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瓶颈”和深化改革的难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瓶颈论文,深化改革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的经济转型己步入实质性的制度创新阶段
1.政府行为规范化水准。要看资源是由政府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使用和定价是由市场决定还是由政府决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护经济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政府是否对企业有不公平的对待？政府对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源的占有、分配怎样控制？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怎样管理？政府怎样对生产控制，其中涉及企业的产权制度、利润分配与破产机制怎样的界定？政府怎样对国内外贸易进行控制？政府怎样对中介组织进行的控制（如商会和行会）？等等。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处理和企业的关系！
2.经济主体自由化水准。要看企业的产出数量和价格决策有没有政府介入？企业有没有自主的经营和出口权？有没有选择管理层、分配利润和在弥补亏损上独立的决定权？有没有协商合同条款并签订合同的自主权？特别是要看出口企业有没有上述这些权利。这些权利的核心是企业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是市场化的还是行政化？
3.贸易环境公平化水准。要看在国内外贸易中，交易活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压制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立法及司法是否健全的？市场中介是否具有独立性？贸易政策中的企业定价是不是自主的？政府如何管理出口和出口企业的？企业是否有商业活动的自由？贸易环境的自由度，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4.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准。要看产品投入是否以市场价格支付以及市场能否决定投入要素的价格，企业成本是否真实。产品成本要真实性、价格形成要以市场为基础。
5.金融参数合理化水准。要看利率和汇率是否由市场形成？本币是否可兑换或可兑换程度？利率在不同企业、内贸、外贸部门、不同产业中是否有差异？企业是否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是否有自主权？也就是说利率和汇率这两大金融参数的形成和适用范围中的公平性问题，由此看金融体制的合理性问题。（注：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中国市场经济发展2003年报告》对此作了比较简练的归纳，详见：http：//www.People.com.cn）
按照上述这五条标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是很高，需要从量的角度加以判断。这里介绍两份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一是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在1999年初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注：详见陈宗胜等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这部著作在对市场化的含义及市场化的特征研究界定的基础上，从体制构成、产业结构、地区布局等角度，设计了测度市场化的指标并进行具体测算，测度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路上到底走了有多远？距离设想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究竟还有多远？以确定目前市场化改革的位置和继续前进的方向。认为：分领域看，工商企业的市场化为48％、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为72％，商品（服务）市场为85％、劳动力达65％、金融为10％、房地产为40％，技术为82％；按产业构成，农业市场化为60％多、工业为50％，外贸领域为54％；分区域布局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为70％、64％和65％，中部最低，南北方分别为68％和55％，北方较低。每区域内各个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也各不相同，还采用多种方法，如“总产值流量构成加权”、“要素价格几何加权”、“三次产业构成加权”、“GNP构成加权”及“市场参数简单加权”等，从整体上对全国总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多角度测算，表明中国的总体市场化上世纪末已经达到60％左右。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注：详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2003报告》http：//WWW.people.com.cn），这份报告根据新的资料，从政府、企业、生产要素、贸易环境和金融参数等五个方面，对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的进展作了测算，认为：我国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水平在逐步提高；企业市场化取得了突破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取得也基本上以市场方式为主；正在营造着国内外公平的贸易环境；金融市场化也在稳步提升。报告在对200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现状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测算了2001年我国市场化的发展程度。他们确定了33个变量指标作为测度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参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分方法，得出了2001年我国经济市场化各变量指标、因素和经济总体的测度结果。他们先在33个变量指标分值基础上，得出11个子因素的评分分值，排分值从低到高即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是：“贸易产品定价自由度”1.33分；“资本与土地”1.67分；“企业运营”2.00分；“非国有经济的贡献”2.40分；“政府的财政负担”2.50分；“法律对公平贸易的保护”2.50分；“劳动与工资”2.67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3.00分；“银行与货币”3.00分；“利率与汇率”3.00分，“对外贸易自由度”3.50分。接着他们又在11个子因素分值基础上，归纳出了五大因素，按五大因素的评分分值，从低到高即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是：生产要素市场化得2.17分；经济主体自由化得2.20分；贸易环境公平化得2.44分；政府管理规范化得2.75分；金融参数合理化得3.00分；在五大因素分值基础上，通过算术平均计算，得到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总评分：2.51分，如果折算为百分比，近似为69％，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程度超过了市场经济的临界水平（60％）。
这两份研究成果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估计，还是比较一致的。
二、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瓶颈”的制约
主要问题是：
1.市场体系发展的不均衡性。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极大。在商品市场，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在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银行等，其市场化程度在中国至今发育缓慢和功能残缺不全，资本市场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预，直接阻碍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使资本市场处于低效或无效运行状态，因此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
2.市场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性。在十四大以来的十年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多元化的微观基础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但是，纵观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地位还很不平等，竞争机制还很不对等，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有很多难点。
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扩张的资金瓶颈。私营企业的起家资本一般都很少，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解决扩张的资金瓶颈，当然可以首先考虑从银行间接融资，但实际上私营企业很难像国有企业那样从银行拿到贷款。而直接融资，这对私营企业就更难了。按现有规定，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发行公司债券，而私营企业大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堵住了私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路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可以通过申请发行股票的办法来筹资，但作为一个私营企业，要想上市，那就更困难了。同时，企业之间的拆借在垄断性的金融体制下也是非法的。那么，企业扩张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如果直接面向自然人借贷，难免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注：案例：河北省徐水县的高林村镇郎五庄村，有一个以农牧养殖为主的私营企业，称大午集团。49岁的孙大午是这个集团的董事长，1985年，孙大午和妻子承包了一块荒地，养殖1000只鸡、50头猪，并由此而起家，至今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现在已拥有固定资产上亿元，1500名职工，1995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但是，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却于今年5月29日，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7月5日正式被逮捕。有关部门对“孙大午案”定性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据说，大午集团自1995年7月1日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与孙大午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这个案件，引起了媒体的热切关注。）的罪名。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司法解释，又很不明确。弄不好，就会锒铛入狱。在这种体制环境下私营企业就很难继续做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进程迟缓，某些行业还被处在寡头的垄断中；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还很不健全。
