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战时论文,相濡以沫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信的首要功能，当然是彼此感情的沟通和信息的交流。在古代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偶尔得到远方友朋的一封问好的书札或外出游子的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那该是何等感激欢欣的事啊，因此书信在古代被人珍若拱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了现代，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但书信的地位似乎不减，其作用也显著增加，除了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传统功能之外，它还被发展成一种散文或小说文体，甚至文论形式和文学互动方式，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式。
相濡以沫在战时：沈从文给李健吾的慰问信及其他
沈从文是个特重感情、很爱写信的作家。《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收集了他的不少书札，但仍有一些遗漏在外。如1944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万象》杂志第四年第五期上所刊沈从文《自滇池寄》两函，第二封已编入《全集》第17卷之《新废邮存底续编》中，但不知为何却遗漏了第一封，或者这封信改题收入了《全集》？然而翻检《全集》，迄未检得，也许我的检索有所疏漏亦未可知，所以暂以《自滇池寄》(一)为题补录如下——
××：
人有说你已过福建的，得□□①信，方知犹在上海，未作他计。法国文学史工作想已完成甚多。这里熟人多如旧，生活或已如“黔娄先生”，情绪还像不大寒伧，见面时有说有笑。惟分住各乡的，一年中见面亦不多耳。甫先生②犹如当年从容，常问及你情况。佩弦略见老态。之琳作五十万言小说，已完成。一多以刻图章补助生活，且有兴趣译新诗(中译英)。毓棠尚能于教书之外写诗。冯至、广田，亦多能写作，且可常见面。我住乡下已五年，每星期只在城中一二天，孩子们于乡村中长大，顽健比似城中略胜一筹。气候温暖，过日子平平静静，故不觉长久。原来与冰心诗人相去一里许，近则唯戴世光陈达相去不多远。三小姐③一切照常，精神则比过去转好，大约因凡事自己动手，每天在家中自己做酸菜，霉豆腐，劳作不息。欢笑歌呼，尤增加大人快乐，④因之岁月虽逝，生命中所保留青春活力，转若在任何情形中均不至于消失，老友闻之，定必愉快！徽因寻常在四十度高热中，相去过远，信息不明，病既是原有之病，想不至于如何沉重！宗岱精神似尚好，可从填旧词兴趣看出。巴兄⑤或尚在桂林，小说改戏，各处上演，亦甚热闹。孟实久无消息，只间或在刊物上见说教小文章耳。占元⑥甚用功，已结婚。萧干无信，不知生活如何。相去万里，六年来大多数人已发鬓成雪，幼小者多成童子，相见何日？能不令人悒悒！望各自珍，并为朋友珍重。××，××，并盼致意。
弟文 一月二十日
据《万象》的出刊时间和《自滇池寄》(一)中所谓(抗战)“六年来”等语，沈从文撰写此信的“一月二十日”当即是1944年的1月20日。此时按阳历说已进入1944年，但按旧历说，则仍在1943年岁末也，正合抗战爆发“六年来”通信双方天各一方之况。
两封《自滇池寄》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羁留上海沦陷区的文化界朋友的殷切关怀，诚所谓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浸透了深厚的情谊。比较而言，《自滇池寄》(一)的内容更重要些，然则沈从文的这封信究竟是写给谁的呢？细绎其内容、措辞，并联系相关情况，大体可以推定，接受这封信的人必须具备四个限定条件：其一，从沈从文在信中称对方为“老友”的亲切口吻来看，收信人显非沈从文的前辈或晚辈朋友，其年龄资历应与沈从文相当。其二，沈从文在信的开头慰问对方之后，紧接着就说“这里熟人多如旧”，然后一一报告了流徙西南尤其是昆明的“熟人”的情况，涉及杨振声、朱自清、卞之琳、孙毓棠、闻一多、冯至、李广田、林徽因、梁宗岱、朱光潜、巴金、陈占元等，这些人乃是沈从文和收信者共同的“熟人”，除巴金、陈占元外，其他都是战前就活跃在北平的京派文人学者，据此则收信者也当属于京派圈子无疑。其三，这个被沈从文称为“老友”的人又是个法国文学专家，曾经计划撰写《法国文学史》。其四，此函开头一句——“人有说你已过福建的，得□□信，方知犹在上海，未作他计”，既透露了收信人的一点行藏消息，也包含着对其处境的一点含蓄暗示。其所透露的消息是，收信人自抗战爆发后一直蛰居上海，后来曾想离开上海，但未能实现，截至1944年初仍羁留上海；然而作为朋友的沈从文专此致函问候，却只说了一句话就转了话题，这又耐人寻味地暗含着顾虑日伪的书信检查、担心“老友”的安全之意，令读者从字里行间隐约可以体会到，其时收信人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威胁，不得不预谋出走福建而未能成功，则他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上当是一个非同寻常、因而招惹日伪注目的角色也。
应该说，在彼时的沈从文的友人中，符合以上四项条件之一者是颇不乏人的，但同时符合其中两项者，就很少见了，而完全符合所有四项者，则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健吾。
李健吾比沈从文小四岁，但二人几乎同时走上文坛。李健吾早年参与的文学青年小社团曦社和于赓虞为骨干的绿波社是友好社团，稍后于赓虞又组织无须社，沈从文也曾参与无须社，并且李健吾和沈从文都是《晨报副刊》投稿者，所以通过这些相互交集的文学小社团和共同的文学园地，或许李健吾和沈从文在二十年代中期即使未曾谋面，也应该是相互知道的。二十年代中后期李健吾和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上渐露头角。三十年代初李健吾赴法留学，致力于法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习，沈从文则在乡土抒情小说创作上成就显著，因此成为京派文坛骨干。1933年8月李健吾学成归国，虽然也继续致力于小说以及戏剧创作，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和法国文学研究方面。他以刘西渭为笔名的精彩批评文字，多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可谓闻名遐迩，但当时只有沈从文等少数知友知道刘西渭就是李健吾。此时的李健吾已成为京派文人集团中的一员，他的批评才识尤其令沈从文叹赏，以至于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了爱欲传奇系列小说《看虹摘星录》后，曾把“批评家刘西渭”预列为自己的这本小书的两个“最好读者”之一。