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受组织的市场:产业政策讨论应有的演化理论基础*
封凯栋 姜子莹
内容提要 “不确定性”是理解创新现象的关键概念。在国内的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中，创新的不确定性也屡屡作为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参与产业活动的依据而被提及。然而，这场争论中的相关评论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反映了他们所依托的学说并没有能够打开创新过程和创新竞争过程的黑箱，这使得他们并没有解释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市场过程的能力，相关的评论也只能是尝试徒手握住空气作为证据。从创新研究的演化理论来说，创新和创新主体的竞争具有高度演进性。一方面，创新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创新过程中共同体基于互动关系的共同演化，即根植于创新相关方在不同维度上的互动;另一方面，这些互动也构成了对不确定性的回应。因此，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理解市场受组织(organized)的特征——市场主体之间制度性的互动关系，是理解创新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前提;市场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受组织”特征既是行动者对不确定性的“回应”或“解答”，也是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对于经济实践的行为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这个演进性的、高度组织性的过程，是理解和应对不确定性、进而发展出有益的产业政策或者市场规制手段的起点。受组织市场的目标和创新经济体的核心任务在于同时实现对知识生产的激励以及维持通用性知识与专用性知识的动态平衡。本文将这一范式称为“演进性的创新系统观”。
关 键 词 产业政策 不确定性 受组织的市场 市场经济 演进的创新系统观
创新的不确定性，在2016年的产业政策大争论中，成为其中关键的辩论参与者用以论证政府不应该参与创新竞争的论据。
“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实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张维迎，2018:22)①。
但是，这个论断令人存疑，因为“众人的独立努力”这一表述不仅将政府排除出了创新决策范畴，而且也暗示了主要基于个体企业和个体企业行动的市场模式。这并不符合复杂的创新经济活动的实践。在简单的市场活动(例如菜市场)中，“众人的独立努力”的确已经可以应付各类交易情景。但由于技术和交易行为的演进性、内在的系统关联性特征的存在，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更系统性的制度构建才能维系。这也正是为何菜市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每一个欠发达国家都存在，但是高科技产业的创新竞争市场却仅仅出现在很有限的几个发达国家之中:因为每一个高科技产业复杂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制度构建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成本不仅体现在制度构建所需要消耗的资源上，也同样体现在对有效经验的积累、识别和转化上。政府往往正是这种制度发展和制度实践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它不仅仅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关键功能，同时也经常是制度的塑造者和制度发展的推动者。
其次，在理论上，“不确定性”并不会自动区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是个人，是企业，还是政府，也就是说并非个人(或企业)更能适应和应对创新中的不确定性。相反，基于“众人的独立努力”的市场模式会导致创新经济变得成本高昂且无法维系。假定市场主体之间都仅有“独立努力”而不存在有效的信息交互，创新竞争将变成“对号开奖”的选择机制，个体行动者的创新活动将无法持续，由此这种推论在理论上也无法自洽。学者们如何看待不确定性，反映了他们如何理解创新、如何理解与创新相关的市场过程。是否有剖析创新过程的理论工具，直接决定了学者们是否有能力对创新政策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针对张维迎教授等学者的观点，本文从理解“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出发，通过对关键文献(尤其是基于熊彼特传统的创新研究)的讨论和理论发展，尝试解释“创新活动根植于社会化过程的演进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揭示不确定性的根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将简要回顾奥地利学派对不确定性的理解，指出奥地利学派虽然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演化性，但奥地利学派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基于个体层面，停留在个体基于价格产生的联系，而忽视了社会化层面的更广泛和更紧密的互动。其次，本文将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不确定性演化性特征的表现以及不确定性的应对三个方面展示创新理论中学者们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不确定性具有演化性，这种演化性最主要的来源是共同体的互动过程和共同演化。不确定性的演化性特征表现为竞争过程的变化和竞争目标的变化。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影响了对其的应对方式，亦即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可以通过主体甚至系统的互动和共同演化来完成。我们在打开竞争过程的同时解构了创新的市场机制本身，即打开复杂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系统性制度构建这一黑箱，并为读者们展现“演进性的创新系统观”。这构成了对奥地利学派关于不确定性认识的较为完整的回应。事实上，在创新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对不确定性这一问题的争论与对熊彼特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密切相关，也直接将人们的讨论引向了市场经济中的系统性经济制度。对这些讨论的反思与理论再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也希望能为人们理解、甚至批评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提供更恰当的理论基础。
奥地利学派理论中的不确定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教规中，理性选择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和完备知识市场理论构成了其核心理论支柱，这种设定几乎没有给不确定性留下空间。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可以做出最优选择。在生产函数理论中，企业被看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完全是由外生技术、知识、资源决定的生产函数，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做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润的最优决策。完备知识市场理论假定市场具有充分的知识和信息，是完全竞争的。
在对市场过程的讨论中，奥地利学派尝试把不确定性纳入其理论构建。②它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市场过程中任何一个未来时点上的不确定性来自个体知识的有限性和选择的不确定性。市场未来结果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参与市场的个人在每时每刻所做出的决策，而每个个体每时每刻的选择都可能具有创造性和不确定性(Shackle，1970，1986)。个体随时变化的选择源自个体不断变化的知识，这种变化的知识是个体在市场中通过发现而习得的(learning by discovery)(Mises，1966)。这种知识是分散的(dispersed)、缄默的(tacit)、地方性的(local)、私人化的(personal)，不会以完全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Hayek，1949)。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这些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市场的个体能够具备完全的有关彼此的知识。在这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产生了对立。正如哈耶克(1937)所指出的:市场均衡的本质就是市场参与者具备完全的共同知识所造成的结果。而均衡化市场过程的本质就是由特定的共同学习模式(patterns of mutual learning)所构成的。
