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建立汉藏语系的几个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几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联系历史文化背景探讨了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不同之处；提出识别汉藏同源词的一些原则。认为汉藏语系不像印欧语系那样由一个种族语言分化而来，而是经过多种族语言的融合然后分化而来的，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完全套用印欧语系的方法。
语言谱系分类是从建立印欧语系开始的。在建立其它语系时，自然会要求沿用建立印欧语系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其发展变化的模式并不都相同，因而建立印欧语系的理论与方法也就不完全能够普遍适用。在建立其它语系时，既要不违背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也要建筑出适用于不同发展类型的语言系属归类的方法与理论来。首先必须分析其它语系和印欧语系的不同之处。
一 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的不同之处
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不同之处，除了语言上没有足够的形态特征来证明是从一个语言分化而来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桥本万太郎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中把印欧语看作是牧畜民型语言。放牧必须在大片草地上展开，随着大规模的区域迁移，原始语言成分也就带到了这些广阔的地区。亚洲大陆，尤其是东亚的语言多是农耕民型语言，靠求教中小块土地而生活其语言发展方式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他看到语言的发展既有分化，也有融合。笔者联系种族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
现在的语言和种族并不一致。同一种族的人不一定说同一种语言，而一种语言也有可能被不同种族的人所使用。但是在人类产生语言的初始阶段，只有种族内部的交际，很少与种族以外的人交往。这样的社会格局有造成语言的共同体的倾向，也会给共同的语言烙上某些特征。如果承认有语言融合、语言转换的现象存在，就应该承认原始种族内最早是只有一种语言的，后来随着种族的分化、发展以及与外族的往来的交融发生了语言融合、语言转换，逐渐地语言和种族才不一致。如果这一文化部成立的话，下面就来看看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不同。
原始印欧母语是一种假设的原始印欧人的口头语言，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阿·皮克在其闻名于世的《印欧语的起源》（1857-1863）一收中，从各种印欧语所提供的语气中找出《雅利安人“的文化基本特征。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后来在古地中海曾形成通商的经济核心。由此看来雅利安人是印欧语系的原始种族。他们的语文在当时可能有过方言分歧，但这种母语是否是多种族语言的融合体，未见印欧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有所论述。因此我们只能把印欧系诸语言看作是从一个原始种族评议（雅利安富）分化来的。我们要建立的汉藏语系也是一种假设。它的原始母语显然是许多原始母语显然是许多原始种族的语言融合体。语系或语族的原始母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个种族的语言，另一种是多种族语言的融合体。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语系或语族，其内部发生学上的关系比较容易探求，而第二种类型的语系或语族就比较难于建立。例如，在我国，大凡语言亲属关系明显的语群，其种族都是单纯的或接近的，是从一个原始种族语言发展来的，如现在已建立的比较没有争议的侗－泰（东夷、百越）、苗－瑶（苗蛮）、藏缅（戎羌），以及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语族，其内部种族都单纯。在语族内部能找到上百个同源词，也能建立的语音对应规律和演变程式，用确认印欧系的斯瓦迪士100核心词进行比较也能验证它们内部发生学的关系。但是语言关系模糊的语群，其种族就不那么单纯或者相差较大。藏缅语族内部的种族比侗－泰、苗－瑶语族来说要复杂一些，其内部的同源词以及的语音对应规律就比侗－泰、遥更难寻找，要经过一番深入研究才能建立。藏缅和汉属于不同来源的种族。它们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就有人持怀疑态度。自本氏发表《汉藏语概论》以后，在国外怀疑的人才逐渐减少，更不用说把侗－泰、苗－瑶联系在一起归为汉藏语系了。阿尔泰语系也有的汉藏语系同样的情况。把蒙古、突厥、满－通古斯归在一起建立阿尔泰语系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接受。十三世纪以前的共同成分是来源于同一个基础语还是相互影响的性质，这个根本总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提出来了，氨今仍是悬案。①a虽然操这些语族的人民都是牲畜民型，但突厥和蒙古明显是差别较大的两个种族。受原始种族文化和语言底层的干扰，探溯这类语群之间是否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就比较艰巨。必须参考考古学的成就，密切联系这类语群内的种族发展史。多种族集团的各种语言，如果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产生过融合或转换，后来又随社会的分化而分化为不同的语言，根据现代语言材料去追溯融合时期的原始母语，就必须区别出分化后互相借用的成分和共同继承的融合时期产生的共同成份，尤其要分析这些共同成分的质量和颁领域，是否达到构成一种新的原始母语的条件。因为因融合而形成的语言带有混合语的性质，需要证实起了质的变化，是一种新的基础语。
