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运论文,中国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03-08
商民协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由商民组成的民众团体。商民运动是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参加国民革命的运动。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全民运动，商民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中小商人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将商民与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完整地结合起来，组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全民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一、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
“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19、20世纪之交，中国人在列强的威胁下“睡狮猛醒”般地发出了怒吼。从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到一般民众的义和团运动，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各个革命阶级逐步行动起来，一种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开始产生。
民族主义一直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和推动力量。1900年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诸多社会思潮中最重要最强劲的主流，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1920年代，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的崛起成为一支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分解趋势相对的向心力量”。
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孙中山即将生命献给了唤醒民众的工作。逝世前，孙中山留下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②
孙中山历经艰辛，努力“唤醒”中国，他始终坚信：“中国不仅可以被唤醒，而且，当它最终觉醒过来的时候，它的咆哮将让敌人从心底感到害怕”。他指出中国早在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之前，就有着潜在的“民族精神”。“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在沉睡中，使整个国家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民族的复兴取决于民族主义的“再生”。“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③。
在早期革命生涯中，孙中山策划过武装暴动。但他自己也承认，民国成立后，他已经厌倦了战斗和政治活动。到了1924年，他建议将以前对“枪炮”的强调转移到“唤起民心”上来。为此，他很欣赏大众宣传：
就用枪炮和语言文字两种奋斗来讲，从前用枪炮来奋斗的时候最多，用枪炮的力量已经把满清政府铲除了，但是满清政府虽然是已经铲除了十三年，说到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得甚么结果，这是因为甚么缘故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缺乏宣传奋斗的功夫。④
孙中山说，一部惨痛的革命历史，证实了一句老话：“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国民革命中，孙中山想要进攻的是中国人民的心灵，希望唤醒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他建议通过宣传来感化民众。1923年11月25日，在介绍政治宣传的新计划时，孙中山反思了传教士得以成功地在信众中灌输其思想和信念的原因：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⑤。
孙中山向其追随者建议，只有全体党员都忠实地以他为榜样，国民革命才能达到必需的“感化”率：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⑥。
享有“世界公民”美誉的孙中山其实并非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把世界主义当作一个崇高而又遥远的政治理想，然而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实行民族主义，因为如果没有各民族的独立与平等地位，世界主义便是卑劣的欺骗。其结论是：“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叫作民族主义，并且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学堂演讲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的讲义中，孙中山总结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⑦。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致力于中国革命多年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他依靠和发动的革命力量在海外是华侨和留学生，在国内先是会党，后是新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海外，从护国到护法，他所运动的无一不是南北军阀，而“如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们无情地一再地破灭了他图谋利用军阀现成的武力实现自己共和国的梦想。在迹近绝望之时，苏联顾问为孙中山指明了一条新路。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受挫，经过深刻的反省后，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难以取得成功。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国民党宣言：“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瘩口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⑧。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1月23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提出了一方面当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进行；另一方面当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发展其经济组织，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对于商民在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孙中山也由不重视到给予肯定。在孙中山思想的感召和主义宣传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自动觉醒了。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兴盛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人民动员起来，要求打倒封建军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当南方革命政府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以统一全国的目标相号召时，立刻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因为它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余英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⑨。