⑦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李健吾精心撰写的专著《福楼拜评传》，先在一些刊物上分章发表，如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出版)就发表了最精彩的第二章《包法利夫人》，立即赢得学界的一致好评，他因此被公认为后来居上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李健吾晚年在回忆郑振铎时仍念念不忘道：“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音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面。……论文《包法利夫人》也引起了你(指郑振铎——引者按)的注意。后来约我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书，就是为了这篇论文的缘故。”⑧或许正是因为《福楼拜评传》太成功了，才催生了李健吾撰写一部《法国文学史》的学术抱负吧，而在当时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他也确实是最堪此任的学者。说来，在那时的文坛上比较熟悉法国文学的虽有十数人，但多从事译介或批评，如梁宗岱、傅雷、盛澄华等，至于从事法国文学史研究的则不过寥寥三五人而已。年资较老的是李璜和袁昌英，李璜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乃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袁昌英的《法兰西文学》，为万有文库之一种，1929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44年改订为《法国文学》——以上两书原都是简介常识的小册子。三十年代涌现出了三个对法国文学有专深研究的年轻学者吴达元、李健吾和徐仲年。任教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吴达元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他的学术巨著《法国文学史》，并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著述；任教于中央大学的徐仲年在抗战前后分别出版了《法国文学ABC》(世界书局，1933年)和《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商务印书馆，1946年)；至于李健吾则因其《福楼拜评传》的学术水准之高，让人们对他撰作一部高质量的法国文学史寄予了最大的期望，而他也是上述诸人中唯一蛰居于沦陷了的上海的人，人或以为他可以埋头学术著述了，那不过是美好的幻想。事实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孤岛”掩护的留沪文人处境更为艰窘而且艰险——面临着维持生存和坚守气节的双重考验。即如李健吾，就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所有职业来源，而他又有腿病不能跋涉到大后方，就在此时——1942年春梢——正“荣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的周作人托人传话给李健吾，劝诱他“回到北平来做北大一个主任罢”，但刚硬不苟的李健吾拒绝了：“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个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⑨由此，李健吾下海了，成了一个演员和编剧，解决了一家的生活问题，抵挡住做了汉奸的老师之诱降。然而，危险仍然存在，尽管李健吾和他的戏剧同道们尽量走“商业化”的戏剧道路以规避日伪的迫害，但是他们的戏剧活动毕竟难以完全掩饰民族情怀，所以作为沦陷时期上海戏剧活动头面人物的李健吾还是被日伪警宪盯上了。李健吾对此不可能没有感觉，他因此而有出逃福建的计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尚未得到适当的机会实行。而听到风声的大后方友人们如沈从文等，自然也很担心李健吾等人的安危。这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写这封信的缘由。
当然，尽管一切似乎都把《自滇池寄》(一)的收信人指向李健吾，但这毕竟出于我的推测，还需要其他材料来旁证。凑巧的是，与《自滇池寄》(一)同时同刊发表的《自滇池寄》(二)，就是一条旁证材料。按，《全集》虽然编入了《自滇池寄》(二)，但对收信人的身份未予考证，窃疑或是《万象》的编者柯灵也未可知，这个暂且不谈。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乃是在《自滇池寄》(一)不足一月之后写《自滇池寄》(二)的，然则写发时间如此接近并且都是寄往上海的两封《自滇池寄》，在内容上是否会有一些关联呢？有的。看《自滇池寄》(二)，一开首说的恰正是“健吾诸兄”的安危——
二月十七日从×××兄处见到你去年十一月廿七寄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从信中知道健吾诸兄均安好无事。
此处“健吾”当指“李健吾”无疑，而沈从文如此喜出望外于“健吾诸兄均安好无事”的信息，正好印证了李健吾前一阵确实面临危险，令好友沈从文非常担心，因而设法多方打听，这也就间接证明了《自滇池寄》(一)乃是沈从风闻李健吾的危险处境后，特意写给他以表达慰问的信。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万象》的编者柯灵为什么要把沈从文的这两封信标为《自滇池寄》同时予以发表的含义了——他其实是借此向大后方的所有关心李健吾等人安危的友人报平安，而那时的李健吾自身恐怕已经无法给沈从文回信了。所以，李健吾的平安其实很短暂，他并未逃过日伪的魔爪：1945年4月19日的半夜，他还是被日伪警宪抓走而备受折磨，好不容易打通各种关系保释出狱；不久，连柯灵也再次被捕入狱，李健吾终于下定决心逃离了上海。这是后话，在此无须赘述。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材料，也同样出自沈从文的战时书简——1944年9月16日沈从文曾致函在美国的胡适，谈及不少国内友人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两句：“健吾虽还在上海，闻努力编《法国文学史》。”⑩这个“健吾”显然也是指李健吾，由此可知那时确有李健吾在沪埋首编撰《法国文学史》的传闻，这与沈从文在《自滇池寄》(一)里慰问对方“法国文学史工作想已完成甚多”恰可互证，如此则收到沈从文这封慰问信的“老友”几可谓非李健吾莫属了。至于《自滇池寄》(一)所谓“人有说你已过福建的，得□□信，方知犹在上海”一句，无疑暗含了对收信人企图离开上海到福建却未能成功的焦虑，而收信人倘是李健吾，则可知他出逃的目的地乃是福建，可是李健吾为什么要选取福建而非昆明或重庆呢？这理当有个解释。窃以为，这或许因为李健吾曾经任教的暨南大学已于1942年6月全迁到福建北部的建阳——不难理解，计划出逃的李健吾也必须考虑出逃后的工作以维持一家的生计，而在那时的重庆、昆明等地，工作并不好找，惟其如此，有暨南大学在那里的福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李健吾出逃的首选之地了。
