正式开始形成了。不过，在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理论传统，他们主要还是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逻辑框架中进行思考。这也就是说，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同样为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事实也正是如此。按照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危机时期。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为他的危机理论提供了一个极为雄辩的基础，牢固确立了他作为社会研究所主要经济学家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霍克海默1932年主编的《社会研究杂志》第一辑在显要位置上刊发了格罗斯曼的《马克思的价格转型理论与危机问题》，而该文不过是对《积累规律与崩溃》中既有观点的一种浓缩表达而已。就年龄而言，格罗斯曼确实要比霍克海默等人年长一辈，不过，这并没有成为双方思想交流与整合的障碍。在1935年的《社会研究杂志》第二辑上，我们看到，霍克海默以颇为赞赏的口气以编者按的形式推荐刊发了格罗斯曼的长文《机械哲学的社会基础与手工业制造》，而该文的基本逻辑框架与学术结论与霍克海默等人同时期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研究是基本一致的。这从一个非常深刻的方面揭示了格罗斯曼与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领导的学派主流的关系确实逐渐疏离，最终导致他于1940年退出社会研究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上。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的上台，以及美国“新政”的实施，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似乎又变得生机勃勃了。面对这种新发展，格罗斯曼与学派中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家波洛克发生原则分歧：他依旧坚持自己既有的危机理论，未能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发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后者则在他所提供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这种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预见，从而逐步取代他成为学派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提供者。
注释：
① Rick Kuhn,“Henryk Grossmann,a Marxist activist and theorist: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8(2000).
② Henryk Grossmann,“The Theory of Economic Crises”,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8(2000).
③ Rick Kuhn,Henryk Grossman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pp.103-107.
④ Russell Jacoby,“The Political of the Crisis Theory:towards 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Ⅱ”,Telos 23 (Spring 1975).
⑤ 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translated by and abridged by Jairus Banaji,London:Pluto,1992,p.119.
⑥ M.K.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 1:1883-1929,London:Macmillan,pp.115-120.
⑦ Ibid.,pp.318-326.
⑧ 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pp.95-96.
⑨ Ibid.,p.133.
⑩ Rick Kuhn,Henryk Grossman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pp.131-134.
(11) 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p.33.
(12) Rick Kuhn,Henryk Grossman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pp.135-136.
(13)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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