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批评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新世纪论文,断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2)01-0050-06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中曲折发展的。尽管留下了在世界文艺学领域听不到中国独立理论声音的深深遗憾，但是，看到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目标，即将在新世纪实现。水平所限，本文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出整体描述，只想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出发，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做一点粗浅断想。
一、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她以最宽广的胸怀关注人生，她以最可人的材料——语言，编制满蕴着人的审美情愫的话语系统。而以之作为观照、认知和评价对象的文学批评，理应有别于其他学科而独具自身的审美规律。因为“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我们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就是要求批评者重视“文学性”这一根本，以科学的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引导、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为己任，从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力求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客观中肯的、蕴含着人生思考的审美评价。这既是对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大趋势的回应，也是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昭示。法国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曾指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首要特征是对作品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执著的探讨”；另一特征则是“对形式、符号、技巧的热衷”[2]。这种概括尽管未必全面，但确实道出了20世纪文学批评对文学自身的关注这一“文学性”色彩。所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太多磨难和曲折以后，最终走上寻求学理化之路，的确令人欣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一定会更加辉煌。
为了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创造新世纪的辉煌，首先要求文学批评者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从文学发展的现实出发，经过对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借鉴与整合，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这样，他才能以此为依据和指导，“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判断”[1]。文学批评者要营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融入个人的批评实践之中，既依赖自己学养的深厚，更需要建立在个人面对的文学实际和感悟文学的独特才情之上的理论整合与方法选择。说到底，面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审视独具特色的我国古代文论，放眼异彩纷呈的西方批评理论，批评者应当做出符合实际的取舍、融汇和整合，恰当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整个20世纪里，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一直是在“中体西学”和“中学西体”的纠缠中冲撞，在两者关系的困扰中艰难前行。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文学批评走出政治化的沼泽，以自身的独立姿态步入文坛时，由于批评者自身理论的匮乏，面对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于是，大家不由得走上了同一条捷径：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批评理论。
在短短20年内，我们几乎把西方运行了一个世纪的众多批评理论移植了个遍。起初，这些新理论也的确以其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较好地切入文学作品，弥补了过去文学批评的缺失和不足，为文坛带来了新的景象。但是，其执著于新、奇、特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反叛，也导致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这正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不少理论者指责批评“失语”与“玄奥”的重要原因。
为了走出这种困惑和尴尬，摆脱批评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形成自己独立特色的健康纯正的文学批评，一些批评家又主张回到传统，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出发，“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然而，中国传统文论批评产生、发展乃至兴旺的特定文化语境和主要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那种零散的、感悟式的、诗性而非理性的批评话语，显然无法用以阐释当今繁复多样的文学现象。因此，要实现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及“重建”的任务，就必须正视两种现实：一是适应中国现代化改革发展和激扬着人的创造精神的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现状；二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批评在不断借鉴西方文论，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型过程中创造积淀下来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真能正视这些现实，那么，营构批评家应有的理论体系，真正有效的途径是整合，是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基础上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可以用来阐释、批评、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很好地融合起来。
