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人口迁居决策：精神方面收益比较
□童玉芬 单士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100070）
摘要： 为全面探究高学历人口的迁居动机和影响因素，基于中山大学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高学历人口迁居影响因素中，精神收益呈现显著影响，说明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相比较普通学历人口而言，高学历人口在精神收益方面的工作价值及生活满意度均显著，而前者仅表现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比较于物质收益而言，高学历人口精神收益的影响依然小于物质收益，说明物质收益依然重要；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作用具有城市和性别异质性，即在副省级以上城市和男性中精神收益对迁居的作用均大于中小城市和女性高学历人口迁居的作用。通过对精神收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影响因素，对于各城市合理的引才留才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高学历人口迁居；成本-收益理论；精神收益；分层线性模型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梳理
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在经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展阶段之后，我国正向知识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高学历劳动者作为知识的载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1999年，我国便开始扩大高校的招生数量，为国家储备人才。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13.04%，以此推算目前我国高学历人口总数约为1.81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培养大量的高学历劳动者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处理好本身的优化配置问题，其中高学历劳动者在区域间的迁移流动作为优化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
从2017年开始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30个城市采用送户口和给予各种补贴的方式争夺以高学历为标准的高层次人才，其标准通常为大学专科或者本科及以上学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户口、补贴等措施成了吸引人才的“法宝”，以满足人才的收入及社会福利等物质需求作为引进人才的主要手段。一时间各地吸引人才的政策引起广泛讨论，对于这种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效果，也备受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与探讨。然而人才迁居的动机只有物质收益吗？精神收益是否也会对高学历人口的迁居产生重要作用？
(2)流程中含盐废水循环使用，根据其含盐浓度决定是否进行置换，不仅节约了除盐水的消耗，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污水的排放量。
精神收益是指某个行为为个体带来物质性收益以外的精神满足或精神愉悦，是一种无形收益。目前，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影响的文献较少，但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已有相关研究。国内外最早对人口迁移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但聚焦到以高学历人口为代表的人才迁移可以追溯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1]。在罗默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吸引人才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随后，高技能人才在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对潜在生产力的提高、知识溢出和创新等方面都被证明具有极大贡献[2]。人才的迁入被视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迁移原因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目前，学者对人才迁移原因的研究从视角上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在宏观视角上，影响人才迁移的原因主要为企业优势、地区经济发展、生活便利设施等“硬性”环境和公共服务、政策、文化等“软性”环境。例如，Musterd and Murie指出企业的位置、资本、交通和工作环境等是人才迁移的“硬性”因素[3]；纪建悦利用我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科技人才，得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水平、科研环境与科研投入、教育水平、生活便利程度等是科技人才流动的动因[4]。除此以外，迁移的“硬性”因素还有当地的房屋价格[5]。也有学者从“软性”因素讨论人才迁移原因，例如Glaeser强调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文化以及历史的作用[6]，赵志涛利用GM模型解释非经济因素对人才跨区流动的影响，得出社会、流动距离和政策等因素能促进人才流动并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7]，Florida则指出包容、开放和人口多元化对人才迁移有重要意义[8]。
唐卡图像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传播使唐卡文化宣传和唐卡产业销售中面临着诸多新的安全问题，主要归纳为：未经授权的复制和传播，假冒、以次充好，以及恶意篡改等。这些问题阻碍着唐卡文化传播和产业销售健康环境。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法律、社会、技术角度分别提出了解决对策，重点从技术角度提出解决方法，详细论述了数字水印技术及其在数字化唐卡图像版权保护方面的具体应用。实验分别将鲁棒水印和脆弱水印应用于唐卡图像侵权追责和恶意篡改定位方面，结果表明方法是有效的、可行的。
当前废旧农膜捡拾仍然以人工捡拾为主，1个农民每天的捡拾量为0.2 hm2，可捡拾废旧农膜15～20 kg（折纯），按照1.2元/kg的最高收购价回收，农民通过捡拾废旧农膜的收入为18～24元/d，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进去的话，收入更低。捡拾废旧农膜的收入与打工收入相差太大，农民对捡拾废旧农膜没有参与积极性。