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教规之外，奥地利学派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属性，他们认为不确定性是由经济活动中个体知识的演化性和有限性所造成的。由此，在他们的解释中，不确定性的产生更多的是基于个体自身，个体之间只是基于价格而产生联系，而没有更多信息来源渠道和更紧密的互动。这对于理解个体单次的决策行为而言具有合理性;但运用到对复杂经济活动的解释中，类似理论解释至少面临两个重大挑战。首先，市场竞争的代价将非常巨大。因为强调不确定性仅来源于个体的知识有限性，事实上是将市场活动中的个体，包括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区隔开来;也就意味着在交易之前，供应商、生产商和用户之间，除了价格之外彼此不能获得对方其他更多的信息;这使得市场选择近似于一次性的“对号开奖”(同时生产与需求双方并不必然能实现配对)，生产商所做出的方案既难以得到供应商的满足，又难以满足用户需要;反之用户也难以在市场中找到满意的创新;由此成功创新的社会总成本极高;但实际上，现实的现代工业经济并不是这样运转的(Clark，1985;Lundvall，1988)。其次，难以想象有效的市场选择机制如何产生。如果我们对用户一端也做同样的假设，即假定用户决策同样也是完全个人化和知识有限的，那么市场机制在创新竞争中如何能有效地“自组织”就成为了理论逻辑上的难题，因为根本就不会产生有规模效应的市场需求，那市场机制是如何产生有效选择这一问题就无从解释了。
创新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及市场过程
在对不确定性现象的解释上，创新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相比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个体决策的知识不完备，以及个体决策的整体效应对市场竞争结果的影响等方面。但创新理论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的认识与奥地利学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自70年代后兴起的新熊彼特主义流派，立足于扎实的工业史、经济史和对当代商业实践的实证研究，这一流派的学者们敏锐地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缄默知识的存在，创新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独立选择”，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由此，不仅个体自身的技术变化是镶嵌在组织化、社会化的情境中的，而且连它所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同样也是组织化和社会化的产物。而创新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化情景，又会在个体间、组织之间、组织簇之间［即Dosi等人(1982)所指的技术共同体］和在国家层面上受到多样化、差异化的制度影响，从而使得个体远不能预知竞争的结果。反过来说，既然不确定性产生于系统性的互动机制，那么对不确定性的应对正是在于维护动态的互动有效性——这一任务在国家层面上，就是要避免演进过程中的系统失灵。
虽然创新理论和奥地利学派都认为市场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并且都指出了不确定性的演进性特征，但它们对演进性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不确定性主要来源的理解也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别。
1．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基于互动关系的共同演化
在创新理论中，对不确定性的理解的起源与奥地利学派相似，即首先起源于对决策知识不完备及其过程的演进性的理解。熊彼特(Schumpeter，1912/1961:85)最早就是从个人创新决策的有限理性来理解创新的不确定性的，当他强调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以及创新决策的战略性本质时，他指出“……在经济生活中，即便在没有得出他们将要做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时，(企业家)也必须采取行动……彻底的准备工作，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些情况下反倒有可能带来失败”③。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的功能应当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争取最优效率这类认识不同，在创新理论中，企业家的价值在于通过创新(新产品、新技术、新投入要素、新组织等等)去挑战静态意义上的市场约束条件，其创新决策必然是基于不完备信息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创新过程对于创新者而言必然会有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战略性、开发性的决策正是熊彼特框架中利润(“熊彼特租”)的根本来源。
作为创新研究中讨论不确定性的集大成者，Nathan Rosenberg在1996年的作品通过对20世纪技术发展史经典案例的梳理④，提供了关于“技术首次商业化之后的阶段”不确定性的可能来源，包括:从科学发现或技术原型到工业应用需要长期持续的尝试和改进;新技术与其他技术具有关联性，故技术的提高或其潜能的充分实现需要相关技术或组织的发展;创新所导致的应用往往是某个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人们有可能尚未发展出对系统的认识，原有的系统往往也会对新应用造成结构性的阻碍;发明人最初对于创新的设想往往过于聚焦在狭窄的范围内，创新往往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催生了大量“意料之外的应用”;创新技术的组合方式未必与人们的需求相吻合，而后者往往涉及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创新技术往往还面临着未来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市场结构和其他因素也会对创新技术的经济效益的实现产生影响⑤。
急性病猪主要为败血症变化，慢性病例有典型的病变在盲肠、结肠，甚至回肠。可见肠壁淋巴滤泡肿胀隆起，以后发生坏死和溃疡。肠黏膜呈弥漫性坏死性糜烂，表面被覆一层灰黄色或黄绿色易剥离的麸皮样物质，肠壁粗糙增厚。重症病例，肠壁大片坏死脱落，肝、脾和肠系膜淋巴结常可见到针尖大灰黄色坏死灶或灰白色结节。
但需要留意的是，经机器、高温、药剂、漂白等加工过的蚕丝被由于在蚕丝内部残留各种化学药剂，会对人体造成损伤并降低人体免疫机能，所以还是尽量选择纯手工天然蚕丝被。
Clark(1985)和Dosi(1988)的工作着重凸显了社会化情境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最主要的参与群体，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塑造复杂的创新竞争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以多个产业的技术演进史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市场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对于推动技术、企业和产业演进而言都极其关键。首先，如上所述，Clark(1985)和 Dosi(1988)等学者都强调，创新竞争中海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行为者，创新竞争并不是一次性的“对号开奖”，否则不仅创新竞争的成本巨大，而且难以想象这一模型中有效的市场选择机制如何产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演化性的概念，认为技术并不会在一开始就作为成熟的最终产品出现，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解释技术演进的动力机制这一关键问题。Clark(1985)和Dosi(1982)认为，技术方案产生于两个要素，一是由需求产生的技术问题，二是科技共同体或产业共同体所能提供的方案。首先，创新竞争早期的决定性因素是产品性能，即产品为解决用户(潜在)需求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这就决定了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会尽可能地获取用户信息，从而发现用怎样的技术方案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样地，用户为了获得目标产品的知识，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其他消费者来获得产品的信息，以降低自己选择的成本。其次，现代工业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带来了专业化分工，这就导致两个必然的后果:第一，创新竞争发生在存在分工协作的技术共同体之间(或者说是“组织簇”之间);第二，技术共同体内的重大事务是由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决策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个体决策，所以重大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产业共同体的协同，产生协同的聚焦机制就成为技术变化方向的指向器。而聚焦机制的形成，同时受到了技术系统内在的不平衡和关键用户群体的需求特征的影响(Rosenberg，1969;Dosi，1982)⑥，也就是说，个体在创新竞争中的决策始终是镶嵌在与产业共同体以及与重要消费者群体的互动机制之中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产业的演化或者说创新竞争的展开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反复的过程。我们在此仅强调竞争的两个关键要素，即竞争目标的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感知的主观性和情境性。
