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文学，以“理性”人学为圭臬；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以“非理性”人学为基础。“非理性”人学，显然是萨特的文学基因。研究萨特，不仅必须面对它，而且必须深入探讨它。
一、西方人学的非理性
其实，以非理性人学为基因的西方艺术，早已表现出了它的反传统倾向。它们常常通过外在形式的奇特和怪异，表现非理性的艰深和朦胧。画家在人脸上画三只眼睛、几个鼻子，或将人体扭曲拉长，随意处置。不少观众对这种形式错位感到困惑迷惘，不能理解。而现代派艺术家之旨，正在于从非理性人学出发，传达人物的内在形象，有意牺牲传统逼真，并将其视为深层真实。以非理性人学为基因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家，也同样反其传统理性之道而行之，针对理想主义的理性论者把西方社会看作“创造的时代”，他们却视为“衰退的时代”，予以揭露和否定，着意暴露其精神的贫困。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谈到现当代文学艺术时说：“这正是它的伟大，它的胜利，但同时它也是扎进庸人痛处的针。因为庸人最不愿意提醒他的，便是他的精神贫困。事实上，他最大的贫困是不知道他是多么贫困。”（注：[美]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7页。）是的，在传统理性中，能发现自己精神贫困的人，已是精神脱贫的开始，安于精神贫困又咒骂揭示自己精神贫困的人，才是更可悲的精神贫困者。现当代文学艺术家不愿简单重复过去时代的传统理性和宗教式词句，因为那只是充当了一个传声筒而已，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一贫如洗。
综观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非理性人学问题，虽然具体表现纷繁多样，但它是许多流派赖以产生的哲理总源。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它像一把密码锁，需要我们去打开，等待着我们去解码。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学中的非理性呢？我认为，在西方文学中，其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类。
第一类，揭示“潜意识”。
潜意识，指人的本能，人的原欲，人的自然性和自发性，是人类心灵活动中无法抑制的内在冲动，是身不由己的原始动力。在本世纪初期，它还是个被多数人久久遗忘、未能发现的“角落”（其实是个汪洋大海），是传统的理性思维的“盲区”，它显然属于非理性范围。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究并找到研究它的科学方法的，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功劳（在弗洛伊德70寿庆时，有人赞誉他是潜意识的发现者，他立即更正说：“在我之前的诗人和哲学家们已发现了潜意识，我所发现的是研究潜意识的科学方法。”）。他们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对于精神病理、医学心理学，而且对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尤其对文学和艺术界影响很大。在艺术创作中，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还是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出于展现深层心理真实的需要，都使用想象和联想，描写情感和性爱，触及了人的原欲和本能，就是它的具体表现。
第二类，反对“唯理论”。
唯理论，包括僵硬的机械论，超验的决定论，专断性的目的论等。唯理论常以“有效理性”为根据，初衷和用心也许是好的，出发点也许是正确的，但它解释世界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要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死理，一个绝对不变的原则。它的推理逻辑是单向、直线的，不是双向、曲折的；是静态、僵化的，不是动态、辩证的和多维立体的。其目的是想找到一个单一、极端和万能的现成结论，准备一劳永逸地放诸四海，照搬套用，所以严重脱离实际，到头来必然是碰壁和失败。就是说，传统理性，曾经合理，而且有效，然而在嬗变演进中，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与现实脱节。在它应被否定但还未被抛弃的时代里，对于那些错把“唯理论”当作科学理性，深信不疑，甚至死抱住不放的人，应当且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这大概就是许多现当代作家深埋在他们作品中的潜台词了。
如果说，“潜意识”是传统理性的“盲区”，那么，“唯理论”就是传统理性的“误区”。针对这一“误区”的系统哲理思考，即“非理性人学”的初创，是从叔本华开始的，后经尼采、伯格森等人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人学史上的新思潮。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坛上，则更集中、更突出地体现在萨特和加缪身上。
二、萨特人学的非理性
萨特不是一个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终生从事人学探讨的哲理文学家。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在于集中反对“唯理论”。