海上羁客有所思：李健吾对林徽因、沈从文的感怀
回头再说羁留上海的李健吾。他在受到大后方朋友如沈从文的关怀的同时，自己也关怀着大后方的朋友如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而使得他的关心得以放下心来的，很可能就是沈从文的这封《自滇池寄》(一)。这也正可为《自滇池寄》(一)乃是沈从文写给李健吾的信的另一个旁证。如上所述，林徽因乃是李健吾特别感激的文学知音，所以当听到原本体弱的她转徙大后方而劳累不堪、生活窘困，因此旧疾复发、可能病逝的传言，李健吾自然是非常焦急，羁留在上海的他曾逢人就打问林徽因的消息，后来知道乃是误传，遂惊喜地写了《林徽因》一文，真可谓情见乎词——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有人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
《林徽因》写于上海沦陷后期，用的是笔名“渭西”，收录在一本上海沦陷区作家的散文合集《作家笔会》里，该书1945年10月才得以出版。据姜德明先生的考证，“渭西”就是李健吾。(11)《林徽因》一文中所说的那个春天，大概是1944年的春天吧，因为据柯灵先生1945年9月为《作家笔会》所写的题记，他在“去年冬天”也即1944年冬季就编好了这本散文集，(12)如此则李健吾所说的“春天”也就最有可能是距离最近的1944年。然则，究竟是哪个远方的朋友那么有心地在那时给李健吾写信报告林徽因的病况而让他放下心来的呢？
按理，有这种可能的“朋友”不止一人，但是考虑到当时交通的不便，尤其是大后方与沦陷区通邮的忌讳，则那个给李健吾来信的远方朋友必定是与他特别相契的好友，而且这个人也一定像李健吾一样特别尊敬林徽因，并且这个人也肯定深知，以李健吾与林徽因的关系，他必定很惦念林徽因的境况。就此而言，则这样的一个远方朋友，即使不能说非沈从文莫属，也应该说他是最有可能的了。现有文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文献就是沈从文的《自滇池寄》(一)。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显然体谅到了“老友”对身在大后方的诸多师友之牵挂，所以在简短地对“老友”表示慰问之后，接着就一一报告了后方诸师友的境况。首先说到的金甫、佩弦二先生，乃是李健吾一直感念的清华老师杨振声和朱自清，并且杨振声也是提携过沈从文的前辈之一，所以放在前面，随后说到的其他人也都是李健吾和沈从文共同的同辈朋友(除了“冰心诗人”)，其中关于林徽因是这么说的——
徽因寻常在四十度高热中，相去过远，信息不明，病既是原有之病，想不至于如何沉重！
这话既向收信人报告了林徽因的病情，而又语含宽慰、生怕收信人着急。如此体贴，显见得沈从文是感念到收信人对林徽因的感情和关切的。从这些情况来看，《自滇池寄》(一)很可能就是李健吾在那个春天忽然收到的那封让他对林徽因放下半个心来的远方朋友来信。
如果以上的猜测和考证还说得通，则沈从文对李健吾的关切，真是体贴到了并及其所关心的地步。不难想象，面对老友如此深情体贴的关怀，李健吾于理于情都应该有所反应。令人颇感欣慰的是，李健吾当日的回应似乎还有迹可循。即如同样收录在《作家笔会》中的《沈从文》一文，就很像李健吾的手笔。此文也很简短，不妨过录于此——
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有一个叫做休芸芸的人常常投稿。他的文章惹人侧目，内容尤其启人好感。我们这些喜好文学的年轻孩子，猜想不到他的来历。我有时候也写些诗文送去发表，但是永远缺少他字句之间的那种新颖的感觉。过了两年，他抛掉那个笔名，我们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叫做沈从文。
他说他是一个兵。我以为他身体魁梧，横眉大眼，有如一个山东人。想不到他有理想的张生的清秀，一般书生的文弱。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里面，气魄浩瀚如鲁迅，如茅盾，如巴金，如曹禺，全是瘦小的身材，看过去不太和他们的精神相衬。鲁迅和巴金的面貌还可以说有些奇特，不同凡俗。至于茅盾，曹禺，尤其是沈从文，简直属于同型的平常的面貌。你奇怪他们的渺小的物质的生命，会产生了(将来还要产生)千百万言不朽的巨著！那样文弱的身体会装满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灵！伟大这两个字，使用到精神方面，没有尺度可以比量。它最好的例子是拿破仑。
和文学的同伴放在一起看，我往往觉得，他的文字(内涵的，精神的)最最富有中国的传统的气息。他让我想到庄子，他让我回到唐代，他的人物是单纯的，他的气氛是浑然的，他的字句是感觉的。他的杰作《边城》好像唐代的传奇，更其质朴，更其真淳。即使他写些粗犷的男女，例如他的另一部杰作《从文自传》，也是可爱的。忧郁和茁壮，两个不应当连在一起的生命，他会以同一的魔力在同时呈现。
我们相知很早，但是谈到相识，却又很晚。我认识他，在他结婚以后，在他编辑“文艺”的时候。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是，勤学，好问，成为他的性格的一个特征。他写王字，他读古书，他好古画，他爱古瓷，他看名人，他买各样新书，尤其是翻译。他不认识外国文，他的文章往往看见外国名词，科学名词，一切生涩的东西。他有奇大的吸收力。但是，他固执，他争竞，他不示弱，他以精神的强者自居。
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记，同时却是模仿者真正的祸害。沈从文的风格渐渐变成一种风气，引起不少读者的反感。许多男女学习他的字句。有人简直可以乱真。但是，拜他为师，不失自己的朴实，乃是他的夫人三小姐。三小姐为他主持家务，有时候教他英文，若干年不相晤了，我相信他的英文程度大概远在他的“老虎”儿子之下。他羡慕，妬忌，恼恨那些外国留学生：他们可以直接领会外国大作家，然而他们那样浅妄，不负责任，译些坏东西，万一译些好东西，又那样让他看不出好来。写些创作，又似绝未承受外国作家良好的影响。看过巴尔扎克的《葛郎代》，他摇摇头，说：“小山，巴尔扎克原来如此！”我苦笑了，问他是否把译文当做原文。他叹了一口气，说：“你应当给我这种读者好好儿译几部书来。”惭愧之至，我没有丝毫敬还他的期许。