首先，竞争目标本身是动态变化的。Clark(1985)在描绘生产者的“技术设计的层级性”和“市场概念”的互动演进的过程时，强调生产者的技术学习是受限的，这就使得对技术创新的解答只能在过程中完成，而无法提前计算。竞争目标的动态性至少受到以下三个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第一，用户需求界定的时间序列特征。用户只有在接触了产品后才能更好地了解关于产品的知识。用户通过接触多样化的生产者所提供的多样化的产品，深化了对自身需求的理解，从而用户会对生产者提出新的需求。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当触摸屏技术出现后，用户会产生大量基于触摸屏技术的新需求，这些新的需求会为生产者塑造新的竞争情景。
第二，生产者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与大量的技术问题数量之间的矛盾。生产者会同时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但由于资源和关注力的限制，生产者在特定的阶段只能关注其中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当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共同体的协作时，这种协作关系加强了资源约束，限制了个体生产者的选择空间。最终选择的产生取决于当时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潜力、用户突出的需求、规制者的要求以及产业共同体协商的议程等等。
第三，技术问题的次序性和层级性。一些问题只有在另一些问题出现之后才会被人们认识到。这一层级性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技术上的，即有一些技术问题只可能出现在另一些技术问题之后，例如只有当内燃机成为汽车的主要燃料供给装置之后，内燃机缸体内的燃烧优化才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另一种则是需求上的，即一些技术问题只可能出现在某种需求产生之后，例如当人们尝试在夜间行车时，对车辆的照明系统的要求才会被提出。
这些限制性因素说明，对于生产者而言，不仅竞争的过程是无法事先预测的，连竞争的目标也是动态变化的。在真实的产业发展史中，技术进步在时间序列上时常展现出显著的群落性(即技术问题往往会成簇出现)，以及技术逻辑上的层级性。关键在于，这个涌现的结构不是事先可以预知或者可以计算的，它是由互动性的过程所塑造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众多角色各异的社会行为者以不同的组合方式相互合作或者竞争。这使得创新竞争从来就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一连串相关联的竞争和选择过程，也使得创新竞争的最终结果是难以事先预测的。
其次，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来源于决策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当我们把观察视角放到协作的社会化情景(即技术共同体内)或竞争的共同体之间时，我们会发现创新者决策的外部环境同样存在更复杂的动态演进性特征，甚至带有强烈的反身性特征。
举例来说，假如企业A的行为影响了企业B的行为，那么A的行为构成了对B的不确定性。这个涌现的新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为企业B增加不确定性因素，即新的市场结构;同时也有可能会为企业B削减原有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A的创新作为一个成功的创新冲击(innovation shock)⑦，反倒可能因为它揭示了当时市场主流需求的知识而减少了包括B在内的其他企业在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关于资源和能力的不确定性，即企业需要知道进入新市场需要具备哪些资源和能力。第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企业需要知道进入新市场后能获得多少未来收益(Argyres，Bigelow and Nickerson，2015)。反过来，企业B出于相应竞争压力而做出变化，这一变化同样也更新了企业A面临不确定性的环境。这就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单纯从某个时间截面来计算不确定性(Nelson and Winter，1982:18－19)。由此可见，不确定性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与分析主体自身的过程性行为紧密相关，因而“即便人们拥有无限多的时间和资金，以致于那些企业计划中行为的影响与反影响(counter－effects)都可以在理论上加以确定，但它们也必然在实际上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之中(remain in the dark)”(Schumpeter，1912/1961)。对于创新过程的分析者或者相关政策的制定者而言，由于创新竞争中会出现失败的企业或失败的群体，所以甚至连市场中的创新主体可能都不是给定的、持续存在的对象(Steinmueller，2010)。所以在理解创新竞争和创新经济时，必须要认识到“研究市场经济就是研究一个演进的过程……(创新)不断地从经济体内部革新它的结构:不断地破坏既有的结构而创造出新的结构来”(Schumpeter，1943/1976:82－83)。
2．理解创新经济的关键:受组织的市场过程
既然技术的演进与市场竞争的展开是高度演进性的，那么现代创新经济体系是如何维系的呢?其实早在Rosenberg(1969)、Dosi(1982)和 Clark(1985)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对组织簇内和组织簇之间的互动机制的讨论中就存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Lundvall(1988)进一步提炼出“受组织市场”的概念，指出有效的现代经济机制归根到底是一个“受组织的市场”。
Lundvall(1985，1988)的贡献在于将产品特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拓展到了广泛意义上的“生产者－用户”互动关系。他认为，市场和组织不是截然两分的，市场是有组织的(organized market)⑧，有制度化的长期稳定的“生产者－用户”互动关系。传统的组织理论严格区分了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协调机制是层级制的，而市场则是机会主义的——要么主体是隔离的孤岛，要么市场上流通的是信息生产者为了获利而制造的虚假信息或者欺骗性信息。Lundvall质疑了这种假设，他认为在长期稳定交易的市场或者复杂性创新产品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没有效率的。在这里，市场是有组织的;使用者们会产生信息交换，这使得消费者群体得以放弃那些包含虚假信息的产品，从而选择技术更为先进的产品。对于生产者而言，用户的信任成为决定性的竞争因素;这促使他们构建与用户的互动机制，获取用户的需求信息以完成产品创新。投机和欺骗者则会被排除在长期或复杂技术创新的信息网络之外(Lundvall，1988)。在这个意义上，特定参与者创新的结果高度依赖于他所参与的互动和交流，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分享和交换获得创新所需的资源(Christensen and Lundvall，2004;Nelson and Winter，1982)。
Lundvall等学者进一步把这种“生产者－用户”关系的讨论拓展到了对产业链供应关系(如钢铁生产商与钢铁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与科研、金融和规制等部门的关系，他认为这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互动机制，是行动者维持创新竞争有效性的基础。这种互动机制，界定了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什么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定义了竞争者之间信息传播的边界(Lundvall，1985;Johnson，1992;Lundvall et al．，2002)。由此，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会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关系，这有利于建立互信和有效交换信息;由于技术特征或者经济活动的结构化特征，在这样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关系中可能包含了层级性(hierarchical)的因素，即一方或许主导了另一方的创新活动。如果不存在互信和责任的话，这种层级制是难以运作和维持的⑨(Lundvall，1985，2007)。我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见到的科研合同、产学研合作、网络式联盟、关系型合同以及更多广泛的社会制度都是“有组织的市场”的体现(Christensen and Lundvall，2004)。与此相关的制度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冲突、规制关系，或者制度之间存在层级性，即一些制度需要其他的制度来创造空间(Pelikan，1988;封凯栋等，2017)。
