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中国体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3)04-0135-09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体育的互动和同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这场从根本上改变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伟大变革，对中国体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空前深远的影响。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是改革开放的缩影，反映一个古老民族前进的足迹；中国体育犹如改革大潮中一簇推波助澜的浪花，昭示着中华的兴盛。对此进行探讨，可知中国体育过去之得失；剖析利弊，对今后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可提供坚实的依据。
让我们先从纵向来回顾改革开放的两大时期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
1978年至1992年，改革基本特点是采用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温和渐进的方式，以及“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在那些改革成本较低而收效明显的领域进行。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竞技运动在国际体坛取得辉煌成绩而受到亢奋的赞美和热情的呵护，与经济中心伴随着困惑和阵痛的改革保持着相当距离。
1992年后，改革的重点调整为建构市场经济体制，各方面综合配套，进入了全力攻坚的整体推进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中，体育的改革有明显的先松后紧的特点，在前期推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先锋作用，但在后期也不得不接受自身改革的震荡，加速改革，跟上社会整体前进的步伐。
（一）初期起步——游离与距离
1.改革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对于中国体育，这一阶段有思想酝酿和理论探讨，充满了渴望创造的激情，只是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游离于经济建设中心和改革的风口浪尖。
中国体育，长期以史无前例的形式，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为符号，镶嵌在国家机器的显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年来，在体育领域积累的巨大能量，急切需要释放。1979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省以上的体委侧重抓“提高”，大力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1980年又提出完善训练体制——瞄准奥运会调整运动项目布局，开始集中全国有限的体育资源，把竞技战车驱向夺取金牌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体育建构著名的“举国体制”的总动员，虽然事实证明这是卓有成效的甚至是带有创新性质的举措，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在客观上充分利用计划经济的优势对旧体制进行了强化。
改革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我们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脑海中保留着阶级斗争激烈时期“乒乓外交”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好回忆，体育仍然需要担任重要的政治角色，没有立即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不过，国家体委在1981年进行体制改革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3年给国务院呈送《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提出发动社会力量办体育、竞赛改革、训练体制改革、对武术的挖掘整理等措施，说明体育界希望在改革舞台上登场表演。
体育理论工作者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契机，1979年体育理论界展开讨论，持续到80年代初。围绕着“体育是什么”的百家争鸣，体育思想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的转变，直接为第二阶段的体育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允许中国台北在改旗、改歌、改徽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中国体育界经过长达21年的努力，终于重新回到国际体育大家庭。这种在当时称为“奥运模式”的大手笔，率先以体育为载体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为港、澳的顺利回归埋下了伏笔，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海峡两岸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范例。
其他如1979年扬州会议产生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对学校体育的规范、1981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发出、中国参加国际比赛取得的优异成绩，并没有显示体育界对自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迫切需要，反而加固和强化了已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体制。体育改革没有触及旧体制的要害和实质，仅仅针对表层弊端，进行自身小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保持了计划与指令的特殊方式，没有向市场经济转轨。
2.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年10月—1991年12月）。全国大规模改革的开始，恰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历史性的突破，在海内外激起强烈的反响，民族精神得到空前振奋，体育为改革开放迈上新的台阶又献上一份厚礼。1986年，国家体委做出《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体育改革要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这一阶段的体育改革仍然没有完全挣脱计划经济模式下自上而下的思维束缚。
整个80年代，中国体育界的理论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体育科学化的关注和对体育科学体系、新兴学科建设的热情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体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的学术地位得到社会认同。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的辉煌成就，值得载入史册。体育健儿顽强拼搏获取胜利的竞争意识，荡涤了“文化大革命”消沉失落的阴影，为激励人气、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精神，使中国人空前团结，把能量聚集到经济建设的基本点上。与此同时，金牌的耀眼光芒，一次又一次地掩盖了体育自身根本性改革的紧迫性。
（二）中期攻坚——转折和同步
1.“八五”（1991-1995年）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发展最快的时期。1992年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转折。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明确了实现翻两番、走进小康、加快社会改制的新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工作得失的标准，预示着社会主义体育的人民性的回归。中国体育工作重新面向广大群众，社团组织得到了培育和发展；《体育法》的颁布凸现了体育改革的成果，为体育改革的深入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从政治工具向为全民健康服务的法治化转变。