关于此文作者“小山”，姜德明先生的文章未予考证。徐开垒先生在读到姜德明先生的文章后透露说，对《作家笔会》中其他署名者的真实身份“我倒知道几位”，其中就有“小山”，可惜的是徐先生语焉不详，并没有说出“小山”究竟是谁。就我所知，在现代文献中也颇有几个人曾经署名“小山”的，但皆无足多者，并且几乎都非文学界中人，所作与《沈从文》一文的文情迥不相侔。就文与情而论，“小山”的这篇《沈从文》，与“子木”所写的《蹇先艾》、“渭西”所写的《林徽因》，似乎出自同一手笔，都写得文情并茂而又简练通脱，很像李健吾的文字风格。复查“小山”在文中说到自己与沈从文从相知到相识等情况，正与李健吾和沈从文的关系若合符节。比如他们早年都曾给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因而相知，但相互认识则在沈从文结婚后编辑“文艺”(这个“文艺”显然指的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的时候，由此成为好友，“小山”并曾向沈从文介绍过外国文学名著，特别是法国文学，答应他好好儿译几部书。而事实上，李健吾在沦陷期间的一大工作，就是潜心翻译福楼拜等法国文学名著。再看“小山”文中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与李健吾对沈从文作品的评论，也几乎完全一致。比如，当年的李健吾(刘西渭)对《边城》一类田园牧歌赞赏有加：“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他把湘西一个叫做茶峒的地方写给我们，自然轻盈，那样富有中世纪而现代化，那样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而又风物化的开展。……在这真纯的地方，请问，能够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没有再比那样的生活和描写可爱了。”“可爱，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13)《沈从文》一文虽非文学评论，但同样强调了沈从文的文学特点：“我有时候也写些诗文送去发表，但是永远缺少他字句之间的那种新颖的感觉。”“我往往觉得，他的文字(内涵的，精神的)最最富有中国的传统的气息。他让我想到庄子，他让我回到唐代，他的人物是单纯的，他的气氛是浑然的，他的字句是感觉的。他的杰作《边城》好像唐代的传奇，更其质朴，更其真淳。即使他写些粗犷的男女，例如他的另一部杰作《从文自传》，也是可爱的。”两相比较，惟一的区别是“刘西渭”时期的李健吾觉得《边城》“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的风味，而“小山”的《沈从文》则认为“《边城》好像唐代的传奇，更其质朴，更其真淳”。这种区别反映了一个批评家力求判断更为准确的自我修正。的确，就其真纯质朴而言，《边城》更像唐传奇。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即在《作家笔会》里《蹇先艾》、《沈从文》和《林徽因》是前后连排的三篇文章，而知道这三篇文章真实作者的柯灵先生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编辑，应该不会在李健吾的两篇文章之间插入另一作者的文章，所以他这样接连编排这三篇文章，其实也意味着它们的作者“子木”、“小山”、“渭西”乃是同一个人，即李健吾是也。姜德明先生已对“子木”、“渭西”的取名有所解释，则“小山”也当有所取义，然而义从何来，已难考释——窃疑或与李健吾父亲李岐山有关。如所周知，前人命名取字的一个传统，即是从父亲的名号取一字再前置“小”字。如李健吾的老师朱自清，其祖父朱则余字“菊坡”，其父亲朱鸿钧就字“小坡”。李健吾应该也知道这个传统，所以当身在沦陷区的他为文不得不多用笔名时，或许就从这个传统得到启发而起用了“小山”吧。不过，“小山”究竟是否如此取义，我实在不敢武断，好在这只是个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亦无须深究了。
临风寄意怀远人：柯灵组编《作家笔会》的苦心
从《自滇池寄》到《作家笔会》，其间都牵连到一个人，那就是接近左翼、坚守沪上的抵抗作家柯灵先生。前边曾推测沈从文的《自滇池寄》(二)可能是写给柯灵先生的，不论这个推测是否正确，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作为《万象》编者的柯灵，在彼时彼地一并刊发沈从文的这两封《自滇池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编辑行为，而包含着间滞留在沪的文人作家们传达来自大后方的慰问之意。并且，柯灵随后就着手组织留沪作家们撰文怀念远在大后方的作家们，其结集就是《作家笔会》一书。由此，沦陷区作家和大后方作家彼此珍重、相敬为国的真情互动，成为有组织的互励行为。此心此旨，柯灵在为《作家笔会》所写的题记里有所告白，可惜的是，该书1945年11月出版之时却漏掉了这篇题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改题为《关于〈作家笔会〉》，收入柯灵的散文集《长相思》中。这是一篇非常珍贵的战时文坛史料，却很少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眼帘，所以特为抄录于此、以广知闻——
关于《作家笔会》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
去年冬天，我曾经为春秋出版社编过三本书，是：晓歌的《狗坟》；石挥的《一个演员的手册》；还有一本，就是《作家笔会》。(这社里还编的有一些别的书，却与我毫无关系。)抗战以来，文艺工作者大部分离开了上海，少数人无力远行，只好蛰居一隅，咬紧牙关打发艰窘的日子。在这顽固的沉默中，冷眼看看各种倚门卖笑的丑剧，营营扰扰，有如日光下的微尘，昏瞀忙乱而毫无活气，那心境的悲凉真是无可形容。这小书所辑集的，原是为一个杂志所预备的特辑稿件，当时上海和内地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关山迢递，宛然是别一世界；而我们所处的地方，只要沾一点点“重庆派”或“延安派”的气味，就有坐牢和遭受虐杀的危险。苍茫郁结之余，我却还想遥对远人，临风寄意，向读者送出我们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们对于祖国的向往：这就是这些怀人的文字的由来。
这小书最初的题名，本来就叫做《怀人集》；后来觉得应该隐晦一点，这才改成了《作家笔会》，原定计划，是想将远在内地的作家尽可能写到，但世乱纷纷，谋生日亟，结果大大地打了折扣；我自己一字无成，幸亏还有几位前辈和朋友帮忙，这是很可感激的。现在抗战胜利，时移势易，这类东西本没有再出版的必要；但书版排成既久，我又曾收受过一点编辑费，借此度岁；债不能不还，约不能不守，也只好任它“灾梨祸枣”，自生自灭去罢。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14)
从这则题记可知，《作家笔会》“本来就叫做《怀人集》”，而《怀人集》“原是为一个杂志所预备的特辑稿件”，那个杂志应该就是柯灵当时正在编辑的《万象》。柯灵组编这批特殊的稿件，显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按“原定计划，是想将远在内地的作家尽可能写到，但世乱纷纷，谋生日亟，结果大大地打了折扣”。尽管如此，该集所收17篇文章，除《暨南四教授》一文所写王统照、郑振铎等四位是羁留沪上的老前辈之外，其余16篇共计对先后迁徙到大后方的20位作家表达了情真意切的感怀，这实在不是个小数目和小事情了，而柯灵如此精心组织留沪作家撰写这批怀人散文，其目的就是“遥对远人，临风寄意，向读者送出我们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们对于祖国的向往”，这是我们至今读来都深为感动的。