有效的创新经济体的本质是“受组织的市场”这一认识，实际上要求我们将创新研究的重点放在促进(或阻止)行为者的“组织化”互动的制度及其体系上来。从制度效率维度来说，这些制度及其体系需要考虑为了促进创新所涉及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化以及这一过程的再生产，怎么样的互动机制应当被许可，什么样的行为者应当被包括进来，信息流通的边界在哪里;而从特定国家、地区或者产业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维度来说，这些制度及其体系需要考虑制度的路径依赖、要素条件和构建成本分别是怎么样的。在实践中，创新系统会存在国别性的特征，在理论上则从80年代以来就有“国家(地区、产业)创新系统”学说的崛起，而大量的著作讨论了各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动态的发展历程中，是如何通过以国家为主的关键行为者的推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塑本国的创新制度体系的(Mowery and Rosenberg，1998;Freeman，2002;封凯栋等，2017)⑩。
对创新竞争过程中“受组织的市场”这一根本特征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在高度动态演进的创新竞争中的个体决策机制提供了基础。“不确定性是创新活动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并不等于说创新竞争的过程是不可认知的，因为创新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性既是创新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构成了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案。创新活动是高度社会化和高度组织性的，这一过程在持续塑造不确定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创新者一直处于与用户、产业共同体紧密互动、持续交互信息，以此完善学习机制并发展产品技术方案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并不是“众人”通过独立努力、独立摸索来完成的，更不可能是依靠“对号开奖”式的市场机制来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创新竞争过程组织化、社会化的特征为市场主体带来了(部分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为它们提供了解答的方法——虽然并不直接是解答本身;正如Christensen和Lundvall(2004)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不知道的事情会发生，而创新是指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事情会发生的过程”。
到此为止，我们基本展示了创新理论中学者们理解不确定性的图景——他们就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不确定性演化性特征的表现和不确定性应对都进行了丰富的讨论，这构成了对奥地利学派不确定性观点较为完整的回应。不确定性不仅来源于个体决策变化的不可预见性，甚至不主要来源于这一部分。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与个体相关的动态演进的、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来源于共同体的互动和共同演化过程，它同时对个体的决策目标、决策机制和决策环境都造成了影响。而上述这种互动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包括特定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广泛意义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之间，产业链供应关系，以及生产者与科研、金融、规制等部门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 (Dosi，1982;Perez and Soete，1988;Christensen and Rosenbloom，1995)。不确定性的演化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竞争目标的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感知的主观性和情境性。互动性既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同时又提供了不确定性的应对方法。不确定性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对不确定性的应对不是依靠单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单打独斗或“个体化”企业的“自由尝试”，而是通过“受组织”的市场过程，即通过主体甚至系统的互动和共同演化来完成的。
从创新理论学者们把创新理解为一个互动过程和共同演化的思想出发，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不确定性和创新过程。第一，系统性的社会制度塑造了经济发展和商业结果;第二，创新过程反过来又影响了组织内部和不同组织间的社会关系，“关系型学习”(relational learning)影响了组织和人们相互关联的方式(Christensen and Lundvall，2004;Johnson，1992)。政府作为规制、金融、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制度的重要供给者和行动者，不仅是边际性的“市场失灵”的修补者，而且更是创新互动中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政府通过怎样的制度构建或者政策行为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的创新，政府怎样在动态的环境下保持系统内不同主体行动的协同性，就成为保持整个创新系统持续有效的关键问题(Nelson，1994;Von Tunzelmann，2003;封凯栋等，2017)。不确定性不是某个行为者(如政府或者企业)是否应当参与或远离创新相关的活动的理由，恰恰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不同部门、不同位置、不同层次关系上的行为者才需要在相关领域内构建有效的互动机制。这就引出了我们对于现代经济体系，特别是对于历史上发生过持续争论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讨论。
更激烈的争论及其解答:对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解构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现象(Hirschman，1958)。而将创新过程和市场理解为一个演进的、基于互动机制的过程，就意味着市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市场失灵永远存在。将创新视为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发动机，意味着政策目标应当是维系创新系统的平衡，即通过持续演进的制度构建来使得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能够促进知识的生产，促进整体战略性目标的实现(封凯栋等，2016)。
在关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学者和评论家群体中，曾经有过多轮相似的产业政策争论，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有一场更深入、更著名、同时也更带启发性的争论。在这一场争论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是否应当介入经济活动”，而是更根本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的问题。尽管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论战上，支持市场经济模式的一方都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但他们很早就不是从“完美市场”或“众人的独立努力”的模式来为市场经济辩护的，相反他们发展出了关于市场经济系统的制度性视角，也即后来被人们广泛地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范式。Richard Nelson1990年的文章《作为进步发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参与了论战，并且深刻地解构了现代创新市场经济体的制度组织的作品(封凯栋，2012)。该作品的理论背景是熊彼特在不同时期对创新模式的不同理解，即著名的熊彼特－I式创新模式和熊彼特－II式创新模式。
教材内容是我们开展语文教学工作的基础，也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因此，德育工作的渗透首先应从教材入手。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内容有很多与德育相关，我们语文教师要深入地分析、研究教材内容，在备课的过程中，把德育内容渗透到教材内容中。这样我们可以在教授学生基本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开展德育。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便于学生记忆教学内容同时也对学生开展了德育，有效地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优秀思想品质。
