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历史人物评价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人物论文,评价论文,罗尔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636（2007）05—0060—04
罗尔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和近代文献学、考据学研究等方面卓越建树。抗战时期，罗尔纲先生曾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在那里生活学习了几年，这几年却是罗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罗先生学术成就就奠基于这一时期。罗先生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方面没有专著专论发表，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评价了若干历史人物，其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就通过他对众多的历史人物的论述显现出来。罗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拟就此进行一番梳理。以期对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有所启发。
一、注重总体评价
所谓总体评价，就是对历史人物一生的表现给出一个基本定性，作出肯定、否定或基本肯定、基本否定的结论。历史人物的属性往往是异常复杂的。其典型表现是功过难分、是非难定。这种复杂性有时来自历史人物本身。如秦始皇、李煜等本身就具有复杂属性；有时来自复杂的历史环境，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处于社会剧烈变动和急剧转型时期，变幻莫测的复杂时代，很容易导致身处其间的历史人物带有复杂属性。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复杂历史人物呢？1983年， 《光明日报》曾组织过一次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讨论中提出了若干方法：有的主张实行“阶段论”，有的主张实行“方面论”，有的主张实行“综合论”。[1] 这些意见为我们全面准确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给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的定性却是不能回避的。有了这样的定性，我们才不至于被历史人物的多重属性或矛盾属性所迷惑，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评判历史人物。
罗尔纲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就非常注重对其进行总体评价。他在评价洪秀全时，在论文的开篇就明确指出：“洪秀全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2](p.881) 在最后的“简短的结论”里，除强调开篇所揭示的定性外，罗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反侵略领导者”，“毫无疑问，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可说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2](p.928、929) 这样一种总括定性。就使我们对洪秀全有了一个基本了解，然后再据此去认识和评判洪秀全，其历史人物形象就清晰了。再看罗先生对杜文秀的评价。其论文标题是“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首先从标题上就对杜文秀给出了基本定性。论文开篇则进一步阐明：“杜文秀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怀广大，深明大义的历史人物。”[3] 寥寥数语，就把杜文秀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属性昭示明白了。又如对杨秀清的评价，对韦昌辉的评价等等，罗先生都如是给出了总体评价。这就使我们面对上述历史人物时始终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的态度。因为面对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复杂属性，如果缺乏总体评价，缺乏对其基本属性的基本定位，那我们有可能陷入亦“是”亦“非”或不置可否的两难境地中，如此我们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
当然，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把握评价标准和评价视角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认为，人的属性固然复杂，评价标准和视角也可能多样，但我们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价观和价值观：即不论何人，是否挚爱自己国家和人民，是否做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这是千百年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尺度。无论是学术界的正式评价也好，还是一般性的民间认知也好，其主流观点在这一点上均是相同的。即使历史人物毛病不少，但只要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上有突出贡献。人们就会在总体上对其作基本肯定。如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就是典型例子。秦始皇是中国史上最具复杂属性、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歌颂者赞扬他开疆拓土，统一中国；批评者指斥他好大喜功，暴虐成性。司马迁在全面介绍和分析秦始皇一生历史活动的基础上，根据秦始皇对国家民族的突出贡献而给出了一个总体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4](p.686) 非常简练而又明晰地勾画出这位复杂历史人物的立体影像。如此以来，应当如何认识这位复杂人物就很清楚了。
哪么我们怎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呢？罗先生采用了“观全程、抓大略”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所谓观全程。是指跟踪历史人物一生的表现。所谓抓大略。则是摘取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思想、主要行为、主要表现、主要功过进行评判。此两者，是罗先生对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所采用的一个主要方法。其根据是历史在发展变化。历史人物也在发展变化。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行为，都既有一贯性，也有变异性。许多时候很难说人们的某种思想是一种突发奇想，也很难界定人们的某种行为是一时的瞬间冲动。反之，也无法推定某种观点就是某人的固有思维，或某种举动是某人的惯常行为。变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要认识变动的事物，只有全程考察才能把握其真谛。故司马迁写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司马迁传) 通过求通求变而成“一家之言”。罗先生可说是深谙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他总是立足于从人的一生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或者从与人的行为有重大关联的全部历史出发去衡量历史人物，不搞推断性评价。他在评价洪秀全之前特意阐明：“现在，我们对他的一生，根据历史事实，提出一些初步意见。”紧接着又强调：“论洪秀全的一生，必须联系到太平天国全部历史。”[2](p.884) 这里，罗先生实际强调了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对洪秀全的评价要从其一生的思想行为活动考察中得出，而洪秀全的一生则又必须联系整个太平天国史进行考察。这样就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里审视了洪秀全的历史表现，从而能较准确地揭示洪秀全的功过是非。而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罗先生确是遵循了上述原理的。他是按这样的思路来论述洪秀全的：洪秀全的简史，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的其他革命措施等。通过如此勾勒，洪秀全一生概况，其主要历史活动，其发展变化过程，其主要功绩与不足，都涉及到了。由此进行评价，其结论自然较为允当。
