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解决党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党建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党建理论研究落后于党建实践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共识。其实，我们对党建研究的投入并不少，为何总体成效不明显？究其原因，固然在于党建本身有很强的实践性，在没有充分实践的条件下，党建研究还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党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本文想作一些分析。当前在党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大致存在以下六种缺陷：
一、庞大而空洞的“报告式”论述
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在于研究应当回答别人还没有回答的问题。而不少论文却常带有三种毛病：
其一是题目、论述、结论大而无当。选题大，但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什么都谈到，什么都谈不深。所有的论述都完全正确，但又毫无新意。大谈“重要性”，却提不出怎么解决。口吻是教育式的，效果却象一帖治不坏也治不好病的十全大补膏。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以“论牛顿定律”，“论爱因斯坦相对论”为题的文章是少见的，因为科学的进步，已使研究深入到一些很具体的选题。但在党建研究领域中，“论党的民主集中制”、“论党的群众路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只提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结论却总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与分门别类越来越细化的自然科学相比，明显地显示出落后性和缺乏科学性。
其二是面面俱到。谈问题先谈成绩，谈任务先谈形势，谈观点先谈上级精神。表述全面，缺乏个性，反映不出矛盾的特殊性，看不清所论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有的文章为了谈一点问题，化一大半篇幅来谈成绩，却不愿集中笔墨把问题谈深谈透。应当懂得，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某一问题取得认识上的突破。就理论研究而言，深刻的“片面”比肤浅的全面更具有实际价值。
其三是什么都要从头说起。思想的起点、逻辑的起点不等于叙述的起点。你可以这么想，但不一定要这么写。你要叙述和说明的是你个人的独创性观点，而不是形成这种观点的全部资料和全过程。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从头说起的，因为他要创建一个新学说，必须从商品谈起。但是在今天，在一些基本道理大家都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从头说起，甚至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有关某个问题的众所周知的论述列出一大串，显然没有必要。
解决上述毛病的首要问题是选好题。有一个好的选题，是论文成功的一半。好的选题应符合四条原则：一是针对性，针对党建理论和实践中某一个明确具体的问题。二是科学性，有科学根据，合乎逻辑。三是创造性，必须探索新问题，或在老问题中得出新结论。四是可行性，选题与作者的研究能力要与掌握的资料相符。
其次，要改变“做”文章的坏习气，有什么观点就谈什么，不要在观点前后层层堆砌，搞得很累赘。要抓住热点、难点、新鲜点，直抒己见。
二、单一、封闭的探索视野
所谓单一，就是习惯于用单一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问题，似乎任何现象只是一种原因，任何发展只有一种结果，任何价值评价只有一种标准，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种途径。常常不加思索地沿袭传统的固定模式，例如分析社会问题，总是从道德上寻找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都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所谓封闭，就是把党建研究与客观世界的实际分离开来，把党建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理论分离开来。在研究问题时不重视吸取现实客观的新材料，特别是一些带个性特征的材料。不愿意触及一些尖锐敏感的新问题，常常把这些问题归纳为“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笔带过，把自己拘禁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思考。他们忽略了世界在发展变化，任评价和结论必须以把握这种发展变化为依据。
探索视野狭隘，往往是由于学识的狭隘。只有少量的党建知识，缺乏其他社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又缺乏经历，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和选择。实践证明，在思维运动中，知识量越大，思维质量越高。单项知识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思考，特别是当各种知识产生碰撞时，思维才具有超越的意义。
其次，缺乏大量新鲜的第一手材料。现在调查报告不少，但真正从大量第一手材料中对个性案例分析提炼的并不多，研究企业党政关系的，举不出几十个党政矛盾的具体事例；研究民主集中制的，举不出几十个班子决策不规范的事例，只是笼统地提供一些统计数字，划分一下类型，这种调查研究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
要克服探索视野的狭隘，必须学习各类科学知识，吸取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多吸收，多比较，多鉴别。还要深入实际，对来自于党建实践中大量真实的新鲜的第一手资料认真进行分析提炼。
三、习惯性的趋同倾向
党建研究的趋同倾向令人吃惊，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作者写出的党建理论著作，其结构、框架、标题，一直到表述的语言可以完全类同。
长期以来，一些作者忙于引经据典作注，习惯用最新的上级精神来思考问题，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趋同意识，如果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一句适合自己观点的话，他们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这种思维习惯已使他们的研究永远依附于现成的结论，反复地证实它。他们满足于顺向思想，善于完善而怯于突破，老是在前人制定的框架中修修补补。他们的研究已被一大堆“真理”所淹没，独独忘记了“表现”自己。这种没有创造欲望的思维，只能是一种惰性的思维。在党建研究领域，“小人物”怀着追求真理的勇气向权威挑战的例子更是微乎其微。这样，我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只能看到一些熟悉的语言和熟悉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党建研究应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主要是在党的基本原则与大局上保持一致。但这并不排斥党建研究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与创见。如果没有这些，党建研究本身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党建研究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但首先必须提出问题。提问题是研究的首要方式。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从新的问题去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党建研究的真正进步也是从提问题开始的，提问题的水平也决定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水平。但是一些作者很少怀疑，很少提问题，他们怕犯错误。如果他们犯了错误，而且客观地总结了错误的教训，那他们也许会有所进步。这也是当前党建研究很少有不同意见争论的原因之一。
