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遗书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家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联合举办，中国档案学会、甘肃省档案学会和甘肃敦煌学学会协办的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于1994年8月3日至5日在敦煌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台湾、澳门等国及地区的档案、敦煌学专家、学者78人相聚沙州，共襄盛会，切磋学术，研讨文化，增进友谊。3日上午，甘肃省档案局局长王爱彦先生主持了开幕式，研讨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先生致开幕词，甘肃省省长助理孔令鉴先生代表省人民政府，敦煌市副市长任全德先生代表敦煌市人民政府向中外来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日本全国史料协议会理事高野修先生向大会致词，热烈祝贺大会隆重召开。大会收到论文15篇，其中大会发言交流10篇，书面交流5篇，与会代表和专家采取会上会下、大会宣讲与幻灯投影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等方法，从档案学角度，对敦煌遗书档案的属性、内容、种类、归档制度、公文制度、敦煌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讨。5日上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倡议书》，美国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万惟英先生对收到的论文进行归类简结，甘肃省档案局副局长罗浩先生致了闭幕词。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靳云峰先生等。
与会专家和代表一致认为，敦煌遗书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从档案学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研究，这不仅大大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为敦煌学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和新途径。这次会议将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敦煌遗书档案研究和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丰富和发展档案学起到巨大的影响。现将研讨会收到的论文综述如下。
敦煌遗书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关于敦煌遗书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方面的论文，大会共收到3篇，分别是日本小川千代子、铃木邦男的《日本敦煌档案的管理──龙谷大学大谷馆藏研究》、英国弗朗西丝·伍德的《大英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档案》、中国北京图书馆分馆副研究馆员刘一平、助理馆员申国美的《试析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收藏与利用》。这三篇论文分别对日本、英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所保存的敦煌遗书档案的来源、种类、保存现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层次比较清晰，内容也较丰富。
从日本小川千代子、铃木邦男的《日本敦煌档案的管理──龙谷大学大谷馆藏研究》一文看，大约有1000件敦煌遗书档案保存在日本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中。这些敦煌档案主要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1876──1948）向中亚先后派出的三支大谷探险队队员带回日本的，目前大部分均保存在京都市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所以，该文重点介绍了大宫图书馆所藏敦煌档案的管理情况。这批敦煌档案由有关专家教授进行了整理、编目、标准上架，并全部拍成缩微胶卷。利用者如需要复制件，图书馆将指定商业摄影师进行拍照。但日本至今未从档案学的角度探讨过这批敦煌档案，所以就成为一种令人遗憾的事情。
弗朗西丝·伍德的《大英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档案》一文，侧重介绍了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档案的保存情况和编目工作历程。大英图书馆目前大约保存有1.4万份中文档案，这些全是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运至英国的。“斯坦因把所有的资料带回伦敦（当时不存在保存空间问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几个房间内，并由他的一位来自印度的朋友弗兰德·安德鲁斯和‘归档天使’罗立沫女士对这些文件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以后还有罗斯、翟林奈等对这批敦煌遗书档案进行了编目整理。罗斯和翟林奈的努力工作，首次从敦煌手稿中区分出非佛教资料。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妨碍了敦煌手稿的整理工作，直到近10年，敦煌遗书档案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大英图书馆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对翟林奈未编入目录的资料进行保护和查考。由于大英图书馆先进的保护设备，所有的敦煌资料（除了翟林奈目录中的6980件外，还包括7000多件残片）目前保存得很好。”特别是近几年来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敦煌学专家如北京图书馆的杜伟生、北京大学的荣新江等教授的帮助，这对解释一些疑难问题如莫高窟17号洞的封闭日期等将有帮助。
