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婷[1]2016年在《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引擎”。从全球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企业集团的运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成为是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是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强大引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条必由之路。2013年11月,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15年9月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方案,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为未来的国企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购重组作为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成效到底如何,怎样发挥其在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中央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研究中央企业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对国内外关于国际竞争力和企业重组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竞争力与企业重组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央企业重组与央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增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而重组是提升央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进而建立了“一个标杆、两个层次,四个维度”的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构建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提出了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路径,即“做大——扩大企业规模”路径、“做强——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路径、“做优——提升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路径、“世界一流——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路径以及“机遇——改善外部竞争环境”路径和“政府——深化国企改革”路径。其次,通过分析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包括对中央企业规模、发展速度、经济地位、运营效益和行业布局等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对从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沿革和重组模式等方面的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说明央企重组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中央企业并购重组与整合取得了显着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央企业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显着增强,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央企“大而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行业布局有待改善,国际化经营还处于较低水平。接下来,对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世界500强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分层次、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了目前我国央企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与世界500强的优势和差距。尽管中央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成效斐然,但与国际一流企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虽然我国已明确提出了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企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离世界一流企业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随后,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06年至2014年间的财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我国的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南北车重组、中粮和华润叁个案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探析重组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借鉴国外大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从影响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作为落脚点,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易菲[2]2007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风险与绩效》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跨国并购,正逐步取代绿地投资,成为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随着跨国并购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一浪又一浪的掀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踏上了跨国并购的征途。通过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可有效整合全球的市场、信息、技术及资源,极大地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完成从国内企业向国际企业的嬗变,最终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国际商务环境的差异性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复杂性,跨国并购与一般的国内企业并购不同,其难度、风险都大得多,从而注定跨国并购会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的险途。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成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有关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跨国并购的概念和特点入手,回顾和总结了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和企业并购理论,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分析。我们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特征,并阐述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叁大主要动因:获取战略性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接着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和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运作风险两方面阐述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然后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采用会计研究法选取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得分函数模型,借助SPSS12.0软件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的当年,业绩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但从并购后第二年开始,并购公司业绩即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且跨国并购后绩效得到改善的企业只占33.33%。最后,我们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防范风险、提高绩效的对策建议。