他不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样，利用意识流，展现潜意识。他除了把潜意识解释为一种“自在的存在”，把意识解释为一种“自为的存在”之外，他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法”兴趣并不大，他的志趣全在于创立自己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萨特说：“存在的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结论应该是使我们放弃严肃的精神（着重号原有——引者）。严肃的精神事实上有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是认为价值是超越的，独立于人的主观性的给定物，另一方面又把‘可欲的’特性从事物的本体论结构里挪到事物的简单物质结构上去。”（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6页。）我理解他讲的“严肃的精神”就是指的唯理论，即理性决定论。在萨特的词典中，关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现象学的一元论”、“自在存在的偶然性”、“自为存在的是其所不是”等等存在主义人学原理，就充盈着反对“理性决定论”的内涵，或者说，它们正是以反“理性决定论”为前提，处处都以它为驳论对象的。
萨特反对传统“性格剧”，就是因为它里面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性格决定论”，而“性格决定论”就是“唯理论”在人物描写上的具体反映。他倡导新型“处境剧”，就是由于它有自由选择赖以存在的特殊处境为主导。否定了性格决定一切而强调处境因素，这正是萨特人论在剧论中的突出表现。他说：“性格之间的冲突不管有多么跌宕变化，永远只是几种力量的组合，而组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了。”（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而他，并“不相信人有共同的、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的‘人性’，而认为它在一定情境影响下是会变化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这就是他对自己剧论要义的简洁表述。萨特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当然以此为准绳，褒贬分明，毫不含糊。他在诠释加缪的《局外人》时说，它“不是一种宣传主张的小说”（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这种小说本身就证明了有推理能力的理性毫无用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并精辟地指出，“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部作品：把它当作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相视莫逆”（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他以欣喜之情、赞赏之辞，剖析此作，乃是因为它艺术地、成功地揭示了一种人的非理性的实在。相反，与对待加缪之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对奉唯理论人学为准则的现实主义作家莫里亚克，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予以言辞尖刻、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曾说，小说家对于他创造的人物而言等于上帝对于万物。他的技巧的全部古怪之处都可以从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上帝同时看到外部和内部，灵魂的底蕴和肉体，整个宇宙。莫里亚克先生对于他那个小世界同样也是无所不知的。他关于他的人物说的话，与《福音书》上的话有同等力量。他解释他的人物，给他们分类，不容上诉地给他们定罪。”（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萨特认为，作家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的自以为是，显然是一种艺术创造中的“理性决定论”，所以他大声疾呼：“不，现在应该说：小说家不是上帝！”（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据此，他指责莫里亚克“在动笔之前就铸定人物的本质，他发布命令说他们将是这样或那样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他还以《黑夜的终止》为例，指出“作者（莫里亚克）急于让我们把握他的女主人公的性格，突然把理解的钥匙塞给我们。但是我恰恰认为，他没有权利作出绝对的判决”（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莫里亚克先生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只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和相互做出的不确定评价，让读者去审视他们，判断他们，而是相反，然而，“他利用他作为造物者的全部权威，让我们把这些外部看法当作他的人物的内心本质来接受时，他就把他的人物变成了物”（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质言之，作者主宰他的人物，就是主宰一个自由的灵魂。