在微观视角上，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资差异、社会网络和家庭因素等的影响方面。例如，Dahl和Sorenson主要分析工资差异的作用，通过对丹麦技术工人工作地点偏好的分析得出这些技术工人对工资差异表现出极大的敏感性[9]。由于对高工资的期望，相对于整体人口而言，技术工人的地理流动性更大。Miguélez和Moreno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通过德国2731名年轻知识工作者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意向与其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呈正相关，并且西德优于东德[10]。Azoulay等则将研究聚焦于家庭因素，通过分析美国科学家的迁移特征，得出其孩子年龄在14～17岁之间时，科学家的迁移意愿最低[11]。除以上单个视角外，也有学者从综合视角对人才迁移进行分析，例如何洁等分析中国19所“985高校”理工科R&D科研人员流动意愿，得出住房因素、科研团队因素、家庭生活因素、个人生活需求是影响高校科技人才流动意愿的显著性因素[12]。马志敏等利用调研的661份问卷得出类似结论：科技人才流动的首要因素是福利待遇，第二大因素是发展前景[13]。此外，虽然分析精神收益对迁居影响的文献较少，但已有学者将精神成本货币化来分析精神成本对迁居的影响，例如Falck等根据地理距离和移民前的工资情况，发现移民需要大约1%～1.5%的工资溢价来弥补所付出的精神成本[14]。
锁相环是一种自动控制反馈系统,主要由鉴相器、环路滤波器和数控振荡器组成。锁相环通过鉴相器比较外部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频差,通过数控振荡器的调节,使输出信号与外部信号相位差恒定,频率一致,从而起到跟踪信号频率相位的作用[9-10]。SPLL是基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DSP等通用可编程器件上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的数字锁相技术。SPLL的设计通常采用在模拟环路设计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映射变换到数字环路的方法实现。数字映射变换方法主要有双线性变换和后向差分变换。简单的二阶软件锁相环通过双线性变换的线性Z域模型如图1所示。
总的说来，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中人才的迁移及其原因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看来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针对高学历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较为缺乏。关于人才迁移流动动因的研究集中于某类型的人才，如对人才迁移流动动因分析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人才、科技人才等，而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平台，高学历人口能够更加宏观全面地代表较高生产力劳动者的状况。本文认为至少在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信息获取、社会认可度等四个方面，高学历人口有别于普通劳动者，具有单独研究的价值。因此本文将高学历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视为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具有异质性而进行单独研究。其次，目前研究数据多来源于个人调查，较少使用大型机构的调查数据，研究的可靠性有待于验证。最后，在高生产力劳动者的迁居原因方面，目前关于人才迁移动因的实证探讨大都基于成本收益等物质生活方面，很少对精神收益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以高学历人口为研究客体，在成本-收益理论的基础之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决策中精神收益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框架和假设
成本-收益理论（Cost-Benefit Theor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研究人口流动的重要理论。该理论中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1960）把人们的迁移行为当作一种投资看待，认为人们迁移行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迁移收益的比较结果。当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即迁移会产生净收益时，人们就更倾向于迁移；反之，若迁移收益小于成本，则不会发生迁移。
皖河入江口排水受阻是又一因素。历史上，皖河口原在山口，因围湖造田，入江口下移至现在位置，与长江逆势相交，交角110°。长江高水位时在此产生较大回流，使河口三角洲逐渐淤高并向上游发展，加上叉道上有低矮民圩，束水明显，洪水宣泄不畅。
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总人口和劳动力，也适用于劳动力中的高学历人口，是人们研究迁移行为机制的基础。
需求层次理论是人们迁移行为的另一理论基础。需求层次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的。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前两个层次为基本物质需求，后三个层次为高级精神需求。该理论同时指出，只有当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对更高一级的需求[15]。
一些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在接班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失败，一再验证了“富不过三代”的俗语。因此，如何通过接班人选择，在避免风险的同时，将最有能力者置于家族企业管理层的顶端，进行企业权力的顺利交接，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用家族成员可以实现企业稳定，用外部成员可以解决企业发展，[1]家族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三种主要的接班模式进行选择，按照科学的企业接班机制，顺利完成接班过程。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不同种类而且层次不同，在满足了前一个需求之后，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面的需求。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种类上看，越到高层次，人们对精神方面的需要就越大。高学历人口代表着高素质的人才，他们从两个方面会对精神方面需求产生更高的愿望。一是高学历人口人力资本投入多，因此总体的平均收入相应也比较高。