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特殊作用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华侨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以历史为线索，按照国际国内形势，把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华侨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尽最大的力量支援抗日战争，从而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指出了华侨在中国抗战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筹赈总会 归国服务团 输财助战 团结抗战 国民外交 统一战线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一个老题目。多年来，国内外史学工作者对这个题目作了许多研究，写了不少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想在先驱们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和视野，谈谈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特殊作用与特殊贡献。目的是为了歌颂海外侨胞在祖国危难时期立下的历史功勋，进一步发扬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激励后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华侨身居异国他乡，所处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条件都和国内不同。因此，他们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的方式方法，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和国内同胞不一样。他们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
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看作是威胁它的统治地位的主要危险，因而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步步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而把力量集中在反共内战上，致使中华民族走上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面对这种危险局面，海外侨胞忧心如焚，四处奔走，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反共内战，和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几天，缅甸、新加坡的华侨总商会就先后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息内争，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急。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侨胞们闻讯后，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声援十九路军的电报如雪片般从海外飞来，希望十九路军“坚持到底”，“决不后退”。当十九路军打了胜仗的消息传到海外，华侨社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以示庆祝。为了鼓舞十九路军多打胜仗，侨胞们寄来了大批款项、物资，以示慰劳。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国民党当局与侵略者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华北自治”。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引起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怒。南洋、北美等地许多华侨团体纷纷给国民党当局拍来电报，指出这两个协定是“亡国协定”，海外华侨决不承认①；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的领袖们如不抗日，“可以下野”②，“勿误国家”③。
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军无条件地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个宣言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说“几年以来，各方面爱国人士，都提出了许多救亡图存的方案……不曾有一种主张比这宣言中提出的更实际而具体的，更足以代表目前全国人民最广大而深刻的要求的；全民族的真诚觉悟以及救亡图存的方针，也没有像这宣言中表现得如此之深沉而正确。”④正在莫斯科过流亡生活的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领方振武看了宣言，“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⑤。他向美国侨胞的讲演中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侨胞的赞赏。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华侨社会中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欧洲、北美、南洋各国的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游行示威，誓作北平学生的坚强后盾。侨胞们认为：“在此国破家亡千钧一发之秋”，青年学生继承“五四”、“五卅”的革命精神，“作民意先锋”，“足见人心未死，众志成城，中国虽有亡国之政府，实有不愿亡国的人民”，海外华侨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的重任，“亡国之危机一日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⑥侨胞对一二九运动的态度既是对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强有力支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从此以后，华侨的救亡运动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华侨社会逐步消除了党派帮会的门户之见，联合起来，共赴国难。
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引起了广大华侨的极大关注。他们说：“西安之举，国命所系”⑦，必须妥善解决。怎样解决才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旅德侨胞提出了三项建议：“(1)应站在中国前途的方法去进行谈判；(2)反对任何内战；(3)仍然努力联合战线。”⑧不论从过去还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这三项建议都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它反映了侨胞们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不但反映了广大侨胞的要求，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当蒋介石答应了张、杨二位将军提出的联共抗日的条件而获得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侨胞们深感欣慰。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海外华侨救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督促国民党当局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为此，侨胞们一方面严肃地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一切抗日要求和举动。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促使国民党当局改变态度和政策。众所周知，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自己不抗日，也不准人民抗日。国民党当局曾公开扬言：“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许多仁人志士就是国为要求抗日被国民党当局投进监狱，甚至杀害的。所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求抗日是有危险的。华侨由于身居海外，国民党当局对其鞭长莫及，言行相对自由些，所以敢于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祸国殃民政策，甚至公开提出：如果你们不抗日，可以下台！这种言论自由，当时国内同胞是不可能有的。后来，国民党当局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和态度，无疑有华侨的贡献。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借口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侨胞认为：在中华民族存亡灭绝的生死关头，“凡属炎黄的子孙，当奋勇共赴国难”，并应为此作出任何重大牺牲⑨。所以，侨胞们自觉地承担了救国的重任，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己之所能，支援抗战，参加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支援和参加抗战的方式主要是：
第一，发挥经济优势，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观念，就是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华侨都很有钱。个别人甚至认为：华侨都是资本家。这些认识是不正确的。但也应承认，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总体说来，华侨的经济条件较国内人民优裕些。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很苦，综合国力很弱，否则，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小国就不敢冒然侵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约有1100万，其中20%侨居在欧洲、北美等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0%侨居在南洋，即现今东南亚各国。东南亚国家当时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但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或者是给欧洲殖民主义者打工，或者是经营小商小贩，从事自由职业，绝大多数都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阶层。少数人经过多年奋斗，经营有方，成了资本家。这是海外华侨的基本情况。但即使靠打工、做小商贩、或从事自由职业，其经济收入也较国内同类人好些，否则，他们就不会漂洋过海，流浪到异国他乡去谋生了。由于华侨的经济条件总体上较国内人民优裕些，所以在国难当头，首先就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