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1924年5月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促使全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蓬勃发展。7月9日，北京10余团体联合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其通告得到各界民众的迅速响应。13日举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成立大会，宣言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联络一切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工作的同志，从事反帝国主义的事业，打击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7月28日，北京成立中华学生废约同盟，表示要与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一致行动。之后，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8月初，湖南反帝大同盟成立。9月5日，武汉反帝大同盟宣告成立。7日，济南反帝大同盟成立。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都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
在反帝废约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站在前列，许多共产党员既是反帝联盟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又不断发表评论文章，对运动给予指导。还在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刚成立时，陈独秀就撰文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不能分家的，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与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错误⑩。《向导周报》发表文章，指出这个运动的性质是“民族独立运动”，必须把废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联系起来，在革命旗帜下统一战斗(11)。
国民党也积极支持这场斗争，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广大商人纷纷响应，罢市并提倡国货，以商业救国。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民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费正清是这样描述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干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入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民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革命的思想常常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千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12)。
中国民众运动于1924年开始复兴，1925年五卅运动将其推向新的高潮。“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大浪潮，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全国约有600座城镇1700多万人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继五卅运动后，又由北京“三一八惨案”触发了全国的反军阀民众运动。1925年5月至1926年上半年间持续高涨的反帝反军阀民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各阶级、阶层民众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意识和愿望，有利于广州国民政府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州革命势力的顺利伸展，为北伐战争的发动营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条件。
二、民初中国商人的政治动向
在中国，商人首先是生意人(13)。其行为观念以秩序为本位，一般不愿意介入政治漩涡。“在商言商”为中国商人的古训，亦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不渝的圭臬。一向以“在商言商不问政治”自诩的商人，从政局的安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出发，也都希望北京政府的政权维持巩固。因此在“二次革命”中，曾经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的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商会，纷纷通电拥护中央，反对革命党人的“叛乱”。此番举动，反映出商人趋安厌乱的普遍心理。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商人们不惜放弃长远的政治利益。但是，商人们也并非在政治上完全倒向反对革命的一方，基于此，上海总商会曾婉言谢绝袁世凯赏给商界的勋章匾额，请求袁世凯从此“以保商恤商为根本”。
但身处民初混沌的政治环境中，时势的推演却往往又把商人驱至前台(14)。民国初年，尤其是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中国各地兵戈纷起，战乱频仍，商人饱含深重的苦难。自1917年南北分裂以后，商人对政局的演变忧心忡忡，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更深切地感受到战事之苦。绵延不断的战争，使商人蒙受重大损失。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摧残，商民创痛深巨，一是因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助长中国内乱，使商民不能安营其业；二是因关税不能自主，致洋货充斥，现金流出，使中国民众购买力锐减，商业无从发展。加之军阀苛捐，厘金勒索，商民不堪重负。
全国商会第五任会长张志良在1925年陈述国内战乱与商业民风情形时说：“各省区惟山西及东三省较为安全，其余则戎马在郊，风声鹤唳，求所谓商贾愿出于其市者，殆成为梦想”(15)。其实，山西及东三省也并非“安全”之地。奉直军阀进据北京后，滥发毫无担保的军用票，价格下跌，商家蒙受巨大损失，导致市面萧条，商业凋敝。北京市“大栅栏一带的繁华街市，自端午节后已有18家停业。珠宝市各商家一律关门，煤市街的各大饭铺如致美楼、天兴楼等也未开门，观音寺的洋货庄也是大门紧闭”，全城一片荒芜的景象。其它各省如吴佩孚统治下的湖北商民，张作霖统治下的东三省商民，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商民，周荫人统治下的福建商民，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商民，邓如琢统治下的江西商民等等，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6)。
在民初纷乱的社会环境中，商人息兵止战的呼声也始终未曾停歇。1917年，旅沪商帮协会结合沪总商会、宁波同乡会等商业团体，指责北京政府“日日借债，亟亟备战，以鸩酒止渴之资，为阅墙竞争之用”，要求政府“誓除亡国政策，以保国本而奠民生”(17)。战乱给商人带来沉重的灾难，兵劫、勒款、市面破坏、农村凋敝等均给商人造成巨大痛苦。
除了战争的灾难，民初繁重的苛捐杂税也使商人蒙受巨大损失。1914年，袁世凯不仅恢复了清末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税。商人们抱怨政府的“税重病商”，把工商滞阻的原因归结为“一由于外货输入而土货亦操纵外人之手，一由于政府不能奖励保护而恶税尚留于今日”。征收苛捐杂税，派募各色债券，是袁世凯剥夺商人的主要手段。1916年与1913年相比，印花税增加了8倍，烟酒税增加了3倍，统捐统税则增加了60倍。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给商人带来如此的“恩典”，以致时人将“文官加衔、武官加爵、商民加税”的“三加”作为讥讽时局的口头禅(18)。
商人重利的本性促使商人的举止均以维护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既然复辟帝制及繁重的苛政扰乱了商人渴求的安宁，危及商人的切身利益，它就必然会为商人所厌弃。为了自己的生存，商人们举行了同盟罢市及公开抗税等活动。1915年4月，山东济宁大小商号2000多家联合罢市，反对官吏征收印花税。5月，扬州全城商民反对开征落地税，相约罢市；广州、佛山两地茶居行因反对品茗捐而实行罢市；安徽芜湖商人反对常关改订新税律，罢市3天。8月，苏州烟酒业罢市，反对烟酒公卖。11月，湖州城区商人罢市，反对印花税；吉林各地酒商反对公卖，举行同盟罢市；辽阳烟酒商也随之罢市响应；广东雷州商人反对海关加税，罢市近40天。此期间，参加罢市的多为中小商人(19)。