3.政府宏观管理职能转换还很不到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潜在危险是当前深化体制转型的障碍。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但也可以纳入行政管理职能转轨的进程。因此，我们通常都把政府职能的转变看作是经济转轨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目标是依法行政，实施法治，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合法；要求政府行使的行政裁量权必须合理；要求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公平；要求政府施行公共事务管理必须体现效率；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所实施的行政活动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通过的法律授予的，它的行使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与此同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它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合法权利。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不负责任的行政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家体制的创新，重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与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通过《关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比，表明了党对我国市场化改革指导思想上的一致性，其中许多有关“完善”的措施和理论，都是市场经济运行惯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理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对解除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瓶颈”，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就以上我所讲的“瓶颈”，《决定》都有很多新的意见：
《决定》针对要素市场体系的不均衡性，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出现新局面。
《决定》针对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性，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决定》还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提到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解除了产权流动中的思想障碍。《决定》还指出：要“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彻底的逐步的改革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是完善微观竞争机制的关键。
《决定》充分强调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指出：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决定》中的一些意见的确已经突破了已有的理论框架，这为解除现有经济体制的“瓶颈”，指出了新的出路。
三、要注意当前完善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环境
我国经济还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但却会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从总的趋势上讲，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与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相比，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就2002年来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0万亿元台阶，8％的经济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量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达到4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高达6200亿美元，出口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全年贸易顺差将达30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30％以上。投资、外贸都对经济增长实现了正拉动。外汇储备也有很大的增长。但我们注意到，目前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城乡、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目前，居民的储蓄余额有8万亿，但实际上，80％却集中在占全体居民20％的高收入阶层的手中。在一些省，实际减收户普遍呈上升的趋势，城镇贫困面在相对扩大，截至2002年11月，中国3.2亿非农业人口中，已经有近2000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被称为“城市贫民”。由于高收入家庭少，边际的消费倾向低，而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又不足，从而影响了城市消费的增加；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加上消费环境等的制约，致使巨大的农村市场潜力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特别是随着医疗养老、孩子教育等社会公共支出转化为自掏腰包的负担将会超出个人预期收入，城乡居民对预期收入及经济前景缺少信心，居民也就不得不压制自己的当前的消费需求。
在勤奋劳动基础上出现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在不同生产要素及其贡献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别也是合理的。但由于政策漏洞或权利资本而产生的收入差别，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但从总体上看，城乡、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更高和很紧迫的要求。我们要注意因收入差别过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我国经济还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失业、下岗人员的继续增多，也会伴随着企业家阶层的产生。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下岗是一个必然现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于失业、下岗的源头国有企业来说，仍然会出现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再就业的问题。问题是这个下岗失业源头的开闸力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失业下岗的规模。但这个规模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国有企业因改制提高经济效益和国家财政为下岗职工提供财政补贴能力之间的挂钩关系，取决于社会能够提供再就业的能力。另外，预计“十五”期间，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将升至峰值，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同时，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重转移。就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
国有企业改革难以取得有效业绩的难点之一是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的推动下，不同类型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但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新矛盾，委托者所有权缺位，代理者即经营者侵犯所有权的现象不断产生，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新的抉择。无论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经济国家，在企业中都需要通过经营者持大股或控股的途径来重新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但和劳动者的矛盾却是一个新问题。《决定》指出：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但同时也指出：“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创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的。
