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发展观”存疑——兼议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抉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有人提出，要以“非均衡发展”为核心建构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观。他们认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及成就等，都充分说明和验证了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不同的认识与体会。
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中国必然要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建国以来，中国在发展战略的抉择方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改革开放至今，实行的则是模糊的非均衡的重点推进发展战略。关于这两个战略，人们一般认为，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的核心观念是“公平至上”，非均衡的重点推进战略的核心观念则是“效率优先”。不少人就此认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成功的，而对前一个发展战略予以否定。在这部分人眼里，非均衡就等于效率、等于发展；均衡则意味没效率、不发展。以这样简单地比较来评价这两个发展战略的得失成败，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什么会对这两个发展战略的认识发生如此巨大的偏差呢，主要在于对这两个发展战略的关系及抉择的历史条件缺乏科学的分析。实际上，这两个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历史性贡献。平均发展战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非均衡发展战略则为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
从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条件看，选择实施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国“一穷二白”，是在“空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奠定以后，我们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时根据新的情况对发展战略做出调整，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视野。列宁曾提醒我们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在国家发展战略设计中，既要以公平的眼光透视效率问题，也要从效率的角度审视公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考察，显然，计划经济的平均发展战略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长期强调公平的一面而忽视了效率的一面，这就很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边倒的做法或倾向。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质的提升，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然而，把这些成就完全归功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却是非常勉强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总量小；二是改革政策的边际效应，即长期遭受抑制的增长动力在短期内得以释放的突增效应。尤其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对生产力发展的拉动效应到底能持续多久。应该说，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凸显出来。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生产力时空布局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得以改善，反而被进一步强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失衡问题。当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速和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还在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价值导向。第一，“非均衡发展”所倡导的增长优先，特别是GDP优先，并没有考虑将财富和收入的均等纳入发展政策的核心，从而造成对社会问题的长期漠视，使失业、社会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呈现严重的失衡状态，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长期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第二，在以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干预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二、三产业增长的结构失衡，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第三，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进加剧了生产力布局和结构分化的“马太效应”。
显然，现实出现了与非均衡发展战略预期相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非均衡发展没有解决中国生产力不合理的结构和布局；另一方面，靠“短期跨越”和“局部推进”的非均衡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自身的限制。对于这种发展态势，如果我们不加以反思，不能在未来实施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予以限制，那么，不仅原来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性难以消除，生产力结构难以优化，而且生产力的整体竞争优势很可能会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处在实现国家发展的不同层次。政府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整体效益，围绕如何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配置资源；而市场更多的是追求微观的经济利益，要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配置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二者其实是两种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敌对力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只有二者保持一种良好的制约关系，才能共同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很容易破坏市场和政府这种良性的制约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特别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时候，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常常诱导发展战略偏离预设的轨道，而使短期的微观利益遮蔽长远的社会整体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战略能否确保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及时纠正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显得尤其重要。然而，由于具有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非均衡发展战略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均衡发展战略”追求的是重点扶植、特事特办、一切为经济增长让路的发展模式。这与市场追求的东西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也是突出微观层次的短期利益。政府在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由于其目标与市场追求的一致性，很容易迎合市场的趋利性，发生职能错位。结果，政府不是作为一种市场异己的力量起作用，不仅难以限制市场的负效应，反而助长了市场的趋利性。也就是说，“两只手”同时往一个方向用力，起不到互相调节、互相牵制的作用。
在“非均衡发展”的导向下，我们的许多措施，如“办特区”、“搞开发区”、“发展优势产业，搞高新技术规划”等，表面上看来，与发展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但从深层次看，二者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和不一致性。非均衡发展要求资源(人、财、物)的流向保证重点、集中使用，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决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由于着眼于优先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急功近利的资源配置不但未能发挥出资源的长期效益，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实践表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非均衡发展的观念导向扭曲了政府和市场的正常关系。因此，要真正建成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就必须对中国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做出调整。
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战略，都内在地蕴涵着一定的发展价值指向。从根本上说，“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价值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表面看来，非均衡发展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现实情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形为“以GDP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某些人通过不正当行为攫取社会不正当的财富；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变形为市场规则至上，以至于几乎一切都具有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都可以用来交换。由此，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中变形为目的高于一切。这种观念扭曲的根源就在于“非均衡发展战略观”的价值导向。
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维系我国社会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信念，而不是“非均衡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洗涤，“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已深入人心，构成了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改革的参与和支持，是基于对改革能够带来财富增长的信念，也就是建立在“能够富裕”这个认识基础之上的。实施非均衡发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假设，即要求参与者要有耐心，等“蛋糕做大”再分享，否则，谁也吃不上。实际上，这只是在分配上暂时避开了人们对公正的希望和要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之所以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主要还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在起作用。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失衡而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战略缺乏认同感。这种状况已经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共同富裕的严峻挑战。当前，我们最关心的社会诚信问题、信用和居民信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价值动摇问题有关。社会的信任危机发生，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基础发生了变化，根本的原因是基本价值观的动摇。信任危机是造成消费信心、投资信心、政府信心以及可持续发展信心下降的根源。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造成冲突和对立，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对于由分化可能导致的信仰和价值危机，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我们要警惕其危害性，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两极分化在一定范围、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两极分化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战略的抉择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作为一个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不可能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目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2)后发式的现代化；(3)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的现代化。以此三点来检验、衡量所谓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理论上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夸大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实践价值，在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对其借鉴和照搬的多而创新的少。其次，它缺乏对当代中国发展资源要素进行深层次的整合分析，对生产力的时空布局关注有余而对其他要素资源却考虑不够，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探索不够。事实上，除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之外，中国在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乃至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等方面，也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
第二，在中国当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不断加剧的今天，明确提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无助于有效治理和解决企业已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反而会使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
第三，明确提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符合甚至违背了中央近年来的有关文件和决议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出于打破平均主义、推动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了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并不等于我们就完全肯定这种发展战略模式。相反，对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一直是非常警醒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西部大开发”为标志，党和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落后地区、落后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全面发展观。经过20多年的不懈探索，一个“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将取代模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了全面、准确地执行国家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以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需再另外提出模糊不清的“战略”，以免把人的思想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