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变动论文,地理论文,方向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K26 文献标只码：A 文章编号：1005-605×(2007)04-0045-08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国别或地区分布，一般用一国或地区与其他各国或地区的贸易额在该国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①。一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往往由国际、国内的诸多因素造成。由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反映了一国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因此分析贸易方向变动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外部环境，并加深我们对该国参与国际经济诸多问题的认识。近代的海关报告早已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着地理方向变动②。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国别分析模式，探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动方向(英国—日本—美国等)，并指出这种贸易方向的变动主要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与争夺有关③。这种研究模式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限制人的眼力，不利于世界一体化趋势，因为“现在不管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国家自身能够表现、能够对应的问题范围，都越来越狭窄了。相反，地域和地域圈不论是作为政治的框架，还是作为经济的……框架所具有的机能，却越来越鲜明了”④。
因此本文提出另一种分析模式，即以地理区域模式来分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方向变动，用这种模式来分析其变动的原因(结合国际经济的演变历程，并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原理)，发现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趋势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这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甚至对当今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
由于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从1864年起按年发表的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册，因此本文的研究上限定在1864年，而下限则定在1937年，因为193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内战，1937-1949年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得到正常发展。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被动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立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制度框架。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殖民地形态逐渐形成，其基本结构是出口农业加工产品和原料、进口机制消费品⑤。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以农产品原料及手工业制品、半制品为主这一反映殖民地性质贸易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⑥。在这一基本结构下，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国自然是资本主义列强，而当时的列强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意大利等。
从地域分布上看，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中，英国、德国和法国位于欧洲，美国地处北美，日本属于东亚，而俄国则地跨亚欧。然而，美国、日本与俄国又同属于太平洋国家。不过，鉴于俄国情况的特殊性，笔者还是主要以美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国家的代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在1864-1937年间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
表1 按地域划分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各国所占比重(％)
年份 进口 出口
英、法、德* 美、日** 俄香港*** 英、法、德* 美、日** 俄香港***
1868 33.4
4.70.1 21.4 61.8
10.8 1.2 13.0
1888 24.0
7.10.4 55.1 18.1
13.6 7.9 36.3
1896 21.0
13.8
1.1 43.2 8.617.2 11.4 41.2
1906 23.4
24.7
0.1 33.8 18.7
25.0 7.9 35.0
1913 22.2
26.4
3.8 29.3 18.4
25.5 11.1 29.0
1919 11.0
52.5
2.1 22.6 14.5
46.9 3.4 20.8
1927 12.5
44.5
2.2 20.6 14.1
36.0 8.4 18.5
1931 15.6
42.2
1.7 15.3 13.4
40.6 6.0 16.3
1936 29.6
35.9
0.1 1.9 19.0
40.9 0.6 15.1
*1906年以前仅为英国的统计额。**1895年后包括台湾。***香港虽为英属殖民地，但从地域视角看，仍属于亚太。
资料来源：据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章与第3章诸表格及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从表1可以看出，在早期的中外贸易中，英国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日本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提升。到1919年时，美日两国无论是在进口还是在出口贸易中，都大幅度超过了英、法、德三国所占比重。此后直到1931年，美日两国的强势地位都没有改变。1936时，尽管英、法、德三国在进口贸易中与美日的差距不大，但在出口贸易中，美日两国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欧洲列强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被美国和日本两个亚太列强所赶超，这意味着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向存在着一个向亚太地区转变的趋势。
另外，亚太地区并不只存在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地缘上与中国密切相连的东南亚同样属于亚太。1919年，南亚、东南亚占中国出口贸易的4.8％，占中国进口贸易的7.4％。到1935年时，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区合占中国进口贸易的21.3％、出口贸易的9.1％⑦。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地位的上升是相当快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东南亚的广大地区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章乃器在1935年指出：“法国和荷兰，与我国贸易关系，都并不大；但是，法属安南和荷属东印度，与我国贸易关系，却不算小。”⑧这一方面说明以地域作为分析单位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转向亚太不只是美日两大强国主导的结果，而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过程。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对1935年和1936年对外贸易国别比重统计进行了处理，以更直观地反映1937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方向转变的结果。
表2 1935年和1936年对外贸易的地区比重(％)
进口出口
19351936 1935 1936
非亚太地区* 42.545.8 36.5 35.5
