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视野下的婚姻家庭研究：内容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婚姻家庭论文,视野论文,方法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09）05－0032－05
婚姻家庭是社会学和人口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注重量化分析的人口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因此人口学视野下的婚姻家庭研究在其内容与方法上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婚姻家庭特征首先被看做是重要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和家庭不仅标志着重要的人口事件和人口状态，还影响着生育、死亡和迁移等其他人口事件的发生。本文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学在婚姻家庭研究领域的进展，对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梳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思考与讨论。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婚姻家庭研究并没有立刻走入人口学的视野，这与人口学本身的恢复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兴盛时期还是20世纪70年代人口学复兴伊始，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人口问题的宏观把握和对人口思想的分析方面，此后才逐渐出现了对生育、死亡和迁移问题的讨论，因此对婚姻家庭主题的研究要稍稍滞后于人口学其他主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讨论，但这些讨论大都集中于对婚姻家庭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妇女解放、家庭经济和家庭成员关系等方面，主要发表于报刊之上。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大批专业性人口学术期刊纷纷创刊，为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人口学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逐渐出现并丰富起来。
以最早创刊的《人口研究》、《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西北人口》这四本人口学综合性核心学术期刊① 为例，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这四本期刊自创刊以来所有以婚姻家庭为主题的共466篇文章，发现人口学婚姻家庭研究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
图1 最早创刊的人口学四期刊中婚姻家庭主题研究数量及占当年期刊文章的比例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起步并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人口学婚姻家庭研究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一个高峰。契机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准确、全面的相关数据，由此带动了人口学各个领域包括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研究重点是婚姻状况及其变化、婚姻对于生育的影响、家庭状况、家庭户规模与家庭结构、婚姻家庭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婚姻领域出现了关于大龄未婚、不婚、早婚、离婚、老年人口结婚意愿、招赘婚姻、婚配年龄模式、通婚圈等内容的分析讨论，家庭领域涉及了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家庭养老等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研究内容不断拓展，但研究深度不够，除了一般性的分析文章外，也有相当篇幅用于对日本、印度、苏联等其他国家情况的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多增减生命表、户主率等指标方法开始被探索性地使用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发展阶段。从研究数量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相对比较稳定。进入21世纪则显示出较大的年度波动；由于期刊整体发文量的增长，人口学婚姻家庭主题研究占同期文献的比例在近些年也相对90年代有所下降。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全国性普查和各种调查数据的使用，这一阶段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关于我国婚姻家庭基本情况的描述性分析不断在新的数据基础上被更新，更多研究关注早婚、再婚、离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婚姻挤压等特殊婚姻现象和招赘婚姻等特殊婚姻形式，也有研究探讨婚姻与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事件的关系，探讨收入水平、性别比、夫妇年龄差等对婚姻的影响等。家庭研究的数量迅速增加，主要集中在对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和单亲家庭等特殊家庭形式的研究，探讨家庭代际关系、家庭变化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等。综合性研究日益增多，如将婚姻与家庭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结合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研究婚姻市场和婚姻挤压问题；结合家庭居住方式研究招赘婚姻；结合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家庭养老等。在这一期间初婚模型、区域家庭户预测、微观仿真模型等模型方法被使用到研究中。
以上仅从最早创刊的四本人口学专业期刊中管窥近30年来中国人口学婚姻家庭研究的发展脉络，显示了婚姻家庭研究在人口学中逐渐兴起并稳定发展的历程，下文分别就婚姻研究和家庭研究探讨其主要内容与方法的变迁，文献来源是中国期刊网以婚姻家庭为主题的全部相关文献。
二、婚姻研究及其主要方法
在人口学中，婚姻被看做是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尤其被看做是生育事件的前提；婚姻状态被看做是最主要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之一。人口学家关心一个人口进入婚姻的平均时间、婚姻维持的时期长短、婚姻的普遍程度、影响婚姻的各种因素、婚姻与其他人口事件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借助于各项基本指标得以解答。其中“率”指标和“比例”指标应用最为广泛，前者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强度，而后者是发生事件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各类基本的“率”和“比例”指标如已婚率、离婚率、丧偶率、一般初婚率、总和初婚率、标准化初婚率、婚次别结婚率、分年龄初婚比例、累计初婚比例等指标以及平均初婚年龄、初婚众数年龄、初婚年龄标准差、初婚年龄中位数等多种其他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中，被用来描述育龄妇女的婚姻状况，[1]或用来分析妇女的婚姻变化。[2]
然而，起步阶段的人口学婚姻研究在所用指标的名称、具体计算方法与口径上并不一致，很多指标被混用或者误用。其中“率”指标和“比例”指标的混淆最为常见，在婚比例、离婚比例和丧偶比例分别被当作已婚率、离婚率和丧偶率，终身不婚的比例与不婚率交替使用，妇女年龄构成对于婚姻状态的影响被忽视，等等，尤其是分别利用事件发生人数与事件数作为分子所计算得到的结婚率、离婚率等指标在数值上具有成倍的差异，导致模糊的理解、错误的解释或比较结果的误导。针对这种局面，有学者开始强调研究中指标的正确应用问题，区分婚姻状况与结婚、离婚事件，明确相关率指标的计算口径等。[3-5]