其实，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不少批评个案已证明，批评家自身理论体系的成功建构，还得益于一种宽广胸怀的整合和包融。20世纪初，较早自觉地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先生，就曾因简单借用叔本华、康德观点而面对中国文学实际时显出批评的尴尬。比如，他在《〈红搂梦〉评论》中，就忽视了中国文学的自身特点，简单套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中国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不存在的错误结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简单移植西方文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文学实际的一次教训和警示。此后，他在写《人间词话》时就抛弃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批评话语范式，而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话、词话形式与西方文论的新观念、新方法融汇、整合，营构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如他“摄取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意象’说与艺术‘理念’说，结合传统诗论中的‘意象’、‘形神’、‘兴趣’、‘神韵’、‘自然’，以至笔情墨趣、文趣诸说，加以变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境界’（意境）说”[4]。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五四新文学革命伊始，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放眼西方。批评者大都操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列文论的批评话语，较少有人从中西文论的整合出发去建构自身的批评理论。真正继承王国维的理论营构之法，很好地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加以融汇整合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的，当属钱钟书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现代学人，从文学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通过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参照、交渗、融合，写下了既富有民族特色，又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堪与世界文学批评理论对话的文论名著——《谈艺录》。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钱钟书先生堪称自觉构建自身批评理论、实践学理化批评的典范。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热闹的批评文坛上，能够留给后世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成果，诸如郑元者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蓝华增的《意境论》、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顾祖钊的《艺术至境论》等，都具有共同的特点：用世界的眼光、宽容的心态，做中国的学问，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都体现了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其次，要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还应保持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独立规范，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批评话语具有不同于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品格。文学作为一种个人的、感性的、尊重自由想象的话语形式，它以感觉的整体含纳、多义而陌生的修辞及复杂的美学结构，挣脱了理性秩序的控制。在“中心”和“主题”之外留下了自己的自由空间，在主流话语的“大叙事”之外留下了诗人独语的“边缘叙事”，从而使自己不仅具有抗拒意识形态专制的本能，而且其自身也生就了一种“解构”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独立个性。因此，文学批评就必须尊重自己的对象，保持批评话语的独立规范，不能把自己淹没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提出文学批评应保持自身的独立规范，更重要的还是来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刻教训中生出的对“政治无意识”的担忧，惟恐它在新世纪里再次蹂躏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把以沉痛代价换来的学理化文学批评断送掉。
中国20世纪的文学批评，较多时间里是笼罩在政治批评的氛围中，因为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基于这种理论的误导，再加上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入仕情结”的驱使，常使我们的文学批评者在面对权力与学术、政治与文学的选择时，较多的倾向于前者，从而形成了文学批评者的“政治无意识”。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和运动文学、歌颂化和暴露禁忌、理性化与泯灭自我这样三尢痼疾”[5]，这是很有见地的。产生痼疾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政治模式的文学批评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的批评工作者未能坚持文学批评的学理化独立规范，这正是“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定势使然！
应该说，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们的文学批评获得了一个世纪来从未有过的最自由、最活跃、最学理化的发展。然而，一有时机，政治化的批评马上就能抢到话语权。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90年代初文坛上再次刮起的政治批判之风吧！风之起，还源于“政治无意识”的强力驱使。由此，我不由想到了中国文艺界那位长期奉行“左”的路线，伤害了不少同志，而自己又在“文革”中反遭“左”的路线迫害的领导人物周扬。他复出之后，痛定思痛，对“左”的路线的危害性及顽固性有着痛彻心肺的体认。即使在80年代初，时任中宣部长的领导同志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并对周扬的一些看法提出批评时，他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文艺方面“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直到死，他也未曾动摇，其生命最后十年的价值，最重要的也在于他一直擎着反“左”的大旗[6]。周扬的经历，应当引起我们的深长思考。
当然，我们强调学理化的批评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规范，防止政治化批评的倾向，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可以脱离一定的政治。一定的政治，总是影响着它赖以存在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文学批评及作家、批评家。但文学与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特性要求，形成了自己不依政治演变轨道而行的运作规律。文学关注人，关注人生，政治会在“人”身上和“人生”描写中影响到文学，但必须是化入到“人”的生命和“人生”流程之中了。文学和文学批评并不直接向政治负责，向政治做出承诺，对人的负责，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承担的责任。像高行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政治对文学的一次公开亵渎，必然引起批评界的哗然。所以，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防止政治化倾向。
再者，要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规范，还必须警惕大众传播的炒作，力避批评的传媒化。文学批评的传媒化，就是批评违背了自身的学理化规范，不以探求文学的审美特性及独立的社会功能为己任，而变成了实现其它功利目的的手段和媒介。批评的传媒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商品化倾向与空前活跃的大众传媒交媾的必然产儿，它具有媚俗惑众的广阔市场，对学理化的严肃的文学批评有着巨大的冲击和消解力量。回想20世纪末的批评，我们都能清晰地记得文坛上五花八门的媒体炒作方式：有媒体与批评者的合谋联袂表演，我搭台，你唱戏，意在为我的刊物促销，为我制造的文学“热点”作广告，而不管刊物的质量，不论“热点”的价值；有作家与批评者的合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了正常的朋友之情，一个做了变相的行贿者，一个成了变相的受贿人；有的批评者做起“文化经纪人”，利用便利条件，一门心思对他的服务对象进行包装、策划；有的批评者为了赢得名声，甚至上演子虚乌有的“双簧戏”以制造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这些在金钱直接驱动下的商业化、广告化的文学批评，使一些伪劣作品借媒介的宣传而欺世盗名，不少优秀作品却沉没无闻，寂寞地等待着时间来检验和发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日益渗透和制约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生活面前，在现代传媒手段（尤其是网络系统）快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信息时代，要真正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保持学理化品格规范，就必须防止媒体炒作，警惕批评的传媒化。