考察历史人物一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说要对历史人物一生的所有环节、所有方面纤毫不遗地进行梳理，这在事实上办不到，也无必要。可取之法是抓住历史人物一生的若干关键点，选取其中对社会、对历史有重大作用、重大影响的事情，或对历史人物自身有重大作用、重大影响的事情来分析评价就可以了。此即“抓大略”。罗先生非常擅长使用这一方法。请看他对石达开的评价：“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者里面最富有谋略的人物。从他在湖口、九江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打败凶焰万丈的湘军水师，转大败为大胜，差一点生擒曾国藩。其后攻江西以救武昌，以及经营江西，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发动阶级斗争，以钤制地主阶级，组织农民群众的力量，封锁敌人湘、鄂、赣三省交通，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城等等谋略看来，都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才能。”“其后天京事变起。达开仓皇从武昌奔归。在韦昌辉疯狂屠杀的淫威下，他不顾个人生死，止暴定乱，义声洋溢。既诛韦昌辉。合朝公推为执政，同上‘义王’称号。他又是一个多么受到军民赞美爱戴的领袖。乃因未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与天王‘君臣而忌，起了狈（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走上了分裂路线，终致军覆身死。他害了太平天国，也毁灭了自己，却至死不悟，还说‘天亡我’，哀哉！”[6](pp.1835—1837) 罗先生在此总括了石达开一生对太平天国的功过，主要抓住三点进行评说：一是太平天国初期建功立业，拓展太平军事业；二是天京事变力挽狂澜，止暴定乱；三是遭猜忌出走，分裂太平军，最后兵败身亡。这三点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活脱脱地从总体上勾画出一个毁誉参半的农民军领袖的立体形象。这就是“抓大略”的特效。
“抓大略”的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家举其大端的治学传统。笔者在《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介绍。孔子评价管子就是采用“抓大略”的方法。在他眼里，管仲不拘小节，不知节俭，不懂礼节。但依举其大端的辨证思维方式，孔子则认为管仲功业巨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当他的学生对管仲的道德品性（仁）提出质询时，孔子作了肯定的回答：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宪问) 由是观之， “抓大略”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想，即突出历史人物大节、大处进行评价的思想。它能帮助我们剔除枝节和芜蔓，以便从总体上去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二、严格事实评判
所谓严格事实评判。就是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尊重史实，忠于史实。不唯上，不唯书，不党同伐异等等。这是罗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另一显著特点。罗先生治学是从考证史实开始的。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先生养成了非常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任何观点，任何写作，务求真实。基于这种思想，罗先生在历史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史实的考证。所以他写的著作也好，论文也好，一般均有大量的考据材料，间或还有考证的过程。有些论述文章，不便对史实进行一一的考证，对此。罗先生会说明：“但我们在本文所提的论点，都是就已经进行过考据所得出的事实来提出评论的。”[2](p.885) 意思很明白，虽然文中对所涉及的史实未进行直接的考证，但那实际是已经作者考核认定为事实的，是经过了考核程序的。即使这样，罗先生在论述或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仍不厌其烦地对许多问题在文中或注释中进行考证，以确保所论的真实性，并确保读者对真实性的了解。罗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发现别人所论有不真实的地方，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或纠谬。有位学者写了回忆胡适先生的著作，罗先生发现书中有所失实，于是通过考证，详细指出其错在哪里，是如何错的，[8] 体现了一位大家严谨的治学态度。
写史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所倡导、所强调的一个优良传统。孔子就曾要求史家“书法不隐”。到南北朝时，写史求真进一步发展。形成“直笔”传统。唐朝时，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进一步将如实直书、尊重历史事实上升到史家应具备的道德层面，认为它是“君子之德”。除理论上倡导外，古代史家还代复一代地实践着这一原则。春秋时的齐太史兄弟为践行这一为史的准则，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古代最具盛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这方面更是楷模。他写的史书被班固赞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司马迁传) 正因为古代史家、史学理论家的倡导和践行，尊重史实、如实直书就成为我国史学界亘古不变的一个准则，一个优良传统。
写史求真，严格事实评判，其前提是要紧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为历史人物是不能脱离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会给历史人物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同时也会影响和制约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我们有可能对历史人物的某些思想或某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或无法理解。如义和团的战士们为何能以血肉之驱面对西方侵略者的猛烈炮火而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这首先是面对外国侵略者不断蹂躏国土的罪恶行径所自然表现的一种民族义愤与民族精神。其次则是义和团战士中愚昧、迷信思想所使然。总之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实际。故唯物史观强调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联系历史人物所在时代和所处环境进行。“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9](p.293) 罗先生作为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说严格遵循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他在评价洪秀全时。首先提出了解洪秀全的“三个出发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根本出发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是什么？当时的先进人物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具体出发点。通过这三个出发点来认识洪秀全，我们就会明白洪秀全为何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为何能率众举起义旗，同时又为何具有那么多的局限性。比如，洪秀全为何要发动起义？那是因为他“受了鸦片战争的刺激”，“又受到落选的刺激，于是他对多年考试落选的旧恨，与当前国家社会的新恨，一齐并发”，[2](p885、886) 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句话，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洪秀全的复杂经历共同作用所引发的。又比如，回民领袖杜文秀为何发动起义，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对回民的歧视、迫害和镇压，使杜文秀家破人亡，终于“认识了清朝统治原来是暗无天日的”[3] 由此撑起了武装抗清的大旗。