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雍对洛学的影响
谢 琳 惠
（洛阳理工学院 图书馆，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邵雍与洛学有着深厚和天然的联系。邵雍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基于先天六十四卦的基础，构建了新的宇宙观，突破了秦汉以来的解易模式。作为洛学奠基人之一，邵雍与主创洛学的二程有着近30年的密切交往，其思想对洛学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邵雍迁居洛阳后，专心研究其天人学说，与友人唱和问难、切磋学问，教书育人，思想学说日臻完善，对洛学影响深远。
关键词： 邵雍；洛学；二程
邵雍是北宋五子 （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中最年长的，与洛学关系密切。二程创立的洛学，内容丰厚，影响久远，对关学、闽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均产生了较大影响。邵雍蛰居洛阳近30年，与二程交往甚密，对洛学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邵雍其人其学
邵雍 （公元1011年～公元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人称康节先生，享年67岁。邵雍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成就，而其一生经历又十分平凡。尽管家境贫寒，但邵雍的生活道路并不十分坎坷。虽身居社会大改革时期，但邵雍在政治上未遭受重大厄运。极平凡的一生，造就不平凡的成就，不能不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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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并未继承周文王、孔子将易学由天道引入人道思想后而更作人道的深入发挥，而是直接承继了伏羲氏的自然天道思想并作发挥。从时代上说，邵雍迟于周文王、孔子1 500年，但从思想上说，邵雍直接承继了伏羲氏的自然天道思想而与周文王、孔子并驾。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那就是自伏羲氏经由周文王、孔子入于人道，自孔子之后，易学在人道思想中浸润日久而人智日开，至邵雍之时，人道思想在充盈发展之后，乃由探究人性而转悟天理。如是，周文王、孔子、邵雍三易一贯，不必作两途之分。这种观点与上面所说并无违背，乃就易学思想发展而言。
邵雍在其 《清和吟》中说：“清而不和，隘而多鄙；和而不清，慢而鲜礼。既和且清，义无定体；时行则行，时止则止。”［1］314体现了其清和雅致的人生态度。程颢认为邵雍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正是邵氏 《皇极经世》精神所在，如其 《治乱吟》：“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藏诸用而显诸仁。”［1］320
致知格物和主敬的认识论也是二程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说。格物就是穷理，穷理即能致知。因此格物是通向 “道”的开端，否则便不能近 “道”。这是二程理学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对人们认识过程和修养方法的总概括。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的功夫，达到治国平天下这一目标，同时还要提高认识事物的水平，达到天人合一。
邵雍病时 （据其所吟诗，50岁以后即有头风之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其心情如所吟 《答客问病》：“世上重黄金，伊予独喜吟；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1］408邵雍去世前，司马光等在外庭一起商讨丧葬事宜。邵雍对儿子邵伯温说： “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2］12临终前，邵雍作 《病亟吟》：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1］408安葬了邵雍之后，程颢为铭墓，称颂邵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邵雍是宋代最奇特、最有创造性、自成一个宏大体系的思想家。《皇极经世》 《伊川击壤集》 《渔樵问对》《邵子遗文》等，是研究邵雍思想的基本资料。朱熹在 《朱子语类》第100卷 《邵子之书》中指出：“康节之学，其骨髓在 《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2］2553《皇极经世》后来多称作 《皇极经世书》，是邵雍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最能体现邵雍的理学体系。
从古今易学的大园林中看邵雍的先天易学，这是一株后起茁壮的异木。邵雍先天易学的提出，是中国易学界的巨大成就。自孔子以后，易学中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创新，但相形之下，都是零落星火，无法与邵雍成体系的先天易学相比。
《宋史·道学传》称赞邵雍说： “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2］11－12程颢称其学为 “内圣外王之学”［2］12。 “内圣外王”和“迥出千古”，都是非常严肃的称谓，非泛泛之辈、浪得虚名者所能当。拿邵雍与张良、诸葛亮相比，实不为过，惜不得其时，其道未行。诚如邵伯温所说：“有其时而无其人，则时不足以应；有其人而无其时，则事不足以兴。”从梁启超在 《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称说邵雍为开创有宋儒学五子之一，也可知道邵雍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
虽然邵雍不问政事，处于隐居状态，但与当时的贤达过从密切，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交好，与二程关系密切。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政治名家，与邵雍结为知交，被传为佳话。
二程认为，邵雍的学术思想 “偏驳”，这是指象数学而言。二程治 《易》不贵象数，故对邵雍之学也不大赞赏。据 《河南程氏外书》记载：“尧夫 《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明道云：‘待要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 《太玄》都不济事。’尧夫惊抚其背曰： ‘大哥你恁聪明。’……伊川问明道曰：‘加倍之数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叹其心无偏系如此。”［2］83程颢对于邵雍的象数学 “闻说甚熟”，亦曾以其说加以推算，但程颢又不屑于以传邵雍之学为事。程颐则对所谓 “《易》之义起于数”的学说加以批判。程颐在 《答张闳中书》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徒是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3］615
