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新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3)05-0003-05
晚商至西周时期出土文物上的占筮数字，即筮数或“数字卦”，近年已成为易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我曾在小著《周易经传溯源》及一些论文里试作讨论[1]（第127-173页）[2]（第390-396页）。最近考古学界在田野考古工作领域又有若干重要实例发现，有助于种种疑难的探讨。为此，本人特撰此文，就近期的考古发现做一探讨，与大家商榷。
一 长安西仁村陶拍——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
首先谈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即2001年在陕西长安县西仁村获得的有字陶拍。[3]据报导，出陶拍的遗址在村北约2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见有多处西周窑址。有字陶拍系于调查时采集，共4件，编号CHX采集1-4。其中采集：3拍柄刻一“六”字，是否筮数不能确定，采集：4柄部刻一字，更不似数字，在此均置不论。
要讨论的，一件是采集：2。这是蕈形陶拍，柄端略损，残高8厘米。[3]以拍面朝上，可见柄部刻有文字一周。其中间刻一纵线，并有箭头形标识，指出了文字环读的走向(或以为是“戈”字，是不对的)。
由纵线顺箭头方向环读，共有四组筮数，两组纵刻，两组因拍柄有凹穴而横刻，依次序为：
八八六八一八
八一六六六六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一一
每组字的排序可按“六”字的方向决定。最末一组最下面的一字原缺，但看残损的大小，只能补以“一”字。
这四组筮数，数字以“一”为最多，其次为“六”、“八”。我曾经指出，当时筮数反映出有两种揲蓍法并存，揲蓍法甲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揲蓍法乙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1]（第170页）陶拍筮数的揲蓍法显然是乙种，与过去陕西沣西、扶风的卜骨，淳化的陶罐所记筮数相同。
依照奇阳偶阴的原则，将上述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四组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
再看采集：1，是同形的蕈形陶拍，完整，高10.5厘米。[3]以拍面朝上，柄部纵刻筮数两行，按自右迄左次序为：
六一六一六一
一六一六一六
这两组筮数，无疑也属于揲蓍法乙。仍转化为《周易》卦爻，即既济、未济二卦。
从易学的观点来讲，这样的发现应当说是惊人的。
熟悉《周易》卦序的人们都会感觉到，两件陶拍上的筮数，转化为《周易》的卦，全然与传世《周易》卦序相合。师、比、小畜、履四卦是《周易》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二卦，是《周易》第六十三、六十四卦。这样的顺序排列，很难说出于偶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师、比、小畜、履四卦在上经十八卦中自成一组。师与比互覆，为五阴一阳之卦，小畜、履互覆，为五阳一阴之卦。既济、未济也是互覆，为三阳三阴之卦，在下经十八卦末自成一组。[4]这进一步表明，陶拍上的筮数不是偶然的巧合。
陶拍本来是陶窑遗址中常见之物，在陶拍上刻筮数则系初见，这和殷墟出土的陶范、磨石上有筮数一样，是罕有的现象。这种筮数，有的可能是当时占筮的记录，但陶拍上的，如果说是实际占筮所得，几率就太小了。揣想筮数采集：2上的“八八六八一八”师卦是实占结果，其余则是依《周易》续配，因为实占如此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所论，可以推导出以下几点：
第一，由“六”、“八”同用为阴爻，证明把筮数依奇阳偶阴的原则转化为卦爻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也表示，当时已将占筮揲蓍所得不同的数字划分为奇偶两类，不管有无卦画，在实质上已具备同样的观念。
第二，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换句话说，传本《周易》那时业已存在。
第三，由两陶拍分列师至履四卦、既济与未济两卦，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这已经超越一般的占筮行为，而是易学的思维。
