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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三人团”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召开，“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博古等人完全控制了党中央的军政大权。
就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逐渐上升时期，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 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鉴于广昌失守后，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会后中共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共产国际同意转移。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规划”。〔1〕“三人团”便这样成立了。
“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从当时的实际来看，“三人团处理一切”〔2〕，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从分工可以看得出， 博古、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3〕。
作为“三人团”核心人物之一的博古，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他是在王明赴苏情况下担负起党中央领导工作的。1933 年1月，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对毛泽东、朱德等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红军领导人不信任，认为他们知识浅薄，没有接受正规的理论学习。年轻的博古“雄心勃勃，很想干一番事业，使革命斗争能有一个大发展”〔4〕。然而， 从书本中走出来的博古毕竟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于是他便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一个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外国人，即“三人团”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他在党内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5〕。按常理，“顾问”本该只有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但是在当时，这位军事顾问俨然成为红军的“太上皇”。“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6〕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 是与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式崇拜分不开的。
博古与李德相互支持，使他们成为临时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然而，在成立“三人团”时，他们为什么要把周恩来吸收进去呢？客观上讲，这是博古与李德对现实妥协的一种表现。从1933年底到1934年夏，在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挫折与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如彭德怀、刘伯承对他们的指挥产生了疑问。这使博古、李德感到为了保持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就必须需要一个威望很高的人把自己与其他领导人联系起来。周恩来无疑具备这一条件。他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他谦虚、诚恳、平易近人的人格，使他能够在博古、李德与广大红军领导人之间起到一种纽带作用，从而保证“三人团”的路线、政策的实施。
二
从“三人团”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取消， 其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三人团”成立到湘江战役。这一时期“三人团”，处于最高权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长征的准备问题上，“三人团”片面强调“突围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7〕。因此， 这样重大的转变“没有按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意图。正如张闻天说的那样，“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8〕。
其次，在长征的行军指挥上，“三人团”处理一切。即如所安排的一样，博古、李德负责最高决策，周恩来负责最高决策的执行。本来，在长征的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曾在得到周恩来、朱德赞同的情况下，明确地提出了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消灭之的建议。可是“三人团”的决策核心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这样，在“左”倾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大搬家”。以后直至湘江战役，毛泽东等人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三人团”决策核心拒绝，一切由“三人团”自行处理。
第二阶段，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三人团”的权威地位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逐渐削弱，直到最终被取消。
博古、李德等布置指挥的湘江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9〕。“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 面对惨重的损失，亦“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10〕，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11〕。在这种背景下，“三人团”的第三名成员周恩来以其既有的历史影响及地位，被推到了维持局面、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位置上。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由于周恩来已开始在实际上主持日常工作，便使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对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同博古、李德的激烈争论后，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军路线问题。这说明，“三人团”尤其是博古、李德“处理一切”的权威已受到挑战。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此这样记叙道：“我好象过早地走开了”，“当看到新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很显然，“三人团”中过去由博古、李德发号施令，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具体实施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博古、李德毕竟还是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尽管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但却未形成正式决议。同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通道会议上未能解决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周恩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12〕会议于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从而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意见。长征以来，“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李德的主张，第一次在第三位成员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被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否定了！这就标志着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否定重大军事方针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三人团”的地位已严重削弱。
1935年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据此分析，党中央已开始在组织上纠正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中央红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也已排除了李德对作战的指挥。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14〕“处理一切”的“三人团”从此名存实亡了。
不久，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宣告了“三人团”的结束。陈云在会后的传达提纲中说：取消三人团。
那么“三人团”地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首先，血的教训，使红军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逐渐觉醒。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恶环境。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逐渐觉悟到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湘江战役之所以遭到惨痛损失，红军之所以面临绝境，是“左”倾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排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缘故。伍修权回忆说：“长征开始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15〕在湘江战役之后，“由于红军这次作战中受到了严重损失，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16〕。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毛泽东重新领导党，指挥我们的红军，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广大指战员的觉悟，为“三人团”的瓦解打下了群众基础。