*排除了美国、日本、香港、南亚各国、英国在远东和亚洲的殖民地。
资料来源：据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表16整理计算得。
由表2可知，到1935年时，非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50％了。而如果我们在上表中把实质上属于亚太的俄国、拉美和大洋洲也排除在外的话，非亚太地区所占比重将更为下降。由此可知，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上，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已日益突出。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发展的状态。关税自主权被剥夺，领土割让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领事裁判权的被普遍授予外人，这一切使得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权。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带有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色彩。同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外贸易也有重大影响。学者们多认同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强竞争的结果。笔者则认为这一变动受制于两个过程的综合作用：在宏观层面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一个霸权转移的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整个近代中国历史都存在着列强在东亚的激烈争夺，其势力的消长自然影响到它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后一过程由前一过程所决定，但又不完全受前一过程的制约。
英国是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中国的近代对外贸易本身就发端于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这一点绝非偶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英国可谓独树一帜。1763年七年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英国在西欧列强中殖民霸主的地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工业革命亦产生并首先完成于英国。19世纪英国更是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牛耳，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实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直到19世纪80年代，“无可争辩，英国仍然是世界工业运动的先导，仍不失为唯一真正工业国的英国有它机器生产力的莫大积累，有它的棉纺工业，有它的煤炭工业和在机械方面无与伦比的其他十几种工业，还有各种机器的大量出口”⑨。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英国对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包括推行“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
正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以坚船利炮叩开了清帝国的大门，将中国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直到“一战”前，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英国为主也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国的体现。这种霸权效应表现为英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操控。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有过如下叙述：“澳大利亚每年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但能够拿到市场上来同中国进行交换的东西却什么都没有。美国也一样，向中国的出口额远不够支付进口的大量的茶和少量的生丝。这两个国家都必须依靠英国填补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的贸易差额。”⑩其结果是茶叶的结算都集中到了伦敦进行，而通过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结算机构，各国的负债都集中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付出棉花和黄金而得以对自己进口的茶叶进行结算。而英国则因为掌握中国贸易结算机构权利的缘故，通过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结算，不仅确保了本国棉纺织工业的原料，而且为着更加容易贩卖棉制品扩大信用的缘故集中了金银。英国不管是在进行两国间还是多国间贸易时，都把和世界各国间贸易关系的结算集中到了伦敦，构筑了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银行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占据着国际经济优势地位的金本位国，英国利用金银比价建立起了控制主要以银为通货的中国的关系(11)。中国作为一个不断边缘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其对外贸易自然要围绕英帝国这一世界经济中心进行。
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英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直到19世纪末，联合王国一直行使着世界政府的职能。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开始失去对欧洲均势的控制，此后不久也很快失去了对全球均势的控制”(12)。这其中，美国与德国这两个新兴强国对英国的挑战构成了最关键因素。可以说，从19世纪后期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从英国到美国的霸权转移。表3反映了列强权势的消长：
表3 英、德、美、日GDP增长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
(年均复合增长率，百分比)
年份1820-1870
1870-1913
1913-1950
英国2.05
1.90
1.19
德国2.01
2.83
0.30
美国4.20
3.94
2.84
日本0.41
2.44
2.21
世界0.93
2.11
1.85
资料来源：整理自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60页。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其GDP增长率高于其它三国和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奠定了它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国的基础。同样，美国这种强势地位的取得可以被认为是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最后一个最大对象的根本原因。当然，霸权转移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尽管英美之间和平地实行了“权力交接”，但另一英国霸权的挑战国德国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及英国所做的种种制度安排。而“一战”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给中国近代经济带来的诸多发展契机是被充分讨论了的。就本文所关心的主旨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使中国对外贸易的方向大为扩大并多样化了(13)。事实上，美国也正是利用“一战”时机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并与日本一起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积极在中国扩张其势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是影响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宏观因素，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垄断地位的丧失乃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转移导致的。不过，虽然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强于日本，但在“一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却超过美国，一度取得颇类似19世纪后期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取得的地位(14)。由此可见，仅凭宏观分析还不足以解释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方向变动的原因，因此，仍有必要从微观层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上文提到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主要是指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形成了对列强的依附，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然而，对外贸易终究还是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的。