二、倡导文学批评的多样化
倡导文学批评的多样化，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文学批评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一切文学现象。围绕文学创作这个中心，每一位批评者都必然更多地关注创作的结晶——文本，文本阐释应当是文学批评的基点和重点。然而，文学文本作为作家个人的、感性的、充满自由想象的话语创造形式，总是因了作家创作个性千差万别而显得异彩纷呈，各不相同；况且，文本的“召唤结构”（伊塞尔语）所包含的“意义”空白和“含义”不确定，又“召唤”着批评者以自己的参与和创造促成文本深层意义的发掘和实现。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学现象，具有不同理论修养、知识结构和艺术才情的众多批评家，就必然会形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批评局面。批评的多样化，是批评对象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的要求，是文学批评自身规律的反映。
同时，全球化进程的文化背景也呼唤文学批评的多样化。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促使各民族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愈加自觉和强烈，也加深了地球人类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因而生长于不同民族文学土壤中的众多文学批评理论也便成了人类共同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文学批评的操作平台。中国文学批评惟有选择多样化，才能取得全球化语境下的对话条件和共同话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又充满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冲突。“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全球扩张，这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以开放的热情所向往的走向世界的“全球化”存在着差距，于是边缘化、本土化、民族化又被加强了，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全球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文学和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比如，比较文学理论家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学研究自身演变规律及趋势，决定了文学研究必然循着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的逻辑发展。而“总体文学”则是一个超越民族主义，具有学术上的宽容态度和开阔胸怀的文化多元性的开放性概念，总体文学的特性正好适应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沟通的时代需求，它同样呼唤着文学批评的多样化。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言，“比较文学向总体研究发展”的趋势，就要求文学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多种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较和阐释”，从而使“各民族文学的特点更加得到彰显，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特色也将得到更深的发掘和显出其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7]。
基于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多样化起码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是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与一定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相联系，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过程，既是对一种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的实践检验，又是对这一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因此，文学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也体现了文学观念及批评理论的多样化。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方法比较少，而且还不具有自觉的批评方法意识。进入近代，尤其是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批评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觉醒了，并开始注意吸收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批评方法的空前多样化局面。只可惜这种大好局面未能持久。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隔断了中西对话，消解了批评方法的多样化，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实际是庸俗社会学）成为独霸文坛的惟一方法，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进入8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新格局，带来了文学批评的空前活跃与繁荣。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终于在20世纪末汇入了这个“批评的时代”潮流，也为新世纪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当然，我们在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时，还必须看到，各种批评方法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批评视角和具体的适用对象，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我们在批评实践中，正是借助于多样化的批评方法的运用，使他们互渗互补、扬长避短，从而真正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促进文学的繁荣。
其二是批评主体类型的多样化。文学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拥有最广大的接受大众，即使在现代传媒极大地冲击着语言艺术的今天，我仍认为文学有着比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样式更易于为人民大众接受的优势。因此，热爱文学、解读文学、进而评论文学的人就格外多，且对文学的解读和评论又最能引起交流的兴趣和广泛的共鸣，再加上批评者之间的“代沟”和区域差异，这就必然造成批评主体类型的多样化、复杂化。如果文坛上出现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家，他们以不同的感悟方式、不同的话语形式传达着各具特色的多样文学批评声音，那么，此时的文坛就不单有批评的繁荣局面，也肯定有文学创作的兴盛景象。20世纪末，中国文学批评者队伍已基本形成了如蒂博代所提及的三大类型：即以报刊文学记者为主体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或称“学院批评”）和以作家为主体的“大师的批评”（或称“作家的批评”）。虽然这样的概括未必科学，但这三种类型的批评主体的确存在，他们由于各自职业特点、操作方式、文学修养、审美感知等差异而形成的三种批评的分化与并存，无疑为完善当代批评格局积淀了一定的基础，为创造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繁荣作了前期准备。