总之，长安西仁村陶拍所体现的，乃是已有一定发展的易学。过去我们论述周昭王时的中方鼎所记筮数[1]（第153-160页），指出用《周易》解释十分契合，并说明其间如何观象及运用卦变，其易学的水准正可与陶拍所示相埒。今后，我们应从这一点出发，更好地深入分析和评价一些出土筮数。至于在陶拍上刻字之人，是富于学识的隐土，还是遭遇忧患的学者，只有请大家去想像了。
二 扶风齐家村卜骨
陕西扶风齐家村在周原遗址内，曾多次发现西周有字甲骨[5]。这里要谈的，是2002年在齐家村北H90出土的一片卜骨[6][7]。2003年1月末，我因观察眉县新出青铜器到陕西，在西安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曹玮先生示以卜骨放大照片，得以辨出若干难识文字，于此志谢。
H90共出土卜骨13片，但刻有文字的只有其中H90:79一片。这是一版右胛骨的中部左侧部分。依照西周卜骨的惯例，骨扇端朝上而骨臼端向下，这是从残存部分的形状能够辨别的。
卜骨侧缘经过削错，可见三处用钻子钻成的圆钻，钻中略偏刻一窄凿，于其旁施灼成兆。在这三处钻凿以外，上方折断处还有一处较小的钻凿，当不属于同组。
与上述三处钻凿相对应，在骨面上横刻有三条筮数和卜辞。自下而上，顺序为：
翌日甲寅其商，甶瘳。
八七五六八七
其祷，甶又（有）瘳。
八六七六八八
我既商，祷，甶又（有）。
八七六八六七
在卜辞内有几个字，需要说明。
一个是“商”字，此字上部的“辛”被简作“干”形，殷末至西周金文常见[8]（第131-132页），但又省去方框下的两斜笔，加之中间的“口”上面横笔刻长了一些，以致不易释出。“商”在此应读为音近的“禳”。
“甶”即“思”字，或写作“斯”[9]，虚词，意近于“尚”。
“瘳”字下从“羽”字形，与殷墟甲骨《甲骨文合集》13861相同。“羽”形的字，过去或释“羽”或“彗”，实是“翏”的初文，在殷墟甲骨多见，不少当读为“瘳”，例如《殷虚书契前编》6,17,7“旬亡祟。王疾首，中日羽（瘳）”，是讲王的头部疾病到中午而愈。《合集》698“侑妣庚，有羽（瘳）。其侑于妣庚，亡其羽（瘳）。”“有瘳”见《庄子·人间世》，“无瘳”见《左传》昭七年。
“羽”形字即“翏”，还可从一些甲骨文字的构形证明。如《合集》353从“羽”形从“肉”的字，可释为“膠”；《合集》3406从“羽”形从“系”的字，可释为“缪”，二字均见《说文》。
“祷”字所从的右半偏旁，书写稍草，细看并不是“申”，而是“
”。读释了以上各字，辞意便明畅了。卜辞先卜问次日甲寅是否举行除灾避邪的“禳”祭，疾病即可痊愈，其次问是否进行祷祝，即可告痊，最后又问是否在“禳”祭以后，再加上祷祝，才能使疾病痊可。大家知道，《周礼·大卜》有“八命”，其“八曰瘳”，所以卜问疾病的痊愈是占卜中最常有的事项之一，这一卜骨正是实例。
至于在卜骨上刻有相应的筮数，是由于当时占问祸福往往以卜、筮并用，如《周礼·筮人》郑注讲的“当用卜者先筮之”，为了参照，将筮数记在有关卜兆旁边[1]（第136页）。
这片卜骨上的筮数，“五”一见，“六”五见，“七”五见而“八”七见，这属于前面谈过的揲蓍法甲。我曾指出，过去扶风卜骨所见筮数，如扶齐采：108，是用揲蓍法乙，这次新发现则不相同。
三个筮数，如转化为《周易》的卦，依次为随、小畜、鼎，可以确定都是实占。
三
房山镇江营卜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1986至1990年在北京房山区镇江营进行发掘，报告见该所编著的《镇江营与塔照》一书。书中收有有字卜骨一片，编号FZT0226⑥，出自西周燕文化地层，年代相当西周中期偏晚[10]（见文献[10]图二六六、图版壹佰叁拾肆，3、壹佰零捌，2、3）。承该所各先生惠助，我曾就原件做过仔细观察。
这是一版牛右胛骨，经过程度很大的切削改制。仍以骨臼端朝下，骨扇的边缘被切掉，骨脊和边缘最厚的部分被削平，使全片略呈斜三角形。骨臼由于折损，已经不见，估计也做过较大的处理。反面靠近骨颈地方有两个圆钻，仅存一半，但可见钻内一侧有窄凿，与上述扶风齐家村卜骨形似。正面上右端断折处有另一浅钻。卜骨残长13.1厘米，最宽处9.5厘米。
西周卜骨扇部正面有钻的，曾见于扶风齐家村T23:2。[11]（见文献[11]图一○、图版肆，4）
在镇江营这片卜骨正面钻的左下方，刻有小如粟米的两条筮数：
六六六六七七
七六八六五八
转写为《周易》的卦，可理解为临之蒙，系三爻变。所用揲蓍法是甲种。
在讨论周原所出西周甲骨时，多以为字迹微小的早，而疏大的晚，现在镇江营的这一例，说明这种微刻的传统留存到相当迟的年代。镇江营卜骨的修治切削，接近扶风齐家村采：108卜骨[5]（第154-155页），后者文字便有小有大，可见镇江营卜骨并非早期的遗留。
镇江营卜骨筮数中的“七七”，中央竖笔连贯，这一写法也见于周原岐山风雏的卜甲H11:91[5]（第67页），是周朝与诸侯国燕在文化上密切相关的明显证据。
收稿日期：2003-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