人物变成了作者“至上理性”的工具，就是对人物的强行“物化”，也便是杀死了人物的活生生的意识。他本想创造他的人物，让他活起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真实，可是，他变成了他的杀手。南辕北辙，果与愿违，其症结何在？追根究底，仍然是“理性决定论”使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黑夜的终止》不是一部小说，至多是若干符号和作者意愿的总和，说他那固定的叙述，一上来就暴露出它的“理性框架”。莫里亚克认为自己享有法定特权，要做全知全能的神灵。但是，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也没有艺术，所以，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也不是（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36页。）。
三、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
那么，是否据此即可断定，萨特是个“纯粹反理性”的作家呢？不是。我们在深入探讨和细致解读中自会发现，萨特人学的“非理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绝对的反理性”。在这一点上，他和加缪很相似，只是不如加缪表述得那样显豁明朗罢了。加缪说：“绝对地否定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其范畴，它在其范畴内是有效的，这就是人类的经验。”（注：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还说，具有荒诞意识的人，“并不绝对地轻视理性，并且承认非理性”（注：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5页。）。加缪要揭示的是理性的“局限”，要否定的是理性的“野心”。他既承认“理性有效”（因而不能笼统反理性），更看到“理性有限”（因而必须清醒认识“唯理论”的谬误）。加缪的荒诞观，正是他对非理性的具体阐释，也是对唯理论的一种批判。而萨特对“理性有效”一面的表述，包藏在大量的复合概念中，则要隐晦得多，但绝不是没有。比如他说：“相对论完全适用于小说世界。在一部真正的小说里，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一样，没有为享有特权的观察者留下位置。”（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36页。）还说：“为了做到诚实无欺，我们应该说，只存在相对的荒诞，而且，这些相对的荒诞现象是相对于‘绝对的合理现象’而言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66～67页。）萨特对“相对”一词感兴趣是因为它更符合实际。这种“相对的荒诞”就是指“相对的非理性”。既然只反对“绝对的合理”，其中自然含有承认“有效理性”的一面。此外，他的自由选择中的“责任观”和“人道主义向度论”，无疑也包含有“有效理性”的成份在内。威廉·巴雷特就把萨特视为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中最理智者，把他的文学观念也看作最理智型的。但是，萨特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对西方传统理性持批判态度的，他要侧重唤醒人们认识的，还是“理性的有限性”。
什么是“理性的有限性”呢？按照萨特的理解，它是传统理性面对深层次存在的无能为力。“理性有限”的边缘，就是理性从合理走向反面的那一刹那，它是认识主体“人”的非理性意识迅速觉醒的开端，界限之外，便是非理性的广阔天地。有句犹太谚语讲：“人一思索，上帝就会发笑。”这是说人的思考一经走出理性界限，进入唯理论的死胡同，便会现出严肃的谬误状态，那么，穷通一切的全能上帝便会发出讽刺的微笑。所以，对于理性，正如有人讲的，恰如一枚硬币必有正负两面：正面标示出它的效能、力量和光彩；负面则镌刻着它的苍白、软弱和罪孽。许多人只喜欢它的正面，盲目乐观，片面理解，忘记、无视或干脆不愿承认它还潜藏着一个可怕的、不安全的和应予戒惕的负面，成为一批盲目的理性崇拜者。他们坚信“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目光萎缩，视界狭窄，实属一种短视和偏见。在西方战后时代，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理性、重新判断其有限价值的时候，文学界的萨特等人，有的放矢，专注于理性的负面，大声疾呼，看来实非人间多余事！可见，从传统理性到非理性的发展，在人学上，实际是从“理性的无限性”到“理性的有限性”的变化，是人类为自身破除了“理性无限”观念之后对“理性有限”认识的新揭示。同时，在对传统理性有限性的揭示之中，就蕴含有对新理性的向往和呼唤。所以说：萨特文学的显形特征是“破”，而隐形特征则是“立”——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追求未来更清醒的新理性。
四、“抗争性”是萨特人学的重要因素
“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争性”是非理性论者的主观态度。有它无它，是区别积极非理性还是消极非理性的分水岭。萨特和加缪作为严肃的作家，都属于前者。
