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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1)02-0018-09
领导集团的腐败与政权的自毁完结
18世纪后半叶，清王朝由盛世走上了衰败之路。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地主、官僚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一触即发。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在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在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广大人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目睹朝廷腐败、科场黑暗的现实后，立志建立一个公平正直之世，创立了拜上帝会，扯起了反清义旗。太平天国就是在反抗清朝腐败黑暗统治的斗争中兴起的。
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太平天国实行的政策措施与清政府腐败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提出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行圣库制度，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对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军队的纯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起义队伍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由2万人发展到50万之众。太平天国在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攻克南京的重大胜利。
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其农民起义固有的矛盾与弱点，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既同地主阶级相对立，又同封建主义相联系。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起义伊始，这种思想便露出苗头。永安突围前，洪秀全下诏，以“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景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来鼓舞太平天国将士的士气。他们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并以此为号召，许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就是冲着升官发财、“威风排场”的目标而来。太平天国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清王朝为己任，但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最终只能与封建主义合流。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当初满怀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但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开始由广大农民利益的代表向封建统治者的方向转化。他们大搞封建等级制，安于享乐，追求奢华的生活，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酿成内讧悲剧。太平天国走入了封建腐朽统治的死胡同，某些方面与封建王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起义之初，首义诸王之间，物质待遇大体相同，等级界限并不悬殊。“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从东乡登极到永安建制，太平天国一步步建立起封建政权的雏形，定都天京后，其等级贵贱愈加分明，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规定。燕王府牧马人只是因为坐在门前见了东王的同庚叔没有起立，就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昔日“敞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素作风多被抛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从此荡然无存，太平天国领袖们“胜过同胞骨肉亲”的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睽隔，猜忌日生”。
其次，大兴土木，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太平军入城不久，便着力建造天朝宫殿。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雄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他们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始终。远自武汉，近至苏浙，王府官舍，相望道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就建在太平天国日渐衰败之际，李鸿章曾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窟。”诸王权贵争奢赛富，大搞华丽排场。他们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实际却追求物质享受，圣库成为太平天国领导人任意支配的私财。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天朝各官在服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天王乘金车，由美女手牵而走。清文献载，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他们肆意挥霍公共财物，圣库制度被破坏，军需供应大为削弱，给后期保卫战造成严重恶果。就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之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却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洪秀全有八十八个后妃，历代封建帝王虽拥有三宫大院七十二妃，比起洪秀全来，还是要逊色三分了。