这一阶段，中国体育经历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继1988年汉城奥运会失利，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失利；痛定思痛，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只依赖计划经济模式下惯性运行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唱独角戏了。90年代中期以后，体育界终于明白自己并非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事业”，把握了突出体育产业的方向，终于和经济建设的中轴同步运行。
2.1996年中国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经济进入良性运行。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使1952设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变成国家体育总局。这一年，成为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施行最重大举措和体育管理层受到最强烈震撼的一年。1999年法轮功和兴奋剂问题愈演愈烈，导致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体育遭受严峻考验。2000年，雨过天晴，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心态与一个世纪前有天壤之别。悉尼奥运会获金牌数再创新高，为东方文明的崛起增添了一抹亮色。
改革开放的两大时期，对中国体育的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对中国体育的影响是基础性的。然而，体育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而是积极为改革开放作贡献。二者是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启动时期，体育的重要贡献是为中国人树立了积极进取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由体育竞技掀动的竞争观念、金牌意识以及由此焕发出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而在对内搞活方面，则是通过体育重视契约和诚信的规则意识、团结配合的协同精神、公平参与的民主观念以及高效率规范运作取得优异成就，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树立。
二、理论的探索
新中国的体育理论从50年代引进当时苏联的模式，其后在相当封闭的状态下，基本停留在应付教学的狭窄领域和层面，未能有效地联系实际和指导实践，发展也十分缓慢。
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思想解放。体育界也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80年代初，学术空气持续升温，传统的体育理论分支为若干学科，并萌生出一些新兴学科。80年代后期，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理论研究进入较高层次，几乎上升到与社会文化其他领域平等的层面，但很快随着政治经济的震荡而陷入沉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中期，体育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地位得到承认，体育理论走向应用，迈向为实践服务的务实道路。
中国体育的理论探索发展至今，按时间顺序形成了3个叠加的板块。
（一）原理探索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体育界掀起了关于体育概念、属性和科学体系的大讨论，期望重新认识“什么是体育”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70年代末，我国科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分类、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属性等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的见解，激起了体育科学工作者研究体育科学的属性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问题的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关于体育的概念、术语、本质和功能的讨论也开始交织在一起，在体育界汇集了重新认识体育原理的浪潮（注：李季芳、胡小明：《琐谈体育与运动之异同》，《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以体育的概念、本质属性为主题的理论讨论。这时的研究与实践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局限在体育院校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中。
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的文化研究热潮，促进了跨文化的研究，建立了开放的文化机制，体育理论界受益匪浅。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界也掀起了体育文化研究的浪潮（注：《全国体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成都体育学院1986年版。）。学者们将体育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置入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学框架，摆脱“以教育观体育”的思维羁绊，从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来深入认识体育。
（二）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使体育在迅猛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积聚新知识去解答。这些新知识系统地规范化，就形成了新的学科。8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的在课程意义上的“体育理论”彻底解体，分化为一门一门的学科。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渗透到体育中，形成应用型的分支，有力促进了体育新兴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为90年代中期体育学的确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如成都体育学院编辑的“现代体育科学丛书”，囊括了近20门新学科。（注：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1996年出版。）
经过10余年的辛勤耕耘，体育界携丰硕的成果迈向国家的最高学科体系权威评审机构，1996年，体育学终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一级学科；1997年体育学(0403)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即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1)、运动人体科学(040302)、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3)、民族传统体育学(040304)（注：研究生的专业、学科分类，与本科专业略有不同。）。体育科学体系雏形已初见端倪。
