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亲密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中国论文,亲密关系论文,优秀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1-0001-05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1.001 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思想之后，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理念。这一重要突破，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完善，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拓充与延伸。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构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微观展示。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完整思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由三个“倡导”组成，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里的“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表达了相应的核心价值追求。它们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集中概括，又是对我们民族历代先贤有关重大价值选择的深刻总结。这一理论创造，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结晶，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理论源头和宝贵资源。 一、关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概念，是从国家层面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紧密相关。 其一，关于“富强”一语。这里说的“富强”，指的是实现国家富裕强盛或富国强兵的理念。它在中华原典中早有一系列相关论述。例如，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一书，其中的《治国篇》一文，就清晰地透露了“富国”、“强国”的价值取向。它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这里实际上是把发展农业生产当做富国强兵的根本措施来看待。又如，战国末年的进步思想家荀子，撰有《富国篇》、《强国篇》专论，就国家如何富裕强盛作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他在《富国篇》中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不难看出，作者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富国”的基本国策。在《强国篇》中又提出对民众实施“教诲，调一”的政治主张，指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犹犯)也。”荀子所说的“教诲”、“调一”，指的是用“礼”“法”来武装群众，他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这是把“隆礼”“重法”作为实现“王”与“霸”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其探讨的亦是强国富民之道。到了汉代，《淮南子·主术训》又把“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作为“群生遂长，五谷繁殖”即“富国利民”的基本条件来看待，表明作者看到了“天时”“地财”“人力”三者在实现国富、民利中的重要地位。这都说明，我国古代思想家围绕富国、强国，曾经作过反复的理论思考。 其二，关于“民主”一语。“民主”意为让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思想严格说来，是在我国近代出现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君主专制视为最好的政权模式，并千方百计加以维护。在这一严密的封建专制禁锢下，很难提出“民权”或“民主”的政治主张。虽然如此，但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反对与批判君主专制的政治思考中，也透露了与“民主”相近的思想意识。一是大胆否定君权存在的合理性。例如，战国中期庄子曾提出“无君于上、无臣于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之说，这是明确向往“无君”“无臣”的政权范式；晋代鲍敬言继庄子之理想，进一步提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无君论》)的政治理想。这些都似表达了否定君权的意念。二是大胆揭露君权的罪恶，如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通过封建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的罪恶行为，从而告诉人们，君权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三是提出以民权代替君权的初步思想，如，黄宗羲曾主张用“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代替“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政治体制。其中已显示出用民权代替君权的政治观念。与此相呼应，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也提出“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口号，他指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其否定君权、追求“民主”或“民权”的思想，已溢于言表。 需要说明的是，“民主”一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于戊戌变法前夕，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借鉴过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趋于成熟。孙中山曾在“同盟会章程”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中，“建立民国”是核心内容，表明其革命的宗旨，在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其关于民主的思想已十分明确。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突出强调“民族、民权、民生”。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精髓。1919年，他在《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又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民主政治’。”这些论述，都表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在当时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其关于“民主”的思想，虽然源自西方，但经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所作的理论再创造，已完全同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家所透露的“民主”意识，完全可以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其三，关于“文明”一语。