第三，争权夺利导致“自毁长城”的内讧。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深居内宫，不思进取，大过其“万岁瘾”，把天下大事交给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不满足其九千岁的位子，最后发展到“逼封万岁”，终于在1856年9月酿成天京事变。北王韦昌辉借机杀东王及其部属2万余人，翼王石达开逼天王诛韦后，回到天京辅政，天王加封其为义王，却又处处牵制，“君臣疑忌”，导致石达开分裂出走。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首义六王只剩下洪秀全孤家寡人，“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太平天国开始走向衰败。当时有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最后，任人唯亲与滥封王爵。洪秀全登上天王宝座后，大搞家天下，封其子洪天贵福为幼主。天京事变后，失去制约的天王更是“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曾宣布天朝永不封王。可在天朝事业刚刚出现转机时，天王又封刚从香港回来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引起了将士的不满。为搞平衡，他又封战功卓著的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结果导致攀比封王之风。封王不问功绩与才干，而是“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更有倚仗权势、卖官鬻爵者。结果共封王2700多个，这些人一旦受封，立修王府，盘剥民脂民膏，故当时传有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滥封王爵造成诸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危险局面，太平天国日渐衰微，最后的灭亡在所难免。
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纲领完备，曾席卷大半个中国，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无法相比的，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覆灭的厄运。历史上许多封建政权从清明到腐败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天京，不过短短数年时间，追求权力名位、追逐奢华的腐败之风就自上而下，迅速蔓延，从而导致内讧的发生。孙中山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以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可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是自己打垮了自己，也正像鲁迅先生所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多是内里蛀空的。太平天国因反对清政府的腐败而兴起发展，却因自己搞腐败内讧而灭亡，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军事决策的失误与天国的败北
太平天国政权存在的14个年头里，始终处在与清政府军事对抗、军事交锋状态之中。在14年的军事斗争中，天国领袖们在军事战略决策方面，确有一些正确和高明之处，如金田起义、两破江南大营、两次西征等，但也有不少失误的战略决策。在失误的战略决策指导下的战役、战斗，未必都是失败的，但失误的战略决策或改变了太平天国有利的战略态势，或加速了太平天国的不利战略态势的演进，酿成了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因此，从军事角度审视，天国领袖们军事战略决策的失误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观太平军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大致以1856年“天京变乱”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天国领袖们在军事战略决策方面有过不少重大失误，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前期两次、后期两次加以说明。
定都南京是太平天国前期最大的失误。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洪秀全与杨秀清就太平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发生争议，洪主“北进”，“取河南为家”；杨主“东下”，“专意金陵”。双方争议结果，洪从杨“专意金陵”主张。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定南京为首都，曰“天京”。
定都南京，虽然满足了太平军官兵荣入“小天堂”的欲望，并切断清政府粮食主要供应地江浙两省与京师的联系，给清廷以重大威胁，但是，就战略而言，其失误却是致命的。它违背了武装起义“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列宁语）的军事原则，使清军赢得了喘息和调整军事力量的时机，从而使太平军由积极的攻势战略转入保守的守势战略。定都南京的消极作用是无法弥补的，诚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云：“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行动迅速，一旦抛弃这个原则，既存的政治机构就可以巩固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革命了。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的错误。如果他不让敌人有时间喘息，从惊慌失措之中恢复过来挽回颓势，而集中兵力直捣北京，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光辉灿烂的胜利进军就会使他几乎不遇抵抗地占领清朝京城，而清王朝的崩溃就会使他一举得到整个的帝国了。”
定都南京后不久，太平军偏师北伐，这是太平天国前期又一军事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按常理，既然定都南京，那么军事决策即要着眼巩固和发展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目标理应针对来自长江上游的清军及清江南、江北大营。而洪秀全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的用兵常理，于1853年5月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2万余太平军北伐，并规定了“疾趋燕都”的作战原则。在北伐的同时又展开了西征（西征的决策是正确的）和攻打江南、江北大营，这就造成了太平天国三面出击的态势。尽管洪秀全后来又两度增派北伐援军，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北伐军于1855年5月全军覆灭。北伐之役，使太平天国白白丧失七、八万精兵，大伤太平军的元气；由于分兵进攻，西征亦遭到重大挫拆。对此，香港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认为：既已定都南京，“中央军之分配于各据点，以巩卫中枢，自是必要与适宜”；北伐之决策，“是大错特错”；西征与北伐，“两败俱伤”，“倾覆虏廷之革命大业休矣”。