1.体育人文社会学。该学科早期以体育教育学科为基础，把一门“体育理论”课分裂为体育史（注：周西宽：《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学校体育学（注：学校体育学编写组：《学校体育学》，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版。）、运动训练学（注：徐本力：《运动训练学》，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年版。）、群众体育学（注：王则珊、卢元镇：《群众体育学》，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和体育概论（注：曹湘君：《体育概论》，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肇始于80年代初。后来逐渐向其他学科领域发展，辐射出体育社会学（注：刘德佩：《体育社会学》，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奥林匹克运动（注：任海等：《奥林匹克运动》，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版。）、体育管理学（注：秦椿林：《体育管理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体育经济学（注：张岩、张尚权、曹缔训：《体育经济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体育美学（注：胡小明：《体育美学初探》，《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演化成完整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它分为有关体育的人文学科和有关体育的社会学科两类学科群，涉及对体育的价值判断，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作出评价；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运动人体科学。运动人体科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人的机体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群。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保健康复及运动医学等学科。主要相关学科有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力学、生物化学等。
目前，运动人体科学研究中的热点是运动员科学选材、运动营养与补剂、竞技违禁药物检测、运动伤病防治和康复、消除运动性疲劳、运动心理、高原训练影响等领域。共有10多所体育院校和普通高校开设了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国家体育科研所和各省、区及部分市体育局设立的体育科研所，基本上都是从事于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研究，是运动人体科学的主要科研机构。
运动人体科学正在朝着不仅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同时也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服务的方向发展。建立符合中国人特点的体育健身体系，是运动人体科学在新时期的任务。
3.体育教育训练学。主要研究体育与训练所面临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并探索其本质和规律，以掌握教育特点，从而提高体育运动教学与训练工作的科学性，促进体育教学质量与运动训练水平的提高。体育教育训练学按性质分为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两大类。
体育教学是把体育纳入教育学领域的研究，遵循体育教学的特点，探讨新的教育理论和新的教学方法，进行体育健身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体育教学主要涉及到学校体育，又分为针对普通学生的体育课教学与针对培养体育教师的体育专业教学两类。也可以说，它是应用教育学理论对学校体育的研究。
运动训练理论是在专项训练理论的基础上（如重复法、间歇法、单个动作训练法、组合动作训练法、负重训练法、模拟训练法、心理训练法等），吸纳其他基础理论学科（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等）的知识，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但是，运动训练学一经诞生，就成为真正的体育领域自己创造的本体学科。
4.民族传统体育学。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在学科目录上只出现了“武术（含气功）”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至少有4个主要部分，即中华大地上流传已久的武术、养身气功、民间体育、少数民族体育。改革开放以后，一花独放的武术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和框架，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和价值仍然受到质疑。
西方文明几个世纪以来成为强势文化，其主要推动力是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东方文明的复兴是必要之举，民族体育的振兴也是必然之举。因此，1997年把民族传统体育学列为一个二级学科，并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足以显示中国对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然而，如果不加强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面临生存危机。
5.其他学科。体育学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并不能把体育的所有学科包含进去。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如体育信息技术学科、体育统计学科、体育建筑、体育仪器器材研究等，今后将在体育科学体系中找到更合适的位置。
（三）走向应用
90年代中国体育理论彻底走向实践应用，以适应市场经济转轨改制。体育概念、术语、属性、功能的大讨论增进了对体育的再认识，学科体系的筹建和学科门类的划分，促进了对体育的宏观整体把握，这些都对应用研究提供了支持。
应用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如1990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总结了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的进展情况和指导思想，认为体育的发展必然受到国家发展的总战略、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家对体育可能的投入水平的制约；体育的发展必须在其外部与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相协调，在其内部实现群众体育发展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协调。
体育界通过立项研究的科学方法，对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宏观理论问题采用建立课题组的形式进行探索，排除了奉领导人主观想法为经典的负面效应，大力启动和释放群体的智慧。体育软科学、社会科学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的体育理论走向成熟。其成果得到理论界的认同，对制订体育法、两个“计划”、体育产业等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应用在体育工作中，产生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过渡时期，体育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时地显现出来，引发了对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选择、体育发展道路等问题的讨论。体育理论界开始对体育产业、管理体制、发展战略等现实问题进行广泛探索。中国体育真正投身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浪潮里，这是体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进行深层次契合的鲜明体现。
三、实践的足迹