其次，毛泽东的说服教育，使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逐步转变，从而为“三人团”的瓦解奠定了组织基础。当时王稼祥、张闻天在党内和红军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三人团”的瓦解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7〕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直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使王稼祥和张闻天备受启发，思想逐步转变。“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18〕。从而为“三人团”的最终瓦解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三人团”成员之一周恩来思想认识逐渐转变，并从“三人团”内部站了出来，对“左”倾“三人团”起到了从内部分化、瓦解作用。如前所述，在湘江战役后，周恩来成为实际工作主持者。他清楚地看到：从湘桂交界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这时周恩来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已由过去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逐渐转变为整个路线的质疑。正因此，由通道会议上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争论，到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对李德的严厉批评，及至猴场会议上促成把“处理一切”的大权收回中央政治局。这都充分地说明周恩来的思想一步步地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
三
长征前期的“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总体上讲，从其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来说应该予以否定。但是，又不能说“三人团”的作用一无是处。
第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三人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相对于准备不足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一作用又微不足道。
客观上讲，“三人团”对长征还是做了一定准备的。如前所述，“三人团”成立的初衷便是为红军主力的转移做准备的。早在1934年春天，李德就对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19〕因此，“三人团”在组织上、 军事上、 物质上对长征做了些准备。 在组织上， 1934年七八月间，“三人团”开始研究干部的去留，组建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分别任命陈云、刘少奇、凯丰为五、八、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军事上，为了分散和减轻敌人“围剿”部队主力对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的压力，配合一方面军的转移，李德建议，并经过当时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同意，决定派出北上和西征先遣队。周恩来曾对这两支队伍的行动评价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对长征起到了策应和配合作用。在物质上，从7月开始紧急筹集武器弹药、草鞋、食盐，棉被、粮食的工作。 重点开展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8月，中央苏区基本完成收集军粮24 万担的任务。9月，完成在秋收中间向群众借谷60万担的任务， 这为后来中央红军进行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三人团”对长征做的一些准备，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准备当中思想上犹豫不决，目的不明确，同样又是十分严重的。这为以后的红军长征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埋下极大隐患。思想上犹豫不决，主要表现在博古、李德制定的两个战略计划中。其中，《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对战略转移问题根本没有提及，而是号召“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紧接着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对战略转移虽提及了，但仍决定“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由此可见，“三人团”长期处于保卫苏区与突围转移两者的犹豫状态中。目的不明确，主要体现在：“三人团”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这种思想的犹豫和目的的不明确给红军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都带来了影响。
第二，“三人团”领导并指挥了湘江战役前的长征行军，尽管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但红军损失惨重。
红军从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指挥大权由李德、博古掌握。周恩来只是具体作战行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由于博古、李德一意孤行地实施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转移战略，所以促使红军一次次地钻入蒋介石早已布下的口袋中。英勇的红军以鲜血换取前进的道路。尽管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却损失惨重。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闭线损失8600 多人。 通过第四道封锁线， 特别是湘江一战， 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到这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也是最实际的！“左”倾错误的领导，不仅仅造成的是中国红军的惨重损失，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革命也造成了极大损失。
宏观上的定论不该掩盖微观的细节。在这一时期，“三人团”尽管无功，但是“劳”还是有的。“劳”的关键归功于“三人团”的边缘成员周恩来。例如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对博古、李德并不是百依百顺，也有些不同意见。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20〕。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周恩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的成功，使红军在尽可能小的损失下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第三，湘江战役后“三人团”作用逐渐削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起到了准备作用，为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铺平了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讲，“三人团”内部的分裂、瓦解过程就是遵义会议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如前所述，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21〕“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22〕。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对毛泽东的发言予以了有力的支持。与会人员出于对周恩来的信任，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一步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并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3〕。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会后他更是自觉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正是周恩来这种以大局为重，宽广博大的政治胸怀，才使他能自觉地从“三人团”中站出来，从而使毛泽东顺利地在全党全军中确立领导地位成为可能。
注释：
〔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
〔2〕〔8〕〔12〕〔14〕〔18〕〔20〕〔2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78、64、66、78、112—113、78页。
〔3〕李维汉：《回忆长征》，《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4〕李志英：《博古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5〕关于李德的身份问题，史学界存有争议，本文沿用传统说法。
〔6〕〔11〕〔15〕伍修权：《我的历程》，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8、81页。
〔7〕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6页。
〔9〕刘伯承：《回忆长征》，见《星火燎原》第三编第4页。
〔10〕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页。
〔13〕《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第433页。
〔16〕《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87页。
〔17〕《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2—13页。
〔19〕《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21〕李聚奎：《长征中的红一师》。
〔22〕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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