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复归”——我与杨家志教授的学术切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与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杨家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追溯了典籍中关于“复归”的原本含义；提出了对杨家志“复归说”中使用“复归”一词的疑难；并介绍了杨家志教授认为具有创造性的复归学说的10个基本论点。
赵德馨：本校经济学系教授，1932年出生。
从1994年秋到今年春，杨家志同志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先后发表了4篇文章。[①]他把这组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归结为“复归说”。在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笔者先后与他作过几次详细的讨论。他在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复归说”与当代中国方程式的解》中，一开头就介绍了我们之间的分岐：“当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一文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发表以后，我的老师，中国经济史学界著名学者赵德馨教授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犹可，何必要用‘复归’一说呢？”在杨家志教授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对他这组文章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②]，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我们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文章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文章显示出作者广博的知识”，同时强调了“文章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作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讨论。……比如作者贯穿这4篇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复归论，但是否存在复归，甚至‘复归’一词的原意是什么，都值得认真地推敲。”我在与杨家志教授的讨论中，向他的复归说提出了4个问题：（一）什么是复归？（二）是否是复归？（三）能否复归？（四）有无必要复归？我希望能与他一起研究事实，探讨理论，推敲词义，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楚，也是为了便于后面的三个问题的研究，我们先从上述4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讨论起。即先讨论什么是复归，“复归”一词的含义或原义是什么。我请杨家志教授和我一起搜集有关的资料。他作了认真的工作。本文中有的资料就是他提供的。
一、“复归”一词的含意或原意
在汉语里，“复归”一词出现很早。一是用于描述具体事物的运行过程。一是用于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概括。
（一）先说前者。
《尚书》上第五“太甲序”：“太甲即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③]
《尚书》，儒家家主要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所编，其中有些篇是后代儒家补充进去的。《尚书》中保存商、周（特别是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太甲上”属“商书”。它可能是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复归”一词的。上引这段话的意思是：商汤王死后，太甲被伊尹立为王，但太甲为君不用伊尹之训，不明居丧之礼，伊尹将他从都城亳出放到桐宫（汤的葬地），使之思过。经过三年，伊尹认为太甲已知前过，迎回亳都。因此，文中的“复归”，是指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复归”一词最早之义或原义。
《春秋》、《左传》使用“复归”一词的有3年，记载5件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曹伯襄复归于曹。”[④]
《春秋·成公十八年》：“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左传·成公十八年》：“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⑤]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⑥]
以上5处记事，杜氏注及孔颖达疏皆云“复其位曰复归”。在《左传·成公十八年》条下，孔颖达特地指出：“国逆而立之，本无位曰入，本有位曰复归。”《春秋》及《左传》中所用“复归”一词，其义均指回到原位。
《春秋》，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左氏》亦称《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
（二）再说后者。
把“复归”作为抽象的概念，用来概括事物运行过程的，在我查阅到的文献中，首先是《老子》。《老子》中有4处用了“复归”一词。
（1）第14章：“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2）第16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马王堆本乙本作：“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3）第28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
（4）第52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⑦]
《老子》相传为春秋末年老聃著，近人认为可能编定于战国初期，其中保留了老子本人的主要思想。《老子》中意识到事物中存在正反两面的对立及对立面的转化，但没有把事物向反面的转变看作上升的发展，却看成循环往复。《老子》中用“道”来说明万物的演变，而这个“道”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里的“复归”，即现代汉语中的“回复”、“返回”之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老子是抽象思维能力最强的哲人。《老子》是对自然现象抽象概括程度最高的著作。由于当时刚刚使用铁器（至今出土的文物中，最早的铁器是西周中后期至春秋前期的），主要的生产工具为木、石、青铜器，生产力低下，基本的生产事业是农业。老子据以抽象的事物，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以及决定这种生产过程的春、夏、秋、冬变化的自然现象。这种人的行为和自然界的变化，在老子看来，都是为而不恃，循环往复，“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书中表达的思维路径是循着自然到人事加以推论。其例不胜枚举。所以《老子》里的“复归”，其义都是返回、回复、归于原位。
《尚书》、《春秋》、《左传》是儒家经典。其中所说复归，讲的是政治事件，讲的是具体事实。孔颖达根据其含义作了一般性概括。
《老子》是道家的经典，其中所说的复归，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指具体事件还是抽象概念，汉语中的“复归”一词，含义都是返回、回复、回到原位或原有状态。今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此词的。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的如下一段话即是例证之一：“是都介涅夫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⑧]《汉语大词典》将“复归”释义为：①“谓去国者归国复位”；②“回复；返回”，[⑨]是准确的。
二、我和杨家志就“复归”问题的切磋和讨论
我不仅和杨家志教授就“复归”一词的含意进行了多次的切磋，而且就能否把“复归”一词上升为一般的哲学范畴，能否把向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问题归纳为一种理论，即所谓的“复归说”或“复归论”，特别是就能否用这种“复归说”或“复归论”来概括我国当前这场已经历18个春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从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长时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比一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更重视历史事实，更重视事物发展中的历史逻辑。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历史事实。中国现在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是包含在社会主义之内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要义是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列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之外。而奠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是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以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及充分肯定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是互为表里的两个问题。如果认为我们当前这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发展趋势是1953年以前曾在中国存在过的那个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归，不仅仅是要否定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且也使这场改革超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属性问题，即究竟是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是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提出了异议。而且，社会常识告诉我们，理论上的争论，必然会波及到现实生活之中。