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的军事活动总体上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此时期，太平天国军事战略决策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李秀成攻打上海。
首先说明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战略决策得失问题上，我们不能绝对否定进攻决策。评判后期进攻得失的依据应当是：是否有利于保卫和加强天京政权的安全；是否有利于太平天国整个战略态势向好的方向变化。据此原则，李秀成攻打上海的决策是一个重大失误。
李秀成首次进攻上海是在1860年8月。此时，李秀成已建立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李秀成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不顾天京西线战场，以“诛剿残妖”为由，进攻上海。首次进攻上海，尽管矛头只对准上海地方当局，但同时引起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极大恐慌。上海地方当局即借助华尔洋枪队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李秀成首次进攻上海遂告失败。1862年1月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此时已把斗争矛头同时针对清政府和外国列强。李秀成在《谕尚（上）海、松江军民》中明确警告外国侵略者：“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本应无可厚非，但从当时整个斗争环境来看，对太平天国是极为不利的。
李秀成在第二次攻打上海之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与列强已达成妥协，而慈禧太后通过1861年11月的辛酉政变，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慈禧太后在地方督抚的请求下，同意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在李秀成第二次攻打上海期间，清政府即于1862年2月8日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中外共同主持有关上海防务事宜，这样，列强公开撕破“中立”的幌子，与清政府共同对付太平军。在中外反动军事力量面前，李秀成进攻上海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正值太平军与清军、洋枪队在上海周围激烈交战之际，天京告急，“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棒诏”至李秀成军前，李秀成不得不奉诏率师回援天京，第二次攻打上海遂即作罢。
可见，李秀成攻打上海，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外反动军事力量的联合，使太平天国从原先面对的一个敌手变成了两个敌手。从李秀成攻打上海的全过程看，李秀成攻打上海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首先，这时太平天国政权已走向衰败，要维持天京政权，首要的是对付西线的湘军，以保卫天京的安全，而绝不是攻打上海。其次，上海并不是危及天京安全的军事战略要地，有没有上海，对1860年之际的天京政权来说，已是无关紧要的了。李秀成贸然决定攻打上海，是从他一己私利出发的，为扩大自己的地盘，竟置太平天国全局于不顾。第三，上海是外国侵略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暂时不打，抑或能延缓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进程。
太平天国后期另一重大军事决策失误便是洪秀全拒绝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的建议。
1863年3月起，曾国荃的湘军逐渐攻占天京周围的大小城镇。是年年底，天京已逐渐变成一个“孤城”。12月底李秀成回到天京，便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指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师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诚别走”。李秀成的建议，是洪秀全摆脱困境、保存自身、重振队伍、另谋出路的唯一良策。然而，洪秀全不但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并严辞训斥李秀成：“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洪秀全拒绝“让城别走”建议后，死守京城，束手待毙。1864年3月初，曾国荃湘军合围天京城。6月1日，洪秀全因食“甘露”患病而死，7月19日，天京陷落，天平天国遂告失败。
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是战争的14年，太平天国领袖的军事战略决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误说明，这场农民运动缺乏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缺乏具有高瞻远瞩、统揽战争全局的军事智囊团，实是太平天国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照旧交粮纳税”与农民兄弟种瓜得豆
太平天国的兴衰与其土地赋税政策密切相关。农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未能实现自己的意愿，相反，却沿袭清政府的土地与赋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农民兄弟种瓜得豆。太平天国历史证明，农民阶级仅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作为一场旧式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制定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土地和赋税政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刊行的《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只是农民起义领袖们理想天国的蓝图，在实际中却行不通。《制度》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反映了广大农民对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理想社会的渴望，然而它更多的则是空想。《制度》实行的前提是稳定的和平环境，但太平天国战事频仍，实际控制区极不稳定且地域有限，这决定了太平天国既无人力也无法查田定等，分配土地。《制度》将全国土地划为三级九等，将质量上乘之田定为1200斤，以下每降一等级减粮产100斤，这一产量在小农耕作的近代中国不仅达不到，且等级划分繁琐，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我国近代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农民安土重迁，要将稠密的人口迁移到广漠地带，不可能办到。《制度》的空想还表现在产品分配上，要求农村基层组织“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其他“各物及钱粮亦然”。二十五家婚丧等事所需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这种规定近乎荒唐，农民虽是劳动者，但他们毕竟是私有者，私有观念颇强，总希望自己发财致富，要将他们所有的剩余产品交给天国圣库是办不到的，这种吃大锅饭的做法必将挫伤势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余粮交给国库，农民手中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产品，这意味着太平天国将成为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太平天国处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这种取消商品经济的做法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必然要碰壁。