周茂[3]2016年在《中国企业生产率与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各类优势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年来,在双向投资中对外投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4年OFDI和FDI流入首次接近平衡。并且在未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将迎来新的机遇期。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体现在一方面整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14年全球外国对外投资总的流量有所下降,表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旧艰难；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投资主体企业而言,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起,中国企业开展OFDI也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风险时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作为海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甚至企业事前的进入模式选择行为都会决定整个“走出去”的成败。那么企业根据自身特征到底该如何最优地选择投资模式呢?同时,总结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依靠入口红利,但随着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工资水平不断攀升,致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中国由此面临陷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即如何继续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奇迹呢?关键出路在于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是产业升级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利用企业“走出去”的契机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整体产业的升级,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在上述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如下叁个问题：(1)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2)生产率分解后的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进一步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3)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有何差异。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了比较丰富的结论,基本结论可概括为如下叁方面：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第二,进一步寻找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从生产率的分解来看,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行海外投资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着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第叁,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都是显着存在的,但在两种差异性的投资模式下效应大小、效应发生时间以及效应发生机制都是不同的。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在“走出去”企业如何选择最优的投资模式、政府如何对投资企业开展有效引导以及企业采取不同模式“走出去”的事后效率评估工作等方面提供一定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参考。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研究思路为：首先对现实背景和已有文献进行剖析,从对该问题研究的现实性、迫切性以及已有研究的不足出发,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结合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深入分析问题；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当前该研究所处的现实背景可概括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新机遇、中国企业OFDI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及投资模式选择经验缺乏等问题、产业升级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叁个方面。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体现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两方面的相关研究上。第二章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和企业投资模式特征进行多方位的统计描述。其目的在于对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以便能够更好地通过下文的具体研究理性地认识本文的研究问题。第叁章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首先,本章回顾了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生产率对于出口和OFDI的选择效应的相关文献,同时这部分还简要地评述了在研究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普遍关注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其次,主要从跨国公司理论出发归纳整理了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研究视角和影响因素。最后,回顾了企业OFDI的生产率“学习效应”相关文献,这部分具体从内向型FDI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外向型FDI对母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两方面梳理了其效应大小和效应发生机制。上述叁部分文献梳理分别对应本文研究的叁个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第四章介绍本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基础处理过程,以及本文核心变量的定义和核算。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手动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因而在介绍本文数据前,有必要先对中国OFDI已有研究数据进行简要回顾,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旧数据不足的认识,明确本文新数据整理的动机和贡献所在。核心变量部分主要介绍对本文两个核心变量,即企业投资进入模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和核算。第五章集中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通过文献归纳提出该问题的理论假说,再利用本文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越高生产率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这一结论具有理论与实际数据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还考察了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对生产率选择效应的影响。第六章重在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将生产率分解为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后,企业能力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对该问题做出了预测,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际数据反映出的企业能力的选择效应与理论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结论认为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着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并不显着。同时还从投资前不同年份企业特征、投资行业要素密集度、母公司与投资子公司所属行业的关联性、企业所处的区域方面的差异出发考察了企业能力选择效应的异质性表现。第七章关注本文研究的第叁个问题,重在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实证评估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本章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OFDI都显着促进了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在两种不同投资模式下提升效果和效果发生的时间都是存在显着差异的。对此,我们尝试从技术逆向溢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企业盈利能力变化这些渠道进一步探讨两种投资模式下企业OFDI生产率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因果识别问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明确未来进一步可能研究的方向。