一、从蝴蝶、剪纸、故宫建筑等对称图形入手，借生活中的对称美来感受对联。而后，讲述王羲之、朱元璋、蒲松龄等人巧对故事激发兴趣，具体感受对联的魅力。
这样一个讨论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尤其是考虑中国从模仿到前沿竞争的发展方式转型中的政策探索，对于我们反思“林张之争”背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工业实践之间的显著差距都是深有助益的。创新研究的演进性系统观有助于我们脱离简单的“产业政策”争论或者“国家是否应当介入创新活动”的争论，因为现代复杂的创新活动本身从来就不是基于完美的“自由市场”(正如同它也无法基于完美的“计划经济”一样)，而是基于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回到本文最初所提到的“菜市场”和“高新技术产业市场”问题，正是这种“系统性制度构建”而不是“众人的独立努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内部能够出现哪些产业市场。
与此相关的，是熊彼特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悲观态度。既然创新成为惯例化事务，那么创新竞争就主要取决于哪些行为者能够为这类“惯例化事务”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创新竞争将会导致大企业的出现，资本主义将发展到垄断、寡头垄断阶段;“当(计划经济)所要求的产业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时”，市场经济就将让位给计划经济［可参见 Nelson，1992/1996:96 － 98)的评述］。
在当时美苏对峙的局面下，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在他的追随者中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被后人称为“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ian hypotheses)”(Murrell，1990;Cohen and Levin，1989;McCaffrey，2009)
。在创新研究中，关于经济集中度与创新或者企业的规模与创新表现之间的差异性的研究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Cohen，Levin and Mowery，1987;Barge － Gil and Lopez，2014)。
在熊彼特学说的追随者当中，Nelson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首先，在实证研究中，创新发展与经济活动的集中度并没有呈现长期的一致性(Cohen，1987;Cohen and Levin，1989)。其次，创新活动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惯例化。科学发展与产业创新之间存在复杂关系(Rothbard，2004;McCaffrey，2009;Nelson，1982);同时创新者也不可能完全占有(appropriate)创新活动的知识收益(Nelson 1990，1992/1996)，也就是说创新的知识收益不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创新虽然会在竞争中造成“创造性毁灭”的效应，但是成功的创新也会引起知识扩散，从而变成公共知识的一部分而为其他潜在的创新者(也包括此前的落败者)在后续的动态竞争中学习并使用;另一方面，创新的产出和投入存在的复杂非线性关系使得创新者在资源上的差异并不必然会等量地体现到创新竞争的结果上。那么熊彼特“由创新的惯例化推导出经济集中度提高，最后导致垄断、寡头乃至计划经济”这一逻辑就是不成立的。
Nelson(1990)为市场经济所做的辩护，是基于其在70－80年代针对美国的经济实践所做的深入的经验研究之上的，尤其是基于他与合作者在80年代中期于耶鲁大学所完成的大型企业创新调研计划(同行将其简称为“耶鲁调查”，Yale Survey
)之上的。因此，他所构建的市场经济动力模型深刻地刻画了美国当时国家创新系统的运作机制。非常值得留意的是，Nelson并没有从“完美市场”或者“自由市场”的角度出发，相反他从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市场机制可持续性的根源。
根据知识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Nelson等学者(Nelson，1990，1992/1996;Merges and Nelson，1994)把知识分为公共领域内的“通用性知识”和私人领域内的“专用性知识”。创新中所涉及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产业共同体内的通用性知识，即共同体成员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在职培训、经验积累、信息检索、参加同行交流等多种形式能够获取的知识(Rosenberg，1985);专用性知识主要是指特定企业、机构或个人通过自身的研发项目或者生产实践所发展出来的未被广泛传播的知识。
⑥在Rosenberg(1969)对工业史的梳理中，其他潜在的聚焦期机制还包括要素变化、战争威胁、政治因素等，这些因素毫无例外都是深嵌于技术共同体及其社会情景之中的。可见，“孤岛式”的厂商，在缺乏与用户的互动、在与技术共同体脱嵌的条件下，是无法推动现代工业经济中某项产品技术的持续演进的。
根据使用压力和容积大小，空气储罐检验可分为开罐检验和不开罐检验。对于设计压力小于1.6 MPa且容积小于10 m3的空气储罐可不开罐检验。开罐检验需要将空气储罐内壁腐蚀部位彻底清理干净，露出金属本体。
这时，一个西瓜头、背着红色书包的小男孩快速地从老爷爷身边跑过，钻进了巷子。男孩呼吸急促，红扑扑的脸上写满紧张，还时不时回头瞧，那双乌黑的眼睛里满是警惕—他好像在躲避什么。然而，他身后除了自己留下的一串脚印、呼啸的寒风、飘扬的雪花，以及巷子口的老爷爷外，再无其他。
Nelson等人的分析事实上回应了市场经济动力机制中的几大问题:首先，关于市场化的创新竞争存在大量浪费的问题
。如果经济体内存在着有效的知识转化和知识扩散的机制，那么竞争所造成的社会整体损失将要比静态计算下的损失小得多。其次，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专用性知识与通用性知识之间的转化机制否定了熊彼特假说，即市场经济不会由于内在的“创造性破坏”特质而必然走向计划经济。事实上，Nelson等人的努力也回应了中国国内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的担忧，即担忧由个别行为者的决策无法应对不确定性而导致低效率甚至重大失败;因为Nelson等人的模型考察的是相对中性的创新组织方式
，所以创新决策是否能避免被少数个体独占取决于通用性知识与专用性知识的扩散和转化机制是否有效。第三，市场机制在推动创新方面的长期效率，取决于制度系统对专用性知识生产的激励和对通用性知识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平衡。
Nelson和同时代相关学者所建构的市场经济模型完全不可能是新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完美市场”;相反，他们的理论范式所诠释的美国创新经济体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以及对市场活动的有效组织而形成和运转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可以在创新经济中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并能持续地运转，并不是因为其自身是“完美市场”或其对“市场失灵”的有效控制，相反是因为它(美国模式)能够更好地激励知识生产中通用性知识和专用性知识的生产和转化，以及维护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即解决“系统失灵”问题。我们在本文中把这种强调对知识生产的激励，和维持通用性知识与专用性知识动态平衡的系统观称为“演进性的创新系统观”。
因此，有效创新经济的基础是系统性的制度构建
，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其核心的目的是避免创新体系的演进失灵，避免创新所依托知识生产、转化、扩散和再生产体系的异化、从而导致其经济社会系统产生“自我摧毁”的效应。这种制度“构建”既包括组织实体的投资和构建，也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性做法的孕育、维系和演进。如在生产并扩散通用性知识这一功能上，成功的工业经济体就发展出了工程和管理教育体系、公共科研部门、科学传播机制、技能培训体系、产学研合作机制等。而在创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相关的制度都需要得到动态的调整以确保系统能在新的条件和目标下有效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与“熊彼特假说”做辩论时，Nelson(1990)强调的是市场机制的组织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被放在“创新的系统性组织协调方式”的类型学体系下讨论的
;它强调的是达成知识生产、扩散和转化的制度性职能，而这些职能由什么样的主体(如政府、国有企业、社会组织、企业等等)，或者由什么样的制度关系(如行政性强制关系、产业协同关系、市场关系)来承担，并不存在理论必然性，而必须回到尊重技术逻辑和经济体所依附的社会经济系统特征的逻辑上来。
采用PECVD沉积氧化硅薄膜，研究了在不同条件下制备折射率均匀、应力良好的掺Ge氧化硅薄膜波导.研究发现为了提高薄膜均匀性减小应力，薄膜芯层通过GeH4流量而不是SiH4流量来改变折射率，同时光波导薄膜厚度和折射率均匀性会使传输光波在不同的偏振状态下具有不同的折射率值，即光学薄膜的双折射效应，从而使器件的PDL值增大，双折射性能在整个晶圆上的不均匀分布会影响产品的良品率，所以精确控制每个参数并把握其变化规律对提高产品性能及生产良品率至关重要.