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土地与赋税政策，太平天国最终不能根本解决自身的粮食给养问题。太平军由广西进军南京，采取流寇主义作战方式，无战略后方，缺乏持续的钱粮支援。太平军的钱粮来源主要依靠教徒的捐献、富室的贡献和“打先锋”，“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这些方法曾确保了起义军的急需，也吸引了众多饥寒交迫的农民投入斗争。定都南京初，太平军进军南京沿途所获取的钱粮加上攻破南京所得的资财空前充足，至1853年底，仍有米谷约数百万石。但是，太平军实行公产制和军事供给制，天京居民“男妇几九十万人”，加上移师南京的太平军几十万，如此众多人口，开支浩繁，粮食供应逐渐捉襟见肘。据清史料记载，太平军“初入城，发粮无数”，及到冬天，“粮少，乃议发稻”，“是岁冬月所入截算，仅敷两、一月贼粮矣！”1854年夏，天京发生了第一次粮食危机，全城“悉令吃粥，否则杀”。如何保证天京城百万军民的钱粮供应，这是太平天国领袖们决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853年定都天京后的西征，太平军每到一地，仍实行“打先锋”、贡献等获取给养的办法，这对于采取流寇主义作战方式的太平军来说，勉强能够应付，但用这种方法解决天京的长期粮食供应，却是不可能的，因为能够逼迫贡献与用以“打先锋”的地主富豪毕竟有限。正因为如此，到1853年秋，天京以外的许多太平天国控制区域，诸如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改变获取给养的政策，而按照清政府办法征收钱粮，“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呼之欲出。1854年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提出“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请“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立即得到天王洪秀全的批准，反映出太平天国领袖们解决给养问题的迫切心情和认识上的一致。从现有资料来看，太平天国始终贯彻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当然，太平天国并没有放弃建立平等平均社会的美好理想，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太平天国曾三次刊印《天朝田亩制度》这份文件。
由《天朝田亩制度》到“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天国实行较为现实的土地与赋税政策，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却因此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争取了中、小地主，但同时又使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封建化。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是清朝统治者，主要打击对象是豪绅大地主，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就是允许中、小地主收租，从而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区别对待。由于这一政策，使得“各府州县，无不闻风向化，输将踊跃”。不仅如此，中、小地主还参加到太平天国乡官队伍中来。太平天国设立乡官，其重要职责是征收钱粮。征收钱粮的主要依据是粮册，由于农民起义，各地粮册有的散失，有的焚于战火，太平天国到处“勒民呈册”。当地的地主，对租赋的情况比较清楚，旧粮册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太平天国在选拔乡官时，有不少地主分子被推举出来。而太平天国只要允许地主存在，照旧交粮纳税，地主分子就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太平天国做事，参加太平天国政权。在晚清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中，就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任命地主分子或地主分子愿意担任乡官的记载，诸如“胁田亩多者充伪官”，“以兵胁其乡之士人，污以伪职”，业主“甘心蓄发助威”等。地主分子充当乡官，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敲诈勒逼，无所不至”。太平天国本意争取中、小地主，其结果却是基层政权逐渐封建化，这恐怕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没有料到的。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太平天国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但在执行过程中又激化了与中、小地主及农民的矛盾。太平天国交粮纳税数额与清政府田赋相差无几，然在业主向太平天国交粮纳税的同时，太平天国又严格限制了业主收租，以减轻佃户的负担，这使农民初尝起义胜利的果实。可是这样做租赋比例又严重失调，业主“所得不偿所失”，“几难糊口”，从而使业主对太平天国产生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地主隐匿地产，规避田赋，抗欠钱粮，浮收苛派，以弥补地租收入之亏损，而这些又使太平天国田赋收入锐减。太平天国后期占据江浙富庶地区，却接连发生粮荒，虽说与清军的包围封锁不无关系，但田赋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为了解决粮饷危机，太平天国继续采取“打先锋”办法，城中富户沦落了，即将“掳城”改为“掠野”，和百姓争割稻麦。沈梓《避寇日记》说：“乡镇财物被掳罄尽，百姓渴望秋收为生计，赋复四处刈割稻头，靡有孑遗。连稻尚青，未得实粒，亦割以饲马。”这种手段损害了包括佃农在内的农民的利益。此外，太平天国还采取增加田赋征收苛捐杂税和捉差派役的办法弥补钱粮之不足，农民本应因太平天国减轻地租而拥护起义，却因上述种种手段，而激化了与天国的矛盾。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人民群众积极拥戴支持，“贼至则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而太平天国后期，形势发生逆转，不少文献出现了“人心之望官兵如大旱望云霓”，太平军所到之处，“布廛罢歇，阛阓阗寂”，居民“迁徙一空”的记载，许多地方发生了反抗太平天国赋税政策的斗争，在常熟东乡，甚至发生了2万余农民抗粮斗争。农民斗争反抗农民起义新建的政权，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悲剧。