为了发动广大侨胞输财助战，各国华侨社会由一些爱国侨领发起，成立了许多名称不一，但目标相同的华侨抗日团体，如“筹赈总会”、“救济总会”，等等，总会之下设立分会，统一管理和组织华侨的抗日宣传、捐献、服务等爱国活动。各地筹赈总会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侨胞们踊跃进行义捐，购买公债和债券，献金义卖等活动，筹集了一笔又一笔巨款，汇回祖国，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资料统计，抗战8年，华侨捐款共达13.2亿元⑩；1937～1942年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11)，其中国民党政府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侨胞认购了半数以上(12)。此外，抗战期间，侨胞汇回祖国的赡家费约95亿元以上(13)。这些巨款，不但补充了抗战军费的巨额消耗，而且对稳定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制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1939年国民党政府全年的战费是18亿元，而当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就有13.3亿元。诚然，侨汇是要归还给侨眷的，但支付时多是折算成国民党的“法币”，对于外汇紧缺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重大的输血。
还应指出，按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救国公债条例》的规定：“本公债自战事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二十年还清”(14)。但是，由于战后法币严重贬值，国民党政府又忙于打内战，国库空虚，根本无力偿还，侨胞购置的公债和债券成了一张废纸，本是有偿债券变成了无偿的义捐。
华侨对抗战的经济支持还有大量战争迫切需要而国内又未能生产的军用物资，例如飞机、坦克、汽车、药品等等，其数量之多，也是令人惊羡的。据统计，在抗战头3年，侨胞捐献的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汽车1000余辆(15)，医药、衣物等物品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16)。这些物资缓解了战时国内紧缺物资的需要，增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
此外，抗战期间，广大侨胞还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要求，踊跃回国投资，开发西南、西北的资源，生产矿物、药品、食糖等战时急需物资。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华侨在西南的投资约有2500万美元(17)。
第二，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正确立场，政治上维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海外华侨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深切地感受到坚持民族大团结，尤其是坚持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是坚持抗战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团结，也就不可能有抗战。因此，海外侨胞坚决反对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分裂事件。他们说：“分裂，即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谁希图分裂团结，即谁为国家、民族之罪人。”(18)“苟有敢破坏统一，资敌以离间国共合作抗日，甘为民族罪人者，我一千一百万华侨，当认之为不共戴天之敌，与世共弃之。”(19)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他们从狭隘的阶级私利出发，不顾抗战大局，一面高喊抗日，一面又要反共，在国共两党之间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蒋介石说：“抗战要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20)。国民党当局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先后两次掀起反共高潮，使抗日战争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广大华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错误政策。1939年夏，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事件时，越南华侨归国服务团就致电蒋介石和林森，严厉地斥责那些不明大义、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败类。1940年4月，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慰劳团在重庆活动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正在策划新的反共高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要不断地向陈嘉庚灌输反共言论，企图拉拢广大华侨和他们一道反共。陈嘉庚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回答说：“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缩减。”(21)但是，被反共仇恨热昏了头脑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中国共产党人和华侨代表的忠告，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世界各地数百个华侨救亡团体和爱国侨领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林森，严厉谴责他们不顾抗战救国大局，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行为，驳斥他们对新四军的中伤和诬蔑，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给新四军的错误命令，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以慰侨望。与此同时，他们也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希望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立场，对侨胞们在这关键时刻能够“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22)
按照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的揭露：“皖南事变”“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23)后来，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仍有许多波折，但这种“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毕竟没有发生。阻止国民党当局分裂国共合作的因素很多，其中海外侨胞在“皖南事变”和在此前后接连发生的国共两党磨擦事件中，一贯采取维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统一战线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孙中山时代，华侨与国民党就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华侨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使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时，不能不认真考虑华侨的立场和态度。
第三，发挥海外侨胞的技术优势，以先进技术力量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在经济落后的同时，科学技术文化也落后，当时国内不但不能生产飞机、坦克、装甲车、汽车、机关枪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只能依赖国外进口，而且由于人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进口的武器装备懂得使用和修理的人也不多。因此，迫切需要大批懂科学、懂技术和有文化的人才来为战争服务。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侨胞，出于谋生的需要，或者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或者到外国人经营的现代化工厂打工，因而学到了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国内同胞不可能具有的科学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许多华侨社团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在华侨社会中把各类技术人才分别组织起来，回国回乡，奔向抗日前线，以科学技术为抗战服务。
这里应该着重讲讲华侨机工和华侨空勤人员的情况。这两类人员不但在战争中表现突出，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忱也长期为人们所赞颂。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滇越铁路被封闭，国际援华物资主要靠滇缅公路运输。滇缅公路是适应战争需要于1938年突击抢修出来的一条新路。公路沿线多是高山峻岭，地势险恶崎岖，加之路基未固，在这条线路上行车，常常险象环生，要求驾驶员要有娴熟的技术。但当时的中国，会开车的人本就不多，熟练司机更少。为了保证军事物资的运输，国民党当局有关负责人致书陈嘉庚，请求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聘。广大侨胞热烈响应祖国的召唤，踊跃前来应聘，经过挑选，共招聘到3200多人。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的机工自动组团回国服务，故华侨机工占了在滇缅公路上服务机工的一半以上，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从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经滇缅公路输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多达45.2万吨，平均每日在300吨以上。由于运输效率高，故在这条线路上工作的机工被人们誉为“神行太保”。