有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的今天，物质需求的满足主要来源于货币收益，而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中国教育回报率的总体趋势不断提高[16-17]。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人口的基本生活和生理需求容易得到满足，此时更容易进入到马斯洛需求的高层次。二是高学历人口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因此除了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需求外，还会有更多心理方面的需求，劳动对于他们而言绝不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力求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和聪明才智，勇于创造，追求成长性和较大成就的需要，实现自己超越一般人的远大理想与抱负，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而且他们往往把这种精神层面的需求作为自己毕生的主导需要，作为奋斗的长期目标，而不局限于某一时段。由于人才受教育程度和劳动价值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有自主自尊意识，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尊重需要比一般人更为强烈[18]。换句话说，获得良好教育的高学历人口比普通劳动力人口会因收入的提高而较早对基本物质需求感到满足进而产生对精神收益的需求。
国内外大量砂土液化实例提供的宝贵资料，是影响砂土液化各种因素的客观总结，是研究砂土液化机理和判别方法的重要依据。为此，我们统计了国内邢台、通海、海城、唐山及国外的日本、美国、智利7级以上地震20个砂土液化和非液化的实例。比如从唐山地震新水尾矿库库区砂土液化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地下水位埋深越浅，液化越严重，地下水位埋深越深，液化越轻微；从海城地震时下辽河至盘锦一线，由南向北覆盖层由浅到深，地下水位亦由浅到深，则地面建筑物破坏程度由强烈到轻微；从邢台地震可以看出，一些村庄为了防洪，让农田比四周地面高2 m的地块，绝大多数不再喷砂冒水。这些实例从不同侧面证实了液化判别理论的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图1 我国高学历人口迁居决策机制图
表2中，城市类别对高学历人口的影响显著，在进一步分析高学历人口迁居时应将地区的宏观层面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本小节采用两个层面的多层线性模型。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 linearModels,HLM)是针对经典统计技术在处理具有多层结构的数据时所存在的局限，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分析结果的曲解而提出的，它适用于多层数据结构的分析，将不同地区的宏观变量纳入模型中。具体而言，两层线性模型设计如下：
精准扶贫视域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思想和文化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张志巧（6/35）
对于患病的狗，应该首先咨询狗的主人，包括上周狗的精神状态、是否吃得过多、是否接种了疫苗、是否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是否吃了发霉的食物、有毒物质（如砷、汞）。尿、磷等）和他最近排出的尿量。尿液的颜色、弓背的姿势、先前感染细小病毒、犬瘟热病毒、喂养次数和喂养质量。在诊断之前，了解疾病的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
假设2：我国高学历人口迁居受到精神收益的影响高于普通劳动人口迁居所受精神收益的影响。
假设3：精神收益因地区和性别异质性而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影响不同。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4和2016年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项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资料。CLDS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覆盖中国29个省市，样本规模为401个村居、14214户家庭、23594个个体，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高学历人口包括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且户口不在本地的流动人口，在2014和2016年两期调查中，经过筛选得到样本数量1166个。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决策机制（如图1所示）。首先，高学历人口迁居主要受到迁移收益和成本对比的影响。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修正后的成本-收益理论，收益和成本可进一步分为物质收益、精神收益、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① 精神成本与精神收益相对是指某个行为给个体带来物质性成本以外的精神负担，是一种无形成本。 。此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除成本收益外，迁居还受个体特征[13]和区域特征[19]的影响，为此需将这些因素同时纳入到分析中。
在高学历人口迁居因变量构造方面，利用CLDS问卷中关于“未来是否定居本地”作为迁居变量，其中“非常可能”赋值为5，“比较可能”赋值为4，“不确定”赋值为3，“比较不可能”赋值为2，“非常不可能”赋值为1。
精神收益分别从生活满意度和工作价值两方面加以衡量，涉及两个核心变量。其中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在迁居地区对生活本身及有关方面（包括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有良性感受的心理状态，在问卷中用“总的来说，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吗”作为生活满意度的代理变量，其中“非常不满意”赋值为 1，“不满意”赋值为 2，“一般”赋值为3，“满意”赋值为4，“非常满意”赋值为5。另一个核心变量为工作价值，本文将工作价值定义为通过工作所取得的除工资报酬外的主观收益价值(包括获得尊重、兴趣和自我实现等等)，在问卷中分别用“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意义或价值——获得尊重”“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意义或价值——兴趣”“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意义或价值——发挥能力”等三个维度作为工作价值的代理变量，其中“非常不符合”赋值为1，“不符合”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符合”赋值为4，“非常符合”赋值为5。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工作价值的最终评价为三个维度的均值。