汉藏语系内部相交融的各种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原始生活环境不尽相同。戎羌可能经过粗放和和畜牧；东夷从事平地农耕和渔业，苗蛮则习于山耕。文化背景相差如此大的多种族的语言融合体，其基本词汇的内容和数量不可能完全和印欧语一致。又由于融合和变化的时代十分远古，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建立印欧语系那样的要求，在语法成分和斯瓦迪士的100个核心基本词中探求出有的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源词来。
二 汉藏共同语的性质
汉－藏诸语言间存在共同成分是不可否认的。着急是自私认识这些共同成分，这些共同成分表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汉藏共同语是个事例体还是个语言联盟体，汉－藏诸语言是由一个母语分化发展而来还是以汉语为中心不断扩散、传播、影响而形成的语言联盟，而其发生学关系各另有归属，侗－秦属南岛，苗－瑶属南亚。
判断发生学上的关系，一般认为主要是看核心基本词和谁对应同源。如果对应的词多属文化词而不易变化的核心基本词都存在较大差异，当然构不成发生学上的关系。
在中国大陆上存在以黄河中游为文明中心，缓慢地同化周围少数民族的历史事实，语言也存在向文明中心地的语言逐渐靠拢这种发展方式。汉藏语言中的共同成分确实有不少属于文化范畴的词但是也有不少是常用的基本词。这些基本词有的能看出源于汉语或其他语言，但大多数分不清是谁先创造，谁后借用或者是共同创造的。
马提索无在“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有关身体部份词接触关系的检验”一文中曾说到：“某一词源我们能十分它在两个语言或语系间曾相互借入过，但我们也往往无法肯定是谁从谁那里借入”。马氏也不得不承认有些身体部位的词是澳－泰和汉藏语的亲缘关系词。相事例伯语言一般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侗－泰、苗－瑶语中的词即使在汉文古籍中找到对应的汉字，也难于肯定是汉人创造的，因为汉语本身也是融进了南、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杨分而发展起来的。汉字记载的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语言。①b例如：豝／猪，这个词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汉语，其它语言借自汉语，但本尼迪克特认为“猪”是澳－泰人首先畜养的。造成许多基本词来源不清的原因主要有二：
1.我国各种族融合的时代十分远古，早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就已发生，而这段的语言情况没有文字记录的材料。
2.远古在黄河、长江文明中心区争雄问鼎的不只是汉族物先民。往往一个种族集团在某地区取得统治地信后，还没有经济上文化上达到高度统一时，统治权又转移到另一个 族集团手里。又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居民流动性很大，种族间的接触机会很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原始母语分化为方言，又由方言形成不同语文胼不是唯一的语言方式。由不同语言的接触到语言事例或语言转换，从而又在另一个基础语上分化发展为不同的语言，这种发展方式倒是有可能存在。
史前中华大地上有五个重要的氏族集团：夏、羌、夷、蛮、狄。远在新石器时代至石铜并用时代，中原地区因洪水泛滥，颁于此的夏氏集团一方面在发祥地治水，一方面则将一部分人民迁移到别的氏族分布的地域里去。利用优越的文化，尤其是城堡的运用，便由岷江而汉水上游而渭水流域，而洛水流域，奠定了夏氏集团的势力范围。②b他们的首领是夏禹。《史记·夏本纪》有“徙众民、乃定万国”的追记。那时夏氏集团就与羌、夷、蛮等互相混合。夏朝传了400多年，中央统率首领的地位为诸侯中的殷商首领所代替。商朝先代是由夷氏集团演进而来。商趄传了600多年，又为周朝取代，而周的先代以夏氏集团为主，搀和了不少羌氏集团的血缘。融合的历史这么悠久，既有那时各自使用的基本词的互相渗透、吸收，也会随着共同社会的发展的思维的发达，在融合期间创造了不少基本词无论是传播的，还是融合后创造的基本词，各语言都依循一定的语音变化规律演变下来。那些分不清词源的词只能看作是汉藏共同语的词。即使是各语言在远古时期一致向某个语言借用的词源的词只能看作是汉藏经过大家长久使用早已成为汉藏诸语言基本词汇中的稳定成分，和同源词没有区别，这样的词似乎也应看作共同来源。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语言融合或语言转换，已形成一种新的发生学关系。汉藏语系是由一个多种族的语言融合体发展来的。这种融合体包含了语言融合和语言转换两种结果。