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3－0040－07
中国共产党近九十年的实践表明，党自成立以来开辟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条是以井冈山道路为标志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一条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探索设计完成的；第二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辟、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大以来的党的领导集体继续接力、在今后还将在实践中由党的新的领导集体继续发展和加以完成。
两条道路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第一条道路是第二条道路的前提，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开辟第二条道路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毛泽东的探索出现一些失误，甚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就否认他的艰苦探索，否定他的探索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取得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呢？
一、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对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他说，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1]P315在七大口头报告中他还说：“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1]P394
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必然结果。正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1]P33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是在总结了“从城市到乡村”此路不通后，才从中国实际出发，改走“从乡村到城市”道路的。
建国后，到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进行？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完全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建国初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照搬俄国人创造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照苏联模式搞的。胡乔木后来指出：“向苏联学习，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当时难免发生照搬照抄，所以后来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2]P22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阴暗面，毛泽东因而更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以苏为鉴”、“少走弯路”、创造中国自己的道路问题。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对苏联经验和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P41他说，“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231957年他指出，“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建设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4]
1959年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建设，我们都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63年他谈到，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没有了先生，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模式。从1956年起，他更想避免走苏联的“弯路”，根据中国实际走出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二、创造“新的理论”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5]P204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P109
他明确提出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新的著作，尤其是后者，可与《实践论》、《矛盾论》相媲美。可惜由于他继续探索不成功，由于他旋即卷入“反右派”、“大跃进”和六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越演越烈，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对“适应新的需要”的“新的理论”、“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应当怎样求索？最终未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但当时他能提出需要“新的理论”，仍然是弥足珍贵的思想。
三、初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
1960年前后，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以及造成的三年困难，有一定的认识，虽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但他承认找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己的道路还任重道远，还不成功。他在1958年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就指出：“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6]P72他说自己对经济工作不懂，不如陈云。他说：“就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6]P3031960年在《十年总结》中他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6]P198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6]P300－30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承认党“犯了错误”，“付出的代价很大”。1960年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指出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6]P216
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指出：“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6]P277这表明，通过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教训，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已开始有所触及，但又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省悟。这就为后来经过更严重错误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作了一定的前期思想酝酿和铺垫。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论十大关系》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关于重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关系论”，关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关于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等的重要论述，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杰出运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矛盾关系的研究。毛泽东指出，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各种关系，涵盖了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思想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他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都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重视和善于处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思想，并有许多新的发展。
毛泽东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诸种矛盾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相比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在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奠基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无阶段之分，进行了一定反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6]P116他指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还不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更不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提出社会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本身也有阶段之别，分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虽然对这一思想他当时还不可能展开论述。
他还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6]P1161962年1月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6]P302
可以说，八十年代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邓小平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深刻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承接与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从而发展为崭新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独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根本不同于苏联及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有共性一面，但也有重大差别。毛泽东当时还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但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结合1958年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等错误，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两种所有制形式下是否应存在商品经济，做了一些反思和探讨。1959年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亿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6]P34他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都是历史范畴，不可能永远不变。“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6]P137这里他一方面指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等一样，都是适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我国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在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必须通过商品形式来实现产品交换，特别在对待农民方面，不能剥夺其劳动产品，而必须通过商品生产交换；另一方面，又指出它们都是历史范畴，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因此不仅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有所发展与变化。
毛泽东上述重要观点为后来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有重大启示作用；对中国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重大启示作用。
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和谐哲学”，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似乎是“斗争哲学”；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如此等等。笔者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称之为“斗争哲学”，更不能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对立起来。恰恰相反，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其哲学基础都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哲学。毛泽东的“三论”：《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说“一万年都要调查研究”，“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不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已有新的推进，已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新科技革命相结合，与时代新变化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一步更好地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已发展到新阶段。
八、启示与教训
毛泽东自1956年起开始进行探索，应当说，有不少真理思想的闪光，但总体上来讲没有成功，先是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步入歧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为什么没有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自己的道路”，而且后来还犯了更严重的错误，走上了歧路？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只搞了十年，正反面经验积累都还不够，这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而民主革命时期，党是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的。
正如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抗战时期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6]P299
第二，当时我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西方封锁中国），处于冷战格局之中，党的领导人视野不够开阔，只了解社会主义阵营情况，而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情况，不了解人类现代化的共同规律。
毛泽东当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主要参照系只有苏联模式、苏联经验。他当时参考的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8年他提出“大跃进”口号，确定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主要也是参考苏联的经验。后来他在1960年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6]P117到1961年他说：“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6]P236这时，他的视野，他的思维的参照系，已从只看到社会主义苏联而转到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对1958年提出的“赶美超英”、到1961年钢铁达到两千三百万吨、赶上英国等等，进行了一定反思。
第三，当时总结历史经验不彻底，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和纠正错误。这与当时没有彻底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有关。
毛泽东当时讳疾忌医，认为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面并没有错，只是具体政策不完善，有时急躁冒进，所以通过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等就可以解决。这突出表现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从开始的拟纠“左”，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再次刮起“左”倾错误风。后来1961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经验时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匆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以上。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接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6]P273这表明，这时他已认识到传达庐山会议决议造成了党内“左”倾错误的更大发展，但他没有认识到庐山会议决议反右倾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不是会议传达范围大小的问题。
第四，应该说，由于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后又成功地进行了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特别是由于党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存在“家长制”、“一言堂”，因此不存在由党内他人批评他的错误的可能，不存在向他问责的可能，只有靠他本人能自觉认识错误，而这对谁都是很难做到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检讨了“大跃进”中的部分错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空想社会主义。既然靠群众运动大办钢铁发展生产力不行，那就靠群众运动来发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吧，来直接抓防腐防修保江山吧。没有彻底正视自己的错误，怕彻底否定自己，怕影响自己的威信，这恐怕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为“反左”又转为反右的根本原因。
第五，他仅承认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入”，而没有看到实质上是认识的严重错误。
当时我们党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历来主要来自苏共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而俄国人自己也并未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虽然毛泽东自始至终强调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也看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但是他当时未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如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是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搞社会主义而言的；而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预见到。我们是否应照搬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设想，当时他没有真正意识到。如果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前提都未真正搞清楚，当然也就谈不上与实践成功地结合。
第六，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错误，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重新印发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对本本主义》（《关于调查研究工作》）一文，对了解实际情况讲了很多话。但是，当时的调研主要放在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五风”和“一平二调”等方面，而没有上升到反“左”的高度。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尤其在天灾人祸引起的饥饿等方面，各级干部不可能说真话，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毛泽东成功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自己的道路”，但在艰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时，则没有成功。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无论其正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对后来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都有重大启迪作用。
［收稿日期］201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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