为避免遗漏其他影响迁居的重要变量，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物质收益、物质成本、精神成本、个人特征和区域特征等相关控制变量。
在具体的变量选择上，物质收益一般指工资收益和单位或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20]。在人口迁移中，常采用直接货币化的个人、家庭月收入或年收入和间接货币化的社会保障数、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等二分类变量作为物质收益的代理变量[21-22]。本文鉴于个人与家庭收入有较强相关关系，为避免变量选取重复，同时兼顾间接货币化的影响，选取2013或2015年的个人总收入和参保项目数作为物质收益变量。
除以上物质因素外，流动距离（跨省=1，不跨省=0）、自我本地认同得分和当地语言水平也是学者认为影响迁居的重要因素[21]，后两项通常作为社会融入度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归为社会特征或阻力因素中。从成本收益角度而言，上述三项实际是因迁居而产生的适应当地生活的精神成本，另外相比自我本地认同的主观判断，当地语言水平更能客观表达社会认同属性，所以本文选取流动距离和当地语言水平作为精神成本的代理变量。
迁居的物质成本变量通常选取因居留而产生的各种消费支出，包括食品支出、住宿支出、月度支出和年度支出等费用[19]。同时考虑房价对迁居的重要性影响，而微观上没有考虑不同收入群体对房价承受能力的不同，因此本文仅构造居住地的房价压力指数（居住地的房屋价格与平均月收入的比值）。同时为避免变量重复，选取2013或2015年度消费的总支出作为物质成本的代理变量。
第一层（个体层次模型）：
个人特征方面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自评）、政治面貌等变量，另外有学者得出随迁家庭人数对迁居的影响显著[23]，因此将其一并纳入到个人特征中；区域特征变量根据前文论述对人才迁居产生的影响，广义上为所在地城市类别的虚拟变量，在后续的分析中地区特征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科技研发水平（人均研发经费）、工资水平（职工平均工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等四个变量来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为简化模型便于分析，将赋值1到5直接纳入到模型之中，此种假设的含义为，需求或其他赋值的自变量每升高一个等级，其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相同[24]。各变量名称及描述统计如表1。
表1 变量名称及描述性统计
续表
四、高学历人口迁居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全面探求高学历人口中精神收益对迁居意愿的影响，本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高学历人口和普通劳动人口的迁居意愿为因变量，以精神收益中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为核心自变量，同时将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利用多分类回归模型分析精神收益在高学历人口迁居中的作用；第二部分，将高学历人口按城市类别和性别划分，改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精神收益对迁居意愿的异质性；第三部分，利用滞后一期的精神收益变量进行回归，对前文回归结果的内生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
（一）总体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实证检验
由于迁居意愿的因变量为多分类变量，因此在微观层面利用多分类回归分析，通过标准化的变量分析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的迁居意愿影响，同时将普通劳动人口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
多分类回归是二分类逻辑回归的扩展，专门用于响应变量为离散多级属性变量、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或离散属性变量的回归问题，目前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经济学以及公共卫生学中，用于挖掘社会学中某个问题的影响因子及判别、预测。基于此，本文首先选择上文变量中的微观属性变量，并将宏观地区属性分为副中小城市、省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初步分析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高学历人口迁居意愿影响因素的ologit回归分析（标准化）
续表
高学历人口和普通劳动人口均利用2014、2016高学历人口迁居数据，在控制年龄、性别、婚姻、年收入以及城市类别等特征后，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在高学历人口回归中依然为正，并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学历人口中精神收益开始对高学历人口迁居产生影响，此外由于将变量标准化，因此可以将变量间的系数进行比较，评价各因素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重要性。通过比较年收入、参保项目数和工作价值、生活满意度可知，标准化后的年收入和参保项目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居留意愿提高一个等级的概率分别为0.405和0.354；而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居留意愿提高一个等级的概率分别为0.170和0.164，均小于物质收益的系数，另外二者的交互项同样比物质收益的重要性低。由此可得，虽然精神收益对迁居产生影响，但其作用仍然小于物质收益。
另外，通过将普通劳动人口的迁居行为作为对照组可知，精神收益中的工作价值对普通劳动人口的迁居意愿并不起作用，工作价值与假设2相符，生活满意度在普通劳动人口迁居中的系数仅为0.0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生活满意度与假设2相悖，但仍然可以说明精神收益对普通劳动人口的影响作用小于对高学历人口的作用。
(4)判断迭代次数是否达到算法设定上限值,若已经达到,则返回当前适应度最高个体,该染色体对应的基因单元即为各超参数的学习结果;反之,执行操作(5);
（二）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和理论分析构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除了物质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产生作用，精神收益同样对高学历人口迁居有重要影响。