扭曲的文化与断裂的革命
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严厉批判，使得本土文化严重扭曲，激起知识分子反目，不能不是其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文化伴随着鸦片和大炮破中国之门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猛烈撞击。洪秀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以西方宗教神学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独一真神“皇上帝”。
洪秀全模拟的蓝本是中国化的《圣经》——《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对中国儒、佛、道三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针对儒教，《劝世良言》说：“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二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对于四次科场落第的洪秀全来说，《劝世良言》对儒、佛、道三教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儒教的批判，真是说到了心上。洪秀全据《劝世良言》创立的“拜上帝会”对于儒、佛、道三教的态度则比《劝世良言》要严厉得多。
洪秀全率先对一切偶像发难，最初是破东乡九妖庙，后与冯云山等破象州甘王庙。太平军所到之处，“逢庙宇无不拆毁”，“各地巷观寺院，焚毁几尽，佛像无存，僧道反俗。”洪秀全除对泥塑的菩萨宣战外，更对世间信奉儒、佛、道三教之人进行人身攻击。《虎口日记》的作者记，他曾“见老妪血溅两耳，问之，因念阿弥陀佛，被贼割去，并闻有挖耳割舌者。”
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儒学的批判可以说贯穿于太平天国运动始终。洪秀全自己率先拆除孔子牌位，以致惊散学童，失去教席。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编造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子的故事，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形象在太平天国时代扫地以尽。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学师承2000余年，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封建社会，儒学成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工具，也有应当批判的一面。太平天国要推翻清王朝统治，对其驾驭人民的工具进行批判，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勇敢的革命。但是，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将一切书籍宣布为妖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除大规模焚书外，又以死刑禁止读书者、留书者和买书卖书者。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郭廷以说：“如果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焚书，秦始皇之外，第二个就是洪秀全了”。太平天国以秦始皇式的焚书坑儒的手段批判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扫荡，显然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历史的进步。
太平天国以火与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儒教和孔子简单粗暴的批判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引起了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和整个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
儒学的发源地在中原，在中原地区，儒学可谓家喻户晓，根深蒂固。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由中原向全国辐射。由中原向北、向南、向西，其辐射力呈逐渐衰减之势。当洪秀全率领的造反队伍裹挟着扫荡儒、佛、道三教的旋风由南方向北方挺进时，愈来愈感受到儒、佛、道三教，尤其是儒教在民间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以后对儒学表示了一定的宽容。1859年，太平天国宣布“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曾经吹响反孔号角的《太平天日》又说：“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尽管太平天国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过火的批判进行了一定的纠正，但是它对中国地主阶级经世派，对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却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在太平天国形成燎原之势，而清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湘军已如狂飙般崛起。长江以南在历史上曾是苗蛮活动之地，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野蛮期。宋室南迁后，湖南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所以湖南人既有苗蛮之蛮，又有中原之智。自朱熹、张载讲学岳麓书院后，湖南文风大盛。曾国藩以捍卫儒学、捍卫纲常为号召，发布著名的《讨粤檄文》：“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坐安，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的这篇《檄文》以揭露太平天国背弃名教、毁灭人伦，侮慢神祗、摧毁文化相号召，劝人保国救家。