笔者认为无论是语言转换或语言融合，都会在转换后的语言或融合后语言中留下原有语言的底层。如：现在已换用汉语（指失去母语）的一些彝族（或操彝语支语言的民族），他们所说的汉话大多没有鼻音韵尾。这种汉话就是留下了彝语支语言只有单元音韵，没有鼻韵尾的底层。甲、乙两种语言发生融合，融合后的语言既非甲也非乙，但既有甲也有乙的成分。青海五屯话就带有这种性质：词汇是汉语的，语法成分却是藏语的。为了使对方听懂，相融合的甲、乙双方尽量使用对方的语言成分。渐渐地，不同语言通过互相吸收而走到一起来了。使用这种融合后的语言的人民，有甲、乙两方的后裔。他们各自把老祖宗的一些语言习惯带进了新的语文肿。因此甲、乙两方都留下了底层。产生语言融合或语言转换，取决于接触双方的势力（包括人口、文化、政治、经济等）。当一方处于绝对优势时，容易产生语言转换，如果双方势力均等，则语文接触的结果容易产生语言融合。中华大地上悠悠上万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汉藏语系内部都是语言事例或是语言转换的结果。
三 汉藏同源词的识别
识别同一来源词和分化后借用的词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同源词的语音相近的，也有差距较大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建立汉藏语系必须先从方言、语支、语族爱逐级比较和构拟做起，最后进行各语族之间的比较，心汉藏母语。能这样做，当然更符合历史比较法。但是目前对汉语以及各语族的构拟还只是各家之说，未有公论，构拟的可靠性如何尚难肯定，进行汉藏母语的构拟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动用三条原则来识别汉藏同源词试图证明汉藏语系包括汉、藏－缅、苗－瑶、侗－泰：
1.从内容上看同源的词应该是人类原始阶段常用的基本词如居住的洞穴、使用的工具、武器、石头、弓、臼、火等，但不一定全都在斯苡迪士100核心词之列。
2.同源的词有的保留下古音面貌（如保留复辅音平或反映古音是双音节词等），有的具有了构词能力，有的和古汉字对应。
3.同源的词各语族大多数语言一致和汉语对应。中华大地在远古时代的社会条件下不太可能是各语言一致向某个语言借用。这类词极有可能是融合时期共同创造和使用的，应看作是同一来源。
关于语音对应，前文已说到，经过多种族语文事例的语群，其同源词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像由单一种族语言分化而来的语群那样容易归纳出来。汉藏语系的同词不可能每个词都证明其声、韵母有一批词规律地对应，因为交融的时间悠久，各种语词的使用和变化十分复杂。我们只能彩类推的办法，从这些词的声、韵母符合某种变化规律（如浊变清；同部位音变；塞音尾变鼻音尾或元音尾等等）或者某种音变已为某一语言的方言音变所主宰来确认对应。
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概论》一书中用构拟的藏缅语和古汉字比较，证实了汉－藏语系的存在。他提供了317个藏缅和汉语对应的字，其中有不少不是基本词。在他的“再论汉藏语系”一文中提到：利用斯瓦迪士百词表对藏－缅和汉语同源词进行了统计：有59对无重大词庑变化。该文没有具体列出同源的核心词。笔者虽然认为斯氏的百词表不完全适用于建立汉藏语系，但在上前还没有精选出适用于汉－藏语系的基本词表之前，用斯氏的百词表来说明融合的程度以及汉－藏语系内部的亲疏关系还是可以的。参考本氏的论著和其他人的有关论著，我们得出的对应词数字如下：
汉语：侗－泰语 63
汉语：藏－缅语 54
汉语：苗－瑶语 32苗－瑶：藏－缅 22
汉语：侗－泰：藏－缅 39
汉语：侗－泰：藏缅：苗－瑶 19
这些数字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肯定会有所变动。仅根据以上的比较数字就可以看出侗泰语的关系最近，相同的成分有63%，和徐通锵先生所作的古今汉语同源词的统计数（占66%）接近。侗－泰语和汉语、藏－缅语的亲属关系是明显的。苗－瑶语和汉语、藏－缅语同源词数比较少。估计比较研究的深入，这个数字也会有所增加。就目前的数字来看，不算十分少。既然本氏把藏－缅和汉语对应的词视为同源词，为什么侗－泰、苗－瑶语也有与汉语对应的核心词却要被否定为同源，而视作借用呢？
在百词表（核心基本词）之外，我们还找到三个语族和汉语一致对应的基本词40个，如：
动、植物词有马、豝／猪、牛、鸡、雁、象、姜；
身体部位有肺、屎；
自然地理有雾、孔、窦／门，铁、铜、银；
亲属称谓有父／祖父、
／祖母、婿；
工具用具有弩、臼、针、耒／梨、帽、笠、牢／鸡笼、鸟窝；
基本动词、形容词有骑、变、掘、破／分开、拾、结、把／携带、局／弯、直、旧、中。
把这40个对应的基本词和以上统计的各语族一致和汉语对应的19个核心词相加，共有59个，和本氏确认藏－缅与汉语同源的数字接近。从这59个的量以及分布领域来看，应该说已构成一个新的基础语——汉藏母语。
各语族和汉语一致对应的基本词在语音上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①c
2.反映古音是复辅音声母或复音节的词，如：
注释：
①a 参见尼·波普《阿尔泰语理论》；谢尔巴克《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A·洛纳塔什《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
①b 如杨雄《方言》记录的不一定老是从汉语分化来的方言材料。当时所谓的“方言”是“某方之言”“方域殊语”，有可能不完全是汉语。
②b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二、中华发放的构成和演进。
①c 以下民族语言材料除傣语为本人调查外，其余引自各种语言简志和《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