“文明”这一概念，旨在形容社会精神与物质方面的文化进步状态。它较早见于《易传》之《彖传》和《文言传》，其中《彖传》五见，《文言传》一见。在《彖传》中，“文明”一语，多是从卦象中引申出来的，如《贲卦·彖传》言：“文明以止，人文也。”在这段文字中，“文明以止”一语，依据的是贲卦之卦象：“责卦”之下卦为“离”，“离”为火，象征文明；外卦为“艮”，“艮”者，“止”也，故“贲卦”自下而上，有“文明以止”之义。又《大有卦·彖传》中的“刚健而文明”之说，亦是从卦象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大有卦”之卦象，上离下乾，离为火，亦象征文明；乾为刚健，故自下而上，乃有“刚健而文明”之义。又如，“革卦”之《彖传》有“文明以悦”一语，亦是从卦象中引申出来的，兹不一一赘述。综观《彖传》所言之“文明”，多是依据“离”为“火”之说，则作者是以“火”比喻“文明”。“火”，光芒四射，灿明亮丽，以之比喻文明，则“文明”似有文理光明之义。《贲卦·彖传》所谓“文明以止，人文也”，据古代注释家之说，指的是用“文明”来约止自己的不合社会要求的言行，据此，则“文明”中似含有社会文化精神、道德规范之义。《乾卦·文言传》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似乎是把“文章光明”释为“文明”。它同“贲卦”之《彖传》所言之“文明”，虽有微妙差异，但基本上都是把文明看作进步而光明的思想意识。对“文明”之义阐释得较贴切的，当归清代学者李渔。他在《闲情偶寄》中言：“辟草昧而致文明”，这是把“文明”释为“草昧”(即“野蛮”)的对立面。这一阐释，当是对前人有关“文明”之说的系统总结，它同今人的见解是基本一致的，说明我们民族的祖先一贯主张破除野蛮，追求文明进步。 其四，关于“和谐”一语。“和谐”一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尤其被广泛使用。这是因为和谐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鲜明的和谐意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明确地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篇》)的理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篇》)；儒家亚圣孟子也强调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儒家的尚和之道。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明确认为，“和”是万物阴阳相抱的本质特征。老子哲学的直接继承者庄子，明确提出了“与天和”“与人和”的理念，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篇》)这些都表达了道家的贵和理念。古代思想家对“和谐”如此重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儒家把“和”与“中”结合起来，构成中和之道。《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明确把“中”视为“大本”，把“和”看作“达道”，认为达到了中和状态，就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生长发育。道家著作《文子》也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文子·下德篇》)又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文子·微明篇》)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看到了“和”在社会和万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和谐”作为重要价值取向，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国传统和谐文化之真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二、关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四大概念，是从社会层面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有着紧密关系。 第一，关于“自由”“平等”概念。中国古代尚无近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观。但是与自由、平等相近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丰富的。 首先，关于“自由”，我国古代虽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思想束缚的独立思考中，也透露出向往个体自由的思想意识。例如，庄子十分向往恢复人的自然属性，曾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文中的“常性”，指人的自然属性；“同德”，指共同的法则；“天放”，指自然放任。不难看出，庄子在这里所追求的“天放”，已透露出向往个体自由的思想观念。明末启蒙思想家李贽强烈反对封建统治者对人们的“管束”，主张“各从所好，各聘所长”，让老百姓“自治”“自理”(《焚书·送郑大姚序》)。为此，他要求统治者做到“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论政》)。这些主张，也就是强调“顺民之性”，“遂民之欲”，乃至“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明灯道古录》)，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满足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其向往“自由”的思想，十分清楚明白。 其次，关于“平等”，我国古代亦尚未有这一词语。当时封建等级制很森严，《左传》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之说，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独立思考中，也透露出向往人格平等的愿望。例如，黄宗羲曾把君臣关系比喻为“共曳木之人”，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原法》)这里把君与臣同视为“曳木之人”，这就把传统的君与臣之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变成了合作曳木的平等关系，当属于一种向往政治平等的启蒙意识。此外，我国古代从法治的角度，曾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似已透露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另外，古代佛教倡导“普度众生”，或强调“人人皆可成佛”，似也透露出“众生平等”的观念。但这些所涉及的“平等”之说，都与近现代意义上追求的政治地位方面的“平等”有所区别。 真正从近现代意义上倡导“自由、平等”，其功当归于民主革命思想家孙中山先生。他从西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中，借鉴过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为他所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服务，并毕生为之奋斗。