然则，柯灵是怎样想到发动这样一次有特殊意义的怀人散文写作活动的呢？那缘由或许并不单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沈从文的《自滇池寄》很可能起了直接的启发和催生作用。不难想见，接连读到沈从文从大后方辗转寄来的那两封情深义重的慰问信，柯灵一定深受感动，所以他特意把它们编发在自己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对艰苦坚守在上海的作家们来说，来自大后方作家的深情慰问，真不啻是及时雨；同时也不难想象，正是沈从文的这两封来信启发了柯灵，让他想出来了发动留沪作家撰写怀人散文的主意——在彼时彼地，还有什么活动能比这个更适宜表达对大后方同行的亲切回应，兼以寄寓对祖国的眷眷深情呢！
此中底细，当然只有已故的柯灵先生最清楚，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了。
不过，即就现在掌握的文献和情况来说，《自滇池寄》和《作家笔会》之间的连带互动关系，仍可得到印证。一则这两封信和这一本书，都是经柯灵先生之手编发的，而它们之间的内容显然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这一点上文已有具体分析。二则从收信、组稿和编发的时间上来看，这两封信和这一本书也是前后相继、紧密相关的。不待说，为一个刊物组织那么一大批怀人的特稿，是很不容易的事，既需要时间联络诸多作者，也需要费心筹划刊出事宜，然则柯灵是何时开始发动这项活动的呢？查《作家笔会》中的17篇怀人散文，恰好有三篇是附注了写作时间的，最早的一篇是写于“卅三年二月十日”的《方光焘》，即在《自滇池寄》(一)发寄的二十天之后(原信写寄于“一月二十日”即1944年1月20日)，其时沈从文的这封信当已传递到上海，柯灵也有机会看到了，而他也随即着手组织留沪作家开展怀人散文写作活动，《方光焘》一篇当是他最早收到的稿件之一；《作家笔会》中另外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很接近——《老舍与闻一多》写于“三十三年初冬”、《记北国二友》写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这也正是这批怀人散文即将截稿的日子，收集齐了稿子的柯灵准备在他主编的《万象》杂志上作为特辑连载，而沈从文的两封《自滇池寄》则成了这批怀人散文的引子，被安排首先发表在《万象》杂志第四年第五期上，出刊时间恰是1944年11月，同期发表的另一远方来稿是端木蕻良的创作自述《我的创作经验》。编者柯灵在编后记里对这两种“远方的来稿”做了郑重的介绍，并特别提醒上海的“文艺读者”注意沈从文这两封信“足慰远思”的意义——
沈先生的文字风格，有他独特的造就，是前辈中最切实的一位，这里发表的虽是两封短信，却是情思丰腴，感慨深沉，令读者如对其人。其中还提到好些为文艺读者所关怀的前辈作者，足慰远思。(15)
几乎就在同时，柯灵又将他组编的这批怀人散文编为《怀人集》一书交付出版——据他1945年9月补写的题记所述，他是“去年冬天”即1944年冬天编好该集交付“春秋出版社”的，而题记所谓“遥对远人，临风寄意，向读者送出我们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们对于祖国的向往”，也正与沈从文那两封“足慰远思”的《自滇池寄》遥相呼应。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而非有意的呼应，那也巧合得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吧？倘非偶然，则从《自滇池寄》到《怀人集》(后改题为《作家笔会》)，乃正是后方作家与留沪作家之间相互关怀、砥砺志节的互动行为，在这过程中，沈从文自发的两封《自滇池寄》首开其端，以深情的叩问启发了亲切的回应，而促使这种互动从个人的自发行为转换为自觉的文坛互动活动者，则是柯灵先生。当我们体察到这其中隐含的关节之后，就会明白《自滇池寄》与《作家笔会》并非各自孤立的文坛史料，而是分处两地的中国作家在战时互动互励、相敬为国的文学抵抗活动之结晶，其文学的与历史的深长意味是不可轻忽的。
顺便解释一下，柯灵在《作家笔会》的题记里说，上海的作家们“蛰居一隅，咬紧牙关打发艰窘的日子。在这顽固的沉默中，冷眼看看各种倚门卖笑的丑剧，营营扰扰，有如日光下的微尘，昏瞀忙乱而毫无活气，那心境的悲凉真是无可形容。”此中“顽固的沉默”一语可能包含着一个“今典”，那就是法国抵抗文学的杰作《海的沉默》(Le Silence de La Mer)。按，Le Silence de La Mer原是一个法文成语，暗喻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相互之间复杂深隐、暗潮涌动的情绪和意志。《海的沉默》的作者韦科尔(Vercors)取喻于此，在这部小说中精心描写了法国沦陷区一个老人和他的侄女以顽固如“海的沉默”冷对德国侵略者的抵抗意志，所以该书秘密出版后不胫而走，不仅法国人民争相传阅，而且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伦敦、北非、美国、苏联，以及中国。(16)不难想见，柯灵对法国人民“海的沉默”的抵抗意义一定心有同感，因为他和许多羁留沦陷区的中国作家也曾如此冷对日伪。而柯灵们从“顽固的沉默”，到集体发声以“怀远”的形式寄托“对于祖国的向往”，那抵抗无疑是更进一步了。
文人交往有深致：文学互动行为的文学史意义
如此不避繁琐地考释这几篇书简短文，其实是想借此检讨两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第一，文学上的互动行为除了成为掌故谈助，还有没有更为严肃的文学史意义？第二，文学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和中心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对文学作家及其文本进行孤立封闭的纯文学解读或开放到想当然的话语化批讲，还是对曾经实存的文学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我所谓的文学互动行为，指的是发生在一些文学主体之间的交际和交集及其连动而生的效果或影响。大概自有文学活动以来，就有了文学上的互动。只是古代由于交通不便，文士之间虽不乏书函往来和宦游交际等互动行为，但其范围和频率毕竟很受限制，加上文献有缺，不少文学互动行为已失记不传了。然而纵使如此，仍有不少文学互动行为见诸记载、传为美谈。降及近现代，大都市迅速崛起，文人作家集居于此，空间距离的缩小自然增加了人文互动的机会，加上现代传媒的居间作用，文人作家之间的互动也就似突然而实必然地大大加剧了，从个人之间到社团流派之间，频繁的文学互动如影随形，互动形式也花样百出，其广度和深度远非古代文士的书函往来和宦游交际所可比拟了。就此而言，即使说广泛而且深入的文学互动乃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现代性”特征，也不为过。
