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内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应注意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多来，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亚洲各国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则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中国外贸及国内消费信心的影响， 这种持久效力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占GNP20%的货币价值形式，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内外需求的下降，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从国内来看，我们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轨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国内环境“巧遇”上述的国际环境，加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等，无疑给我国解决内需、刺激消费带来一定困难，这也正是管理层两年多来所实施的积极货币、财政政策未显现明显效果的症结所在。鉴于此，我们认为管理层在制定刺激内需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严峻性，在思想上要作好打“硬仗”的战略准备，战术上在重视“短线需求”的同时，更要注重战略上的“长线需求”，增添经济发展的后劲。在实务政策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以现实的眼光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应注意发展才是硬道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改革消费体制有许多文章可做。如改变消费观念，改革限制消费的政策，特别是税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启动消费信贷，明朗居民的预期支出等等，但归根结底还是依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目前国内需求迟迟未见好转，关键在于我们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收入也才700多美元，温饱问题刚刚得到解决，总体说来， 居民还不是那么富裕。有的人也许要提到“笼中虎”的6万亿居民存款，固然这6万亿存款量不小且一旦能投放市场有可能激活市场，但他却忽略了存款的结构性，没有考虑12.5亿人口当中真正属于9亿农民的财富有多少，而3.5亿的城镇居民当中还有近0.2亿的已下岗职工及潜在的未下岗职工， 还有许许多多低收入的一般工薪阶层等。有人曾经对6 万亿存款进行了解析：第一，表现为“公款私存”以及以银行存款形式的黑色收入，大约在1.3万亿左右；第二，农村居民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存款，大约1.3万亿；第三，余下的3.4万亿基本上是城镇的居民存款， 但若按目前有人估计的中国收入分配系数（20%的富人拥有50%的财富）来衡量，城镇的一般居民存款也只剩下1.7万亿左右。况且， 上述论及之数字涉及的只是名义购买力，还不是真实购买力。而且，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化，随着医疗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逐步到位，使原本热衷储蓄的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会更加强化，相反会更加弱化3.4 万亿的名义购买力。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在经济得到发展、居民殷实富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尽管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但经济发展毕竟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消费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标尺，消费不旺及居民边际消费不高，也就说明了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更有发展经济的必要，从这一角度而言，发展经济又是消费本身的内在需要。所以，从长远来看，发展经济是解决消费不足的最终手段。
从动态角度来考虑，近几年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明显下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也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或者说， 我国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在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着最终消费的绝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却在显著下降，近年已下降到建国以来历史最低水平。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 1986～1998 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造成了在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98年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由于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致使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一问题的逐渐积累，终于成为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严重障碍。（注：王洛林等：《启动经济与提高最终消费率》，载《经济参考报》，1999年3月10日。）为此， 今后政府在进行国民预算时要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摆正消费的位置，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倡新型的消费观念，并提供相应的物资基础，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2.从我国目前产业发展状况对需求状况的规定性来看，应注意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今天我们的需求不足有许多原因，是一个综合症，但不能否认低层次产业结构对消费的限制这种深层次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一元化小农经济，工业化比重明显偏弱，这种客观现实的内在推力及前苏联优先发展工业战略在短时期的巨大成功的外在拉力，加上当时强烈的脱贫及赶超英美的愿望，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促使和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反过来说，这种体制又排斥了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而计划体制本身又固化了这种战略。尽管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善，但体制本身的惯性及双轨制下的投融资体制极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前的短缺时期，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前提下致使制造业规模空前扩大，使原本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在新时期形成了低水平的供过于求。