对于转轨经济的国家来说，加入WTO，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转轨成本和转轨成果之间的平衡。我国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谈判，终于在2001年底成为WTO成员。但是，我们清醒地注意到，既然我们接受WTO的规则，成为WTO的成员，就必须真正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体制瓶颈”，改变经济转轨中还继续存在的各种弊端，这就使得我国的市场化转轨今后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转轨将按照WTO的规则进行，淡化所谓的“中国特色”，加快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那种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建立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应对世界性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转轨思路，需要进行大大的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安全网建设，农民、农业以农村发展，还有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一些重大问题，将在外力的推动下取得突破，从而迫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轨将由过去的重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转轨会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轨的过程也将会更加透明，更具有可预见性。这既巩固和扩大了过去已有的市场化转轨的成果，同时以开放为动力，加快了国内整个社会转轨的步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转轨。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懂得，WTO的原则是自由经济。要想把国家的经济运行纳入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体系，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政府部门、特别是在地方，培养WTO的规则意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这都需要时间。WTO中有发达富裕的成员，期望他们不从转轨中谋取经济利益，那是太天真了！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利益就没有一切。判断加入WTO利弊的标尺，当然要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归根结底，是我们政府工作做得如何！
加入WTO后，最为有利的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会因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而受到一定冲击，但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而且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一些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的行业，比如金融、保险、通讯、传媒与出版以及文化领域还需要把握住开放的节奏。可以预见，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一个关键，风险不小。这是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新问题。
四、实施文明政治是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
《决定》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所谓的文明政治，它体现着一种新型民主政治，有别于“皇权”的封建政治；也有别于“书记挂帅”的集权政治；同时也有别于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进行斗争的专政政治。文明的政治，体现着一种代表先进文化的理念去处理社会各阶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所以，实施文明政治，就是要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逐步建立起一套现代法律体系，保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能够依法运行；通过法律，来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来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实行文明的政治，建设法治的国家，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的必然逻辑。
权力腐败是当前社会非常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权力腐败，是在转型国家中与经济体制转型相伴而生的怪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除了资本、劳动、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外，某些有市场准入权的干部，以权钱交易，权力开始成为资本，出现了权力腐败。“透明国际”是一个以打击和制约腐败为使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13个独立研究机构进行的17项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经常发表腐败指数，以反映各国商人、学者以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最近，这个组织在伦敦发布了2003年度腐败指数。中国在133个评比国家中排名第66位，我国的台湾排名第30，香港排名第14。为什么在语言和文化相同的大中华地区，腐败程度相差这么大呢？“透明国际”的有关人士解释说：大陆和台湾的比较，虽然都有腐败问题，但是其表现和趋势却不大相同，台湾经济比较发达，大陆属于转型期。转型期的特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提供一种新的诱因。就是说，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时候会推出很多经济政策，但是由于新的经济政策本身相互之间不配套，又由于中国大陆在法制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所以新出台的经济政策会明显地刺激腐败的发生。香港排名非常高，最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法制建设。香港的廉政公署在维持香港公务员的廉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香港的教育水准也比较高，特别是香港传媒所发挥的监督作用，这一点是大陆和台湾都不能比的。（注：见www.club.cat898.com）当然，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很难根绝的问题，特别在转型国家中，更难根绝，但这不能成为姑息养奸的理由，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与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以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的比较为例，半个世纪前，中国和俄罗斯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政策上曾有过很多相似的方面。但从本世纪末，两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却又走过了不同的路子。就社会转轨来说，俄罗斯的转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中国转轨的主要含义。就目前而言，两国政治体制有比较大的差异，但从经济增长来说，进入本世纪初，却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多党议会制、一党共和制，这种不同国家体制，和经济的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再沿用“休克”、激进来作为两国转型的理论研究工具，已经远远不够了。通常认为，民主体制，或者制度的创新，能够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国际上也有所谓的“李光耀命题”，他从亚洲文化和儒家学说出发，认为权威体制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否由此可以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可能不包括体制的约束。体制不同，也可以维系经济的较快增长。以资本投资的取向为例，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中，虽然民主体制可以给投资者以预期，但政治上的极权体制也会在追求政绩的同时给资本所有者以利益，这就是说，资本的流动似乎对体制还是比较独立的。由此，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如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类型；一种是恶性的，如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否会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可能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也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恶性的市场经济。当然，毫无疑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朝着良性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我们还是需要研究：①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我们能否找到评判的标准？②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它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类似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什么因素？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对出现恶性化趋势可能性的研究，是一种超前的研究。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形成一整套防范措施。
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某些能够从国有企业获得利益的权力部门是不愿意看到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而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公有制成为有权人的私有制”。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的一种障碍。
如何评估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在我看来，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新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旧体制”。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是否也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前景的评估，可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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