1978年后10多年的摸索式的改革，主要靠中央政府强力推动。中国体育不愿触动当时运行得非常良好的体制，相对被动地实施一些局部的改革。1988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以来，政府转变职能立足于全面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体育在改革初期远离于经济建设中心的状况得到迅速改变，90年代终于卷入改革攻坚战，真正进入改革的快车道。
（一）竞技体育改革
由于国家体育部门长期把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上，竞技体育在改革中首当其冲，也是顺理成章的。
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改革管理体制。过去，中国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的重点是权利下放。与政府下放权力同样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国体育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是由政府体育管理系统和社会体育管理系统两部分组成。政府专门的体育管理系统是各级体委。其中，最高权利机构即国家体委，各县、市体委则是基层机构。此外，还有政府非专门的体育管理系统，即国务院所属的部委中，有一部分设有专门管理体育的部门，如教育部主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的体育卫生艺术司，同时各行业大多有行业体协负责开展该行业的体育活动。社会专门管理体育的团体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缺乏非公有制经济的年代，这些团体挂靠于政府机关，仅存招牌，有名无实。而且，所有“社团”的行为其实都是政府行为。改革开放后，虽然许多社会团体与政府机构仍然没有什么差别，但毕竟逐渐从理论上认识到性质的不同，运作方式也在发生较大变化。(2)调整步调。改革之初，体育没有与国家行政改革同步，在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方面进展缓慢。1993年，国家体委制定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定了90年代到21世纪初体育改革的总目标与总任务：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良性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并提出了6大类29项改革措施。（注：熊晓正、谭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年版。）(3)机构改革。1993年，国家体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进行了机构改革，成立了14个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管理中心。同时，国家体委压缩编制，减少工作人员。这两次改革内设机构，加强了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分别对体育运动项目实行集束式全面管理，初步形成了体委宏观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协会实施专项管理的新体制。
1998年3月在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被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体育从体制上进行彻底转轨，为中国体育的改革实践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
机构改革后，国家体育总局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中的管理转变为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和宏观调控。在管理方法上，变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为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来处理体育事务。对体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同时出台一系列有关市场、社团的法规。
2.训练和竞赛体制改革。竞技体育改革仅仅依靠行政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涉及训练和竞赛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下列举措：(1)国家体委采取了把优秀运动队逐步向城市、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过渡等措施。经过改革，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运动人才梯队，同时积极探索解决竞技运动人才出路的新路子。(2)建立社团型协会管理体制，努力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向“协会—俱乐部”的方向过渡。(3)改革竞赛体制，逐步形成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的竞赛体制。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城市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等都由其他国家部委参与主办，省市以下的运动会更是由地方操办，体育总局组织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已形成良好的机制。(4)竞技体育司和各项目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体育在竞赛管理体制上已经向着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3.科研体制改革。随着我国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科研体制暴露出了一些弊端。统得过死，科研机构缺乏自主权，闲杂人员多，科研机构之间缺乏交流，为各省市在国内运动会上的竞争而相互技术保密，导致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和研究，科研与运动训练实践游离的现象严重，造成了我国体育科研整体水平低下和发展不平衡。1995年，国家体委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方针，并加大改革的力度。
在我国，各级体育局系统的科研所主要从事提高运动队竞赛成绩的运动人体科学特别是运动生物化学的研究，一些体育专业院校也加入了为运动队服务的行列。由于长期以来混淆了“体育强国”与“竞技体育强国”的区别，金牌数量被认为是体育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体育科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是与运动训练紧密结合，有限的体育科研经费就理所当然地被花在了夺金牌的途径上。从我国历年的体育科技政策可看出，“科技兴体”兴的是竞技体育，不仅以牺牲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为代价，而且也甚少关注群众体育和国民健康。90年代中期随着《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开始对群众体育进行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倾斜，国民体质监测形成网络，群众体育科研也始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4.体育经济关系的改革。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被认为是一项纯粹的公益性的福利事业，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发展体育事业，政府行政管理，不讲究经济效益。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中首次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将体育产业列入第三产业，体育中可以走向市场的部分内容是商品并可以产业化形成共识。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后，学术界对体育产业的研究形成热潮，对体育产业概念加以讨论，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仅从北京申奥成功后许多经济学家亢奋地不停计算将对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即可见一斑。