产业结构不能随市场灵活“升级”，一方面带来低层次的供过于求，另一方面也不能产生“供给创造需求”的市场导向作用，从而在两方面制约着消费。再者因产业结构不能随市场灵活调整，影响和限制经济的发展进程，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会相应降低，这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目前居民的消费水平。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转换的传递力弱，转换动力的市场化比重偏低。为此，今后我们必须立足于市场化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使产业结构以市场为轴心灵活、自然升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否认必要时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发育状况，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应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为主，市场化调整是一种趋势、一个努力的方向。
3.从市场开发对需求的制约性来看应注意消费市场的梯度开发。
消费需求占中国总需求的60%左右，消费需求的扩张在相应程度上决定着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我们认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买方市场，而是具有结构性，这得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从商品本身角度来考虑，有一部分商品供给过剩，另一部分商品还很紧俏；二是从地区结构及城乡差别来考虑，有一部分商品在东部地区及城市相对过剩，而在中西部地区及广大农村却大有市场。从消费水平来看，1997年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6.4%和55.1%，其中城市中还有约50%的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高于50%。目前中国城镇居民除彩电的普及率较高以外，电冰箱、照相机、空调器、微波炉、吸尘器的普及率分别为73%、34%、12%、5%和10%。 而农村居民的家电普及率就更低，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普及率分别只有27%、22%和8%。 鉴于中国目前低层次的供给过剩，更有必要细分市场，搞好消费市场的梯度开发，把市场向纵深推进。这不但可以解决目前消费低迷的状况，而且可以扩大现有的市场容量，改变中国重储蓄轻消费的传统观念，代之以新兴的现代市场观念，使生产与消费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达到相对统一。上述家电信息资料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承认，就眼前而论我们的民众还不是那么富裕，影响了消费，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低层次供大于求的约束下，消费市场梯度开发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目前，有人认为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制约了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发展，认为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正在上升到以“住”、“行”为主要内容阶段。真的是这样吗？诚然，现在居民对“住”有一定的需求，但这只是意愿上的，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消费。至于“行”，那更是“三线”的消费愿望！再者根据亚洲一些国家消费品市场的成长经验，消费结构巨变期之间一般要经过7～10年的积蓄准备时期。 期间时间跨度之长与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及急需解决的问题直接相抵触！无论怎样，在现实的条件下，搞好消费市场的梯度开发是短期与长期两者皆益的好事，值得深化。这里我们所说的消费市场的梯度开发应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区域市场从东往西呈梯级转移，二是城乡市场的梯度转移，三是各系统内部的纵深开发。
4.从市场化改革强化企业、居民的“心理预期”来看，政府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培育理性的生产者及消费者预期。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变革模式，其重点是培育市场供给主体与消费主体及建立一个安全、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供给主体与消费主体的最终确立与否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建立一个安全、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供给主体与消费主体的最终确立的制度性保证。中国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价格改革先行一步，消费主体先前定位，而供给主体及安全、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没能及时跟进，使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博弈的关系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更加复杂化，企业、居民的“心理预期”日趋谨慎，这就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效果，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刺激内需未见明显效果的原因之一。从长期来看，供给主体的确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大利好，但从短期来看，却带来一定的阵痛。在政府的价值取向向市场化倾斜的同时，企业的价值取向也由原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向经济效益最大化倾斜，适逢国内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使原本经过几十年枯竭性消耗的部分国有企业处境举步维艰、城镇居民收入显著降低。1997年和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增长3.4%、3.2%，增幅比“八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下降了4.4和4.6个百分点；再从我国农村来看，随着前期制度化改革的制度效应消耗殆尽，农业生产及乡镇企业的边际生产力逐渐降低，农村居民的边际收入逐年下降，再加上基层政府巧立名目的收费，使居民的收入更是雪上加霜。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7%，在1997年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回落了2.9个百分点。 不管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的效益好坏，它的最终受用者是消费者，短期内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短期内居民的收入的降低，不但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而且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前景看淡，直接影响居民未来消费的心理预期，居民消费倾向由此变弱并趋于降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另一取向是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原先由政府与企业包揽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及社会保障，相继转为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和费用。