正如孙先生在《遗嘱》中所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可见，为了在我国实现“自由平等”，他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孙中山曾把“自由、平等、博爱”与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互相匹配，指出：“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主义之内容……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1]他认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博爱’……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孙中山还把“自由”“平等”“博爱”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方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所讲的“自由”“平等”，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努力将之付诸政治实践，他曾明确强调：“故革命以后，必须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同上)。”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且成为号召人们投身孙中山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之精神动力。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虽来自于西方，但经过他的改造制作与大力传播，亦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今人予以借鉴。 第二，关于“公正”的概念。“公正”一语，是由“公”与“正”两个词组成的，其中“公”，指的是公平而不偏私；“正”，指的是正直而无邪念。“公正”一词，旨在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在处事中做到公平正直，对待下属要“一碗水端平”，不徇私舞弊。显然，“公正”，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品格。对于“公”“正”，我国先贤有许多论述。首先，关于“公”，中华原典反复涉及，如，《诗经》提出“夙夜在公”(《召南·采蘩》)的理念；《礼记·礼运篇》更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有“开公利而塞私门”(《商君书·一言》)及“公私分明”(《商君书·修权》)的主张；《管子》一书，更鲜明强调“任公而不任私”(《任法》)和“废私立公”之说，指出：“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形势解》)；《吕氏春秋·贵公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如此等等，都表明我们民族自古就突出“公”的价值。其次，关于“正”，在传统经籍中，也多次涉及，例如，《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这里把“正直”视为“三德”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周易·大壮卦·彖传》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周易·家人卦·彖传》也言：“正家而天下定矣”；《左传》将“正直”与“正曲”对应起来，指出：“正直为正，正曲为直。”(《襄公七年》)；孔子更把为政与品行端正结合起来，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如此等等，都从不同视角，凸显出“正”的重大价值。可见，把“公正”作为社会管理者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我国先贤处事待人的重要法宝。 第三，关于“法治”概念。“法治”，意为依法而治。强调依法而治，也是我们祖先早已倡导的政治主张，它起源于先秦法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高擎法治大旗，指出：“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人不得不信之法”，“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错法》)又说：“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商君书·错法》)这里所说的“任其力”之“力”，指“暴力”，亦即刑罚，是“法令”的代名词。《管子》也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如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明君察于治乱之本，本莫要如令。”(《重令篇》)这里说的“令”，指法令，作者意在强调“法令”是治国之本。又说：“故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还说：“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篇》)战国末年韩非，特别倡导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运用，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也，皆帝王之具也。”(《定法》)韩非还明确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五蠹》)以上所论都说明，强调法治是古代法家学术思想的共同点。秦汉以降，历代进步思想家都继承发挥了先秦法家有关法治的主张。汉代《淮南子·主术训》言：“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通悬)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这里既强调了以法为“准绳”的思想，又突出了在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念，其法治思想造诣颇深。到了北宋，改革家李觏曾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平土书》)这是明确主张为“平土”立法；北宋王安石，更力主变法，强调要“因其变而制之法耳”(《夫子贤于尧舜》)指出“有变以趣(趋)时而后可治也”(同上)，反复强调因时而变。到了明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等，起而反对帝王“一家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这都说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法治”的思想，无比丰富。可惜，由于封建制度的禁锢，前贤关于法治的主张，一直被“人治”所制约，以致长期以来，未能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政治模式。 三、关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项，是从公民层面表达的核心价值取向，它们均属于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因而更同中国优秀传统美德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第一，关于“爱国”美德。“爱国”，指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它是一种把关心和维护祖国利益、推动祖国进步作为自己最高职责和行为准则的精神追求。爱国在我国作为一种优良传统，影响十分广泛，爱国志士，代有其人。从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大将霍去病提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英雄誓言，到南宋岳飞许下“收拾旧山河”(《满江红》)的“精忠报国”大志；从南宋文天祥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千古绝唱，到明末顾炎武确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的爱国豪情；从清末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报国宏愿，到辛亥革命前夕徐锡麟吟出“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出塞》)的壮丽史诗，都表达了历代爱国志士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他们的壮志豪情，惊天地泣鬼神，成为永远鼓舞炎黄子孙立志报效祖国的精神动力。