围绕本文研究的叁个问题,本文在研究视角、数据使用和研究方法叁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为：(1)在研究视角上,首先,本文从企业生产率选择效应的视角将企业国际扩张方式由出口、OFDI进一步扩展到OFDI投资模式的分析层面,是对已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其次,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视角出发,在对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广泛探讨中,也较少地直接涉及到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些表征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此是一个有益补充。最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限于企业层面OFDI数据的难以获得,相关研究迟迟未有新的进展。仅有的文献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企业是否实施OFDI决策和投资额的影响因素、投资的区位选择、出口向投资的转变、投资股权结构、是否开展投资“学习效应”的简单评估等方面。对此,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能够实现对大样本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和不同投资模式下差异性生产率“学习效应”的细致考察,这是对已有相关研究视角的一定丰富,本文的发现能够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借鉴。(2)在数据使用上,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企业的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年报、企业所在地的官方统计和报告、媒体的公开新闻报道等途径手动收集和整理了企业投资模式以及其他重要的企业对外投资信息。和已有文献使用的数据相比,本文构建的数据库是比较新颖的。未来对于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公开化将有助于启发中国企业OFDI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3)本文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在理论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第二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拓展了Nocke and Yeaple(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建模型能够用于解释企业能力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其次,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对于实证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即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混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大量以往文献的做法,主要采用样本分期、Heckman两步法和“准自然实验”方法等多种方法去尽可能地处理。其中,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准自然实验”方法早期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出口相关研究中以控制出口前企业生产率的自选择效应,但将其应用在评估不同投资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还非常少见。同时,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在采用基准实证模型估计之外,还综合采用了多种统计描述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前的初步检验。其中,涉及到的Kolmogorov-Smirnov一阶随机占优方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实际比较的是两组分布的差异,即该方法在比较时考虑到了分布区间所有的时点,而不仅仅是两组的中位数或者均值两个时点,因而该方法作为描述性统计方法和以往文献通常使用的简单中位数或者均值比较而言显得更稳健。但KS方法较广泛地应用于金融学中用以分析投资者对于资产风险性的偏好选择问题,引入到国际经济学领域,该方法更多的被用于分析企业“生产率一出口”关系,对此本文将其应用到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中来是比较新颖的。
王艳[4]2007年在《中国企业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必要条件及关键控制点》文中提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全球已经出现了五次并购浪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剧,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空前提高,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大型企业把触角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争夺世界市场。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与战略性并购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的路径。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大的作为,跨国并购是必经之路。面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研究的热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差距外,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做好准备,从战略高度出发,特别是加强整合,根据环境变化,规避风险,及时调整战术,中国企业能够极大地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本文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状况为背景,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背后的动因何在,通过对比成功的以及失败的并购案例,努力探寻中国企业成功海外并购应具备的必要条件,并且进一步指出了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引言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以及选题的意义,梳理了全文的主体结构和篇章布局,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综述了国内外有关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为全文的研究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通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背景进行分析,对比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各阶段的特点,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进行分析和总结。论文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的必要条件,围绕跨国并购战略的制定、准备工作、融资方式、并购后的整合等四方面展开分析;分析了制约并购成功的瓶颈。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中介机构的缺位、并购后面临的文化整合的挑战以及境外政治因素的干扰都影响着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提高;最后从企业和政府层面,在战略上及可操作性的两个方面,提出了如何控制促使并购成功的关键点。通过控制关键点,克服瓶颈,具备必要条件,中国企业可以极大地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孙亮[5]2016年在《基于拓展VaR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风险度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海外并购活动中。其中2015年我国企业共完成海外并购222起,涉及交易额1936.99亿人民币。可是,无论从并购前的尽职调查还是并购后的管理整合来看,海外并购实质是一种企业的投资行为,而且是一种包含着复杂风险的跨国性投资,我国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海外并购问题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但大多数研究文献都集中在法律、企业财务等领域进行定性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风险的定量分析。并且对企业并购风险评价研究,只是从某一方面进行了评价,有的进行了总体评价,缺乏适用广泛的度量并购风险的定量模型,或者研究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某种单一模型,缺少对于并购风险的组合评价结果,这样不能给出一种直观,清晰的解释。针对已有的研究文献出现的不足,本文将金融工程领域中的投资风险度量模型,引入到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研究中。