其三是批评声音的多样化。健康发展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多种声音并存的“百家争鸣”局面。因为只有通过多种不同批评意见的相互碰撞和争鸣、相互补充与共振，才能获得对批评对象的更全面、更丰富、更多层次的解读和更公正、更准确的评价。为此，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起码应做到两点：一、继续努力创造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宽松社会环境，保证批评家能够在心无余悸的精神状态下潜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孜孜以求，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二、文学批评要彻底摈弃非此即彼、绝对斗争的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采取一种宽容、对话、综合、平等的多元共存的思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习惯于一家独尊的排他性批评，容不得不同意见，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多种文化的合理成分，因而挫伤了不少作家和批评家，也埋没了一些文学新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原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不同意见平等对话的多元共存。比如，从近年文坛上对较有影响的作家贾平凹、莫言、张承志等不少人的评价中，都可以听到多种不同声音。不少的文学刊物上，都以活泼的栏目辟出作家或作品的“评论小辑”，让不同的意见直接碰撞。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走进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殿堂。
其四是批评文体的多样化。文学批评文章是理论性的，但未必都是结构严谨、洋洋洒洒的规范性论文，应该是能够体现批评家个人独特表达方式，适应不同的具体批评对象，满足各种层次的接受者阅读兴趣的多样化文体，诸如书信、点评、诗话、随笔、日记、对话、序跋等等。多样化的批评文体，不仅给文坛带来生气和活力，而且还可以因为文体的独特而带给人们某些规范性论文无法传达或不便传达的独特感悟。正如《彼岸星空——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主编金惠敏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等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它可以“培养一个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读”[8]。因此，多样化批评文体的出现，应当成为新世纪文学批评展示给接受大众的一道多彩的风景线。
三、力戒批评的意气化
批评的意气化是主体批评态度不端正的体现，也是其人格修养的外化。一位批评者，如果缺少必要的人格修养，没有冷静客观的批评态度，就容易为某种个人欲望所驱使。从而违背学理化批评的规范，不顾批评对象的实际，意气用事，把批评变成个人实现某种非文学功利的手段，损害批评应有的学理化品格及社会信誉。因此，在经济利益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话语空间更加自由、广阔的社会条件下，要保证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批评家必须保持应有的人格操守，坚守学理化批评的阵地，力戒意气化批评的侵入。
批评的意气化，历来的批评中都出现过。鲁迅先生曾批判过的“捧杀”与“骂杀”，就是批评者意气用事的表现。从近年来的批评现状看，意气化批评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其一，心为名缰所缚，或以制造“热点”扬名，或以抢占话语权扬名。因此，为达目的，就可不顾事实，横下一条心，专行逆风船，专拣名家大腕“宰”，专对文坛唱反调，一副“不得留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的作派。想一想近几年敢在文坛上对鲁迅、老舍说“不”而颇负“盛名”的王朔同志，以及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献上两份“悼词”的葛红兵博士，就可以看清这种意气化批评的实质，除了为批评者留“名”，于文学何益呢？还有那本留给文坛颇多思考的《十批判书》，也同样以意气化的武断批评，为自己获取了“名”。所以，孟繁华先生在肯定其对“甜蜜批评”起到反拨作用的同时，又严肃地指出其批评态度的主观臆断性：“他们先预设了一个虚假的目标，然后再集体发动攻势，也就是说他们先把这些作家命名为‘经典’，‘获取了不当声名’，然后才发动‘骂战’的”，“他们在充分表现自己的同时，也制造了一起试图引起轰动的奇观”[9]。这样的事件，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上，恐怕真的值得我们记载下来，传递下去，以鉴后人，特别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树起最鲜活的警示牌：力戒批评的意气化。
其二，出于怨恨心理，把文学批评变成泄私愤、进行个人攻击的手段。文学批评，应当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平等对话方式，在这一“平台”之上，大家尽可以用一种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倘若因为个人一己之恩怨，为报一时一事甚或一句话而结下的“冤仇”，那么，文学批评就可能变成冷嘲热讽、杀气腾腾、黑白不分、尖酸刻薄的个人攻击，就会丧失批评应有的公正和客观，就会损害作家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大概我们都能清晰地记得20世纪最后10年里，“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人文精神大讨论[11]，以及引起轰动的“马桥风波”。其实，这两次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搀入了某些批评家或作家的意气化成份，或多或少地损减了批评的价值。
人文精神讨论起始，王晓明等人因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中批评了“王朔现象”，引起王朔的反驳和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情绪化批评，并引发他与王彬彬之间针锋相对、言辞激烈的论争。其实，王朔、王蒙的发言，都并非出于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心，而是一种发自怨气的反驳，成了这场讨论中不太和谐的声音。“马桥风波”始终带有情绪色彩。张颐武向《马桥辞典》发难，大概缘于韩少功对“后现代”的指责。韩少功为洗清自己，最后诉诸法律，这不能让对手心悦诚服地接受。所以，南京的十位艺术家才以更大的怨气，更执拗的脾性向世人喊：“我仍这样说，《马桥辞典》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我仍这样说，《马桥辞典》尽管广告满天飞，但仍不入流品。”[11]“马桥风波”只能如此平息了。但愿这是留给文坛的“惟一”特例。此后，“马桥风波”不会再来了。
其三，为金钱驱使，报人以文，把文学批评变成一笔赚钱的买卖。有的人为使自己的作品或刊物赢得市场，运用商品广告的操作方式，以首发式、研讨会等形式，广邀文友捧场，一场觥筹交错之后，自有礼品和红包赠送。俗话言，“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应邀出场者心领神会，自当报人以文。于是，批评者应有的良知丧失了，批评的学理化原则放弃了。自然，这样的交易一律是暗箱操作，个中的详情和意味，“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们只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所累，不为所动，以平常的心态去承担文学批评严肃而崇高的使命。因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会面临着物欲及金钱的更严峻的挑战！
收稿日期：200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