新时期党建研究确实要解决一些难题。这就需要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挑战。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要么是前说的补充，要么是通说的纠正，要么是新说的创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四、理想化的模式分析
一些作者不是从现实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解决党建问题的思路，而是从自我出发，用主观的想法或理想去勾勒和规定发展变化了的现实。他们也搞调查研究，但在调查前就有了基本调子。不管调查什么，不管到哪里调查，好的与比较好的总是大多数。他们也提出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方法，但很少考虑这些方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
这类文章在分析世界观问题时，要么就是以理想化的模式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种种要求，要么就是将一些思想意识问题说成是极端自私自利、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实际的思想道德状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不关心那些既热爱国家集体，又关心个人利益的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不去帮助广大党员分析现实环境中的道德矛盾和困惑，不去为他们的行为取舍提供指导，只是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和道德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在现代企业制度党建的探索中，这种倾向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一些论文居然可以不顾《公司法》、无视法人治理机构的客观存在，自说自话地设计一套党组织参与决策与党管干部的程序和机制。这种模式完全避开了党委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的关系，也不考虑是否得到经营决策的认同和支持。这样谁会相信它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呢？
用理想的模式来分析问题，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其症结在于无视实际问题和轻视实践。当前党建工作的现状和实践，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过了我们已往的认识。因此，研究的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所有的结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五、以脱离实际的理想道德为中心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不同决定了思维的不同趋向。由于价值判断以脱离实际的理想道德为中心，一些论文对现状与形势的判断，与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的生气勃勃的改革开放现实大相径庭。
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作者片面重义而轻利，不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他们不了解义有时以利为条件，利可以转化为义。
在人生追求上，他们排除利益原则，或只予以抽象肯定。只强调人的向善性而轻视其趋利性，无视趋利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在干部评价上，他们片面地强调德的因素，不重视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在干部评价中的重要意义。
在道德取向上，他们积极推崇无私奉献而轻视按劳分配。无私奉献是解决个人正当利益与党和人民需要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是解决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界限问题。当前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不断滋生的情况下，在一部分党员连什么是正当利益，什么是不正当利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在道德领域同样有着普遍的现实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论文对党员偶尔的道德奉献津津乐道，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却漠不关心。
在党员形象的塑造上，有的论文存在着泛英雄化的倾向。作者极力推崇英雄在解决“急、难、险”问题上的表现，却无视党员作为普通公民在参与社会事务、健全社会制度、避免社会问题上的作用。他们看重英雄行为，对普通党员几十年如一日克己奉公的业绩缺乏足够的评价。
以理想道德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片面强化了党员干部“做人”的观念，弱化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务实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偏差，使一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能以“三个有利于”为主要评价标准，为一些个别的暂时的消极现象所困惑，发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感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的利益，决定了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马克思还说，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新时期道德价值标准的确定，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为依据。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品交换的利益分配的特征，离开了人们的实际需要和道德现状，不切实际地拔高道德标准，只有感召力，而没有约束力，起不到理想的道德效果。
爱因斯坦在谈他取得科学成功的秘诀时曾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A＝X+Y+Z。他解释说：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而Z则代表少说空话。 这三项都是在当前党建研究应当大力提倡的。虽然不少作者对党建研究倾注了一些热情，但真正有见地的力作不多，党建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只要反思一下这几年党建研究到底真正解决了几个问题，我们对研究的效果就会有所认识。努力掌握科学方法，多下苦功夫，少说空话，什么时候做到了这一点，党建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才可能真正地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