与地上“神行太保”齐名的还有飞翔在祖国蓝天的“空中英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归侨。早在1931年10月，侨居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华侨就主动筹建“华侨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空勤人员。该校的宗旨是：“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对内为发展航空事业，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战。”(24)这所学校仅仅经过两个月的筹办就举行开学典礼，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培养出第一批飞行员。继波特兰市之后，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等城市以及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华侨也先后创立了航空学校或航空研究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航空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华侨飞行员都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航空力量得到了加强。在广东空军中，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全国歼击机的飞行员中华侨占了3/4。由于华侨飞行员在抗战中功勋卓著，故被人们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25)。
此外，还有许多懂得医疗技术的华侨，他们自愿组织医疗队、带着医药设备回国服务。侨胞们亲临前线或深入敌后抢救伤员和受难同胞，送医送药，免费为群众服务。
总之，海外华侨拥有科学技术的优势，凭着这些优势在国外找到了待遇较为优厚的职业，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但当祖国有难时，他们挺身而出，毫不犹疑地放弃这些优厚待遇，把科学技术、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献给了祖国。
第四，发挥国际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国民外交，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
由于华侨长期与侨居国人民生活、学习、劳动在一起，彼此了解，互相帮助，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与侨居国各方面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种广泛的国际联系也是华侨的一种优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抗日团体采用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创办刊物，进行街头演出和演讲，举办图片展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揭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关系，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保卫世界和平。海外华侨还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1937年九国会议开会期间，欧洲各国华侨抗日团体派出代表组成请愿团，向与会国家的首脑进行请愿，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裁侵略者，表示中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誓死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意愿。在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中，各地华侨代表还广泛地走访政治家、商人、学者、教会领袖等社会名流，希望他们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或推动本国政府援助中国抗战。
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与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得到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欧洲、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为了援助中国抗战，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在反日援华联合组织的带领下，欧洲、北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节衣缩食支援中国抗日的“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运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不但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同时也在外交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孤立了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三
1941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者执行“南进”政策，把侵略矛头指向南洋各国。在日本侵略军的攻势作战面前，驻守南洋各国的英、美、荷等国的军队纷纷投降，短短几个月时间，日军便占领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东印度等南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由于华侨积极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日，日军进攻南洋时又主动组织义勇军协助盟军作战，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华侨看作是眼中钉，日军侵占南洋以后，把华侨宣布为“敌国侨民”，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的压迫和迫害，经济上实行疯狂的掠夺。从此，南洋华侨的命运急剧恶化。但是华侨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并没有动摇。他们虽然无法像过去那样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支援中国抗战，但仍然关注着祖国抗战的前途，并尽可能地给予支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和当地人民结合或者单独组织抗日武装，配合盟军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华侨在南洋坚持抗日斗争，打击和牵制了大批日本侵略军，不但保卫了侨居国，也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华侨在南洋各国的抗日武装，往往是南洋各国抗日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武装，因而也是日本侵略者最害怕的武装力量。他们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战略战术灵活多样，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使侵略者害怕。例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都是南洋各国沦陷以后，以华侨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初成立时称为“四十八支队”，意思是把中国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编在一起，以新四军和八路军作为榜样。该支队初建时只有52人，3个月后发展到78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很强，经常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偷袭，伏击，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溃不成军。日本侵略军为了报复，调集了5000多人的兵力对它进行“扫荡”，妄图一举歼灭。但华侨游击支队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日军周旋，在自己无一伤亡的情况下突破了日军的重围。到日本投降前夕，该支队已发展成一支拥有700多人的部队，在抢救国际友人和解放马尼拉的战斗中都立下了重要功勋，受到盟军的嘉奖。
在南洋华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同时，美洲各国的华侨则仍然一如既往，继续以财力、物力和技术支援祖国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总而言之，在挽救祖国危亡的伟大斗争中，海外华侨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受到祖国各族人民的称赞。有人说：“抗战救华夏，华侨建殊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注释：
①②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46册。
④《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
⑤《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⑥《旅法同胞之反帝呼声》，《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340页。
⑦《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8日。
⑧《救国时报》1937年2月5日。
⑨《华侨月刊》第2卷第11号，第12页。
⑩《华侨革命史》（下），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705～706页。
(11)《华声报》，1985年8月20日。
(12)《华侨革命史》（下），第686页。
(13)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14)《输捐救国》（战争丛刊第三种），战争丛刊社1937年版，第39页。
(15)《华声报》，1985年8月20日。
(16)陈树人：《四年来的华侨爱国运动》，《现代华侨》第1卷，第8期，第8页。
(17)根据1941年4月中美平准基金会签订的汇价折算而成。
(18)陆诒：《华侨在缅甸》，《新华日报》1941年1月3日。
(19)《请听侨胞的呼声》，《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7日。
(20)(2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91、191页。
(22)《新中华报》，1941年3月20日。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1、772页。
(24)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671页。
(25)《现代华侨》第2卷，第5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