当前中国企业处于经济转型的新常态时期,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成败往往关键是对其投资风险的把控。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指标体系进行创新、优化,而且利用双重标准矩阵(DSF Matrix)对指标层变量进行了过滤,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2个指标变量。最后基于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模型,分别确定了准则层、各指标层的权重,以及对其进行了相关的一致性检验,而且得到在所有风险类别中,估价风险、外汇管制、融资风险排在前叁位。然后建立了一个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度量理论的全新分析框架,将金融工程研究中的风险度量方法融入到海外并购风险度量领域内,对2016年海尔集团并购美国通用电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确定样本收益率序列具有“尖峰厚尾”特征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采用了GARCH-VaR、EGARCH-VaR和TARCH-VaR叁种模型,在ARCH LM检验全部通过的条件下,计算了此次并购风险的VaR序列值,并且对叁种模型的VaR序列值进行了后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VaR序列值均有效。接着建立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组合评价的分析框架,针对叁种风险度量模型VaR评价值,再运用模糊Borda法进行组合评价。对已建立起来的海外并购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排在前叁位的风险因素建立长期和短期的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关系检验,G-Q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后,用WLS修正了OLS回归的长期协整方程模型。然后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计算出综合VaR评价值同排在前叁位风险因素短期的均衡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RF)得出各风险因素对风险综合VaR评价值的短期冲击的敏感程度。最后阐述了针对海外并购出现的风险应当采用防范措施,包括四种与已建立的指标体系相一致的风险类别：体制法律风险、经济环境风险、企业财务风险和管理整合风险,并且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胡微娜[6]2016年在《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因素研究》文中认为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虽然全世界央行都在奋力救市,无奈这股“旋风”太快太猛,随即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经济低迷,国际上许多优秀企业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诸如福特、通用等跨国公司一度宣布申请破产,为我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期间的2.3倍。2015年末,我国对外投资净额首次超过千亿美元大关。“十叁五”的“一路一带”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持续推进的“走出去”政策支持与金融危机共同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一年比一年活跃。除了像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国有大型企业以外,很多民营企业如吉利汽车、复兴国际、大连万达等也加入到这股并购大潮中来。不过企业海外并购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畅。一件件海外并购失败案也在不断地敲打着国内企业家的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失败呢?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本研究希望在相同背景下,对导致海外并购案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个案中寻找共性,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本文采用典型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我国海外并购的成败。首先利用2008-2014年海外并购数据,对涉及海外并购行业较多的行业中,选取资源、汽车和家电企业中典型的叁个海外并购案例,分析不同行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以及海外并购成败的关键点。其次,针对不同的研究角度,通过建立相应的评价模型,以海外并购数据为基础,研究分析海外并购成败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并购成败的定义应囊括并购实施前和并购实施后两个阶段。宏观因素是并购实施前影响企业并购交割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而企业内部的微观因素则是影响企业并购后运营成败的主要因素。本文依据邓宁的OLI范式理论,构建涵盖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交易层面的综合模型来分析影响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因素。再对综合模型中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单独做分析,分别建立宏观因素视角下的影响因素假设和微观因素视角下影响因素假设。宏观因素视角重点关注在并购交割完成前影响海外并购的成败因素,而微观因素视角则重点观测在海外并购交割完成后企业后期运营成败的影响因素。在实证分析部分,针对设计的综合因素模型和待验证假设因素,采用Logistic模型回归,以Zephyr国际并购数据库中2008-2014年我国1006起海外并购案为研究对象,设立制度、自然资源、高科技、国有制、私有制、并购经验等15个变量,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制度约束力、企业所有制对企业并购成功有显着影响；而东道国制度质量差、并购产业为敏感行业和并购企业自身为国有企业则与并购失败显着相关。在宏观因素模型中,采用多元协整分析模型,以1988年到2014年我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样本,选择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商品进口额增长率和货币供给量等宏观因素为解释变量。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对2008年前后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宏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海外并购交易额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汇率、利率和商品进口增长率对海外并购交易额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海外并购的影响在2008年前后没有显着的改变,利率对海外并购交易额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变强,而汇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海外并购交易额的影响在2008年后逐渐减弱。在微观因素模型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68份调查问卷中获取数据,从企业战略、组织整合和企业财务叁个维度,选取12个变量从绩效的角度来验证海外并购后企业经营绩效的成败是否与企业战略、组织整合和企业财务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战略、组织整合和财务与海外并购绩效显着正相关,即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基于：收购公司可能选择了错误的目标,目标公司可能整合不利,以及收购方可能支付了过高的价格。
李勇[7]2008年在《中国企业并购支付发展趋势与市场绩效分析》文中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并购重组和新设投资是企业扩张的两大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基本商品严重匮乏,我国企业扩张大多以新设投资为主。经过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国内基本商品市场已接近饱和。中国加入WTO以后,根据WTO有关条款规定,将逐渐对外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国内很多行业的企业渐渐失去了国家政策的保护,不得不面临国内外同行的激烈竞争,其中一大部分竞争力落后的企业将被淘汰。如果依靠关掉一部分企业同时新设一部分更有竞争力的企业来完成产业升级,势必会造成国家资源更大的浪费,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并购重组便成了我国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对于一项并购活动来说,并购支付是该项并购完成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为了更好的完成一项并购,选取一个最适合的并购支付方式,将是并购企业并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把握我国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发展趋势,分析不同支付方式的市场绩效,将会对以后我国企业进行并购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本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序言,主要是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提出本文所要进行并购支付方式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是对本文研究的主题的文献背景进行综述,回顾国内外研究并购支付方式的主要历程。