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183;能#183;识——论出版人的三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现代出版产业飞速发展的世纪。在这百年岁月中，现代杰出的出版人集德、才识、学识、胆识于一身，参与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确证着自身存在的巨大价值。
德、能、识——是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三个崇高境界，也应该是新世纪出版人努力追求并达到的。
一、从“德”这一品格讲，现代出版人应该把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完美地统一于一身。
社会道德是衡量一个人承担社会责任自觉程度的砝码。对现代出版人来说，在职业行为和言行举止中自觉地用社会道德来规范自己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受普遍性的社会道德的约束外，现代出版人更要严格恪守出版职业道德。由于出版业肩负着启迪民智、普及教育、传播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所以中西各国历来都很重视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德国杂志出版业在1956年发布了《德国杂志组织纲领》，其中规定，杂志不得发表可能危害青少年正常教育及可能有碍健康气氛建立的文字与图画，等等。日本1957年发布的《出版伦理纲领》要求出版人做到：1.出版物必须有助于学术的进步、文艺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人心的高扬；2.出版物必须以理性和高尚的情操，为正确地形成民众的生活、丰富民众的生活，发挥创意指导作用等等。
对于现代出版人来说，他在职业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职业道德意识应当是理性的和自觉的。出版史表明，那些一心为了读者，一心为了大众，专出健康的、高质量的出版物的出版家总是为广大读者所肯定、所颂扬；而那些出版了不健康、不道德的出版物的出版者不是受到大众舆论的谴责，就是受到法律的严惩。世界各国都制定有禁止淫秽出版物或禁止对青少年有毒害的出版物出版的禁令。当然这已超出了道德所辖的范畴而进入了法律的直接管理。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德意识在出版业中必须是自觉的、自为的。
出版道德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西方，如纽豪斯集团及一些垄断报团，其出版宗旨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而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目的，经常出版一些不讲社会道德的出版物，这种弱化出版道德标准的行为，是有悖于人类整体发展的目标的。当然，出版史上还有无数正派的著名出版人，他们的出版实践已对出版人的道德规范做出诠释，如中国的张元济、邹韬奋；西方的斯坦利·昂温，足以昭示后人。
二、从“能”的方面讲，现代出版人应该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从出版产业发生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及出版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而言，现代出版产业要求现代出版人应具备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各种能力，即应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些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的选择和缔造能力
人类的出版活动首先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活动，这既是出版业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尽管从产业属性上讲，出版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当它被当做一种经济活动、一种产业来对待时，它的文化属性更明显地凸现出来。这是由出版活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出版经济属性尽管十分重要，但不能遮蔽出版活动的文化本位。
因此，作为现代出版活动主体的现代出版人首先要具有文化的选择与缔造意识，或曰能力。具体地讲，现代出版人的文化选择与缔造能力似应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策划出版物选题的能力。
与传统出版人主要是被动地从事出版活动不同，现代出版人在现代出版活动中更多地表现为主动出击，表现出很强的组织、策划出版活动的能力。从出版活动的文化属性讲，组织和策划是现代出版人在对出版文化的现状和走势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自身发展方向的一种确定，是一种有头脑、不盲从的表现；从出版活动的经济属性讲，组织和策划是对出版物文化市场规律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是在市场条件下缔造出版文化大厦的必要步骤。因此，围绕着出版活动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现代出版人在组织、策划出版活动时，首先要突出的便是出版物的文化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主宰着出版物的内在质量。美国学者达塔斯·史密斯在他的《图书出版指南》一书中说，出版者是“整个图书出版事业的直接主宰者”。但是，出版物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何者占上风，一直是出版人衡量利弊得失的焦点所在。这迫使出版人在对人类出版活动的本质进行思考后达成共识，即出版人是凭其出版物的高文化品位获得声誉和最后利益的。美国出版界的专家约翰·德索尔在他著的《出版学概论》中说：出版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图书市场上，而且体现在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和文明之中，为文化传统注入生命活力的股股清泉。”英国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出版人斯坦利·昂温在他那本被西方誉为“出版商的圣经”的《出版概论》里也认为，出版人的工作就是“使他们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密切接触”。他还告诫出版人：“如果赚钱是你的首要的目的，那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业的报偿远不只是金钱。”这些从出版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之谈对现代出版人来说可谓是至理名言。
