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观念：中国入世的内在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阻力论文,中国入世论文,观念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内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分歧既集中在一些具体条款上，也反映在一些理念上。在具体条款方面有争议的诸如农产品进口的数量，信息服务产品的开放度等。在理念上即表现为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抵触和担心。其实，思想上面的分歧其根源来自于传统体制。中国现行制度与世贸组织原则的巨大差距才是阻碍中国入世的根本障碍。
因此，中国的入世目前要在三方面作战，一是谈判，中方谈判者要据理力争，要对国内外市场和各行业的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合理地制定条约；第二，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掀起一场全民性的入世学习认识运动；第三，对传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在这三项工作中，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应当放在第一位，否则很难有体制和行为方面的变革。因此，认清、缩小、消除我国现行体制和思想意识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差距，是当前社会、政府与企业界的重要任务。
不自我孤立，勇敢融入国际社会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就与世界的另一部分相分割，而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几乎游离于国际社会。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加入的主要经济组织几乎只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但这组织基本上是一个虚的地区组织，没什么实质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失掉了许多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机会。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必须打破孤立，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国际社会，必须确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方向，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反过来讲，中国如果要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只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搞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否则中国就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为载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优化组合。跨国公司全球性生产的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只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付出的时间长，代价也更大。如果调整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转移它不需要的产业或生产环节的余地就更大，付出的代价和时间会小一些。总之，一国的财富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很难实现增值，只有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上，中国的经济活动才能产生更大的效应。
对于这场世界范围的优化组合，有人忧心忡忡，生怕中国企业被外国跨国公司吃掉，而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崛起。像海尔和春兰这样的企业已经在进行全球性的经营了。很难说加入世贸组织后都是外国公司来吞并中国企业，肯定也有中国公司向海外出击，兼并国外企业。像中国远洋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入世之后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大跨国公司，经营得好，会在国际空间获得更大的发展。
实际上跨国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国际化了，有些跨国公司已经分不出它的国籍，搞不清它属于谁，它的产权、组织和经营已经完全国际化。全球化的前景是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一批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和公司，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将极大地淡化国界、国籍和地区差别。中国不要怕这样的优化组合。这是因为，从资源和知识技术方面看，中国当前在世界都没有优势，因此，开放只会对中国有利，而自我孤立只能作茧自缚。
正确认识世界贸易组织
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国人认识上有个盲区：不清楚它是个什么组织，有什么作用。它有没有歧视，它是否公平，它是否被某些国家操纵，加入之后会不会吃亏？
WTO并不是一个只属于富人的组织，超级大国垄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WTO主要有7项基本原则，首先是非歧视原则，第二是公平竞争原则，第三是低关税开放原则，第四是透明度原则，第五是权利与义务平等原则，第六是协商原则，第七是例外原则。可以说一切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都是它的原则。这些原则被各国经济实践后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
总起来说，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进步组织，是个协调各国矛盾的组织，是个解决就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70%以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这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和照顾。中国如果进入这个国际舞台，就可以利用这个活动中心维护自己的利益，充分表现自己，利用它条约和原则的合理性推动国内经济的改革，从而获得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置身于世贸组织之外，就等于游离于国际经济社会之外，当孤家寡人，有百弊而无一利。
差距在于如何理解公平竞争
如果用非歧视和公平竞争原则来对照，就可以发现国内多数原则都是歧视性的。企业分为三六九等，大型国有企业只是在最近一年里才开始取消行政级别，但一些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仍然存在着浓厚的特权意识，在税收、投资各方面都不一样，都不平等，没有统一的国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公平竞争。众所周知，没有公平竞争的经济很难有高效率和高效益，进而影响到一国经济的财富总量。
当前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地方主要是特权思想与歧视精神。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如果从骨子眼里渗透着特权和歧视，那便很难有公平和正义。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外国人看不惯的“中国特色”一一挖掘出来，必须从思想深处来一场“入世革命”和与国际规则接轨。