邵雍善于安享快乐。邵雍在熙宁新政时期的激烈党争中，作为一名隐逸之士，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不与世人隔绝。邵雍既同退居洛阳的旧官僚集团重要成员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频频以诗酒唱和，又同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相往还，在新旧党之间采取 “和其光，同其尘”的态度。虽然邵雍在政治上的真实态度倾向于旧党，但始终未受到政治风浪的冲击。所以，程颐在 《河南程氏外书》中说：“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2］82邵雍思想内涵丰厚，但传承并未发扬广大。究其原因在于邵雍的学说，以宇宙万物皆生于心，为学主性善说，但又与孟子的说法不同，非佛非道，事事用玄思、用数理推演创作，后人能有其深厚积淀的不多，故其学传者较少。其学深奥，有兴趣者众，能得其堂奥者寡。因此，在当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好形势下，更需要有识之士挖掘其思想意蕴，化繁就简，理出头绪，使其发扬光大。
二、洛学的内容和地位
洛学是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在北宋建立起的学术流派，倡导儒释道相渗透融合，并以儒学为核心，强调求证 “人欲”和 “天理”，以“理”来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程颢 （公元1032年～公元1085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 （公元1033年～公元1107年），字正叔，谥号正公，学者尊为伊川先生。二程为同胞兄弟，洛阳伊川人。二程曾跟随周敦颐学习，一起在洛阳讲学，提出了以 “理”为宗旨的哲学范畴，主张天地万物都存在于理之中，一花一草均有理。二程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以与周敦颐的濂学、二苏 （苏轼、苏辙）所倡导的苏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等相区分。洛学还认为，理就是天理，甚至把三纲五常视为 “天下之定理”，用此来解读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平衡社会、人事的最高法则。由此，洛学促使了宋明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洛学开辟了理学发展的先河，为之后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的理学思想打下了基础，成为宋代之后数百年封建统治的理论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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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兄弟通过创立洛学，把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冯友兰说：“在道学以后的发展中，程颢的思想就成为心学，程颐的思想就成为理学。他们兄弟二人，不但创建了道学，也开始了道学中的两大派别，这在哲学史上是罕见的。”［4］121二程一生培养了大量门徒，以教育为主。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时期，也是洛学的大发展时期。程颐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在，皆为名士”［5］1956。二程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远千里，负笈至洛阳求学。史称：“时河南程颢与弟程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6］1959程颢退居洛阳后，士大夫与其交往者甚多。当官的从他那里释疑解惑，闾里士大夫因仰慕而从之游，莘莘士子来洛阳者必登门求教。作为二程的学生，曾任御史中丞的邢恕说程颢是 “通儒全才”“完人”，“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3］32。这还算是持平之论。在二程的学生中，不少人成了朝廷命官，官至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大员者不乏其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也很多。二程弟子甚众，最著名的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4人，号称 “程门四先生”。而河洛地区的弟子有谢良佐、吕希哲、朱光庭、邢恕、尹焯、李吁、刘绚等。如 《上蔡学案》称谢良佐是“洛学之魁，皆推上蔡 （谢良佐）”［7］916，最有创造性；杨时 “传道”之功最巨，“传道东南”，成就了 “洛学”中的 “道南学派”。朱熹把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等6人，称作北宋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此说允当。
二程所讲的 “理”或者 “天理”，又称为“道”，其提出的理和气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道和气 （器）的关系。程颐对于 “气”及 “气”与“理”的关系曾进行过精到阐发，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程颐认为气是有形的，气之形来自理。程颐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也。”［3］1030程颐认为，气也可分为 “真元之气”和 “阴阳之气”，并把 “真元之气”作为气的根源。
邵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曾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在其 《天听吟》中说：“天听寂无音，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1］235邵雍在 《观物吟》中又说：“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摄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1］315当时学者因邵雍超诣之识，谓邵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邵雍能依据一定因素推演事物的变化，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邵雍有言在先。有所附会，古今皆然。邵雍在 《至论吟》中也说：“民于万物已称珍，圣向民中更出群；介石不疑何尽日，知几何患未如神。若无刚果难成善，既有精明又贵纯；祸福兆时皆有渐，不由天地只由人。”［1］402