文学互动行为当然既可发生在个人之间，如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或批评家之间，也可表现为文学社团流派内部的集体交流，甚而可以扩大为跨社团、跨流派以至跨地区和跨国度的文学之间的交集与互动，而其互动的效果和影响，则既可能积极地推动文学的发展，也可能产生刺激性的反作用，却不可能没有作用——只要互动当真产生了，就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效应和影响。上面考释的一些文学互动事例，显然都是现代文人相濡以沫的美事。无须讳言，由于立场有别、趣味不同加上个性的差异，文人之间也难免产生分歧、滋生矛盾以至发生相轻相斗的行为，这不免让人遗憾，但必须注意的是，不同的文人及社团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有时可以纷争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有时却又可以宽容互动到积极互助的地步，并且即使相轻相斗的交锋也未必只有负面的效应，倒可能刺激相关者暗自反省、激发对立者加强交流，从而推动文学在“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下面就举几个例子略为申说。
大而言之，在流派纷呈、思潮纷争的三十年代文坛上，京派和海派文学趣味的差异以至论争，左翼文学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尖锐对立，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了。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倘若仔细观察就可发现，在这些相互分立以至对立的文学流派思潮之间，并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事实上它们在各自的“派性”之外也各有包容的一面，彼此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宽容的互谅、积极的互动的。此类事例并不少，此处按年代和刊物略述其荦荦大者如下：1931年9月中共党组织决定由丁玲出面在上海创办《北斗》杂志，旨在克服“左联”初期的“左倾”幼稚病和关门主义，所以这份左翼文学杂志广泛联络、发动了南北各派作家，自9月出版的创刊号开始，陆续推出了不少好作品，而远在北平稍后又到青岛的沈从文虽然并不赞成左翼作家的革命立场，但他还是热心为《北斗》的成功出谋划策，甚至亲自登门代丁玲向冰心等作家约稿；193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虽然被称为“现代派”的大本营，但其实《现代》杂志的骨干成员如施蛰存等与冯雪峰等左翼作家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施蛰存并曾冒险推出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等；1933年7月创刊的《文学》是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它由表面上政治色彩不浓的郑振铎、傅东华主编，其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左翼文坛重镇鲁迅和茅盾，所以《文学》实际上是左翼—进步作家的阵地，但它显然有意克服早期左翼的公式主义和关门主义偏颇，广泛吸纳从“五四”过来的新文学名家到三十年代崛起的各派文学新人，发表了从革命现实主义到唯美颓废主义的众多作品，显著地促进了各文学派别在互动中共同发展；紧接着，以上海的《文学》为后盾，由北上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出面，热诚邀请平津的资深京派作家和其他文学后劲，于1934年1月在北平创办了《文学季刊》，进一步推动了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交流互动；此外，还应提及的是自北来南的林语堂，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论语》(1932年)、《人间世》(1934年)和《宇宙风》(1935年)三个刊物，广邀海内各派作家文人，尤其属意于京海文学的沟通，成功地促使京海作家在趣味相投的文学互动中共同发展出一股超越南北的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应该说，诸如此类的文学互动行为，乃是三十年代文坛上最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从这一时期最为出色的一批文学杰作就是在此类文学互动中产生和问世的，即可知跨越派别地域的文学互动之意义非同小可了。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从过去的大讲斗争到今天的贬斥斗争，其实都只纠缠于文坛各派纷争互斗到不可开交的一面，都忽视了纷争的文坛其实也有积极互动到相互促进的一面。
具体而论，作家间的互动自然也会有“不友善”因而令对方“不愉快”之处。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一些颇带较劲味的连续互动行为就是典型事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节目是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引发的反响，直到近年还有余响——所谓“林徽因冰心两大才女的恩怨情仇”之争，似乎成了近年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然而，这“两大才女”间的文学过节是否仅限于“太太的客厅”的范围，而其意义是否也仅限于文人相轻的意气呢？余窃有疑焉。因为，稍微扩大点视野而又仔细点观察的话，研究者就不难发现，所谓冰心与林徽因的文学过节，乃是一个比《我们太太的客厅》发生更早、范围更大、延续更久的连续互动过程，而其效应也相当复杂、意义更耐人寻味，远非一般所谓文人相轻、才女争锋那样简单。据沈从文之说，从1931年9月冰心发表《我劝你》一诗，二位女作家就有了文学上的过节，而据李健吾说，冰心1933年9—10月间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则使这场文学过节愈益加重了……其实冰心不过是把京派文人的美丽新风雅作为一种人生现象加以典型化的描写，要说她有讽刺也是指向这种美丽新风雅的做派，而并非针对哪个具体人物的讥嘲。虽然好强要面子的林徽因的反应确是一度很不愉快，但从她随后的创作可以看出，她的《九十九度中》、《文珍》和《梅真与他们》，恰恰折射着冰心稍早些时候创作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冬儿姑娘》和《相片》等作品的积极影响。事实上，正是冰心的这些作品以及她所推重的丁玲的作品，刺激着也推动着林徽因摆脱偏见和傲慢，走出她的客厅或窗子以外，看到下层妇女所处的不公平地位及其人格自尊，从而给予了倾注着深切同情和可贵理解的书写。尽管林徽因这么写带有对冰心不服输的意味，但其实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已暗含着对冰心文学观的认同。而1940年代的冰心亦以清苦的潜心笔耕，心照不宣地回答了林徽因等对她在艰苦的抗战期间可能攀龙附凤的担心与批评。然则，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学互动行为更积极有益呢？我近年因为校录冰心的佚文，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曲折关节，曾写了一篇小文，只是文体近乎“百家讲坛”体，所以自己颇不满意，此处撮述大概，聊供关心此事者参考吧。