萨特主张，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处身非理性世界、决定论的社会和荒诞的境遇，应当经过筹划，自由选择，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本身就充满抗争性的积极意义。在萨特心目中，“自由”是什么？是面对不自由的处境，如奴役、压迫、专制等等，应当具有一种逆向式的自由意识，需要采取一种对抗性的自由态度，并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质言之，这种自由是正义性的、也是抗争性的自我权力意识。所以，对待理性的态度如果意味着“是”的话，那么，对待非理性的态度就意味着“不”。萨特说：“意识应当作为一个‘不’字在世界上涌现出来，正如奴隶首先把主人领悟为一个‘不’字，或试图越狱的囚犯把监视他的哨兵领悟为一个‘不’字，甚至还有些人（看守、监察人、狱卒等）他们的社会实在只是‘不’的实在，他们在世界上从生到死都只不过意味着一个‘不’字。”（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2页。）所以，深解说“不”的缘由，自悟说“不”的权力，鼓起说“不”的勇气，就成为萨特非理性人学的鲜明标志，也成为他抗争性的有力表征。威廉·巴雷特在论及萨特时说：“当面对着占领军不可抵抗的强权说‘不’时，他甚至能够重新发现他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自由。那无法从一个人身上取走的实质性的自由，基本的和终极的自由，就是说一声‘不’。”（注：[美]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联系萨特的作品《墙》、《死无葬身之地》等，便会感到，这些文字，可谓深知其人，深谙其道，诚为的论。
有人把萨特“描写非理性”误认为（等同于）“要求罪恶”，其原因正在于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蕴含于其中的抗争性。他把非理性现象置于呼唤未来完整人性的对立面，正是为了消除它才去揭示它的，是出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完全为了疗救的目的，正如作为精神病医生的弗洛伊德，只是出于治愈精神病患者的美好愿望——向病魔抗争，才去发掘和揭示潜意识一样。描写非理性不要求罪恶。要求罪恶，用加缪的话说，“那是幼稚的举动”。如果从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中得出结论说，人类需要恢复爬行；从尼采反传统的思想中得出结论说，大家都要虐待母亲，这是荒唐可笑的。我们应当运用非理性的经验去服务于人，而不是有害于人。对于非理性，无论是作为理性“盲区”的潜意识，还是作为理性“误区”的唯理论，承认它和顺从它完全是两码事。承认而不顺从，先承认后抗争，在承认中抗争，承认正是为了抗争，这才是萨特在主观上的主张和态度。他的剧作《苍蝇》中的朱庇特，是主宰一切的天帝形象。他唯我独尊，用传统理性统治和役使一切人，包括犯罪的国王和懵懂的民众。主人公俄瑞斯忒斯王子，胸怀自由意识，具有鲜明的抗争性，终于冲破朱庇特的神权专制和旧理性牢笼。《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法奸，企图以自己的法西斯暴力征服游击队员们的自由意志。而男女游击战士虽都具有表现各异的人性软弱，但都在奴役、高压和死亡面前，顽强地做出了对抗性质的自由选择，虽然最后都惨遭杀害，但在为人性抗争的意义上，却获得了永恒的胜利。《禁闭》中的三个鬼魂，生前都有罪过，死后又不能自我改变，各怀唯我论观念，都深深陷入痛苦无限的精神地狱之中，从反面揭示了因缺乏抗争性而不能超越自我，展现了一种自我物化的灾难性悲剧。作者实际上是要唤醒人们，应向自我设置的精神樊笼奋力抗争，砸碎牢狱，才可获取新生！
非理性人学，从人们想当然和习以为常的事物中，揭露了传统理性中的偏见和矛盾，发现了疑点和弊端，通过有效的抗争去超越旧有自我，呼唤理性的新生。
抗争性有力地提醒我们：在非正义的奴役面前，任何盲目、僵化的纯理性追求，或奴性十足的惰性驯服，都是最可悲的现代愚昧，最有害的新型无知！
五、“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了“新理性”，但什么是萨特的新理性呢？我认为应作两面观。
一方面，它确实存在。非理性作家萨特也追求理性，但他追求的理性和我们头脑中的传统理性概念不是一回事，在“新理性”和“传统理性”之间不可以简单地划等号。它并不是已经扬弃了的旧理性，它并没有肯定它刚刚否定了的旧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更清醒、更新鲜、更切实际的理性，是一种在深层次上对传统理性的新超越。萨特解释说：“如果说否定性是自由的一个面貌，那么，建设是它的另一个面貌。”（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255页。）“就文学是否定性而言，文学将对劳动的异化提出异议；就它是创造和超越而言，它将把人表现为创造性行动，它将伴随人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趋向更好的处境而做的努力。”（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255页。）这种新理性的建设，在萨特作品里主要体现在对人物行动选择的呼唤中。