⑤Rosenberg对不确定性的论述，吸收了当时大量学者对创新的研究成果，至少包括了(但不限于)以下这些在其前后发展成型的创新研究的相关讨论:产业技术演进的周期性:创新活动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即事后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方案)的产生与复杂的竞争过程和复杂的非技术性因素都有关系，这使得创新的过程难以预测，创新产出更不可能与投入要素呈线性关系(Abernathy and Utterback，1978;Utterback and Suarez，1993)。路径依赖:市场竞争中的固定成本、学习效应、网络效应，调适性预期等机制使得某一技术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对后来的技术和市场主体构成了结构性障碍。(David，1985，2005;Arthur，1989，1990)“需求拉动”或“技术推动”争论:对于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到底主要是用户的需求拉动了创新的发展，还是由科技推动了创新(Nelson and Winter，1977;Rosenberg and Mowery，1979);而 Dosi(1982)关于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与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y)的框架则对科技与需求在塑造范式与轨道的不同角色做出了深刻的分析。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机制:这一争论将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放在技术系统的内部关联效应、由非经济与技术性因素所塑造的要素市场以及政治压力和规制条件的背景下，解释了技术共同体关于创新探索的聚焦机制和技术进步的方向问题(Rosenberg，1969;Dosi，1982)。
常州的竹炉山房位居41处被写仿的江南景观榜首，西苑北海北岸、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盘山静寄山庄、清漪园、避暑山庄和紫禁城建福宫等7座皇家园林对其进行了仿建。清漪园的清可轩、玉泉山静明园的竹炉山房、香山静宜园的竹炉精舍和避暑山庄千尺雪的茶舍均建于乾隆十六年，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的茶舍建于乾隆十七年春，或于室内置有竹茶炉，或名称源自竹炉山房。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在《汲惠泉烹竹炉歌叠旧作韵》诗中还写道，“玉泉山房颇仿效，以彼近恒此远灌。”⑯
回到中国情景:讨论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问题应有的理论范式
本文从分析“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出发，对基于熊彼特传统的创新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发展，突出地把“受组织的市场”这一概念作为演进性的创新系统观的核心:市场的组织性塑造了不确定性本身，同时也是行为者对不确定性的回应;而相关的理论讨论，直接与创新活动的系统观，以及著名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大论战紧密相关。当然，出于读者阅读便利性的考虑，本文未能论及一系列重要的相关议题，例如不确定性在不同类型的技术变革中的差异(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等);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尤其是考虑在“主导设计”出现前后的差异);在不同类型产业内分布结构的差异(涉及产业创新动力机制的类型学讨论);以及在全球分工即技术前沿国家与技术追赶国家之间的差异(涉及系统整合、模块化及其背后的“能力－权力”关系讨论)等等。
一个学说如果没有发展出分析特定关键概念的工具，那么它也就无法有效地对相关联的对象进行解释。这与该学说有多少拥趸获过什么奖项都没有关系。把技术或知识纯粹理解为公共品，或者把对创新的激励简单理解为对市场失灵的修复，都无法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创新过程，更不能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即便同样是从波兰尼的“缄默知识”的概念出发，中国的哈耶克的追随者们往往仅限于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而演化理论的创新学者却从对组织、产业和工业经济体丰富的实证研究出发，在强调个体知识的重要性的同时，把不同层面上的有效协调放到了研究的中央舞台:由于缄默知识的重要性，现实的经济活动中需要在个人之间、组织之间乃至经济体内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确保长期、重复性的互动机制行之有效
。这两种理论范式在对不确定性及相关的市场机制的解释能力上是截然不同的。
“尽管经济学在创新方面的研究被广泛认为是起源于熊彼特的思想……但我认为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基础是有问题的，是错误地理解了熊彼特思想，或者说至少是没有正确地区分出熊彼特思想中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尤其是，几乎所有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熊彼特最为一贯坚持和精心构建的观点，或对此未曾予以足够的重视，即创新基本上是一个非均衡的(演进)过程……如果他(熊彼特)现在来观察当代的经济分析，他一定会非常生气”(Nelson，1992/1996:99)。
Rosenberg的这一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连2016年我国产业政策大争论的参与者也引用了他的观点(张维迎，2018:28)。但引用者没有能认识到的是，Rosenberg所代表的创新研究对经济活动微观机制的认识与奥地利学派存在很大的区别。同样是从对波兰尼的“缄默性知识”的理解出发，奥地利学派只是停留在对个体知识的价值性的强调上，由此，它认为不确定主要来源于个体决策变化，这种决策变化是由于个体发现新的价格结构而产生的知识变化所带来的。而创新研究学者们则是从个体的局限性与技术的复杂性的张力中寻找答案。基于他们对创新实践的观察，创新研究学者认为因为个体的行为受制于自身的惯例(routine)，个体往往只能在惯例行为的邻域内搜索，所以个体无法独立应对现代复杂的技术分工，同时个体需要相应的时间来完成对市场或环境的响应(也就是技术进步或者改变)(Nelson and Winter，1982);所以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只有嵌入到复杂的组织、产业链、产业共同体和国家体系中去，才能满足知识分工和在复杂性环境下知识搜索的需要;由此竞争也将发生在这样的由不同个体嵌入而组成的(子)系统之间。Rosenberg(1996)在诠释不确定性时所依托的众多学者的理论(见上段相应的脚注)也无一不是将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活动中的个体决策放在了高度社会化的情境中。
长期以来，学者们用熊彼特－I型指代熊彼特在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写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chumpeter，1912/1961)时对创新机制的理解，即突出强调个体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中的重要性:熊彼特认为那些有意愿和有能力的企业家个人将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当作自身的职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写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时，熊彼特观察到了大企业纷纷设立内部研发机构的现象，他由此认为这种有组织性的研发行为正在将创新制度化为惯例性的日常事务，因而他认为企业家在驱动创新的机制中不再那么重要(Nelson，1992/1996)。而后面这种强调创新的“组织化”“制度化”而不是“个人化”的模式则普遍地被人们称为熊彼特－II式创新模式。
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现代工业技术活动中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这些制度安排并不一定能够通过市场的自组织来完成，否则每一个菜市场最终都会自动升级为能够承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竞争的市场，进而每一个国家都会拥有种种复杂的产业市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能够承载复杂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市场，甚至应当说只有少数国家在通过长期的实践后才能形成并维护有效的创新技术市场。由此，认为市场可以自然而然地催生创新只是一种空想，市场必须要通过它自身之外的变量才可能实现不断的“系统性制度构建”。这种空想的当代版本就是对“竞争政策”或者“功能性政策”的过度迷恋，因为这两者存在意义的前提都是已经存在一个要素齐备的创新市场;而在发展性的视角下，当一个产业未被孕育时，根本就不会存在相应的市场供“竞争政策”或“功能性政策”来发挥作用;同样，当一个产业有结构性的技术屏障或组织屏障需要突破时，依然需要有超越狭义的“市场自组织”功能的介入以促进系统性制度的重构，来使得该产业的行为者和制度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奉主流教规的经济学家们才可能寻找“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边界——当然，在一个发展的情境下，认为大部分产业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相对稳态，这也不过是一种高级的空想，正如Hirschman(1958)指出的，这种均衡只有在开工不足的萧条期才可能存在。
因此，通过针对性的制度协调手段来调整市场的组织模式，以同时确保对知识生产的激励以及“通用知识－专用知识”两部分的动态平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其具体举措的逻辑就应当是为了维护或者促进演进的创新系统的动态平衡，而不应当是任何其他标签，如基于所有权的标签、或基于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标签、或基于功能性或选择性的标签。具体有效的举措，在特定的情形下，既可以是解除市场中不合理的约束(即去规制)，也可以是通过构造激励机制来促进关键知识的生产(即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是促进知识的扩散和转化(即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刻意要把与一系列重要的功能(金融、教育、科研、军事需求等)紧密相关的政府角色驱逐出创新这一情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荒谬的。事实上，相比其他市场行为者而言，政府在强制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资源动员和为长期目标实现资源投放等事项上往往也更有能力，因此由政府来驱动对系统失灵的修复，或者由政府来推动系统动态平衡的跃迁，从理论上而言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的介入并不必然是有效合理的——主流的创新研究从未赋予政府超越其能力的超凡假设，正如它极少假设市场具有超凡的自组织功能一样。但如果我们接受创新的系统性思路，将不确定性理解为一个过程性和演进性的变量，将创新过程的本质理解为组织性的和社会化的，那么我们对产业政策的讨论就可以脱离单纯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聚焦于产业政策如何才能“设计得当”这一问题上来(贺俊，2018)。中国在以“模仿－追赶”时代的系统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国家主动追求发展方式的转型，都为我们思考产业政策设定了新的情景和新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前沿技术竞争，国家并不必然具有能力来发展恰当的创新政策，同样企业也并不必然在功能性的政策激励下就自动变得更“创新”起来(封凯栋，姜子莹，2018)。但这种新情景新挑战，从逻辑类比上而言，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经验，无论是二战后美国创新系统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封凯栋等，2017;Nelson and Wright，1992)，还是韩国在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所面临的系统僵化的问题(Kim，2000)，还是进入2000年之后台湾学者所关注的“追赶的极限”的问题(王振寰，2010)，其内核都是要求包括国家角色在内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调整。