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提出知先行后的主张。因为知是人们固有的，不必依赖于行，这是先知，行则必须先知而后行，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就无法行动。程颐举例说：“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出哪门，行哪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至？”［3］187知先行后说主张知行统一，二程强调“以知为本”，有知必行。程颐说：“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3］164但在一定条件下，知行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程颐认为，“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3］16。程颐强调有知才有行、有了真知才能有实践，知和行相辅相成，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但他一味强调先认识后行动，把知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也是不对的。
二程在人性论、社会历史观方面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二程所说的 “天理”是永恒的最高精神实体，也可以说成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万事万物由它而生灭，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其实，程颐所说的 “理”也即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才能处理万事万物，这是对的。但程颐所说的 “理”或 “天理”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认为 “理”或 “天理”只有圣人才能掌握，则是错误的。二程提出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政治伦理观点。他们认为，人的欲望都应该克制，以保持 “天理”。凡是不符合礼的言论、行动都是 “人欲”，均应在清除之列，人们应该按“礼”去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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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的学问、思想，程颐之后由朱熹总其大成，称为程朱理学；程颢的思想，由陆九渊发展，至明代王阳明完成，世称陆王心学。这两大学派，异彩纷呈，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数百年，而且在当下继续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三、邵雍对洛学的影响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与邵雍都居住于洛阳，交往达30年之久，彼此切磋学问，相知甚深。邵雍以隐居不仕而著称。其理论活动的突出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的象数学思想体系。这在理学思潮中是独具一格的。二程对邵雍其人其学都曾作过不少评论。透过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洛学与象数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洛学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洛学由二程更为提倡，发扬光大，下逮朱熹，遂成为学术上之定名。近世以来，学术界对邵雍的易学缺乏理解，疏离了邵雍，以宋明理学归于二程之倡，实为错见。邵雍与二程之言 “理”，在本质上并非有异，其不同者在于邵雍之先天易乃就天地万物之共源而论 “理”，二程乃收基于儒学之德性而论 “理”。一大一小，明白这些，也就知道邵雍先天易学的义旨了。
隐伏于矿区上棋盘村西南约330 m，呈脉状产于早白垩世新县二长花岗岩内，为(构造)蚀变石英脉型辉钼矿，矿体推测长度200 m，厚度1.27 m。矿体整体钼矿化相对较弱，矿石钼品位为0.030%。
二程兄弟除在外地做官外，长期在洛阳居住，兴办书院，授课讲学，培养弟子，交流切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流派。所以人们称其学派为洛学，也称为 “伊洛之学”。二程对 《孟子》与 《礼记》中的 《大学》《中庸》尤其尊崇，把这三部书和 《论语》并列对待。二程广泛阐发六经，致力于易学研究，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把 “理”作为其思想学说的核心和最高范畴，将其思想理论体系整体贯通起来。这个 “理”是最根本的，是独立于心的客观实在。从二程开始，把 “理”作为最高的精神实体，“理”或 “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最高本原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化身。“理”不仅成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事物形成的原因。“理”作为哲学范畴，虽然在二程之前已经存在，但二程把其内涵丰富光大了。其理论形态洛学的内涵可以作为宋明理学中 “理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与后来的朱熹的学说并称为程朱理学。二程洛学吸收改造、借鉴融合了佛、道思想，而又不入佛、道，继承了孟子之后的儒学道统，但又不是完全因袭孔孟儒学。洛学把 “理”作为自然、人类社会的共性法则，最高的哲学范畴，来规范一切的具体事物。