JDR-30DB绞车可用于3000 m深地热井(水井)施工，其结构简单、重量轻，可挡内无级调速，电机具有悬停和过载功能，提升能力强；采用电气化控制，安全防护措施多；具备自动送钻技术，降低了绞车的运行成本，提高了工作环境舒适程度。该绞车性能特点体现了“安全、先进、可靠、环保、智能”的设计原则，既能满足深孔地热井施工的需求，也可用于水井、煤层气、页岩气、油气井施工，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其中，Yij表示高学历人口的居留意愿，X1ij表示精神收益的核心变量，X2ij表示其他微观控制变量，主要由个人特征、精神成本和货币收益组成，rij表示误差项。
第二层（城市层次模型）：
表3 高学历人口迁居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其中β0j表示层一模型的截距项，β1j和β2j表示精神收益和控制变量在层二的随机效应，W1j、W2j、W3j和W4j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研发水平和工资水平四个变量。
在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基础上，同时将总体样本按城市类别和性别进行分组，分别对高学历人口的迁居异质性进行分析。
表3为精神收益在分样本情况下高学历人口迁居影响的多层线性回归结果。在以城市类型分类的子样本中，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精神收益的系数分别为0.274和0.18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中小城市精神收益的系数为0.099和0.073，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但在中小城市中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的系数均小于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系数，表明精神收益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作用均大于中小城市。同样在以性别为分组的子样本中，男性的精神收益系数分别为0.219和0.105，并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女性精神收益系数为0.017和0.051，只有生活满意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于女性的工作价值并不显著，但女性在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的系数均小于男性精神收益的系数，表明精神收益在男性中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作用均大于女性。
对于以上结果，笔者认为这主要由高学历人口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功能更为齐全，但同时也面临更高的居留成本，因此只有较高的精神收益才能弥补高居留成本的弊端。而在中小城市，由于城市的功能没有大城市完善，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的迁居作用会弱于大城市。表3中的工作价值和生活收益交叉项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同样存在正向影响，说明精神收益的各方面存在相互促进作用，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精神收益均大于中小城市的原因。在性别的子样本中，可能的解释为男性更看重事业的价值，认为“立业”是男性应有的属性，其中“立业”的属性包含收入和工作精神收益的价值，而女性对事业的价值追求则小于男性。
除本文关注的精神收益外，其他控制变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迁居的原因。在微观层面上，对各子样本均显著的变量有参保项目数、年收入、流动距离、居住地房价压力和家庭随迁人数。其中参保项目数、年收入和家庭随迁人数系数均为正，说明对高学历人口迁居有正向作用，而流动距离和居住地房价压力系数为负，说明对高学历人口迁居有负向作用。除此之外，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支出和当地语言水平只对部分样本的高学历人口迁居起作用。其中婚姻状况则只在中小城市和女性子样本中起作用，而年支出只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显著并且系数为正，这可能与在大城市较高的收入有关。政治面貌在各子样本中均不起作用。
宏观层面的各变量只在各部分子样本中产生作用，说明社会环境的宏观变量排在微观因素之后。
（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已控制多数的关键变量，因此不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但是容易出现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即精神收益的作用导致高学历人口的迁居，而高学历人口的迁居会反过来影响精神收益。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部分追踪数据，所以本文将2016年的部分数据与2014年进行匹配，通过滞后一期的精神收益变量进行回归。采用滞后一期的核心变量做回归，一方面可以克服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考虑到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存在的时滞效应问题。
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滞后的工作价值和生活满意度对高学历迁居系数分别为0.0681和0.114，并且在1%和10%水平上显著。加入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虽然系数有所变化，但均在5%或者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影响具有较强稳健性① 篇幅所限，稳健性的所有回归结果在此省略，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
五、结论与启示
高学历人口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本，高学历人口的迁居对我国人力资本的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我国高学历人口迁居意愿的因素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ologit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均得出精神收益因素对高学历人口的迁居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生活满意度和工作价值的评价越高，高学历人口迁居的意愿越强。第二，虽然精神收益对迁居有正向作用，但物质收益的作用仍然大于精神收益。由标准化回归分析可知，年收入和参保项目数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作用要大于精神收益。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精神收益是建立在物质收益的基础之上，只有物质因素得到满足才会产生对精神收益的满足。第三，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精神收益在大城市和男性的作用均大于中小城市和女性精神收益的作用。