回头来看，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上的互动行为也并非完全无视，事实上也常常说到的，而常见的言说方式不外二种：资为谈助或资为考证。“资为谈助”即把文学上的互动行为作为名人轶事来说道。如王羲之等东晋文人的兰亭之会、李白与杜甫的交往，鲁迅与瞿秋白的相赏，就一向传为美谈。不过这种“资为谈助”的谈论近乎“插花式”的点缀，虽然给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增加了些许趣味，但肤浅不及深入，所以往往给人可有可无之感。“资为考证”即把文学上的互动行为作为考证文人关系的材料，比如古典文学研究中就颇多文人交游考、师友关系考之类文章。如此“资为考证”当然比仅仅“资为谈助”进了一步，然而这种考证虽说旨在“关系”，可它对“关系”的探讨常常限于单向的探索和静态的追究，鲜见彼此应看的双向互动，因而其所揭示的关联仍然是片面的和有限的。
其实，文学互动行为所涉及的不仅是双方的“关系”，更触及双方的“关心”之所在。所以即使有些文学互动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至少也足以澄清双方的差异，从而对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发生在沦陷末期的以迅雨(傅雷)为一方而以张爱玲和胡兰成为另一方的那场论争就是典型的事例。一般以为，那场论争只关系到迅雨与张爱玲、胡兰成文学观的差异。这诚然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傅雷充满善意的文章中也包含着一些超越了单纯艺术得失的严肃批评，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他说“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这些“优点”既能够成就《金锁记》那样的杰作，却又会把张爱玲“引入危险的歧途”。这是为什么呢？细读上下文，原来傅雷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产生文学杰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作家必须有“深刻的人生观”并从而富有深度地写出人生的或者说人性的“斗争”。傅雷显然是考虑到了沦陷区作家置身“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17)的特殊情况，所以他特别强调的乃是加强和深化对人生斗争的主观方面或者说内在方面之表现，殷切期望沦陷区的作家们能够在这方面纵深开掘、于人生的内在斗争描写中彰显出人性的不屈不灭。而在彼时彼地坚持这样一种人生—人性的内在斗争观去做人和作文，这其实是二而一的事情。对张爱玲能否坚持不动摇，傅雷是委实有些担心的，在他的语重心长的劝告里，无疑隐含着对张爱玲为文以至为人的某种不忍明言的担忧。而张爱玲也非常敏感，她对迅雨即傅雷的批评作出了反应，而且反应速度非常之快——《自己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不过短短半月！而紧接其后为张爱玲辩护、对迅雨进行驳难的，就是胡兰成——他在《杂志》第13卷第3期(1944年6月10日出版)上发表了第二篇《评张爱玲》。可以肯定的是，业已情好日密、常在一起消磨的张胡二人在看到迅雨的批评后，必然有过沟通和讨论，然后便决意分工协作、相互呼应、共同对付迅雨的批评。明白了这中间隐含的关节，也就不难理解《自己的文章》和第二篇《评张爱玲》两文有那么多相通相似之处，以至有些地方简直如出一手、难分彼此的来由了。看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确是一对旨趣相投的乱世才子才女，所以他们要求个人现世安稳自由的观点不仅相通到几乎难分彼此，而且相互配合着先后发表在最重要的“和运”刊物《新东方》杂志和转向“和平阵营”的名刊《杂志》上，此呼彼应地附和着“和运”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正是迅雨即傅雷最为张爱玲担心的，然而恐怕连傅雷也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事已至此，傅雷也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当年发生在傅雷和张爱玲、胡兰成之间的论争，只一个回合就结束了，而他们之间分歧的关键显然不是单纯的艺术趣味问题。这只要看看傅雷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尤其是人生的内在斗争的着意强调，和胡兰成、张爱玲对乱世人寻求现世“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之当然性的特别揄扬，就泾渭分明了，尤其是张爱玲对“斗争”的刻意消解和对“安稳”的再三致意，确乎无疑地与傅雷对“斗争”的坚持构成了针锋相对的对立。这种对立首先是人性观—人生观的分歧，其次才体现为文学观—美学观的分歧——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伸而已。由此可见，这场“不成功”的文学互动，实际上亮明了双方不同的文学与人生立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说来，文学互动行为乃是“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不错，一切都是“文学活动”，我们常常这么说，可是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却很少真正把文学活动作为研究的中心，主导了我们的批评与研究思维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孤立的“作家中心主义”和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忙着确立经典作家、阐释经典作品，这当然是必要的工作，但问题是我们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往往是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排斥掉了文学活动之丰富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作家文本给文学研究者做封闭的纯文学解读，或者就是把作家的文学文本作为构建某种想当然的理论话语的垫脚石。事实是，文学现象原本是关联复杂的活动或行为——从创作到出版、阅读、批评，都莫不如此，留在纸上、传给后人的文本不过是前人文学活动或文学行为的痕迹而已，也因此，要解读这些痕迹的意味，就不能不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无非是要重新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的“文学活动”当真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最具主体性的实存行为。