特别是近两年，在居民收入显著降低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大，强化了居民的未来不确定因素，居民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渐趋增强，即期消费行为减弱，储蓄意愿强烈，这也是央行7次降息后， 储蓄依然增加的原因之所在。国家货币、财政政策调控力度的现实效果，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在某种程度上映证了居民前期的心理预期及生产者的生产预期。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5月下旬第30 次城乡居民储蓄问卷调查，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受阻，增收信心不足；当前收入信心指数为－8.1%，比上季下降了3.8个百分点。（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课题组：《全力遏制通货紧缩、推动经济景气回升》，载《中国证券报》1999年7月3日。）当然，这种结果不可否认有心理预期之意韵。目前，居民即期消费及厂家投资更加谨慎，在短时期内，经济若没有大的起色，调整这种经济运行的怪圈，企业、居民看淡经济的心理预期就会进一步强化。
根据上述分析，短期内政府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实质性的政策力度及可看得见的利益，强化与培育生产者及消费者理性预期，促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博弈达到相对一致，既符合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也符合经济调节的短期利益均衡机制。
5.扩大内需应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应注意诸多政策的协调运用及合力效应。
我们认为近几年刺激内需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实质效果并不能说是成功的。现回过头来看，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处于攻坚阶段，改革前后的矛盾淤积太多、太深，目前表层次的需求不足实则是深层次矛盾的外化，解决起来不是一两个政策的事，而需要诸多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等共同操作，形成合力，也许才能见效。第二，各项政策比例配搭不协调，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力。比如1998年中央发行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既想达到刺激内需的愿望又想避免制造业的重复建设。1000亿元所投项目所需资金达1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还有银行的1000 亿元人民币作为配套资金，但因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惜贷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经济形势不景气，一时银行资金很难到位。1 万亿的剩余资金由地方来投资，但因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有所降低，民间投资意愿不甚强烈，8000亿资金空缺，导致“半拉子”工程较多，1000亿的刺激内需的愿望大打折扣！同时在执行财政政策时，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对启动经济的影响方向不一致。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增发特别国债用于公共投资支出以刺激需求； 另一方面又加大了税收的征管力度。1997～1998年，在名义GDP年均增长8.2%的较低情况下，财政收入却高达15.3%。财政投资本来就有“挤出效应”，再加上税收征管上的增加。这就进一步弱化了财政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内需的意愿。从政策实施的力度、及时性来说，因担心通胀，担心发生金融危机，担心重复建设等，导致政策调控不及时，实施力度不够。第三，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有些地方配合的积极性及主动出击的意愿不是那么强烈，对“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政策精神也领悟不够，造成刺激内需力度不够及许多投资失误。在这方面，上海做的较好，1999年上半年，上海实施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优惠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快，在纺织工业减员压锭规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缓解了就业压力，刺激了消费需求，经济活力相对较足。
为此，就中央而言，政策要有连贯性、协调性；就与地方关系而言，地方政府应在坚持中央原则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合理规划，因地制宜地制定内需政策，尽量降低中央与地方的磨合成本，强化“契约关系”，降低影响“上级”政策决策的“影响费用”，排除因不完全信息所带来的非连贯性、协调性的政策决策风险。
6.刺激内需应注意加快乡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实施“小城镇、大战略”计划。
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往往影响着工业化进展速度。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国家，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及非农化运用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及经济改革的成败。在目前通货紧缩，内需明显不足，经济改革正处于攻坚时期，实施“小城镇、大战略”计划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又符合我国现阶段实情，不论是从物质基础还是从树立新型的消费观念上来说都有利于供给与需求这一矛盾的解决。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小城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更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具体说来，实施“小城镇、大战略”计划有以下6 大好处：一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深化升级；二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是启动和开拓农村市场，有效拉动建筑业、工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四是促进乡镇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五是吸纳大批农业人口向小城镇转移，进镇农民变为市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方式明显改变，富裕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从而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六是加强消费结构的梯度开发和转移。可以这样说，实施“小城镇、大战略”的计划不仅是刺激内需的需要，更是提供经济发展持续动力及调整生产与消费传统关系的需要。若实施“小城镇、大战略”的计划能够到位，庞大的农村市场就可以得以启动，内需问题便迎刃而解，最起码，近几年内不存在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