生命表是人口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最初用来研究死亡事件。在人口学婚姻分析中，基于多增减生命表的婚姻表等人口模型被构建使用，[6][7]研究人口各种婚姻状态的变化、处于各种婚姻状态的平均预期寿命，根据不同时期数据计算不同时期假想队列的终生结婚率，以及婚龄的提高与死亡率的降低对婚姻状态的影响等。为了深入分析婚姻的各种影响因素和后果，交叉表、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事件史分析方法、多变量风险回归模型等统计学方法被引入婚姻研究；[8]-[10]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被用来对婚姻现象做出解释。此外，初婚模型、初婚初育模型等源自于西方人口婚姻状况的研究成果也被引入并与中国数据相结合。[11][12]
在人口学婚姻研究中，婚姻挤压和招赘婚姻是备受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中婚姻挤压反映的是婚姻市场中构成婚配双方的男女两性不相匹配的现象，近年来作为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失衡现象的主要表现与后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婚姻挤压的现状、形成的原因、程度的测度、造成的影响等均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男性拥挤、年龄间和区域间拥挤程度不同；主要原因包括出生率波动与急剧下降、出生性别比、性别间死亡率差异、夫妇年龄差、年龄结构、人口迁移、再婚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等；使用的测度指标有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婚配性别比、婚姻挤压指数、婚姻寿命指数等；将对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质量与稳定性、人口再生产、妇女地位等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13]需要指出的是，婚姻挤压问题虽然近年来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紧密相连，但事实上，“大龄未婚”问题、婚配中的“甲女丁男”现象、再婚难问题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婚姻挤压的事实，其形成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更是远非人口因素所能解释。毋庸置疑，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畸高的出生性别比影响下的一代人逐渐成长到婚育年龄，婚姻挤压问题的现实性与严峻性还将继续受到学者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招赘婚姻是在以“男娶女嫁”为主要婚嫁模式的我国尤其农村地区存在的一种特殊婚姻形式，表现为年轻夫妇婚后与女方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首先研究了招赘婚嫁模式对生育率和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14][15]随后李树茁等学者[16-19]分别从其决定因素、对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影响、代际支持相关问题等角度对招赘婚姻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基本结论是：与嫁娶婚姻相比，招赘婚姻有助于降低生育率水平、降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改善女孩和妇女的生活环境、在向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和质量上有着更大的优势。招赘婚姻只是婚嫁制度的一种特殊体现，显然人口学家的研究兴趣不仅仅在于这一婚嫁形式的特殊性，更在于其功能，即对中国人口生育、性别结构、养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家庭研究及其主要方法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与生育、死亡和迁移等重要人口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口学首先关注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状况及其变化，常用指标包括平均家庭户规模，按家庭户内人数、代数和按家庭户类型区分的家庭结构等，研究的范围与深度受到所用数据的限制与影响。如陈玉光等[20]较早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从家庭的类型结构、代数结构和规模结构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并探讨了未来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文中将家庭结构看作人口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认为对家庭进行研究，是“为了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及其经济后果”，这一视角与社会学所作的同类研究明显不同。以同期潘允康等[21]对中国城市和城市家庭结构进行的研究为例，虽然同样是借用国外社会学常用的家庭名称对家庭进行“核心”、“直系”、“联合”和“其他”四种分类，同样是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的家庭类型进行分类统计，但潘文研究的重点却是家庭的界定、家庭的内涵与外延，对家庭结构的变化也更多的是从社会制度、家庭功能、人际关系、代际差异、道德心理等角度进行阐释，凸显了社会学将家庭视作“社会基本组织”和关注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的特点。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开展和相关数据的开发，有力推动了人口学婚姻家庭领域的发展，尤其有助于全面、动态把握中国人口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变化过程与趋势。如马侠[22]利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比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和部分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动、区域差异，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人口发展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对于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成为同类研究的经典之作。王跃生[23]则以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为基础，结合1982年和1990年普查结果，对于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状态、形成方式以及1982年以来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鉴于家庭户研究中常用的描述指标会受到人口自然结构的影响，不便进行比较研究，也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家庭户规模和总户数及各类家庭户的分布，郭志刚[24]首次引入了户主率分析方法，介绍了粗户主率、成年人户主率（一般户主率）、性别年龄别户主率以及标准化户主率等指标，指出其在比较分析和预测中的应用，利用这一指标证明了人口结构因素在分离家庭规模变动时的重大作用。此后，户主率模型成为最普遍采用的家庭户预测模型。蒋耒文等[25]在利用户主率家庭预测模型对未来我国城乡居民住房面积和间数的需求进行预测时，对传统户主率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扩展的户主率家庭户预测模型，这些研究不仅充实了而且不断完善着家庭的人口学研究方法。