在当今的出版实践中，现代出版人的组织策划能力表现在出版流程的每个环节上。但就出版的文化本位而言，更看重于选题的开发和决策上。出版人在确立选题时不仅要考虑到国情、作者、读者、国内及国际市场各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到出版物在推进社会文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所起到的独特的作用。因此，选题最能体现出版人的文化选择能力，最能说明出版者所要缔造的文化大厦是个什么样子。
在确立选题的同时，组织和策划某项活动还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从出版文化的历史时态来讲，它具有泽被后人、绵延长存的社会特性。当出版人面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时，应从文化的绵延性上来进行分析、判断，至少做到眼前利益不损害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不危害出版道德，眼前需要应包含长远需要，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第二，书稿的选择和判断能力。
书稿的质量直接决定出版物的质量。书稿的选择和判断是继组织和策划之后进行出版活动的又一步骤。对书稿的质量及其他出版有关的指标要做出明智的判断，对书稿的取舍要做出精当的选择。
一般地说，书稿最初的选择是基层编辑来完成的。无论是对来稿还是约稿，编辑都要以出版人的眼光对照各项出版条件对其做出取舍，然后送决策层进行审查定夺。
德国出版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合适作者的合适书稿在合适的时间送达合适的读者，这是对出版经营艺术的一个高度概括，是很耐人寻味的。这里面有如何对待作者的书稿的问题。“合适”一词的内涵限定到何种程度才是合理的？这就存在着一个选择和判断的问题。就某一选题来说，所选择的作品是不是这一领域内出类拔萃的？所得到的书稿是不是达到了作者的最高水平而不是粗制滥造的？
书稿需要出版人采取主动的方式去组织，并且要让自己的出版思想贯穿其中。达塔斯·史密斯说：“坐等作者和译者送稿上门，然后罗列出一些毫无特点的图书选题清单的出版者是不可能有好的经济效益的。换句话说，出版者既想为公众利益提供良好的服务，同时又想有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出去组稿。”这也就是说，不单是从文化方面考虑，包括社会经济效益都要以此为基础。实际上，出版人亲自组稿的确是选择稿件的较好办法。因为稿件可以直接契合组稿人的出版意图。但出版组稿人在组稿的过程中，对书稿的影响力能达到何种程度是值得探讨的。对书稿的判断主要基于文化和商业两方面的考虑，其中文化是基础。斯坦利·昂温在《出版概论》中强调：“正确的判断力是一个理想的审读人应首先具备的主要素质。但同时还要具备一些做买卖的眼光和本领，对必要性和好处也不要过低地估计。”他还认为，选择书稿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到作家的信任并能保持这种信任是现代出版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选择书稿不可避免地和作者打交道，选择书稿的过程就是和作者交朋友、相互了解的过程，就是发现新作者，乃至创作天才的过程。出版界一个明智而高尚的传统是，为新的天才提供各种机会，使他们最终能创作出畅销的著作来。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二者相依相存的需要。
第三，出版物的销售能力。
销售出版物就是像德国出版者所说的“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出版物送给合适的读者”。西方出版业将销售和传播相提并论，即是说，销售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传播是从文化方面来考虑。对出版产业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出版物只有被读者阅读，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读者购买了出版物，出版者才能达到盈利的目的，并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西方出版人认为，在整体的图书出版活动中，卖书是最难的，它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永恒的课题”。
现代出版人必须承担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永恒课题。在通盘掌握某一出版物的全部出版情况下，还要制定详细的出版物销售计划，并加以实施。对现代出版人来说，其销售能力是由市场意识的强弱来体现的，具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实际的销售能力是每一个现代出版人立足出版业的根本。也正如S·昂温所称：“最有效地销售出版物”是出版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出版管理能力
现代出版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必须纳入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中才能保障其稳定，健康的活力。实践证明，现代出版人掌握了一定的现代产业管理理论，并将其融入出版业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对健全现代出版产业的管理制度是大有帮助的。