在这种新的情形下，对政府角色的彻底摒弃，就类似于患有心脏疾病的病人执意切除掉相应的器官。在2016年国内“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中被辩论双方当作创新型国家典范的美国恰恰没有彻底放弃政府的作用;相反，“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不仅在塑造新的创新体系过程中积极介入创新行为，而且扮演了核心的驱动性角色(封凯栋等，2017;Weiss，2014;Mazzucato，2013;Block，2008)。当然，对“设计得当”的考察，同样应当基于创新的演进性系统观，即政策的实施既应当出于激励知识生产的目的，同时又应当强调知识在通用域与专用域相互转化的目的。从创新的周期性来看，政策的执行需要在与多种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完成，也应当根据创新的发展来进行动态调整。当然，政策主体自身是否能够发展出这样的能力来，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能力的发展只有通过在动态的协调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及与多元的社会主体的互动中来完成。
对演进性的创新系统观的政策性讨论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这种讨论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创新研究的学者们的长期议题。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自2016年“林张之争”以来，中国创新研究共同体几乎难以做出有效的回应。同样地，作为创新研究共同体在50－90年代的经典议题，创新的演进性特征以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创新上的有效性问题早就不是新鲜的话题。因此中国的创新研究者们对这些问题理应具有回应能力。但在每月成百上千的国内论文发表量的背后，更多的同行们把“创新”单纯当作一个语义上的话题或者分析中的静态对象，而在讨论中忽略、无视甚至违背了创新研究背后大量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内涵;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国内的创新研究共同体对于涉及本领域核心概念的重大讨论难以做出有效的回应。这样一个共同体是否有能力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新的情景和新的政策问题做出有效的探索，恐怕更应当引发我们的集体反省。否则，正如熊彼特本人所说的，“(如果一项研究工作忽视了创新过程)本质的理论结构，也忽视了这些事例中属于最典型的市场经济的所有东西，那么即便它在逻辑推理和对事物的描绘上是正确的，它也依然只是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Schumpeter，1943/1976:86)。
①张维迎收录于林毅夫等(2018)的这一章“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较全面地反映了张维迎在2016年产业政策大争论中的观点，同时正文所引观点在林毅夫和张维迎所做的现场直播的辩论中也有充分的展现。
②除了奥地利学派之外，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范式中较早地论及了不确定性的还有奈特和凯恩斯，他们的相关思想也在其今日的拥趸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奈特(Frank H．Knight)(1921)明确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客观概率，其结果分布是可以计算的;而不确定性是不可度量的意外或无知，是一种主观概率，受到预测者主观信念和直觉的影响，其结果是难以计算的。奈特将不确定性放在利润创造的核心概念位置上，他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因为变化可以被计算，所以利润是不存在的;只有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利润才有可能产生。［这也是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对奈特的逻辑的理解，即风险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利润(Demsetz，1988)］奈特同样用不确定性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和企业家的起源和作用:他认为，由于人们对一类事物判断的不确定性小于对单个事例的判断，因此人们用归类的办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出现了特定类型的组织、工具和专业化。不确定性由此决定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和演化。从古典个人公司到合伙制企业再到现代企业的演化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而做出的组织安排;而保险、基金、股市等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同样也是人们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发展起来的。就“不确定性由此决定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和演化”这一点，奈特的观点与后来认知学派的Karl Weick等人对企业组织的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凯恩斯(John M．Keynes)(1973)的信念理性理论(rational belief)纳入了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信念理性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逻辑概率论(the logical theory of probability)，逻辑概率指的是前提命题和结论命题之间的一种概率关系。这种概率关系依赖于人们的直觉判断(intuition judgment)，而直觉是不可知和不确定的，因而概率关系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由此，信念理性是基于人们的直觉判断而生成的一种理性形态。这个概念把理性和人的信念、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联系了起来。凯恩斯把它运用到对宏观经济的解释中，认为经济预期的形成依赖于市场中个体的心理状态，市场情绪在个体决策中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由此市场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确定性也有论及。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梳理这一理论发展。
③当William Lazonick和Mary O’Sullivan等人发展他们关于创新型企业的理论模型时，所强调创新性资源配置的特征中的“开发性需求”和“战略性需求”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Lazonick and O’Sullivan，1996;O’Sullivan，2001)。
④将不确定的来源划分为“技术的实验室阶段”和“技术首次商业化之后的阶段”。他这样做的理论意义在于打破了创新研究领域中曾有的“线性模型(linear model)”的影响——该模型把创新简单地看作是科学发现理所当然的产业应用，或者把创新简单地看作是资源类投入变量的线性函数(Kline and Rosenberg，1986;Nelson，1959)。Rosenberg 关于在技术被首次商业化应用之后的不确定性来源的讨论，在其时也存在显著的现实意义，因为西方当时在面对日本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部分政客、学者和评论家认为技术追赶者并不需要应对任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换言之，静态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或者互动协调的需要)不会因为我们讨论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而有所差异;导致它们之间产生差异的是它们在特定的制度网络中的角色及相关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存在演进性的系统性缺陷时——例如对技术相对明确成熟的领域缺乏生产性资源的投入，或者产业链的演进存在技术或资本的瓶颈，或者技术系统中某些关键知识的供应有限——那有效的介入在理论上就是合理的——不论是以政府的产业政策或科技政策的形式，还是以工业银行、卡特尔、企业战略联盟、大企业集团投资、产学研合作或者孤胆英雄式的个人创业的方式。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不是争论“必须”由哪一类主体来解决这个系统性缺陷，而是谁有能力采取行动以及如何维持动态的系统平衡。政府既与教育、科研、金融、规制体系等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往往在动员资源和塑造制度方面具有优势，所以由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推动并维系系统的动态平衡，这在理论上完全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力培养和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问题
。在实践上，现阶段美国作为“隐藏的发展型国家”或者“网络式的发展型国家”的做法，即国家通过分权化的网络和代理机构来配置资源、贯彻自身的发展意志，也正是它在二战之后逐步摸索出来的做法(Block，2008;Janeway，2012;Weiss，2014;封凯栋等，2017)。