曾国藩认识到，儒学已经成为“读书识字者”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而这种精神支柱一旦受到摇撼，“读书识字者”将不惜以死相拼。曾国藩登台一举，果然数万者影从。与太平军不同的是，湘军的队伍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或“读书识字者”。清文献记载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赋中无读书人”，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粗暴的批判，使中国文化发生严重扭曲。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太平天国以武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不能提出能够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新文化，而只是企图以中外文化撞击的四不像的“拜上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
如果说以“拜上帝”为代表的太平天国文化在起义之初，在南方尚能被人民所接受的话，那么，1856年天京内讧爆发，出现“天父杀天兄”，以“拜上帝”为代表的太平天国文化已宣告破产，上帝、基督、天父、天兄的威严扫地以尽。中国传统文化被打倒了，四不像的“拜上帝”文化又不能普遍为百姓接受，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与变形。文化扭曲和变形的结果是最终将知识分子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扭曲变形的文化将知识分子推向了对立面，使太平天国成为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两军相争，既是武力的拼杀，更是智力的效量。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天京曾经势如破竹，而以占领天京为标志，太平天国在战略、策略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失误，革命终于发生了断裂。天京事变之发生，加速了这种断裂。“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民谣的出现，预示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再看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编练成军后，其初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原因在于这是曾国藩以儒家精神训练出来的一支地主武装。以仁礼治兵，是儒家的倡导。历代统治者认为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以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编练湘军，取得了显著成效。
太平天国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则以孔子、孟子、关公、岳飞甚至城隍土地等中国的神与西洋的神相对抗。尤其是一篇《讨粤檄文》，曾国藩亲自向湘军官兵讲解剖析并要求背诵。《讨粤檄文》由湖南向邻近各省州县传播，激起强烈反响，湖南的“读书识字者”率先脱掉长衫并说服许多黑脚杆的农夫聚集在湘军的旗帜之下，与太平天国相对抗。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个外国人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说：太平天国“把西欧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国人民身上，而完全不顾中国的文化、政体和西欧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是根本不适当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上帝教的麻痹与天堂梦的破灭
太平天国革命是在洪秀全所创“拜上帝教”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拜上帝教也称上帝教，它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是人类主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堂享福。”而世间的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最作怪多变，因此上帝派儿子下凡，领导人们斩妖驱魔，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这些用宗教语言宣传的理论，容易为痛恨封建统治却又缺乏科学思想、信奉上帝权威的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于是上帝教自然成为太平天国的精神武器。宗教对太平天国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前期，上帝教在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维系和统一思想、鼓舞斗志以及建立革命政权等方面都曾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宗教毕竟不是科学的精神武器，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不过是农民群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科学思想和力量软弱的一种表现，因而它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精神麻痹作用也始终存在着，并最终成为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上帝教固有的缺陷从一开始就给太平天国事业埋下了隐患。首先，上帝教系从西方基督教演变而来，在中国缺乏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教徒大多并不真正理解《圣经》和上帝教的宣传文字，他们只是抱着能得温饱、能上天堂的愿望而入教，因而他们接受的只是上帝教的形式和理论中的浅显层次，他们有的甚至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民间信仰。如石达开思想中充满了天命论、忠义观等传统观念；洪仁玕也崇尚文天祥之类的忠君爱国情操；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更是对上帝教表示厌烦和抵制；广大军民中又文盲居多，对知识分子则胸怀疑忌或仇恨。这都说明上帝教实质上并没有在太平天国中生根，对其精神作用当然不能估计过高。其次，上帝教作为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过分夸大上帝的作用，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因而在实际斗争中往往靠天不靠人。取得成功和胜利时，不是降诏奖赏有功将士，而是一味感激上帝的恩赐；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是积极设法努力克服，而是消极等待上帝默佑。其结果必然导致抹煞人的作用，束缚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而在战争实践中，从将领到战士常常心存侥幸，放松军事训练，指望托赖上帝权能取得胜利，这无疑影响到太平军战斗力的发挥。