一般说，现代出版人的出版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版质量管理。
出版物的内在质量（文化含量）是由出版人（编辑、审读人员）通过文化的选择与缔造这一过程来决定的。出版物的外在质量（质量、印刷、装订）是由出版人通过对出版物的印装工序来实现的。出版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出版物整体质量的提高，但除了出版物质量的提高外，出版人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意识的提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美国的质量管理理论一直领先于世，其理论基础是：“高质量产品不是检查出来的，而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企业要站在买方的立场上，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好、服务好的商品。”日本称此为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把质量管理理论运用到现代出版产业中，就要求出版人要站在读者立场上，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精心策划、出版、销售读者真正需要的出版物、并将服务质量提高到一个更好的层次。
第二，出版人才管理。
出版人才管理是现代出版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属于出版人管理出版人的范畴，即高层出版管理人员对低一级的出版人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种有统一制度规范的、层层约束的管理机制。
一个出版机构肯定要分出许多职能不同却又目标一致的部门，每个部门又都有精通本部门业务但又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利益一致的出版人才。其最高管理层为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总经理、出版社社长，其下有为各部门所辖的编辑人才、销售人才、设计人才等，还有专门的印刷、装订部门的工作者及统管全盘财务工作的财会人员等。从这些方面看，现代出版人既是一个合体概念，又是一个分体概念。
实际上，出版行业的确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出版业的竞争就是对人才的智力的竞争。日本出版界学者清水英夫先生在其著的《现代出版学》中对出版人才的论述很有针对意义。他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人是至关重要的，是命脉。”“更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完全没有一般企业那种生产设备的出版社里，人就是出版社的机器设备。”这与美国出版家德索尔认为出版社就是一种“人”的企业的看法是相通的。但是，真正指导各类出版人才统一在一个思想原则之下并非易事，因为每个出版人都是“独具个性”的。清水英夫注意到，出版社是个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地方，很容易产生特殊的矛盾和人事纠葛，如果这种纠葛和矛盾处理不当，就会给出版社的工作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因为“那些以出版业为己业的出版者是既具有鲜明个性又具有利己主义性格的个人主义者。这种双重性格是世界上所有出版者的共同特点。”因此，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是一个出版社能否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强调集体协作及出版机构内部人际关系的和睦是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出版业管理者的一个法宝。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为了巩固内部凝聚力，倡导“内部伙伴式”的合作精神，并把它作为集团经营思想的基石。这是不同于传统命令式管理方式的重要方面。
对任何出版单位而言，人才管理的关键就在合理用才，既能发挥其独特的个性，又能助长他工作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出版人才管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知人善用。对挑选的人才，高层管理应知道他们的专长、专业及工作能力，并配以合适的岗位，以做到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其二，责任分明。把工作人员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就要把该岗位的责任明确下达给出版人个人，并对下属放开权力，给予充分信任。如法国鲍达斯出版社的业务活动全部由责任编辑来承担，责任编辑既要负责选题、组稿、审稿，还要负责出版、宣传、发行销售和经济核算等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责任编辑是一本书的母亲”。出版社社长只要批准了责任编辑的选题出版计划，就充分放权，一切工作均由责编出面进行。因此，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出版有关的商务、财务、法律等全套出版业务。事实上，一个责任编辑就是一个典型的出版商。
其三，激励机制。在西方出版产业内部管理上，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来调动全体出版人的积极性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机制主要表现为利益激励。利益激励又主要体现于赏罚分明和参股均分上。高层管理者对出版人员的功过赏罚是很重视的。此举可以鼓动干劲，增强责任心。法国鲍达斯出版社每年对职工的工作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资金根据工作成就的大小分发，而不搞平均主义，职工不认真工作则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而法国的塞伊出版社则让职工人人参股。他们把该社的全部股份分为三份，其中，两位总裁各占股份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一属全体职工所有。年终利润按股份多少分红。为增加透明度，该社设有职工管理委员会，每年对财务工作、股份情况进行调查，实行经济公开、民主管理。