二程对于邵雍的学说也并非一概否定。二程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承认邵雍理论体系的博大与精密，认为邵雍是 “善自开大者也”［2］79， “道虽偏驳，然卷舒作用极熟，又能谨细行［2］80。这个博大、精密的体系，也不无可取之处。一是 “不惑异端”。二程说：“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2］80张载是以批判佛、老著称的理学家，邵雍也像张载一样特立不惑，未随流俗陷溺于佛、老之学。这一点，颇受二程称誉。二是 “推数及理”。程颐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2］81就是说，邵雍已由一般的 “数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或把 “数学”纳入理学范围。正因为如此，二程一再强调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机。”［2］78“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自以为皆有理，故要得纵心妄行总不妨。”［2］80物理，是邵雍常用的概念，如说：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程颐还曾问过邵雍：“知 《易》数为知天？知 《易》理为知天？”邵雍回答： “须还知 《易》理为知天。”［2］82所以，二程用 “万事皆出于理”的观点概括邵雍的思想。这也说明，二程与邵雍关于理的观点是相契的。
二程认为邵雍是一位在 “道学”上颇有成就的思想家。程颢在 《河南程氏遗书》中说邵雍是“道学之有所得者”［2］80，又在 《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说：“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2］6这一盖棺论定的评语，反映了二程对象数学的基本看法，虽不十分称誉，却又不违反墓志铭以褒扬为主的通例。
邵雍的象数学，对于二程创立洛学是起了鉴戒作用的。
邵雍之学，就在于阐发一 “理”，先天图者“理”之象，先天数者 “理”之轨，象与数排演看起来虽然繁复，以 “理”来认识就得其宗旨了。宋明理学之兴，邵雍是先导，功莫大焉。邵雍在北宋五子中年岁最长，论哲思为最纯，论生活为最简，论心境为最闲静。邵雍一生抱道自守，取足于用，无官责之累，无世情之扰。正如他在 《和君实端明》诗中所说：“养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切无官责咎，幸免世猜嫌；蓬户能安分，藜羹固不厌；一般偏好处，曝背向前簷。”［1］166是年邵雍已62岁。唯其清虚于人事，乃有实会于 “天理”，乃能体 “理”之真而以 “理”观物。宋明之学被后世称为 “理学”，其真意由邵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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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对于邵雍的这一伟业，当时或稍后的人已经在赞扬他，不再赘述。至于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均与他有诗相酬和，对其赞扬有加，读者请自参阅。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和张载虽也谈到 “理”，并未特别强调，至二程才突出谈“理”。二程谈 “理”，实际是受邵雍的影响。邵雍之 《皇极经世》成于其61岁。其时，程颢41岁，程颐40岁。而当邵雍迁洛教授之始，二程才10多岁。其后，他们同里巷居住30年，相交和乐，二程深受邵雍影响。正如程颐所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2］83二程与邵雍在洛阳同里巷居住 30余年，最为亲近。二程言性、言命、言理、言物的思想，多与邵雍相通，深受其影响。但后人因不懂先天易学，尤其是不了解易数之故，疏忽了邵雍之言“理”，甚至避而不谈邵雍，令人慨叹！邵雍以其先天易的胸襟，自然不会去注意人的知与不知，只在 “三十六宫总是春”［1］315的大化流转中，应运而来，做了他应做的事业后，又悠然而去。
程颢也指出：“尧夫之学，先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2］78“难以治天下国家”这句话突出体现了二程重视体用相即的易学观，这其实也正是北宋诸多以义理解 《易》的学者对象数之学排斥的根本原因。所以，二程的易学通过建立理本论确定了 “明体达用”之学的最高范畴。
二程肯定 “理事相即”，二者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3］582。对此，二程是通过对 “理” “事”关系的分析进行诠释的。二程指出，“理”不可离开 “事”而空论。因为 “理”在 “事”中，以“事”言 “理”，此 “理”固深，离 “事”言理，则无甚可说。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3］160程颢也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3］118也就是说，“理”需要以人事明之，离开了人事是无 “理”可讲的。反过来，二程又指出，存在的万事万物皆有 “理”，“明天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以 “理”指导人事，使人的行为以符合“天理”。也就是说，将符合 “天理”的内圣外王之道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实现内圣外王事业才是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所以， “理”不离 “事”，“事”不离 “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总之，洛学始终贯穿着以 “理”解易、以“理”明 “事”的思想，将儒家的仁义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并且将儒家纲常伦理提高到人事之体的“天理”高度，认为只有认识到 “天理”之不可违并达到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境界才能掌握在变易中恒存的易道，进而实现内圣外王的事业，建立一个符合易道的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
色谱柱：Symmetry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μm)；流动相：CH3CN：H2O=30:70(V/V)，0.1%H3PO4调整到pH3.0；流速：1.0 mL·min-1；柱温35 ℃；检测波长： 210 nm(GA3)和254 nm (IAA和ABA)；进样量：20 μL。定量分析根据标准品和样品的浓度与峰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
四、结 语
邵雍哲学具有浓厚的儒道兼综的色彩，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邵雍的 “观物之乐”“名教之乐”“与人之乐”见解，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身居 “安乐窝”，自号、自歌、自咏，号 “安乐先生”，乐物、乐世、乐事、乐自然、乐人生，无所不乐，达到了天人合一、主客合一、人物合一、人我合一的状态。邵雍反复强调“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邵雍在 《乐物吟》说：“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皇王帝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1］290邵雍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哲学智慧，显示了其深沉的宇宙意识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彰显了其人格之美，无愧于朱熹的 “人豪”赞誉。