民初浑浊的政局打破了商人“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旧习，开始寻求确保社会稳定的良方。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安危与自身利益交织在一起，促使商人迅猛觉醒，一部分下层商人愤而抵制日货，上海、汉口等地的日本商店遭遇袭击。长沙总商会及湖南各属商会主动认捐军饷，且通电要求废约主战。一部分上层商人发动和组织救国储金活动，宣布“以中华国民协办保卫国家为宗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于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用于提倡实业。
1915年的商人罢市及活动表明了商人与袁世凯政府的开始决裂。中小商人普遍存在的救亡图存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外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商人对于和平的诉求更显迫切。如何确保经营环境的稳定成为商人的首务，商人的政治活动亦反映出其对安定秩序的渴求。五四前后，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和商总联会成立，这些商联会的出现及活动，是五四前夕逐渐勃兴的商人自觉扩散的结果。在五四运动期间，许多商人加入学生团体组织的示威运动，举行总罢市活动。商人的救亡图存意识增强，各地商联会竞相产生。五四前后商人的种种行动，毫无疑问是从切身关系者出发，但其主要的诉求，如呼吁和平、争取税法平等、要求归还青岛、抵制日货、争取市民权等，无一不与国家民族利益相关。商人的团体利益和民族利益是相汇合的，因为商人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商人已渐具独立自主意识和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增强。商人们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强大压力下，只有联合团体，共同抵制，方能有效地御侮，否则，散沙一盘，只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
统一的愿望促成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可能。五四运动时的商民罢市，五卅惨案后的商民抵货运动，是大多数商民参加反抗卖国贼、反抗帝国主义的表现。一些商会和商人团体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清醒的认识(20)。因此广大商民有可能组织起来投身国民革命。1924年在广东发起的商民运动就是以商民协会为组织，将广大中小商民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这一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使中小商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五卅运动”则进一步表明中小商民反帝觉悟的提高。
广东商民举行募款活动，实行对英国经济绝交，援助省港罢工，都是商民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热烈表现。但在全国，还有一部分商民没有觉悟，仍不能打破“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心理，未能实际参加革命运动，因此须加以最大努力，使其一致参加国民革命的运动(21)。在此背景下，发动商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大规模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凸显。
三、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
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商团事变是一重大转折点。广州商团事变前，在国民党的文件和领导层的讲话之中，虽然有涉及商民问题的内容，但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在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议决案》中，曾明确指出“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22)。
民国以后，绵延不息的战乱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孙中山曾提出组织“工商政府”的设想，国民党人也尝试在广东组建“平民”性商会。“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极力趋向我国，万一我国军人趋向劳农主义，则我国商人均不愿意。我国今日亟须组织工商政府，惟组织工商政府，必须工商各界实力帮忙，非空言所能作到”。孙中山组建工商政府的设想，意在争取工商实业界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为此，广州政府在广东先后推行了加强与商人团体联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通令改组全省各地商会，修订商会章程，成立全国第一个全省商会联合会，要求各地商会定期调查和报告当地工商业发展情况；整理财政，增加省银行基金以维持纸币；全面开展广州市政建设，鼓励商人发展实业；倡议粤商仿效上海先例，在广州开设证券物品交易所，促进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成立广州“正式政府”财政委员会，聘任粤港富商数十人为委员(23)。
但是，孙中山及广东国民党政权实际上都将商人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对于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决自治的政权意识则比较忽视而未能及时引导。
1924年1月，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各种政治流派的错误和反动主张，指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生路”。同时强调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这次大会还没有提出商民运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断定商民同样有感于革命的必要，并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在“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中国民族的政治经济日益憔悴，国民党人必须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的解放。其主要后盾是知识阶级、农夫、工人和商人。孙中山明确认识到，商民是国民革命不可缺少的后盾，是民众的主要成分。“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此话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是代表被压迫民众各阶级的利益，既然“不限于商界”，商界当然也在被代表之列。因此，“尤须明了士农工商之状况，然后对待此类人物”。“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24)。对于商民，则要了解商民的状况，明了商民的痛苦，然后设法救济商民；要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乃能克敌致果”。