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及其变动一方面受到过去几十年婚姻、生育、迁移、死亡等人口要素与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要素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等指标的水平与模式，因此，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和其他人口或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在人口学家庭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如此，由于传统意义上，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婚姻家庭问题往往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使用的方法包括家庭状态生命表、互联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事件史分析等。如丁汉春等[26]利用已婚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相关分析等方法，分别分析了夫妻结合方式、婚嫁方式、婚龄分布，以及家庭的代际、权力、居住、经济、文化、教育类型等构成关系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任强[27]结合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利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动态模拟结果，探讨了新疆妇女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婚姻家庭结构及老年赡养问题；杨菊华等[28]运用事件史分析技术，采用离散时间事件模型分析了中国妇女的婚姻居住模式或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家庭状态生命表是在人口学传统生命表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婚姻家庭研究的一个有力工具，它描述的是如果一个假定出生队列按照某一时期年龄别生育、婚姻、死亡及其它有关家庭变动参数度过一生，那么这批人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婚姻、胎次、存活子女数、家庭抚养关系及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的状态。这一模型是曾毅[29]根据美国人口学家邦戈茨（Bongaarts）创建的核心家庭状态（婚姻—胎次—存活子女数—生育能力）生命表模型，吸收英国人口学家布拉斯（Brass）提出的“家庭户标记”（Marker of family）概念，建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婚姻—胎次—存活与居住在一起的子女数—家庭户标记）生命表模型（FAMY）。虽然这仅仅是单性别的女性主导分析模型，但使用这一模型可以清晰反映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对于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的影响。
养老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功能，家庭养老不仅是传统上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大量研究从家庭角度研究老年问题，将家庭代际关系、经济关系、家庭结构和功能等多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应用于养老问题的研究中，并分析各种不同结构和状况的家庭在养老中面临的问题，体现了家庭研究的综合性和角度的多样性。其中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以及相关的“四二一”家庭结构等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如齐险峰等[30]构建了“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对这一类家庭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模拟。
此外，对于单身户、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特殊家庭形式，人口学也投注了关切的目光。这些家庭或受生育、或受婚姻、迁移等的影响，成为人口变化的重要后果表现，对这些家庭的特征、变化和影响的分析研究，除了关注人口事件的影响，也结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解释和预测。
四、基于现有研究的思考与讨论
通过对人口学婚姻家庭研究发展脉络的追溯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学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对于各种指标的应用更为准确，研究方法也更为规范。
人口学视野下的婚姻家庭研究在其内容与方法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尽管婚姻家庭是社会学和人口学的一个共同研究领域，但是社会学更倾向于将婚姻家庭研究归类为社会问题[31]，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中的婚姻家庭的演变及其呈现出来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包括婚姻结合方式、择偶标准与婚姻观念、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家庭网络、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等方面[32]。对于婚姻状态、家庭结构、独生子女等问题社会学与人口学均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但相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并不特别注重婚姻家庭和其他人口事件的关系；而人口学研究则着重于将婚姻家庭放在整个人口生命周期中，与各主要人口事件和人口过程相联系，尤其关注婚姻家庭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因此人口学婚姻家庭的研究进展离不开人口学整体的发展。
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目前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在人口学研究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但无论就研究数量还是在全部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而言，较之于人口学研究的其它领域尤其是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事件的研究，发展程度还不够深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方法缺少突破。虽然不少学者学习并介绍了国外在婚姻家庭领域中运用的方法和模型，并结合我国情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被广泛使用，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有些模型并不适合分析我国人口问题，或者是因为我国现有数据的局限，这些都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另外，尽管人口学的婚姻家庭研究呈现出了与人口事件密切相关的鲜明特色，但这些特色同时也局限了其发展的空间。婚姻家庭作为重要的人口事件和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关系到整个社会以及每个生命个体，通常是多种因素和事件作用的结果，其研究与多种学科分不开。事实上，各学科领域的婚姻家庭研究必须有所交叉，只有结合多学科的分析框架，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尤其是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才能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
收稿日期：2009－05－06
注释：
① 《人口研究》于1977年创刊；《人口学刊》于1979年创刊；《人口与经济》和《西北人口》均于1980年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