国家体委首先通过足球等部分项目的专业队向职业化方向发展的改革，使群众喜闻乐见的高水平竞技的优秀运动队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了国家拨款与社会集资、自主经营并存的格局，突破单纯创收增资的简单模式，产业化的体育经营体制开始初步形成。
1993年4月，国家体委在《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中提出体育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开始了体育向产业化方向的转变。（注：鲍明晓：《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综述》，《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45页。）体育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产业。“体育产业”的提出，以转变运行机制为核心，实现了体育由“搭台”的配角向经营主体的转化、由外部输血性赞助向增强体育自身造血功能的经营转化。体育产业努力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循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二）学校体育改革
青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身体素质将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素质，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21世纪的竞争力。因此，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是体现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工作。（注：教育部：《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教体艺厅[1999]10号文件。）为此，国务院颁布《大、中、小学的体育工作暂行办法》，国家教委还相继制订了《学校体育工件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等制度，学校体育管理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随着我国体育体制的社会化，学校体育由过去的国家政府的统一管理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导向和规划作用指导基层工作，办体育的权力下放到学校及基层，由学校管理学校的体育教学训练与竞赛。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是1999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体育教学方法改革逐渐引起重视。为适应新教材体系的要求，一些新的教学方法逐渐被引入体育教学领域。学校体育进行了快乐体育、终身体育、成功体育等教学尝试，体育教学目标体系向多元化、多目标方向发展。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建设的实验研究进入新阶段。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也日益丰富，达标人数增多，多种竞赛活动日益活跃。
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发，促使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接轨。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指导思想；建设一支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师资队伍，加强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建设；加大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力度，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研究制定大、中、小学相衔接的、科学的课程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体质健康评价标准；改进和完善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让学生人人享有体育；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建立经常性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加大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投入，积极改善办学条件；推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科学化进程（注：教育部：《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教体艺厅[1999]10号文件。）。
中国以很低的投入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短缺，效益低下，又面临着向社会开放的沉重压力。正因为如此，改革将继续进行，中国的学校体育将与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接轨，走出自己的路。
（三）群众体育改革
群众体育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政府完全包办转变到主要由社会操办。在整个80年代，由于对竞技体育的倾斜，群众体育远不及竞技体育发展迅速。各行各业自己办体育的管理体制，这并没有超脱计划经济的框架；而到了进入90年代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国家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关注全体中国人的健康上来。群众体育不再受行业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介入，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的发展，以生活区域为单位的社区体育格局开始形成，各种福利型或盈利型的体育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各种俱乐部和体育会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实现体育与经济的真正契合。
90年代中国体育开始注重内部调整和外部协调并重，注重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国家体委于1994年2月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系。1995年4月25日，国家体委下达了《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的通知》，提出体育场馆原则上免费向群众开放，体育场馆设施也可实行有偿服务。在群众体育活动的经营方面，一改过去国家单一拨款的形式，鼓励社会多元投资，实行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等多种形式，加快了群众体育设施和娱乐场所建设以及体育人才的培养，满足大众多层次健身娱乐的需要。
在大规模调查研究基础上，修改了《中国体育锻炼标准》、制定出《中国学生体质综合评价标准》、研制了《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并建立国家、省、地市监测中心及监测点四级监测网络。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项目管理中心、教育部体卫司以及省市各级体育管理体制，需要深化改革；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体育产业规划等修订时应该抚平计划经济的烙印；制约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些观念问题仍有待解决。尽管中国体育在新时期的实践道路上还有不少困惑，但理论毕竟已经走下殿堂，行进在现实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