一般认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归根到底是因为贸易能给各国带来好处(15)。1817年由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比较优势原则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比较优势原则认为，如果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就会从贸易中获益。反过来，如果各国进口其生产成本相对高的产品，也将从贸易中得利。当然，产生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如果将这一原理用于中国，鉴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被动性使对外贸易不一定能给中国带来好处；但是，对于操纵中国对外贸易的列强而言，对华贸易必须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其利益应该是由比较优势产生的比较利益。由于列强是近代中外贸易的主动者，因此各国在华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受其对华贸易的兴趣影响，各国在华势力消长也受自身利益驱动。各国对华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不同及由此导致的拓展对华贸易努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美国整个外贸发展来看，19世纪90年代前30年间，对华贸易在其外贸中的比重一直较小，1860年为3.15%，到1880年降至1.86%，至1894年时仍不过1.75%(16)。笔者认为，造成早期中美贸易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9世纪末以前，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农业国，还未实现工业化，其出口至中国的商品最初是以西洋参和一些农产品为主。而它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等中国的传统优势产品。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言：“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远不够支付进口的大量的茶和少量的生丝。”(17)1868-1895年中国对美贸易一直是顺差，整个28年间中国出超额总计达到16400多万关两(18)，这无疑打击了美国商人来华贸易的积极性。而早期中外贸易中买办制度的存在也限制了美国商人的在华贸易，“美国人更难应付的对手恐怕是中国商人了”(19)。其次，南北战争后美国兴起了开发西部的热潮，这进一步转移了美国人的兴趣，导致19世纪下半叶中美经济关系的冷淡。再次，1882年的排华法案对中美经贸关系也有着恶劣的影响。相反，从当时美国对外贸易的格局来看，直到1890年，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种类一直是农产品，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也一直是大不列颠。而同时期其进口的大宗也是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进口来源地亦主要是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20)。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同属于农业国的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结构有相似性，这就导致了比较利益的缺乏，从而制约了早期中美贸易的展开。
但是，随着美国的迅速工业化以及美国西海岸的发展，太平洋贸易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9世纪末，与中国贸易有密切关系的美华合兴公司联络其它商行在国内掀起并推动了“夺取中国”运动(21)。1898年1月6日，一群不满美国对华贸易现状的美国企业家和商人组成了“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并很快于同年6月扩大和改组为“美国亚洲协会”。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星期便促成了纽约商会向麦金莱总统请愿。1898年4月，不关心亚太地区的谢尔曼被免去国务卿一职，而由海约翰接任。众所周知，海约翰于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独立对华政策的起点。此后，美国也一改早期的消极态度，越来越积极地投入到对中国市场的争夺中。下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一点：
表4 1870-1914年美国出口目的地比重(％)
187018801890190019101914
欧洲 81 86 80 75 65 63
亚洲
1
1
2
54 6
资料来源：整理自《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216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欧洲在美国出口目的地比重中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地位下降到了接近半数，而亚洲的比重则有提升。不过，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最主要贸易对象还是欧洲，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导致欧洲地位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美国对美洲出口的增大(22)，这又证明了地域因素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分析美国实现工业化后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一战”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消费品，如汽油、煤油、纸张、木材和各种车辆。作为工业原料的棉花、烟叶以及机器和五金制品也大量输入。中国输美商品中，桐油占首位，其次是各种植物油、金属矿石、丝以及猪鬃、兽皮、肠衣、蛋和蛋制品等畜牧产品(23)。以1931年为例具体分析：
表5 中美贸易商品性质分类(以1931年为例)
美国商品输入中国中国商品输入美国(美元)
产品种类 价值 百分比产品种类 价值百分比
原料品53,414,976
55.11
原料品 40,144,780
60.13
食料品6,670,1606.87食料品 1,376,9792.06
制造食品 9,420,5009.70制造食品4,476,4086.70
半制造品 4,998,2895.15半制造品10,323,25 1 15.46
制造品22,503,949
23.17
制造品 10,437,756
15.64
合计：97,108,874
100.00 合计： 66,759,174
100.00
资料来源：仇华飞著《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第228页。