北京图书馆所收敦煌文献为世界之冠，种类多，范围广，内容丰富。北京图书馆分馆副研究馆员刘一平与助理馆员申国美的《试析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收藏与利用》一文，介绍了北图所藏的敦煌遗书文件和参考论著。北图现藏有10000多卷原件，15000张照片，214册影印集。为了敦煌学研究和读者的学习提供方便，北京图书馆分馆专门设了敦煌吐鲁番专科阅览室，并与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北京资料中心，下设敦煌资料阅览室，以开架形式为国内外学者提供阅览、咨询等服务。在敦煌遗书档案的编纂利用方面，北图1981年在原《敦煌劫余录》基础上编辑了《敦煌劫余录续编》，日本学者中田笃郎整理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许国霖先生编写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等等。另外，在佛教经典、敦煌文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等领域利用敦煌遗书档案编纂出许多成果，为敦煌遗书档案的利用提供了方便。
敦煌遗书档案的属性和价值
关于敦煌遗书档案的性质，学者各执一词，观点不同。甘肃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方荣先生在《敦煌遗书的档案属性初探》一文中认为，“敦煌遗书的基本属性或第一属性应该是历史档案。其中绝大部分在历史上产生形成时，就是档案；少部分在历史的当时虽不是档案，但在今天已转化为档案，应作为档案保存。”因为敦煌遗书是我国中古时期的原始产物，是由当时敦煌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宗教、教育、社团等机构以及相关的人，在进行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文字材料和图册，同时也是历史上各佛教寺院的档案资料全宗汇集。方先生在认真分析，反复求证之后，得出结论，敦煌遗书的基本属性是档案属性，方先生的这一结论在敦煌学界和档案学界较为新颖，引人重视。
甘肃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向全福先生在《敦煌遗书中档案与资料区分之我见》一文中，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敦煌遗书中档案与资料的区分问题，向先生依据档案学和资料学理论标准和敦煌遗书的当时形成情况对写本佛经、古书写本、官方文书、私人文书、教学文书、文学艺术材料、方志材料等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佛经中具有原始记录性、凭证作用和过去未见收藏的应作为档案，其他古已有之大量重复的经本应作为资料。至于官文书等“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具有确定的原始记录性，因此，我们判定它们是档案。”向先生具体入微的分析，慎重细致的鉴别，为研究敦煌遗书的基本属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所获的敦煌汉文文献资料均收藏在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曾应邀赴英国图书馆编写翟林奈留下的S6981以下的残卷写本目录。《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残卷的史料价值》一文，已是荣教授对残卷整理编目后的体会之作。荣先生认为，残卷虽然首尾俱残，但从具体内容看它对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寺院藏经、敦煌藏经洞佛典的来源等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参考材料，也有助于人们对敦煌藏经洞性质的理解，以及对唐代法制史、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情况的研究也有很大益处。荣先生认为这些残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
敦煌宗教与历史档案研究
敦煌档案文献，内容繁富多样，博大精深，文字种类多，对文化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本次研讨会共收到二篇关于敦煌地区宗教、历史档案文献内容研究的文章，即甘肃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周丕显先生的《敦煌佛教宗教档案文献析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颜廷亮先生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档案文献考略》，这两篇论文各辟蹊径，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周丕显先生是甘肃的敦煌学专家，造诣颇深，成果较丰。《敦煌佛教宗教档案文献析分》是周先生为本次研讨会新作。他认为，古代佛教档案文献以敦煌留存最多，最早的一件是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譬喻经》。敦煌佛教档案文献的传抄，始于前秦，终于宋初，跨度近七百年，隋唐写本最多。数量最多的是六部大经，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所说经》、《佛说天量寿宗要经》，共计8800多卷，占敦煌佛教档案文献的40%以上。周先生还介绍了敦煌佛教档案文献形制的历史变化。景教是外来宗教，原名聂斯脱利教，唐太宗贞观9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敦煌景教档案文献的发现为人们了解景教起义、教会组织、教仪、教规以及景教与唐代政治之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甘肃省社科院颜廷亮先生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档案文献考略》，向人们介绍了金山国37件档案文献。据颜先生考证，敦煌西汉金山国起于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终于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只存在了四年左右时间。这四年，金山国形成的文字材料，留存于敦煌遗书中，今人称之为金山国档案。在这些文献未面世之前，人们对金山国知之甚少。作者认为，这37件文献可分为三类，即政务类、文学类、佛事类。历史学可据此勾勒出金山国史的大致轮廓，可以了解金山国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历史情况。颜先生还认为，这37件绝不是金山国形成的档案的全部，只是一部分。
敦煌遗书中的文书、档案史资料
敦煌遗书档案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学史、宗教史等具有极大的价值，同样对研究文书史、档案史也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次研讨会收到的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共4篇。它们是：甘肃省档案局馆员张启安先生的《从敦煌遗书看唐代公文制度》，甘肃省档案馆馆员姜洪源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初探》、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炳林先生的《唐五代敦煌文书档案管理机构初探》、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李正宇先生的《敦煌遗书若干档案史资料》。
