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仲舒“独尊儒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儒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和认识论基础。理论来自于实践，然却高于实践，对实践活动产生指导和影响作用，而且，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越大，说明该理论的实践价值越大。当然，这种理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作用有时会跨越时空的界限，以对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产生作用。二千余年前，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亦是这样，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整整影响了汉以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日仍有思想残余。而且，在今天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许多学者还在苦苦研究，以挖掘它的精华，为当今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本文拟就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及其它的基本内容和“独尊儒术”的意义、影响，作一简要述评。
“独尊儒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独尊儒术”产生的社会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权威的衰败，“周礼”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而对社会的动荡、巨变，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各种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研讨氛围，这种氛围极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了。儒家思想的指导精神，乃是继承周礼的“合理因素”，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以结束战争、安定社会秩序，明确人伦关系，用非暴力的形式一统天下，以求天下长治久安，实现大同为目标。然而，酣于战争之中的诸侯国君只信武力服天下，对于孔儒思想置于高阁。孔子及其弟子为宣传的自己主张，到处游说，然而碰壁的多。事实也证明孔子以“克己复周礼”，以修性自身为出发点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在当时是行不通的。秦始皇采取法家学说，重用商鞅，变法改革，秦国很快强大起来，以雄厚的实力统一了天下。在天下统一的情况下，应当运用统一全国臣民思想的理论指导治国安邦，一贯信奉武力的秦朝统治者，崇尚法学家说，采取极端措施，压制民众言论，不准臣民议论朝政，大搞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表现了秦在思想理论上的失败，也标志秦之朝政治上的失败。骑马打下了天下，仍骑马治天下，结果，秦很快短命而亡，汉取而代之。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各种学说，以儒、道、法、名、阴阳家为重要，这些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原因，都是在当时社会现实基础上产生的。然而，诸多理论是否适合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就在于理论本身的生命意义。秦末留给刘邦的是一片废墟，国力极弱，民不聊生。因此，要稳定统治，必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汉书·武帝》记载：“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为正，文景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说明当时采取道家“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根源，同时也应验了孔子的思想——先富民，然后教化民。在没有解决民众的基本衣食温饱问题时，枉谈仁义道德，辨实、正名。这并不是说，汉初，除黄老之说外，其它学说一无是处，只不过说除“清静无为”为民休养思想外，其它学说还不能起到或者说不能立即起到维护政治安定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汉经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世，封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仓禀充实，“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民之殷富可见一斑。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繁荣，各种学说又开始出现。正由于汉初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导致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削弱，封王势力越来越强，大有东周末诸侯国反臣为君的势头。吴楚七国之乱虽被平叛了，但却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又下诏削弱诸位封王的权力，不准其执掌治国大权，封国内的各级官吏均由皇帝任免，原封官无效。武帝时，进一步削弱了封国的权力，去除了他们的封爵，实际上封王成了仅对汉最高统治者负责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而不是小国之君。这些措施的推行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利于封建统治。为了这种局面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有一种适合于汉统治者统治需要的理论，这样，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学说应运而生了。同时，为了在政治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汉初统治者的封建统治，能使汉代长治久安。这样，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学说，再次兴起便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综合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没有哪一代真正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从根本上去推行“清静无为”政策，从理论上说，老庄所说的“无为”实为“无不为”，在无为中“有为”，只不过老庄思想的精髓是逃避现实，消极地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只要清静无为，就自然会在无为中“有为”，无需任何内在、外在转化条件，这在实践中是极为有害的，以导致南朝时期士族的极度颓废，就在汉初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汉初统治者一直把“清静无为”作为一阶段的治国之策，并没有把他作为统治民众的指导思想，故而，在经济比较发达、国力比较强盛情形下，便立即采取“极有为”的政策，推崇儒学，以在政治思想界确立以“儒家思想”为宗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权威性。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剖析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向汉武帝上奏，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故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足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段话揭示出了“独尊儒术”产生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价值，正合汉武帝之意，遂迅速被采纳，并在全国推行。关于“独尊儒术”的主要精神，笔者以为，董仲舒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孔儒的“仁、义、礼、智、信”和“屈民而伸君”“立王可以为民”的思想。