1924年9月，孙中山说：“中国自通商后，工业失败，没有制造品出口，并且连自用之货，都要用洋货。每年入口货过多出口货五万万。大家试想，我们每年要送五万万元给外国，我国焉得不危险？尚有外国在中国境内之工业、矿业、航业、陆运业、银行、租界地、割让地等等，每年约损失十几万万，再加以条约之损失，赔款及其利息之损失，实不止数十万万。大家都想自己发财，但极其量都不能挽回这么大的损失”(25)。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穷困是整个的，救济整个的穷困惟有被压迫的各阶级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他又说：“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的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意思是说商民的地位不亚于农民工人。事实上，革命没有军队不能成功，而“兵无饷则不行，饷无商则不集”，商民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的基础是动员工人、农民的参与，但并不排除商人的加入。在1924年1月14日的演说中，孙中山对商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他特别提到，商人、商团要改变从前守“中立”、“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的习惯做法，与政府合作，同农夫、工人一样，拥护政府，参与革命(26)。国民党从没有抛弃商人或将其当成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实业部的成立意味着注重在商界开展党务。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统计，自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止，党员职业分类为：工界39％，农界15％，商界12％，“工界为党内最大势力，农界、商界、学界次之。然而，以’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吸收工人与农民的同时，各市县党部并非排斥商人，而以商人为城市区域的重要势力基础。由此表明，广东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局限于广州市”(27)。商团事变后，国民党对于商人问题高度重视，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专门从事指导商民的工作。
作为中国民众运动之一的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开始重视开展民众运动。因为国民党改组之后，受“苏俄经验”的影响，已经变成了动员性的革命政党，动员群众成了推动革命的必要手段。商民运动就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商民运动是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民众运动，在1924年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时，孙中山承认由中小商人组成的商民协会是国民党的民众团体，他致该会祝词：“一九一七以后的社会，不是不要商人，只是不要亚丹斯密理论指挥的商人。商民协会是国民党民众体(团？)体之一，其认识，其思想，以及在市场上的行为，当然是共利的而非自利的，当然是节制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你们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今天成立，我根据上面的旨趣，敬祝各位同志为中国和世界有不断的努力！”(28)
商民协会是在国共合作领导下成立的推动国民革命的群众政治动员组织，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产生的新事物。商民运动是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实行国共合作是商民运动兴起与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本保障。从国民党一大改组实行国共合作与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二大”成立商民部，国共两党对中国商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都认为国民革命要获得成功，不仅要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参加，而且还要争取广大商人的支持与配合。只有实现工农商学兵共同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革命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任务。因此，在国民党二大，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制定了商民运动的指导文献《商民运动决议案》，并颁行商民协会章程。
商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产物，它的发生与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息息相关。广东各地商民协会的出现与商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巩固与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战争、推动国民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广东商民运动为全国商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它表明，以受压榨的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也是国民革命的基础与可依靠的重要力量。为此，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整个长江流域，掀起了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②《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③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④《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9页。
⑤《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7页。
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1～432页。
⑦《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1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
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⑩陈独秀：《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542页。
(11)为人：《废约运动》，《向导周报》第76期。
(1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13)见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82,p66.Schoppa 称：Merchants were businessmen first.
(14)李达嘉注意到1916年商人加入反袁运动，与其说基于民主共和的理念，不如说商人是因为生活安定和经济秩序受到危害起而反袁来得真确。实际上这应是中国商人的一个基本态度，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变化而有多少放弃。见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第132页。
(15)《天津商会档案(1912～1928)》，第1分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5页。
(16)周文翰：《军阀统治下的商民惨况》，《商民运动》，第1期，1926年。
(17)《各团体忠谏政府之危言》，上海：《申报》，1917年11月10日。
(18)《请免加征货物税之第二电》，上海：《申报》，1916年1月3日。
(19)见莫世祥：《接合与更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20)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第44期，1923年10月27日。
(21)黄鸣一：《创刊话》，《商民运动》，第1期，1926年。
(22)《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8页。
(23)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2月21日。
(2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7～119页。
(25)《在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的演说》(1924年9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16页。
(26)《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7页。
(27)[日]深町英夫：《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以广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广东省中山市。
(28)孙文：《祝词》，《商民月刊》，第1期，192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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