第叁部分企业并购和并购支付方式理论分析,主要分析一下并购的界限、动因和并购分类与并购支付方式之间的关系,然后对比分析国内外并购支付方式的特点。第四部分我国企业并购支付方式趋势分析,主要是以我国历年十大并购为样本,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发展趋势。第五部分我国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市场绩效分析,则是引用第四部分的研究结果,通过抽样统计的方法,对我国近年上市公司并购支付方式的市场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结束语,作为本文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第二到第五部分研究结果的总结。同时,针对我国并购支付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郑学敏[8]2008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经济不断相互渗透,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并购活动更是日趋活跃,成为国际投资的主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步融合,中国企业在积极应对外资收购国内相关企业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国门,实施积极的跨国并购战略。据UNCTAD和我国商务部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6年,我国跨国并购额年均仅有2.61亿美元,而从1997年开始,并购额逐渐增加,2004年为47.71亿美元,到2006年则高达82.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的近四成。2004年,中国首次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并购市场,若以交易数目来计算,中国在亚洲市场中则是排名第一。目前,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讲跨国并购均是指中国企业对外国企业的并购。)然而,企业并购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并购交易的对象是集技术、人才、设备及市场为一体的动态资产,同时跨国并购面临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可观的预期效益下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我国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跨国经验和投资规模远不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并购风险尤为突出。一些着名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60%—70%的合并案例是失败的。因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并购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适合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所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已经展开,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相继面世,这无疑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统而观之,我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足: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分析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较少;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风险分析不突出,对风险的防范泛泛而谈,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方法,以处于海外并购初期阶段的中国企业为立足点,以其海外并购的风险为对象,从以下六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首先解释了跨国并购的基本内涵,然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引申出本文的写作意义,详述了国内外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现状,最后说明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动因及效应。本部分在介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可行性及其所产生的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起步阶段和2001年以后的初步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宏观动因,包括边际产业扩张的需要,与我国的投资发展周期有关,国家政策的支持等;二是微观动因,如延伸价值链获取更多附加值,寻求技术、品牌、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时差效应、成本效应、窗口效应及促成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效应。第叁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性分析。本部分在介绍跨国并购风险概念、特征和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遇到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由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实力以及所在国的政策不同,进行跨国并购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有所不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进行跨国并购时需要注意的主要风险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目标企业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并购整合风险。第四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量度量。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要进行跨国并购,并购的风险有多高,本部分通过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此做出了定量度量。这样可以将模糊的风险概念清晰化,使企业对于跨国并购中的风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性认识,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时候更加具体和有条理。第五部分:外国企业跨国并购对我国的启示。本部分在对国外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从并购行业、并购方式、并购范围、并购动机等方面阐述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跨国并购上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启示,这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本部分针对第叁章分析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多角度出发,探讨了防范各个风险的具体方法。如建立政治风险的超前预警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政府商业外交,以降低政治风险;详细研究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防范法律风险;科学选择目标企业、合理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以降低目标企业定价风险;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控制汇率和利率风险、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实行文化、管理、经营的一体化整合,降低整合风险等。