民国时期由于公共体育场一部分属于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和一些学校，因此，公共体育场场长一般是这些组织机构的职员或者教师。独立组织机构的公共体育场场长虽然有明确的职责，但是，除了担任公共体育场场长外也兼任了多项职务。如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公共体育场场长吴邦伟在担任江苏镇江省立公共体育场场长同时，也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教师以及江苏省体育督学[20]；浙江省立体育场场长陈柏青任职期间担任浙江省体育督学[21]。
邵雍精研经学，并大力促使经学学风的转向，昭示了新思想的诞生，促成了宋代经学义理化、哲理化之先声和新经学诠释法的新路，进一步体现和巩固了邵雍在洛学的建立和发展、经学史和理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邵雍在 《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著作中，创立了结构严整的先天象数学体系，以一种全新的视觉，来诠释其经世致用、历史变迁、世界图式。虽然，二程称之为 “空中楼阁”［2］80，但二程的洛学架构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朱熹从探求 《周易》本义的角度对其作了继承和发展，认为 “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以其信道不惑，不杂异端，班于温公、横渠之间。则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贬之也”［2］599。朱熹对邵雍的评价极高，充分认可。邵雍先天象数易学的传播、发扬光大，朱熹功不可没。邵雍的学说虽然也遭到诟病，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如南宋张行成的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索隐》和 《易通变》，元代俞琰的 《易外别传》，明朝黄畿的 《皇极经世传》等，均对邵雍的易学思想进行了传承。朱熹对后世易学的影响更是深远。朱熹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 《易》方法，不仅为易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在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巨大的革新。这对洛学、宋明理学乃至后世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对于高职旅游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方面，高职院校以致力于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并且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出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创新能力的旅游专业人才。在新的专业发展理念下，高职旅游专业应积极制定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把实践和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培养目标全面落实到专业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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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HAO Yong′s Influence on Luo Theory
XIE Linhui
（Library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 SHAO Yong and Luo Theory remained deep and natural links.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Neo－Confucianism，SHAOYong created a new universe outlook based on the congenital 64 hexagrams，and broke through the solution mode since Qin and Han Dynasties.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Luo Theory，SHAO Yong and CHENG brothers，the two founders of Luo Theory，had close contacts for nearly 30 years，and their thought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Luo Theory.After SHAOYong moved to Luoyang，he devoted himself to establishing his doctrine of heaven and man，sing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with his friends，discussing knowledge，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and perfecting his theory day by day，which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Luo Theory.
Key words： SHAO Yong；Luo Theory；CHENG brothers
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19.01.001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19）01－0001－06
收稿日期： 2018－10－25
作者简介： 谢琳惠（1964－），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河洛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王治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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