确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许多高深问题也许就有了比较明了的意味。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作行为当然不可能只是纯粹的不及人、不及社会的虚构与想象，但也绝不是时代社会背景之简单的反映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他们对其身内与身外种种问题的发之自觉的应对、有所企图的行为、预谋了效果的活动——当然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我把这样一种研讨思路姑且称之为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以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从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就不再是孤立的作家作品，而是关联深广的文学活动或者说文学行为，将占据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而那些看来似乎琐细的并无深意的文学互动行为，则因其是有助于说明某一时代的某些作家为什么如此做而不如彼做的实存行为，也就具有了值得深入分析的文学史意义，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文坛掌故、文学谈助或名人轶事之类了。
2010年11月20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①原刊用□□隐去了人名，究是何人，待考。
②“甫先生”前似漏排了一个“今”字或“金”字——“今甫”(亦作“金甫”)是杨振声(1890-1956)的字，他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潮社的骨干，后与朱自清筹办清华中文系，继而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又曾参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按，作为资深新文学作家和教育家的杨振声，乃是李健吾的清华老师之一并曾提携过沈从文。下面的佩弦(朱自清)、之琳(卞之琳)、一多(闻一多)、毓棠(孙毓棠)、冯至、广田(李广田)、徽因(林徽因)、宗岱(梁宗岱)、孟实(朱光潜)、萧干等，也都是京派文人学者。
③“三小姐”指张兆和，她是张氏四姐妹中的老三。
④此处疑似排印造成的错简：“欢笑歌呼，尤增加大人快乐”显然是说孩子的，却既前缺主语，又不能融入后面说“三姐”的语句“因之岁月虽逝，生命中所保留青春活力，转若在任何情形中均不至于消失”；窃疑原信或许作：“孩子们于乡村中长大，顽健比似城中略胜一筹，欢笑歌呼，尤增加大人快乐。”
⑤“巴兄”当指巴金。
⑥“占元”当指陈占元(1908-2000)，广东南海人，法国文学翻译家。
⑦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4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⑧李健吾：《忆西谛》，《咀华与杂忆——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第2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⑨李健吾：《与友人书》，《上海文化》第6期，1946年7月1日出版。
⑩沈从文：《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3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1)姜德明：《怀人的散文》，《梦书怀人录》第137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姜先生在该文中指出，《作家笔会》中所收《蹇先艾》一文的作者“子木”和《林徽因》一文的作者“渭西”都是李健吾：“‘子木’合在一起是‘李’，‘渭西’是‘西渭’之倒置，更可从那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来判断。”姜先生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原书编者柯灵先生的首肯，并且当年也曾羁留上海、担任过《万象》助理编辑的徐开垒先生，也证实了姜先生的判断——参阅徐开垒：《书情与友情》，《书屋》1988年第3期。附带说一下，陈学勇先生在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李健吾与林徽因》一文，重新发现了“渭西”即李健吾的《林徽因》一文，他或许没有看到过姜德明和徐开垒的文章吧；韩石山先生的《李健吾传》新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我没有见到1996年的初版)第23页引“子木”即李健吾的《蹇先艾》一文，注释原书《作家笔会》为“1938年上海春秋杂志社”，则时间有误、出版处不全——《作家笔会》是1945年10月由春秋杂志社和四维出版社合出的。另按，“渭西”这个笔名此前也有人用过——在1936年9月20日出版的《东北》杂志第1卷第3期上，就有署名“渭西”的文章《“圆宝盒”里的诗人卞之琳》，这另一个“渭西”不可能是李健吾，因为他的这篇文章正是对当年刘西渭即李健吾与卞之琳之间的那场解诗讨论的批评。
(12)柯灵：《关于〈作家笔会〉》，《长相思》第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13)刘西渭(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第70—72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14)此据柯灵的散文集《长相思》转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15)柯灵：《编辑室》，《万象》杂志第四年第五期，1944年11月1日出版。
(16)关于《海的沉默》在中国的传播等情况，可参阅笔者的《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张爱玲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第397—405页，中华书局，2009年。
(17)以上所引迅雨(傅雷)语，均见《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年第11期，194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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