就连曾经投入太平军队伍的英国人呤唎在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也说，太平军不能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再次，信奉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认为与西洋番弟共朝上帝，同教一家亲，从而模糊了敌我界限。上帝、耶稣掩盖了太平天国与西方侵略者之间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太平天国领导者天真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崇拜上帝，便都是天父上帝之子、天兄耶稣之弟，彼此应情同手足，谊切同胞，相亲相爱，共同轨杀仇敌阎罗妖，因而他们错误地把侵略者视为“真兄弟真朋友”，期望他们帮助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然而，西方侵略者并不承认太平天国，他们视太平天国为叛逆、强盗，极端仇恨。1858年，额尔金率英国人侵军多次攻击太平军，造成流血事件。天国领袖们仍未警醒，洪秀全竟然还热忱邀请“洋兄弟”到天京“团圆”。直到1860年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惨遭英军绞杀后，天国领袖们才终于拨开宗教的迷雾，决心丢掉幻想，奋起反击。但为时已晚，中外反动势力已公开勾结起来。这些，都是上帝教固有的麻痹作用带给太平天国的直接危害。
二、上帝教逐渐沦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演变成一场自相残杀的大变乱。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后，以天父次子自居，给王权神授制造根据，俨然是上帝教的教主。后来，杨秀清伪造天父附身传言，萧朝贵也假装天兄附体传言，实际上已蕴含着与洪秀全分取神权之意。不过，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总体上还是团结的，他们借助宗教把戏的主要目的还是打击敌人，团结会众，鼓舞士气，积极作用是主导方面。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阶级固有的局限性在新的条件下逐渐暴露，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渐趋尖锐，上帝教便渐渐成为天国领袖们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首先在各自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杨秀清、萧朝贵身上初露端倪。按上帝教独尊上帝的信条，天父下凡的权威无疑在天兄下凡之上，尤其是发生了天父下几揪出叛徒周锡能事件后，杨秀清的地位和威望急剧上升，这自然引起萧朝贵的不快，所以有时天父下凡时萧朝贵便借故不肯露面，这或许表明杨、萧之间的权力磨擦已经产生。萧朝贵在长沙之役牺牲后，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杨秀清的权力更加集中，他开始逐渐把代天父传言作为掩护权力欲望的护身符。对地位较低的部属，他密布私人，逻察群下；对他所怀疑或不满之人，他突言天父附体，加以惩罚，以示威猛；对地位相当的同僚，他诡称天父下凡，任伊造言煽惑，令其长跪听受。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使洪秀全深感威胁，于是洪、杨矛盾也日渐明朗化。杨秀清动辄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装神弄鬼，挟制洪秀全，逼迫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从诸如反对焚禁古书等国策上的分歧，到藉此强夺天王府女官，干涉天王府的家庭琐事，竟至发展到借故杖责洪秀全。但无论如何，杨秀清的这些行为毕竟还没有真正危及洪秀全的天王地位，洪秀全在思想上还能勉强接受。可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代天父传言的人想要凌驾于天王之上时，那就绝对不能容忍了。所以，1856年夏，当杨秀清再次借天父下凡的名义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时，洪、杨之间的矛盾终于变得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于是引发出一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天京大变乱。天京事变后，天父下凡的活动从此降下了帷幕，洪秀全又独掌了神权。然而，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从此四分五裂，天国会众也从他们亲眼目睹的“天父杀天兄”的血火悲剧中，对上帝教由困惑而怀疑，由怀疑而离心。上帝教成了天国内部矛盾、分裂的催化剂，消极后果何其明显！
三、洪秀全愈益沉溺和迷恋上帝教，逐渐变成宗教的俘虏，终于断送了天国前程。洪秀全是上帝教的创立者，上帝教不但使洪秀全得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精神武器，而且使他从宗教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当农民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他更加崇信宗教的力量，而忽视了广大将士浴血奋战的作用，信天不信人的唯心神学观念逐渐主导了他的思维方式。洪秀全一方面创立和利用了上帝教，一方面受到它的麻痹与毒害。尤其是定都天京后，他深居天王府，疏理朝政，却虔诚地敬奉上帝，勤恳地诵读《圣经》，完全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开始在宗教活动中沉迷不悟，而对现实的斗争则充耳不闻，整天研读和批注圣经，撰写宗教诗文，拆字造字，制造迷信隐语，以上帝教义为依据制定政策、指挥战争。天京变乱后洪秀全对上帝教更加沉溺和迷恋，决策时往往头足倒置，靠实于天，不肯信人。这时，与其说宗教是洪秀全手中的工具，倒不如说洪秀全是宗教的俘虏，他已经完全把天国事业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神鬼的保护之上了。1863年11月，天京被清军围困，外援断绝，面临城破国亡时，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以图另举，而洪秀全却仍然幻想上帝与天国同在，对这一正确建议断然拒绝，声称必有多过于水的天兵天将来相助拒敌，可见其对宗教的沉迷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当天京粮尽、饥饿蔓延时，洪秀全完全丧失了理智，声称皇上帝谕降甜露，“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而他自己则在吃了“甜露”以后，卧床不起，不久逝世。洪秀全创造的神话不但未能挽救自己，也未能抵挡住清军的凌厉攻势。天京很快陷落，他自己的尸身也被清军从天王府中挖出焚斮，最终落得个悲剧结局。
从思想发动的角度来说，上帝教及其构造的“天堂”美梦作为一种寄托与憧憬，曾经催化和促进了太平天国革命。但宗教毕竟是精神的鸦片，它对人们固有的思想麻痹作用随着事物的发展必定会急剧发挥出来，从而腐蚀和阻滞革命的进程。太平天国的上帝神话与天堂之梦随着太平天国的败亡终于在烈火烟焰中化作灰烬，这是令人深思的。
收稿日期：20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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