Nelson(1990)强调，在美国拥有企业内设研发机构这个在产权上属于私人部门的知识生产发动机的前提下，整个市场经济系统必须在通用性知识与专用性知识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而这种平衡是由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制度保障的。他列举了多种促进专用性知识转化为(新增的)通用性知识的机制，包括大学教育与科研活动、公开出版物、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研发、供应链合作、专利制度
、技术交易、工程技术人员共同体内的交流传播、竞争者的模仿与逆向工程等多种机制;这些机制使得创新者的知识优势往往只是暂时性的
，也使得社会中更大范围的群体能在创新的知识传播中获益。他们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企业并不主动阻拦、甚至会鼓励自身信息的外流:因为既然互动机制是创新市场的微观组织方式，那么构建互动本身就需要以信息输出作为成本;在科研和产业共同体中构建关于自身技术优势的声誉、吸引用户、吸引投资机构、争取政府的支持、游说规则制定者等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Nelson，1990;Levin，et al．，1987)。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在创新活动中创新者所依赖的绝大部分都是通用性知识，这使得个体的专用性知识向通用性知识的转化又会惠及包括创新者在内的创新群体整体的利益，从而从整体上保证了市场经济系统有效地持续演进。
黑龙江省要求对规模以上井全部用GPS定位，加之普查员对设备使用不熟悉，GPS和水量计量设备（如便携式流量计）等普查仪器准备不足，在北方地区天气寒冷的情况下，使水利普查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⑦创新冲击指的是某个企业新产品的引入带来了对其实质性的需求增长，而且这种需求增长是其他市场参与者所未能预料到的(Argyres，Bigelow and Nickerson，2015)
⑧最近被翻译为中文的Curral等(2014)的著作(中文译名为《有组织的创新: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事实上也表达了一个相似的概念，但他们的工作更多是描述在创新链条中社会各部门(包括政府)的协作。
华罗庚先生曾说，“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形象说明了数形结合的重要性，指出数学问题应从数形相联系入手。数形结合就是把抽象的数学语言与直观的图形结合起来思考，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通过“以形助教”或“以数解形”，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从而起到优化解题途径的目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将培养学生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重要目标。这给教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解决如何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数学问题，如何从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提出了具体要求。而数形结合思想正是实现该类问题教学的有效例证之一。
⑨这与Keith Pavitt(1984)关于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类型学，以及和Carliss Baldwin和Kim Clark(2000)关于模块化背后的制度性解释都有共同之处。
⑩从这一点出发，国内某些主流一直以来对李斯特都有过于简单化的批评，即简单地认为李斯特是“国家主义”或者只强调“国家的作用”。事实上，李斯特(1928/2012)通过强调国家和产业保护政策的作用，是以此作为工具来促进本国“精神与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能力与进取精神的增长(p．175)”;也就是说他理论的核心在于以国家的干预来促进本国特定产业内有效的制度系统的构建，而并非一味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性。
Kline和Rosenberg(1986)在提出“创新的链锁模型”时就指出，创新者的行为模式往往是遵循一种“受指导的经验主义”(guided empiricism)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从可得知识出发估计一个可行的设计，进行制造、测试、边干边学，在经历生产、分配和市场反馈之后，再进入再设计环节，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链接和反馈渠道，周而往复。他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创新存活的不确定性可以被减小。
如 Freeman(1987)，Mowery 和 Nelson(1997)等里程碑式的著作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而对“酒”字的演变进行考察后不难发现，酒字的甲骨文中就包含了陶罐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酒出现的初期，就是被保存在陶罐之中的。
这与 Whitehead(1925) 和 Mowery and Rosenberg(1998) 等人关于创新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评述是一致的;John K．Galbraith(1952)也有类似的评述。熊彼特在相关讨论中所采用的术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事实上，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讨论该话题时，主要讨论的是集权化的创新组织形式，跟分权化的创新组织形式，即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垄断经济结构、寡头经济结构和计划体制的类型学语境中讨论这一问题;而Richard Nelson，Wesley Cohen和Nathan Rosenberg这些熊彼特主义者在讨论该问题时，主要指的也仅是创新活动的组织形式。故在此处，本文作者采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组术语。
Cohen and Levin(1989)将熊彼特假说归纳为两点:(1)相较于企业规模的扩张，相应企业研发活动增长幅度将更大;(2)研发活动将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
如图1和图2,所示以透射电镜观察复方精油微胶囊 A和B的外观形貌,A样品以异丙醇为脱水剂,B样品以冷冻干燥方式脱水,可以得出:A样品比较完整,近似球形,表面较为光滑,B样品锯齿状为主,表面凹凸不平。
该调查是创新研究理论发展历程中有里程碑性的意义的大型调查之一。对该调查的详细说明可见Levin等(1987)。
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专利制度首先是一种将知识公开化的制度，即对专利的申请需要申请人公开其技术方案、论证其创新点并接受公共部门的审核，这促进了专用性技术的扩散与转化;所以说专利制度保护的不是知识，而是该知识的特定形态在给定的时期内商业应用的垄断权(封凯栋，2012;Merges and Nelson，1994;Nelson，1992/1996)。
耶鲁调查的一个核心发现就是，专利对于维护创新者获利能力方面的作用，远远要比人们想象得小。企业维护创新收益的办法除了专利外，还有保守技术秘密和先行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而这些方式(包括专利)事实上都决定了创新者在知识上的优势是暂时性的(Levinet al．，1987;Nelson，1990)。
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很难独立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之外。这就决定了国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环境的高度依赖。这一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国家都比较适用。这也就决定了国际财经合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也并不例外，从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外资的需求到近年来中国资本的对外输出与企业的并购都是在不断的将我国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中去的过程。为此，新形势下国际财经合作对于我国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而言则分为如下五个重要方面：
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缺陷。
这是一个值得扩展讨论的问题，即假定我们认为不确定性取决于创新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的话，如果我们又认同需求来源于用户与生产者的互动，那么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化、受组织的概念。在“市场经济vs计划经济”争论中，Wiles(1981)等人的讨论就涉及过这个话题。
为避免功能主义的谬误，特此强调，制度本身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而其发展同样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自发形成的、按计划构建的或者在复杂的多元主体作用下演化出来的。关于在创新系统的语境下对“制度演进”或“制度学习”的讨论，Johnson(1992)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讨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美市场”可以认为是仅存在专用性知识的理论模型，而“完美的计划经济”则可以认为是仅存在通用性知识的理论模型。
从这个角度来说，Rodrik(2009)所提出的产业政策设计的10条原则，更像是对保持系统平衡、避免系统失灵的经验观察和推断。
演化理论里的关键概念，无论是组织层面的“惯例(routine)/能力”(Nelson and Winter，1982)，还是产业层面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Christensen and Rosenbloom，1995)，还是国家层面的“技术－经济系统”(techno－economic system)(Perez and Soete，1988)都是这一类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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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创新载体效率优势及其制度化整合机制研究”(项目号:71673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封凯栋，政治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k．feng@pku．edu．cn。北京，100871;姜子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王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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