王玲君[9]2008年在《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主要方式的趋势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加快,民营企业日益成为我国跨国并购的主流,一些民企在跨国并购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大胆的探索,如联想跨国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TCL跨国并购戴姆勒公司。然而,跨国并购的低成功率引发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的质疑,这引起我们思考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跨国并购的模式和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识别和获取方式,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试图对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协同效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希望更好的指导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加快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更快的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本文首先对跨国并购和并购协同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相比现有的跨国并购理论,并购协同效应理论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更具有解释力,然后运用这些理论对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的来源和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理论上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可以获得协同效应。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与全球五次并购浪潮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特定的并购动机和不同与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并购特点;然后与其它的跨国经营方式和投资方式的比较分析,认为跨国并购将会成为民营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再次,本文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结果看其进行跨国并购所获得的协同效应并不理想,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本文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的获取提出了建议。
吴昊洋[10]2017年在《董事联结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不同行业中,并购活动在持续而频繁地进行。并购的初衷是通过收购目标公司,使并购公司获得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为企业创造价值。在过去40多年里,国际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关于并购价值效应方面的研究,但是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在中国,对于并购价值效应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并购活动能够为并购公司股东创造财富,获得协同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并购活动并没有为并购公司股东创造财富,并购产生的收益大多归于目标公司股东,而并购公司股东的收益为零甚至为负值。“并购是否创造价值”成为并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围绕着“并购是否创造价值”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并购公司、目标公司以及并购双方之间关系叁个角度进行解答。相对于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研究视角而言,从并购双方之间关系角度探究并购价值效应的文献还相对薄弱,更少有研究从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关系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考察。实际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制度尚不成熟和完善,在交易过程中信息的透明度较低,企业之间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为高昂,企业在这一环境下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远高于制度成熟和完善的发达国家。在转型经济体正式制度较为弱化的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学者们认为,董事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机制,为交易双方的私有信息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合法途径,有助于缓解由于正式制度缺失而带来的信息摩擦问题。不仅如此,董事联结还可以使交易双方变得熟悉和信任,促进交易双方的协调合作,减少交易过程中充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并购交易发生于存在董事联结的企业之间,董事联结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可能会有助于降低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并购双方的协调合作,进而可能对并购价值创造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董事联结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试图从并购双方董事联结关系角度回答如下问题:在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董事联结具体发挥哪些作用从而促进并购价值的创造?当建立并购双方董事联结关系的联结董事职务不同时,董事联结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吗?虽然研究组织间关系的学者认为董事联结有助于组织间的信息传递和协调合作,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许多企业未能对董事联结的功能进行充分地认知和有效地利用。那么,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怎样才能使董事联结的功能得到更有效地发挥呢?此外,鉴于政府控制企业的现象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尤其是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并购公司的股权性质是否会对董事联结与企业并购的关系产生影响呢?本文以2002~2015年并购双方均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关系对并购交易前期的并购目标选择、并购交易中期的并购溢价支付和并购交易后期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董事联结促进并购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从组织学习视角探索促进董事联结功能有效发挥的影响因素,考察了联结董事并购经验在董事联结促进并购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发挥作用的条件;鉴于国有并购公司的并购活动易受到政府干预,检验了并购公司的股权性质对董事联结与企业并购(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和并购绩效)关系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与并购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潜在目标公司更有可能成为目标公司,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建立时,与并购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潜在目标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外部董事建立时,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没有显着直接影响。上述结果意味着,董事联结关系会对并购目标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在不同董事联结类型间存在差异。并购公司在做出并购目标选择决策时,除了需要考虑潜在目标公司的财务指标等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并购公司与潜在目标公司的董事联结关系(特别是内部董事联结关系)能够带来的信息优势和合作优势,并购公司与潜在目标公司的董事联结关系形成的“关系并购”也将对并购目标选择产生重要影响。(2)如果并购双方存在董事联结关系,那么并购公司支付的并购溢价相对较低,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建立时,董事联结对并购溢价的负向影响更强,但是,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外部董事建立时,董事联结对并购溢价没有显着直接影响。上述结果意味着,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关系会对并购溢价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在不同董事联结类型间存在差异。因此,当并购定价时,并购公司除了需要考虑企业层面和市场层面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因素外,还应充分利用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关系(特别是内部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进行较为准确地估价,提高并购公司的议价能力,从而降低并购溢价。