从表中可知，在中美贸易中，原料品的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是大宗，这是因为中国仍旧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贸易形态，而美国作为一个洲际大国，资源极其丰富，工农业均有巨大发展。例如，美国的输出品中，棉花、煤油、麦粉、小麦等为最多，汽车、机械、木材等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最主要的输美商品桐油则是一种作为工业原料的特产品。当时，全世界所需的桐油，除越南、印度外，几乎都由中国供应(24)。从历史的视角分析，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完成工业化，这使它向中国出口的工业产品增加，中国市场可以部分地解决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问题，而这又恰好符合殖民地贸易模式下中外贸易的特征；另一方面，“一战”以后，近代工业也确实正在中国兴起，这使得中国又增加了对美国的棉花、煤油等原料的需求。相反，曾构成美国对华出口大宗商品的棉布自1906年以后便开始减少，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微不足道了(25)。这说明，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美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中美两国进行贸易的比较利益开始增大，美国对华贸易的兴趣也大为加强，这成为近代中国外贸方向逐渐转向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急欲跻身帝国主义强权之列，因此在明治政府的主导下开始了对西方列强的工业化赶超。但与美国不一样的是，日本既缺乏资源，国内市场又狭小，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它自身都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因此，向大陆上的朝鲜与中国殖民扩张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一条既定国策。这使得日本从一开始就比美国对在华扩张更感兴趣。如果我们把美国和日本的这两种不同取向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于日本，但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度不及日本。
19世纪后期新崛起的另一个国家德国的情况也可以说明问题。“一战”刚结束时，中德贸易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到1937年时，德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英国(26)。作为第一流的工业强国，中国从德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五金、机器和其它金属制品及化学产品(27)。相比技术相对落后的英、法等国，德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上升是不难理解的。德国经济考察团团长克朴博士在上海发表演讲时指出：“德国工业发达，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建设所需之机器及其他生产工具均有供给之能力……中国可以供给多种德国所需之物，如桐油饼、饲料，若干种矿物如锡、钨等。”(28)然而，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利益分布又使它的这种地位还是不得不大受限制，如下表：
资料来源：整理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年)》第616-617页。
由上表可知，整个亚洲在德国的对外贸易中不占重要地位。这样，即使中国对德国的工业产品有需求，德国也没有兴趣或能力如美国那样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加之“一战”后德国元气大伤，它也不可能如日本那样采取直接侵略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关系相对平等(29)。因此，德国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方向中无法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作为一流工业国的德国尚且如此，其它优势不如德国的欧洲国家可想而知。这也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转向亚太是多种形势作用下的一种必然结果。
总之，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中，作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国内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美国的例子表明列强的对华贸易兴趣可以用比较优势来解释，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语境下，日本的作为则提醒我们非经济因素同样施加着重要影响。
地理因素对人类的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瑞典国际经济学家奥林认为空间(地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基于两个原因：1.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限于在某些地点，移动十分困难；2.运输费用和其他障碍阻止商品自由移动(30)。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中，地理上的距离会被计入成本之内。在一切商品交换的比较利益中都包含着两种地理成本：1.决定生产成本的地理条件；2.决定流通成本的地方对外的通达性(31)。下面这个公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地理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公式(1)是贸易成立的必要条件，即贸易要求两地的价格差足以获取利润。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商品移动费用是重要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受两地距离的制约。从理论上，假设A与B之间没有特殊的障碍，如果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则A与B之间的距离越短，运费成本越低，A与B之间的贸易就越有利可图。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地域对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即地理上的接近有助于贸易的扩大。笔者认为，这在理论上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向中亚太地区变得日益重要的原因，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据1922-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记载，这十年间，中国对各种金属的进口量，特别是建筑用结构钢、钢筋、钢条和软钢条的进口量有显著的增加。“这类金属都由各建筑公司进口，它们在最近几年中，业务经营相当活跃，十年中值得注意的是镀锌铁皮供应国的变化情况。过去，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的贸易居于垄断地位。大约六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开始输入中国……上海进口的日本镀锌铁丝的数量也增长很快。日货比其他国家的产品便宜，而且在极短时期内即可小批量供应。欧洲各国的交货日期非几个月不可，而且轮船在经过苏伊士运河时，铁丝容易生锈，有损产品的外观”(33)。
为了证实地理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妨再举个小例子。1913—1936年间，煤是中国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出口的煤主要来自东北和华北，每年出口量为200万至400万吨，主要是输往日本。另一方面，华中与华南等地每年却要进口100万至200万吨煤，而且主要是从日本进口。这种奇怪的现象一部分是因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煤矿业中占有绝对优势，那儿的煤矿所生产的焦炭和无烟煤正是日本国内工业所极为需要的；一部分则由于两国煤的生产与消费地区之间在地理上极为接近，并可利用廉价的水陆运输(34)。