通过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一定的效果启示。首先，高学历人口能在一地区充分发挥才能，相比较于普通劳动人口而言，其在迁居中受精神收益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除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了解高学历人口的精神收益需要，并以此为基础设置激励机制来吸引高学历人口。其次，各城市在高学历人口争夺条件越来越雷同时，应考虑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影响，尤其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高学历人口对精神收益更加看重，提供更好的精神收益条件对吸引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最后，还要注意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的性别差异。虽然我国一直在呼吁男女平等，但本文实证分析发现，“立业”价值对迁居的作用男性仍然大于女性，如果不加以重视，这将会阻碍女性高学历人口的合理流动，阻碍实现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本研究虽然得出一些较为有意义的结论，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受研究资源的限制存在样本异质性探究偏窄，二是本文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均为感知性的自评变量，未来可运用质性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对精神收益对高学历人口迁居行为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确认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五阶段”论是比三种“三阶段”论更合理更适度的抽象之后，人们仍会考虑，如果要深入、详细地了解历史过程，“五阶段”的抽象时间跨度仍然很大，还应该根据五个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的整体质变、部分质变、局部质变的情况，相应的分为大尺度时代、中尺度时代、小尺度时代，以更好地切近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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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of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Comparison of Mental Gains
TONG Yu-fen,SHAN Shi-fu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this article conduc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of Sun Yat-sen University.The research shows that:amo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mental gai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indicating that mental gai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ly educated population,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has significant work valu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mental gains,while the former only shows significant life satisfaction；compared with material gains,the influence of mental gain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is still smaller than that of material gain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which indicates that material gains are still important；the effect of mental gains on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is of urban and gender heterogeneity,that is to say that the effect of mental gains on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in cities at or above sub-provincial level and among male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small-medium cities and female.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mental gains,we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which has certain policy sugges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sonable 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 in various cities.
Key words migrating reloca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Cost-benefit theory；mental gains；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5-0086-09
收稿日期： 2019-06-24
作者简介： 童玉芬（1961-），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单士甫（1990-），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孙艳霞）
标签：高学历人口迁居论文; 成本-收益理论论文; 精神收益论文; 分层线性模型论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