第三，成本与财务管理能力。
出版社的成本和财务管理属于出版经济学范畴，集中体现了出版产业中商业性的一面。出版人还必须有灵敏的商业头脑。因此属于经济领域里的成本和财务管理等理论知识必须在出版领域里得到运用。
1.成本管理
出版成本管理的目的在于使出版效益最大化。达塔斯·史密斯根据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认为，图书出版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每册出版物的生产成本应随印数的增加而下降。”这也是在现代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一项基本原则，成本是确定出版物定价和印数的基础。在出版物定价市场化条件下，除了预测出版物实际读者规模的大小，定价对于同一种类的出版物来讲，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将会增强出版物的竞争力。
成本管理是衡量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标尺，利润也是衡量出版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利润若不与社会效益挂钩就难免会出现利润绝对化的倾向。因此，强调成本管理对出版产业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出版人从成本管理入手，就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财会管理
斯坦利·昂温《出版概论》中讲到，控制好财务是现代出版商成功的四个因素之一。贝利也认为，出版公司财务部应该给经营管理者提供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使高层管理者能有效地控制整体的出版业务活动。以此来看，一个出色的现代出版人，特别是高层管理人，不一定要十分精通财会学科的方方面面（这些尽可以由专业人士去做），但他要能够运用财务上的主要数据来调整、控制、指导出版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三、从“识”的方面讲，现代出版人应该是集才识、学识、胆识于一身，具有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
在“德”、“能”、“识”这三个品格中，“识”是最具魅力的。因为“德”着重于出版人人格境界的分析，“能”着重于出版人实践品质的分析，而“识”则是最具灵性的东西，是给出版人灌注鲜活生机的、使“德”“能”两种品格获得丰富内涵的文化智慧系统。
首先是“学识”。这是出版人所禀承的文化知识体系的集中表现。邹韬奋先生说：“关于编辑工作，虽然有其特殊的技术，（但）基础仍在写作能力的学识的充分修养。”即是说，“学识”是基础性的东西，是根基。“学识”又分两端，一曰“专”，一曰“博”。“专”是对某一专业学科有深入研讨，能从出版的角度断定这一专业的每一发展阶段及过程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博”则在“专”的基础上扩散开去，比如对相关的学科的了解和熟悉，对自身文化素养有所促进提高的各类知识的掌握等。“博”从根本上讲更是一个素质问题。在出版业中要求出版人文化知识上的“一专多能”，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实际上是让出版人将“专”的能力释放在“博”的容器里。以“博”涵养“传”，使“专”更出类拔萃，“专”“博”合一，学识倍增。对现代出版人来说，无论是“专”的知识还是“博”的知识都是干好工作的资本。
其次是“才识”。“学识”是学习和积累的结果。“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即是说，学识的“识”是从“学”处得来。而“才识”却带有天才的超常意味。它和人的生理、心理、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有许多天分极高的智者，其识见自与常人不同，其在出版业中展现的才能使出版文化熠熠生辉。但从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观点看，天才得之于勤奋，得之于学识的积累，得之于善思考，善“悟”。可以说，“才识”是对“学识”的提高，“才识”是“悟”的结晶，是在“学识”基础上的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化过程。
“才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表现一种非理性的或曰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东西，这对出版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当然，“才识”与“个性化的表现”是两码事。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才识的表现还要以理性原则为指导，要考虑到现实的需要，以决定最终是否付诸行动。
再次为“胆识”。如果说“学识”和“才识”是现阶段出版人进行出版活动的必要条件，那么“胆识”则是把“理论”变为现实的助力器。由于出版产业的市场化，对出版人来说，每投资出版一种出版物都是一种商业冒险。这就要求现代出版人在具体的出版活动中，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才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
“胆识”是对出版人学识和才识的积极肯定。缺乏胆略，优柔寡断，不仅会丧失发展的机遇，也是对学识与才识的浪费。因此，“胆识”里蕴含着创造的因素，创新的勇气。这种勇气犹如德索尔所说：“要信任一位未经考验的作者，并为作者献上自己的才智……着眼于文化发展的未来，为文化知识的进步而勇于创新。”
总的来说，学识、才识、胆识是现代出版人“识”的主体性表现。这种主体性表现既有个人性和理想性的一面，又有理性原则指引的一面。这是遵循出版产业发展规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