故也是时代和环境因素使然。这种分析与评价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紧扣时代背景来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也是我国史学界治史的一个传统。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基本做法，就是“知人论世”。孟子讲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0](万章下) 此即“知人论世”。这一观点，后成为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其含义就是在对历史人物作一个基本了解时。要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衡量，在立足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评价。”[11] 通过论世，了解当时有哪些影响和制约历史人物的因素，或者说有哪些可供历史人物利用的条件和机遇。由此出发来衡量和评判历史人物为何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和言行。可以说，“知人论世”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思想。它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传统史学。我国古代史学为何成就巨大，个中自然有许多因素，但与广大史学家正确运用这一方法恐怕是不无关系的。罗先生坚持紧扣时代背景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说，是古代“知人论世”的优良治学传统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
三、善待历史人物
善待历史人物，实际是指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历史人物的错误和局限性问题。是以宽容的、理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呢？还是带着一付有色眼镜或以党同伐异的态度来评头论足呢？可取的态度当然应是前者。因为每一历史人物总会有局限的。这除了时代的、阶级的因素外，还有历史人物自身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候，越是名人或头面人物，其历史局限性可能还显得越突出。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人恒过，然后能改。”[10](告子下) 也就是说，人总是会有错误的。明白这一点，史学工作者在治史时，应当善待历史人物。
罗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突出特点之一，可以说就是能做到“善待”二字。他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抑或原则）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
首先，以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其基本含义就是设身处地的从历史人物所处时代和环境出发来看待历史人物，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前面说过，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其思想与行为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总是受制于自身因素的影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历史人物难免会有这样那样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行为。如果照今人的认知水平和习惯来看，历史人物的有些错误似乎是不必要的和荒谬的，而在当时却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罗先生深知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差别，故研究历史时总是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人物，总要将历史人物的错误细加分析，看哪些是时代或社会的影响，哪些是历史人物自身因素的作用。即使是历史人物自身的原因，罗先生也要考察有无时代或社会因素的间接影响。总之，决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历史人物。如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12](p.37) 洪仁玕初到天津时，在《资治新篇》中认外国侵略者的先锋传教士为朋友。[2](p.915)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对此，罗先生均宽容的对待，把它视为时代的局限性，或“相当大的局限性。”[2](p.915) 从不对这类问题横加指责。
其次，实事求是地指出历史人物的功过。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近年来出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者竭力美化历史人物，甚至达到文过饰非的地步。如有人把慈禧在国难当头之际抽取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这样的丑行也给予肯定，认为此举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13] 或者全盘否定和丑化历史人物。如有人在网上将洪秀全斥为“最臭名昭著”者。[14] 这都是不恰当的和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罗先生总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辨证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既指出其历史贡献，又指出其错误所在。需要指出的是，罗先生这样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对历史人物搞折中，一律功过两分。而是根据历史人物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在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的同时，也中肯地分析了他们的错误和局限。而对于韦昌辉之流，则毫不留情地鞭笞了他犯下的罪恶，但也仅限于据实直书，不掺以感情因素在内。
再次，始终给予劳动者阶级和下层人民以应有的同情。劳动者阶级和下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历史上的地位却很低。直到今天，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文学艺术界，人们主要关注的仍是社会上层。请看一看目前出版界出的各种传记著作。看一看目前荧屏上热播的各种“历史剧”等等，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关注的对象是什么。罗先生作为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始终同情和赞美劳动者阶级和下层群众，讴歌他们对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而对有类似思想和行为的历史人物，他也总是给予热情赞颂。如宋代女诗人朱淑真，以往学界对其不太重视。罗先生因朱淑真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而对其评价甚高，赞美她为“我国古来一位最关心民生疾苦的杰出女诗人”，是一位“志杰凛冽的女作家”。[15] 正由于罗先生有这样的情感指向，所以他才投入巨大的热情去研究农民的起义，去介绍农民的革命斗争，去讴歌农民革命的杰出代表人物。
综上所述，罗先生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很有特点。其基本方法、基本思路既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承袭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检讨罗先生的评价特点，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当然，照今天看来，罗先生的有些评价观点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比如某些评价多少带有时代的痕迹。但这不过是白璧微瑕，是时代局限性在一个大师身上的反映，不足以妨碍我们去吸收他馈赠给我们的巨大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