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作为一大核心理念，是对我们民族优秀爱国文化的合理继承，值得全体公民高度认同。 第二，关于“敬业”美德。“敬业”，属于职业道德范畴，旨在激励人们做好本职工作，推进事业发展。我国古代先贤一贯强调树立敬业、乐业的职业道德情操。春秋末年孔子曾明确主张“敬事而信”(《论语·学而》)，《礼记》也大力强调“敬业乐群”(《学记》)。其所谓“敬事”“敬业”，旨在要求职业主体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朱熹曰：“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九)从业人员只有做到“敬事”或“敬业”，才能产生高尚的“勤业”意识。“勤业”，是敬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勤”，就必须克服懒惰、散漫，做到自强不息，自觉地为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中庸》围绕勤业，提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拼搏理念，旨在张扬奋斗不息精神。故韩愈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昌黎集·进学解》)认为只有做到“精勤不倦”，才能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这些以“敬业”为标志的道德精神，对于推进当代职业道德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时代意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 第三，关于“诚信”美德。“诚信”一语，突出的是诚实守信理念。“诚”，指“真实无欺”；“信”，意为守诺而不食其言。“诚信”合称，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这是我们从事任何职业应有的道德意识，因而古往今来受到普遍重视，在中华原典中时见论及。我们先说“诚”。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是说，“诚”，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它体现了“天之道”，即自然法则；向往“诚”的境界，则体现了“人之道”，指人们的道德追求。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这是说，君子修养自己的心性，以“诚”为最善，能达到诚的境界，则“仁”“义”等高尚道德追求就在其中。《中庸》强调说：“君子诚之为贵”；《大学》也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后汉书》更明确指出：“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王荆传》)到了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更把“诚”提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地位，可见其多么重要。再看“信”。关于“信”，历代思想家也有许多论述。《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十七章)；又说：“轻诺必寡信”(第六十二章)；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又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上)；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到了晋代，杨泉更深刻指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物理论》)隋代王通也说：“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中说·周公》)。北宋程颢更把“诚”与“信”结合起来，强调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这是说，诚中有信，信中有诚，两者不可分割。以上所论，均说明我国古代先贤十分重视诚信之德的构建。 第四，关于“友善”美德。“友善”，是“友”与“善”的完美结合，意为友好善良，指的是在与人交往中，要友好相待，知心向善。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且代代相承，为仁人志士们所重视。首先，关于“友”，《诗经》言：“嘤其呜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伐木》)这是说，连鸟也用发声交友，作为一个人，能不注意交友吗？肯定了交友的必要。孔子指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在这里谈的是交友应注意的取舍问题。孔子的学生曾参曾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这谈的是交友与文明的关系。孟子更强调说：“友也者，友其德也。”(《孟子·万章下》)。荀子说：“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摩)使然也。”(《荀子·性恶篇》)这些有关交友之道，即使到了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其次，关于“善”，前贤也多有论及。《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孔子指出：“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孟子明确提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强调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这是说，即使是走在道路上的普通百姓，只要不断“积善”，也可成为圣人。汉代《淮南子》也说：“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缪称训》)以上均从不同角度，凸现了“善”的价值。此外，中国古代佛、道二教，均倡导抑恶扬善，其劝善止恶思想，对今人亦有借鉴意义。 以上，我们分别从十二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这说明我们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随心所欲或笔下生花的产物，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集中概括和对本民族先贤传统价值观加以发掘、总结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同传统文化关系紧密，但它并非对传统文化简单的照抄、照搬、照套，而是将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以糅合的科学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收稿日期：2014-10-20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孙中山论文; 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国学论文; 管子论文; 中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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