不过，上述理论虽然揭示了一部分真理，但它的理论基础却是前面提到过的比较优势原则。然而，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偏好、技术或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别时，可以用规模经济来解释这两国之间产生贸易的原因以及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35)。“贸易产生的原因是出现了报酬递增，每个产品(即每个不同质的产品)只在一个国家生产……之所以能从贸易中获利，是因为世界市场比起国内市场来能够提供更多的花色品种，每个消费者选择的范围能够更为广泛”(36)。笔者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考虑，发现能更好地解释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方向变动的原因。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近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日本学者久保亨认为“东南亚市场对于中国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7)。而笔者也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往来的日趋繁荣作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转向亚太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因为地理上接近的缘故，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展贸易往来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是公式(1)决定的。在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华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华侨人口的多寡、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国与该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贸往来发展水平的高低”(38)。而近代中国大陆居民的迁往东南亚，又多因为东南亚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移民东南亚花销最少而且最容易。
其次，华侨构成了近代中国各种轻工业产品出口东南亚的稳定市场。华侨对国产货物的消费偏好使其能与质量更优良的欧美产品和价格更低廉的日本产品竞争(39)。进一步考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商品结构，我们发现中国出口到东南亚的商品多为传统的中国民间生活用品、食品杂货、纺织原料及纺织品等，其中制造品占了很大比重，而东南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则多为橡胶、大米、木材、海产品、香料、蔗糖等初级产品。以1933年中国与暹罗的贸易情形为例：
表7 中国与暹罗贸易情形(1935年)(％)
由暹罗进口的
由中国出口至暹罗的
货物种类
百分比
百分比
食物、饮料 95.5
24.3
原料、半成品
3.16.7
制造品 0.159.5
其他物品
1.39.5
合计
100
100
资料来源：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第122页。
表7的例子虽然只是中国与暹罗在1933年的贸易商品种类构成，但是很有代表性，能够视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结构的一般情形。这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受比较优势所产生的利益驱动。然而，考虑到中国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及华侨市场的作用，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近代中国在与东南亚的贸易中占据着相对有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惠于地理便利。而中国对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出超以及侨汇的回馈，又成为近代中国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这些好处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更加促使东南亚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向变动中地位日益上升。
最后，笔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也有历史的逻辑。滨下武志认为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以此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夹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作为贸易的担当者，因中国以及印度向东南亚诸地区发展商业而逐渐形成贸易据点，这些状况又诱使移民(华侨、印侨)持续增加，从而使得东南亚各地区和中国、印度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此贸易圈之中的贸易活动，因华侨及印侨向母国汇款的关系而形成结算关系(40)。传统是具有强大影响的。事实上，上文所分析过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诸多特征，如移民、侨汇、贸易结构等，正可视为前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延续。也就是说，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在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经贸联系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1937年以后沦陷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抗战胜利后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显著增加(41)，又都可为佐证。历史研究当看重这种长时段的趋势。
另外，就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的经济来看，美国西海岸的开发无疑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重要因素。前文已经提到过19世纪美国对华贸易一度陷于冷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南北战争后美国兴起了开发西部的热潮。然而，辩证地看问题，笔者认为，正是西部开发为美国在下一阶段对华贸易的拓展奠定了基础。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开启了横贯大陆铁路建设的时代。此后20余年时间，铁路的铺设结束了美国西部孤立的封闭状态，将西部有机地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轨道，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42)。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这几个港口城市开始崛起，这就使美国面向太平洋的贸易有了坚实的基础。1913至1929年间，美国对太平洋贸易增长375％，几乎为它在大西洋沿岸贸易增长量的三倍。亚洲与北美西海岸间兴旺的贸易，使太平洋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从1900年时的12％以下，上升到1933年的18％以上(43)。笔者认为，美国西海岸的繁荣使其与太平洋国家开展贸易时带来了规模效应，由此产生的贸易利益也成为促使中国近代贸易方向变动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转向亚太地区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运动，而这与亚太地区的整体性发展又密不可分。
本文考察了1868-193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状况，并重点分析了导致其变动的原因。过去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本文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以地域为框架进行考察，认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列强，但贸易方向却经历了两种层次的变动：在国家层次上，英国、日本和美国先后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在地域层次上，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方向日益转向以亚太地区为重点。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变动的原因，本文认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被动发展决定了其主要受外界影响，而缺乏自主选择外贸取向的能力。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晚近加入的半殖民地国家，其对外贸易自然要围绕世界体系的霸权国(经济中心)进行。这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原因。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体系存在着一个霸权转移的过程，这决定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的经济中心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由比较优势和地缘政治决定的各国对华利益的程度差别也影响到各国对华贸易的兴趣，进而影响各国拓展对华贸易及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积极性。而这正是直接导致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方向的变动的原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实力不如欧美列强，却一度执列强对华贸易之牛耳。