举例来说，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家民营银行，董事长由经叔平先生担任。为什么经叔平先生能组建民生银行而非别人？主要是经叔平身为政府高级官员。经先生虽然是民主党派人士，但在政界担任重要的职务，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在民主人士当中的位置仅次于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只有具备这种特殊的权力，经先生才可能说服有关方面，让他组建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也只有这样的人士，政府才放心让其开办银行。通过民生银行，可以想像到目前中国千千万万个类似民生银行的企业都是权力作用下的产物，出现的必然是以权力高低而排序的经济体系。
我估计至少在十年内中国的特权现象难以淡化。只要存在着垄断，存在着审批制，权力就会以各种形式发生作用，特别权力的存在始终会发生作用。例如，联通公司在挤进电信行业领域时也是靠着政府决定，铁通公司最近独立出来都是政府决策的产物。今后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即将开启垄断的领域。例如新闻传播产业，这一行业早晚也要打破官营垄断，但让谁先挤进来，可能还会与特权有关，还要有一个权力过渡时期。如果说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特权公司，那么当殖民时期结束后，这一公司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由此也可以想到，中国今天的特权公司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也会随着时间的转移而消失。
非歧视性原则
在一个封建皇权等级制历史漫长的国家，歧视精神不仅渗透在中国人的骨子眼里也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红五类”歧视“黑五类”，改革后是国有企业歧视非国有企业，大企业歧视小企业，大官歧视小官，城市歧视农村，城里人歧视乡下人，公有资产歧视私有资产，大资本歧视小资本。
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选择了512家有发展前景且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企业，作为重点培育的对象。1999年，国家经贸委根据动态管理原则对这批企业进行了调整，补充了非国有优强企业，并改称为“国家重点企业”，共有520家，其中512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1999年，520家的销售收入占全国的42.7%。这是国家经济的主力军，于是这批重点企业的各项待遇自然是一个样。
比较起来，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待遇又是一个样。它们难以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资金，难以进入某些垄断行业，难以上市融资，难以获得出口审批。在处理不良资产上，更难以得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照。中国企业目前的类型可以说五花八门，有国有的，集体的，私有的，外资的，政府的，社会的。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都有不同的关照和待遇，甚至具体的政策。这种状态从根本上说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一视同仁的非歧视原则。
由于漫长的封建皇权等级制传统影响，50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歧视。不管是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歧视，干什么事都要找关系，走后门，仰仗权势，处处体现着身份的高低贵贱。例如户籍制度，我们至今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人口管理制度，仍然实行人口分割，人为地将国民划分为三六九等，乡下人、城里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没受教育的人。画地为牢，圈而治之，不允许公民自由迁徙，自由流动。
现在一些城市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对高科技领域的高等教育人才取消户籍限制，并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如深圳市对进入的博士生发给几万元的安家费。而对于未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就是另一样政策和待遇。北京市最近增加几十种禁止外地民工所从事的工种。广东省就干脆发布命令：两个月内不准招用外地民工。这种人身和身份的歧视也是世贸组织原则所不容忍的。因为这种政策和不平等待遇的结果只能是能者愈能，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使国民之间拉开更大的差距。最后，那些能者和富者有的转移成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才和资产的外流使中国政府的优先政策效果付之东流。实践将证明靠优惠扶持政策来发展的方法，只能造成地区、企业和国民之间发展的严重失衡。
总之，中国至今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普遍原则，即适合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原则。因此，在当前的中国，打破各项歧视性的政策规定，真正实行公平竞争，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从这一角度上说，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大有益处。入世之后，在统一的市场、资金、技术情况下，在人才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人的基本权利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从这一点来看，入世不仅可以增加中国的经济产出，更可以促进中国的社会文明和经济生活质量。
最大冲击：不在企业而在政府
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法制全球化做保障。中国今天在法制保障上还未与国际接轨。这种制度上的差距集中体现在政企关系上、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其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官员。入世是对中国经济管理部门的一次重大冲击。
这些年到中国市场上来淘金的基本上有两类外部公司，一类是跨国公司，它们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政府给予的类似特许经营的垄断权力和优惠政策。例如，美国的柯达公司进入福建厦门之后，中国河北的乐凯公司在几年内就难与其他国外公司合作，得不到上方的许可，直到最近才透出风声要与富士公司合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与柯达公司达成了某种市场享有的协议。再如德国的巴斯夫石化公司，正在与中国合作建立大型乙烯生产企业，它所看中的除了市场因素，也有进入中国后的垄断地位。这种大的跨国公司一进入中国，也就沾上了行政性垄断的光。因此，这类外资比较愿意进入中国。第二类就是那些与地方官员有特殊关系、那些善于行贿、拉关系、了解中国风俗文化的海外华人企业。
但行政性垄断的模式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行政垄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不开放市场竞争。但一旦政府开放市场，行政性垄断的优势便会荡然无存，烟消云散。这些靠特权保护的合资企业面临的竞争也就激烈了。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中国距离世贸组织的要求更是有着很大距离。例如去年年底进行的电信部门听证会不对外报道，封锁消息。政府政策制定部门的决策也往往是暗箱操作，缺少公开讨论和征求意见。当然这种现象目前正在改变，例如国家计委公开征求“十五规划”的社会意见。但由于新闻制度的传统性，还是对信息的透明度有很大影响。因此，信息服务这一项开放也是很重要的，没有透明的信息，很难实现竞争中的公平、公正和合理。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入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仅有思想意识方面的转变，更有体制制度方面的转变。从今天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地是具有体制改革意义，观念更新意义。因此，中国的入世首先是一个观念进入，思想进入。认清中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和差别，在观念不断改变的情况下，才能逐渐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