(3)如果并购双方之间存在董事联结关系,那么并购公司短期并购绩效、使用会计业绩指标衡量的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和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相对较好;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建立时,董事联结对上述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然而,当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外部董事建立时,董事联结对上述并购绩效没有显着直接影响;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关系对使用市场业绩指标衡量的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和目标公司相对并购绩效没有显着直接影响。上述结果意味着:第一,董事联结对并购价值的积极影响不仅能够在并购事件宣告之初被投资者所发现,而且在并购一段时间以后还能够通过财务指标得以体现。但是由于受到并购事件以外的其他事件的噪音干扰,董事联结未能促进使用市场业绩指标衡量的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的提高。第二,董事联结有助于并购双方股东财富的创造,因此,董事联结不仅能够对并购公司并购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还会促进将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的提高,但是董事联结并未导致目标公司相对并购绩效降低,不会对并购双方的并购绩效产生差异性的影响。第叁,相对于外部董事联结而言,内部董事联结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更强,从而使并购公司和并购后实体获得较好的并购绩效。(4)当并购公司为非国有控股公司时,与并购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潜在目标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当并购公司为非国有控股公司时,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对并购溢价的负向影响更强,对并购公司短期并购绩效、使用会计业绩指标衡量的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和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但是,并购公司的股权性质未能对董事联结与使用市场业绩指标衡量的并购公司长期并购绩效以及目标公司相对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显着直接影响。上述结果意味着,鉴于政府控制企业的现象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尤其是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国有并购公司的并购活动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并购公司的股权性质会对并购双方的董事联结与企业并购(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和并购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5)按照联结董事从并购活动中获取并购知识或者并购技能的差异性,联结董事并购经验可分为同行业或同产品市场并购经验、相关并购经验和非相关并购经验叁种类型。若联结公司曾经对某行业或某产品市场中的公司进行过并购,而焦点并购公司也在该行业或该产品市场进行并购,联结董事的同行业或同产品市场并购经验能够加强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以及焦点并购公司和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的影响;在相关并购中,联结董事的相关并购经验能够加强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以及焦点并购公司和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的影响;在非相关并购中,联结董事的非相关并购经验能够加强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以及焦点并购公司和并购后实体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购过程中,如焦点并购公司并未对董事联结关系带来的信息优势和合作优势进行充分地认知和有效地利用,将导致董事联结的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上述结果意味着,当满足联结公司前期的并购与焦点并购公司当前的并购相类似这一前提条件时,联结董事的并购经验能够帮助焦点并购公司充分认知并有效利用董事联结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提高并购决策的合理性和并购执行的有效性,促进并购价值的创造。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考察董事联结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可能的创新之处有:(1)通过系统考察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和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董事联结促进并购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本文综合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系统考察了董事联结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溢价和并购绩效的影响,从而发现因为董事联结加强了并购双方的沟通交流和协调合作,所以能够帮助并购公司在并购交易前期做出恰当的并购目标选择,降低并购交易成本,在并购交易中期进行合理的并购定价,减少并购溢价支付,进而在并购交易后期提高并购公司和并购后实体的并购绩效,最终促进并购价值的创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董事联结划分为内部董事联结和外部董事联结两种类型,发现虽然董事联结对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在不同董事联结类型间存在差异,内部董事联结能够在并购双方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上述发现,有效的揭示了董事联结与并购价值创造之间的反应“黑箱”,探明了董事联结促进并购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是对该研究系列的有益补充。(2)从组织学习视角探索促进董事联结功能有效发挥的影响因素。虽然研究组织间关系的学者认为董事联结关系有助于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加强交易双方的协调合作。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许多企业未能对董事联结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协调功能进行充分地认知和有效地利用。可是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充分认知和有效利用董事联结的这两种功能,却较少有文献进行深入思考。本文从组织学习视角探索促进董事联结功能有效发挥的影响因素,发现当满足联结公司前期的并购与焦点并购公司当前的并购具有相似性这一前提条件时,联结董事从联结公司获取的并购经验,能够帮助焦点并购公司充分认知并有效利用董事联结带来的信息优势和合作优势,在并购决策和并购执行过程中促进董事联结功能的更有效发挥。上述研究结论从组织学习视角深化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3)从多个维度评价并购价值效应。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对并购公司或目标公司价值带来的影响,较少有研究将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并购后实体的并购价值效应,也鲜有研究关注目标公司相较于并购公司的相对并购价值效应。本文从多个维度对并购价值效应进行评价,除了考察董事联结对并购公司并购价值的影响以外,还对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总体净经济收益以及目标公司相较于并购公司的相对净经济收益进行测度,检验了董事联结对并购后实体并购价值以及目标公司相对并购价值的影响,使研究更为全面,进一步扩展了现阶段国内关于并购价值效应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D]. 高玉婷. 辽宁大学. 2016
[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风险与绩效[D]. 易菲. 湘潭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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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拓展VaR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风险度量研究[D]. 孙亮. 辽宁大学. 2016
[6]. 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因素研究[D]. 胡微娜. 辽宁大学. 2016
[7]. 中国企业并购支付发展趋势与市场绩效分析[D]. 李勇. 河南大学. 2008
[8].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D]. 郑学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9]. 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研究[D]. 王玲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10]. 董事联结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研究[D]. 吴昊洋.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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