不过，可以认为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中国对外贸易方向的变动对中国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这种变动没有带来中国殖民地贸易模式的改变，无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1931年以后，“日本在经济上竞争不过美国后，就转而采用军事手段，制定全面侵华计划”(44)，挑起了中日战争，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另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仍然受经济学规律支配，地理因素对中国与亚太地区经贸联系的加强有重要影响。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就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和历史传统的作用而日趋繁荣。同时，美国西海岸的开发也使环太平洋地区能从相互贸易中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利益。因此，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逐渐以亚太为重点也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也代表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一种根本性动向。我们当然不能过分夸大经济因素在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我们也应该正视经济规律的存在，看到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和美国的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所带来的若干积极影响。在亚太区域内，中国可以参与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分工，并享受地缘带来的好处。而今日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也传承了近代中国外贸取向的变动趋势。
注释：
①彭永福主编：《国际贸易》，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海关税务司编纂，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③章乃器在1935年撰写的《中国国际贸易之检讨》曾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参见章立凡选编：《章乃器文集》上卷·学术编，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当属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此外尚有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一些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对这一问题也有涉及，代表性的有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吴申元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④(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⑥陈争平：《1912-1936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考略》，载张东刚等主编《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⑦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册，第187、238页。
⑧《章乃器文集》上卷·学术编，第214页。
⑨(英)克拉潘著，姚曾廙译：《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3页。
⑩转引自(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72页。
(11)(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72-187页。
(12)(意)阿锐基著，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3)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第55页。
(14)丁长清著：《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第89页。
(15)(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16)段小红：《世纪之交的美中贸易研究(1895-1905)》，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17)(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172页。
(1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第103页。
(19)郝延平：《晚清中美商业资本主义与中国近代化》，载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20)(22)(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216页。
(21)陶文钊等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第227页。
(2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55-56页。
(24)仇华飞：《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25)张仲礼、李荣昌：《中美贸易与旧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载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360页。
(26)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第92页。
(27)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56页。
(28)(29)周建明：《近代中德贸易特点的分析》，载张东刚等主编：《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第275-276、276页。
(30)(瑞典)伯尔蒂尔·奥林著，王继祖等译校：《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
(31)(32)张学政：《世界贸易地理概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33)《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53-254页。
(3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3页。
(35)(36)(美)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第17-18页。
(37)(日)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载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474页。
(38)(39)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30页。
(40)(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56-57页。
(4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60-162、228-231页。
(42)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15页。
(43)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加利福尼亚州的崛起》，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
(44)仇华飞：《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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