但是另一方面，萨特笔端的这种新理性，也仅仅是走向未来完整人性（只有在无阶级社会里才可能实现）的一线希望和光明，万不可估计过高。因为它并非明晰定格的现实存在物，仅是一种深层次的向度，一种进程中的闪光，一种未来的先在，甚至是一闪而过的征兆性质的存在。所以在萨特剧作中，更多给人的是在逼人境遇中那冷峻选择的严肃意义（这正是他的作品给人最大的启迪之处），而不是把观众带入近可预见、可感可及的光明前景，因此，在主人公的行为选择之后，常常给我们留下的，却是一个灰暗、阴沉和失望的结尾。因为用萨特人学哲理的眼光看问题，“存在将要成为的那个东西将必然地隐没在它现在不是的东西的基质中”（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页。）。如果我们把“将要成为的那个东西”，理解为未来彼在的新理性，把“现在不是的东西”理解为现实此在的传统理性，那么，未来的新理性只会“隐没”于它现在还不是的存在基质之中，便是完全真实而正常的现象了。但是，他的人学原理中的“虚无观”，把这个“是其所不是”的彼在即新理性，又必然看成是一个无限广阔的“虚无”，引入极端缥缈的境地，从反理想主义走到另一极：虚无主义，这就为人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显然是他人学思辨中的一大失误。这恐怕始终是正确批评萨特的声浪里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连加缪也不如。加缪曾说：如果精神应该遇到一个黑夜，一个始终清醒的失望的黑夜，但“它是精神的前夜，而由此可能升起完整白昼的光明，这种光明用知的光线勾画出每一个物体”（注：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页。）。可是，萨特仿佛处在漆黑无望的午夜，而不是黎明前。在二战刚结束的痛苦阴影中，他的阴郁压抑了乐观，失望钳制了希望，所以他看不到、自然也不可能向我们宣布那即将来临的黎明，更不会预告那朝霞满天、旭日初升的明天了。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特征，我们对萨特笔下的人学新理性（即针对传统理性而言的更清醒的理性）是否应当作出这样一个较恰当的界定：它是人们面对非理性现实的具体境遇，为了揭示它并与之抗争，在自由选择中暗含的一种对完整人性的企盼和探讨，由此透露出的一缕未来人的曙光和先兆。
如果我们借鉴性地吸收萨特的思想精华，对他的“虚无观”作一番修正，那么，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就应该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传统理性是发展的起点（正题），即原始的同一，其中已潜藏着它的对立面；非理性就是对立面的显现（反题）；更清醒的新理性就是正、反二题在新基础上的统一（合题）。它们之间，既是一个批判的继承关系，又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过程。其实，关于这一论题，萨特也作过辩证思考。他说：“把存在和非存在看作实在物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成分，就像黑暗和光明一样。总之，这是两个完全同时性的概念，它们在存在物的产生中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单独地考察它们是徒劳无益的。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非存在是两个抽象，它们只能在具体实在的基础上才能重新结合起来。”（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页。）他的这段话，使我想起我国北宋周敦颐画的那幅著名的太极图：其中一明一暗圆头细尾的两大部分，象征两极共处于同一圆圈内。这种阴阳两仪的悖论共处，是对宇宙万物无穷变化及其规律的最古老、最经典也是最简洁、最明晰的图案表述，也可以视作新旧理性辩证统一的形象阐释。难道不是如此吗？人类理性，经过历史的长期进化，到今天，已经结出丰硕成果，使当代的我们受用无穷。它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曾经发挥过伟大效力。但是，它仍然不是终极真理，人世间不存在永恒的理性，唯一存在的只有历史，而历史是一条不断流动的河，理性在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它在你所在之地——河流的某段而言，或许是正确的有效的，但它还得继续发展，还要新陈代谢，它的前面，还有个在弃旧图新中不断期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前人为我们创造了过去，我们也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创造未来。对所有的人来说，今天，永远意味着从昨天的废墟中为自己开辟新路；对于传统理性来说，今天，也永远意味着在昨天理性的基础上为后代提炼所必须的新理性。
研究萨特的非理性人学，使我们看到，他的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非”和“反”是虽有某种联系但更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如果说二者有相通之处，从而要将“非”理解为“反”的话，那么其中“反”的内容也仅指从最初的贴近实际走到极端的唯理论，是物极必反的“反”。倘若今天我们还分不清贴近实际的理性和脱离实际的理性，我们就成了盲目的理性崇拜者。因此，对于合理的（非极端的）、科学的（非病态的）、贴近实际的（非脱离实际的）传统理性，非理性论论者不仅不该反对，而且应予以承认和肯定，正如加缪讲的，这是“有效”又“有限”的理性。可见，非理性对于传统理性的关系，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超越，既是一种革新，又是一种完善，它们是既矛盾又同一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孤立、僵化、水火难共的敌对关系。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过去被歪曲和被忽视的一对哲理范畴，通过文学辨析，纳入我们的人学体系中去研究，我以为这才是科学的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