第一，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作用，指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庠序以化一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这与孔子说的教化百姓的思想一脉相承。 而教化就不能以刑罚为主，要“务德不务刑”。董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3〕不务刑，是说不以刑治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而是德主刑辅， 就是重德而简刑，大德而小刑。董以“右阳而不右阴”的天道观来证明它“德为阳，刑为阴”的“务德不务刑”的思想，是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务德，便是施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关于“仁”，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仁者，恒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俭，无伤害之心，无隐意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孔子的“仁”是修己以安天下，提倡“能恶人”〔4〕。而董的“爱人”， 是宣扬与人无争，主张在主观精神方面、在个性修养上下功夫。把“仁”的思想局限于“气和”“欲节”的圈子里，显然是对于孔子“仁”的思想消极方面一种夸大。
关于“义”。董仲舒在《仁义法》里讲：“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即是要求人们遵守贵贱尊卑有差的封建秩序，做到不逾矩。并明确规定了“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可变更的“三纲”。“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5〕把孔子的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 子像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臣为君死，子为父死，妻为夫死”，推崇愚忠愚孝，臣子无条件服从君父，这是对孔子君臣思想的一种倒退，这是“独尊儒术”的基本内核，在当时乃至以后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它的中心是“阳主阴”的阴阳说。董仲舒的“义”更适合于封建统治者统治的需要。
关于“礼”的问题，董仲舒有它自己的见解。因为“礼”属于“仁、义”核心外壳的东西，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在不断更新，孔子竭力主张恢复周“礼”，是因为春秋战乱“礼崩乐坏”，故而要复周“礼”，而董处于汉大一统时期，政令统一，经济较为繁荣，此时只存在如何强化封建统治的问题，董仲舒从他的“仁、义”思想出发，阐明了他“礼”的范畴。他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亦即上下、尊卑、贵贱、内外、远近、新旧皆有称，皆有位，不可逾越，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6〕， 董将“礼”看成是节制民之情欲和防止社会争乱的工具。这是董“独尊儒术”的基本目的之一。
关于“智”。董认为智是一种水平，是一种正确的判断能力。“智”能深入事物的要害，使人干事成功。他在《必仁且智》中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规非者，其所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董关于“智”的思想要比孔子具体得多。“智”，要求君子要洞察事物本质，言语简约，切中要害，合乎事理。以此来支配人的行动，便不会出现大的失误。
关于“信”。信乃指信实、诚实。“著其情，所以为信也”〔7〕。董仲舒要求臣对君至忠厚信，以事其君，竭愚写情，不饰其过。董氏的“信”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孔子的信是介乎各阶层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包括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兄弟之间都应以相互“诚信”为立事原则。而董则仅仅之限于臣对君愚忠、要厚信上，可见他的“信”规范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直接性。
第二，董仲舒从他的天人合一和阴阳学说的理论出发，提出：“屈民而伸君”的思想。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也是他“独尊儒术”的要义之一，儒家学说在谈及君臣、父子关系时，孔子虽提出君臣、父子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要臣、子偏向于君、父，董氏发展了这一思想，衍变成“屈民而伸君”，为何要屈民伸君，董氏人为有以下几点理由：“民不可一日无主”；君王与天地相通，古之“三”画，为天、地、人，中连“三”为“王”，只有君王才能通天、地、人；从阴阳说的君民关系看，则君为民之“本”，民为君之“体”。为达到屈民伸君之目的，董仲舒要求君主牢牢掌握封建权柄，建立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制度，做到“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9〕这里，董吸收了法家“术”的思想的一部分精神， 和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要求统治者要注意权威和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否则，统治地位便会动摇。然而，董仲舒的高明在于，他一方面用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的思想来掩盖其赤裸裸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也没有把问题绝对化，在强调屈民而伸君的同时，还主张“天立王以为民”的民本思想。董氏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强调“天授王权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出。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0〕二是说，“王”要为百姓谋福利，不是一人役天下，而是一人为万民。因为董仲舒知道秦亡的教训，民众困苦不堪，官吏贪婪暴虐。官不爱民，民必反无疑。可见，董的用心是良苦的，也可见他的重民思想的进步性。
对“独尊儒术”的认识问题
第一，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没有象秦时“焚书坑儒”一样，排斥异己，尊儒是说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事实也是如此，除儒学外，黄老之学、法学等都占有一定市场，留有一席之地，这不但不会损害“儒”的尊荣地位，相反，更会促进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独尊儒术的进步意义：一是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民众有了一个统一的灵魂，邪辟之说灭息，统纪一而法度明，民知所从，加强和巩固了汉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二是在当时董提出崇儒、尊儒思想，并得到封建统治者汉武帝重视，对于主张德政，消弭武力，兴办学堂，重视人才，强化教化，对边地实施羁糜政策，对外反击匈奴，把西汉的文治武功推向了鼎盛时期，对促进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的发展和繁荣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三是由于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养，儒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于封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董氏的大一统德政、重民、任贤等思想主张，适应了当时封建社会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第三，“独尊儒术”思想的局限性及其糟粕。“独尊儒术”代表新兴地主阶段的思想，在当时有它的进步性，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这一思想，越来越显得它的局限性和反动性，糟粕之处越来越显现出来。首先，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一些理论观点和规范范畴的阐发必然烙上非科学、伪科学的印记，甚至纯粹是唯心的东西。其次，“独尊儒术”过分强调愚忠和厚信，抬高皇权，并提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赤裸裸地表明它的学说的封建地主阶级性质。他的“三纲五常”、“天人感应”、“性三品”说等等神化了的理论，成了两千多年来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沉重桎梏，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观点，又把人们引向死胡同，为后来宗教神学理论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何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国家兴起的儒学热和我们国家前段时间出现的研究儒学的高潮，认真研究一下汉儒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思想，亦或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注释：
〔1〕《史记·平佳书》
〔2〕《汉书·董仲舒传》
〔3〕《保权位》
〔4〕《论语·里仁》
〔5〕《五行相生》
〔6〕《天道施》
〔7〕《天地之行》
〔8〕《玉杯》
〔9〕《度制》
〔10〕《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