张启安先生的《从敦煌遗书看唐代公文制度》一文以敦煌遗书卷子为例，探讨了唐代公文制度。作者认为，唐王从皇家诸宫到各级官府都有文档人员编制，配备有专门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唐中央从公文的撰稿、发文、行文关系、驿传到收文的处理、归档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而健全的制度。唐代已初步建立了各级官府直接掌握的文书工作管理体制，制定了一整套公文工作制度和法规，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公文史，更好地做好文书工作，为机关工作服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敦煌契约文书反映了唐末五代敦煌社会生活中的物权和债权行为，研究敦煌契约文书对考察当今经济生活中的债权、债务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姜洪源先生撰写的《敦煌契约文书初探》即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姜先生从敦煌契约文书的形成、管理以及格式、用语、签押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分析。姜先生认为，敦煌契约文书的形成并无统一规定，主要是依据民间俗例而成，其管理一般也是民间自行管理，与官府无关。敦煌契约文书为后者提供了当时纸质契约文书的实物证明，对古代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郑炳林先生的《唐五代敦煌文书档案管理机构初探》一文，向人们展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文书档案管理机构的历史蓝图，作者把敦煌文书分为学校、寺院、官府档案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学校档案有两种，一是教师的教学档案，二是学生的学习档案，均由学校管理，供教学和新生课本使用。寺院文书档案以都司管理为主，寺院及各司保存为辅，形成了档案管理系统；官府档案以归义军官府为例，作者说明了当时的文书档案管理以使衙、祭司管理为主，诸司保管为辅，由节度判官、节度判官掌书记及都孔目官来掌管。以上三种档案管理的特点是分散保管与统一管理相结合。
敦煌遗书不仅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古代敦煌地区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包含了档案史方面的珍贵资料。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宇先生在《敦煌遗书若干档案史资料》一文中向档案学界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他认为，从敦煌遗书资料看，唐宋时代档案称为“案”，档案的立卷归存称之为“案连”，简称为“连”；每年十一月官府对本年形成的档案归宗封缄，谓之“封角”，意即各“角”分别用麻绳加以捆缚。吐蕃人称档案为“牌子”，且流行于唐代，后又流传到清代，至今维吾尔族人仍把凭证之类称为“牌子”。《广雅·释器》云“牌，籍也”，籍就是档案，这可能是古代北方地区方言词，而少数民族的“牌子”之语大概是从汉语借译而来的。
敦煌遗书档案的启迪与工作合作
敦煌遗书档案的历史命运对今天档案学研究和加强档案管理具有很大的启示，国家档案局副司长杨冬权先生正是从这一角度在《敦煌遗书历史命运对档案学的启示》一文中阐发自己的三点感想。其一是，藏之名山是档案流传久远的有效手段。人类为永久保存档案，千方百计，但终因天灾人祸，能够保留下来的珍贵档案确属凤毛鳞角。而敦煌地处戈壁沙漠腹地，档案得以躲过劫难，流传至今。“我们档案工作者可以有意识地把一些重要的或典型的档案，封存到一些自然条件利于保存档案、地理上远离闹市、人迹比较罕到的山洞中，从而保证这些档案传之久远”。其二是，档案具有多重价值。鉴定档案须有多重眼光。敦煌遗书中有些是当时已经废弃的帐簿等，但这些遗弃物在千百年之后一旦发现，其珍贵之甚无与伦比。这就说明，“档案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对档案形成者的价值消失后，还会具有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它的现实价值消失后，还会具有历史价值；……因此，在鉴定档案时，鉴定人员具有多重眼光。”其三是，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档案国际转移的典型一例。敦煌遗书的流散问题，应当纳入档案国际转移的研究范畴，加以研究和解决，但至今国际档案界对此并未予以高度重视。杨先生呼吁，国际档案界应把解决敦煌遗书的国际分散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敦煌遗书档案应回到她的故乡──中国敦煌。
日本国立史料馆的安藤正人和广濑睦先生以《日本古代档案的管理》为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日本古代档案的管理。他们认为，日本古代档案管理深受中国古代档案管理的影响，日本档案在文字、形态、种类、作用等许多方面都与古代中国酷似。因此中日两国应加强交流，共同发展。他们的这些观点，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并给予高度评价。
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是国际档案界首次召开的此类会议，与会代表和学者一致通过了下列倡议；一、鉴于敦煌遗书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敦煌文化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人们对敦煌文化的重视和不断增长的兴趣，大会建议今后不定期地召开类似的国际研讨会。二、鉴于敦煌遗书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保存在世界各地，以及复制、汇集敦煌遗书对研究敦煌文化的重大意义，大会建议以本次研讨会为扩大国际交流的新起点，与各国敦煌遗书保存单位适当建立渠道，交流目录，共享信息。三、大会倡议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更好地保管好敦煌遗书档案。四、大会建议国家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敦煌市档案局加强联系和合作，鼓励档案工作者对敦煌遗书档案进行研究。
首届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虽然在短短的三天中结束了，但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和中外档案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