如果循着这个“复归说”，那些在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交出了自己的土地、生产工具和资本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再要求收回这一切该怎么办？一个负责任的理论家，不能只是一味地天马行空，让自己的思想在理论王国里自由驰骋。他必须顾及到他的理论是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及一旦付诸现实后，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凡是读过杨文的人都知道，他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文章也写得磅礴，有气势，如果让“复归”这个词，把这些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文章窒息了，憋死了，不是十分可惜吗？我当着他的面就说：让一个词语，憋死了长达十万言的系列文章，不是显得你的语言太贫乏了吗？我的责之切，是因为爱之深，杨家志对此是十分理解的。他一再表示，他何尝不想找到一个比“复归”更理想的词语，如果在发这四篇文章之前，和我进行这样的一番讨论，他也许不会用“复归”这个词，而用其他的什么词。可是，直到目前为止，他说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复归”更好的词来取代它。这不是单纯的语言贫乏问题，而是语言的“困惑”或“无奈”。这种语言的困惑或无奈，最常见的是在语言或文字的翻译工作中，当然，在理论工作中也非常普遍。例如，关于“资本”、“利润”和“失业”这样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赋与它各自特定的内含。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办呢？是原封不动地照用不误，或者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斟酌和修正？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资本叫资金，把利润叫盈余，把失业叫待业，其用心是何等的良苦？但是，这样就圆满了，没有问题了？不，我们仍然不满意，现在又不得不在内部文件和公开书刊上恢复原来的提法。恢复过来，就圆满了，没有问题了？不，也许比以前的缺憾更多了。这就是广大理论工作者所遇到的语言困惑或无奈。
从杨家志方面来说，他一直是从事一般的经济理论研究，尽管我也曾说过他“对于中外历史、中外经济史、中外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有着较深的了解”[⑩]，但是他更多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考虑问题，尽管他对“复归”一词也觉得不无缺憾，但是仍然觉得，只有“复归”这个词，更能准确地表达中国当前这场已经历了18个年头的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势。他认为，18年来，中国的改革基本走势有下列表现：
一是在集体经济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53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形式，早已不复存在。虽然我们至今还认为农民手中的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归集体经济，但是代表土地所有权与农民签订承包合同的，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属于乡级政府派出机构的村民委员会。而农户交纳的集体提留，已经不是交给集体经济组织支配，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农业税附加。当然，这场改革对集体经济来说则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虽然那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出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经济，不过这种合作社经济都是以股权合作为基础的。而这种以股份合作的产权组合形式的合作社组织，正是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那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11)]的再现或复归。
二是在国有经济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这场改革的伊始，就提出了“要搞活国有企业”的口号，18年过去了，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对国有企业要“抓大放小”的口号。从要搞活国有企业，到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说明要使国有企业整体地活起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凭国家的现有能力，只能抓大的，即抓住对国民经济有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至于那些属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国家则鞭长莫及，无暇顾及了。这样以来，不仅导致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即相对量在下降，而且绝对量也在下降。这一切最终将意味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如同1956年以前的那种单纯的主导地位会得以再现和复归。
三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有经济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逐渐地不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而只能充当国民经济的主导；集体经济依然存在，但这时的集体经济是建立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的集体经济。如果再加上活跃在当前中国城乡中的数以亿计的个体经济，再加上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再加上与公有制经济合资、合作，或接受国家行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约束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显地在朝着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那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方向复归。
四是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说要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者也绝种”[(12)]，1956年后的中国基本上是做到了这一点。一是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营，特别是在定息取消以后，资产阶级在整体上被消灭了；二是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民中不再有贫农、中农、富农的差别了，中国只剩下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是，随着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和农村产业的分化，农民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得以再现和复归；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经营者，以及属于资产阶级的私营业主。这难道不是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所说的支撑新民主主义国体的四种阶级成分的再现和复归？
那么，到底是一种再现、再造呢，或者是一种回归、复归呢？杨家志认为那要看我们分析问题时所处的位置或角度。从历史的发展顺序来看，当然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18年来各种出台的改革政策导致的，是一种再造或再现过程；从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规律出发，当然是对50年代那场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改革的纠正，是一种回归或复归现象。
以上是如实地全面地介绍了我和杨家志在“复归”问题上的岐见。究竟在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没有向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复归的现象？这些现象究竟是向后的在旧形式上的复归，或者是向前的在新形式上的创造？我们都不准备强迫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我们都希望这个讨论能够持续下去。
三、我为什么会对杨家志这几篇论著产生这么大的热情
从1994年杨家志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刊登他的有关“复归说”的系列文章起，就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我不仅逐篇读了他的文章，写了批注，而且还把自己的批注直接交给杨家志，以此进行切磋和讨论。后又应学报编辑部之邀，写下了《学者的忧患与深思》一文，对杨家志的忧患意识、理论勇气和作者的广博知识，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此以后，又建议以学报编辑部为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由几十名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为了把这种理论探讨精神持久地保持下去，又提议筹建湖北地区的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学会和中南财大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我一方面申明与杨家志的理论分岐，而且当一方还未能说服另一方之前，让这种认识距离保持下去；另一方面，我对杨家志的这一系列文章非常重视。为此好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一个平时很少有直接交往、而且在观点上也不完全契合的一位中年学者的几篇论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其原因就在于拙作《学者的忧患与深思》中所说的：他的“文章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作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讨论。”正是这些问题和论点的可讨论之处，吸引了我，燃起我关注的热情。
首先是观察问题的视角。（一）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实际工作者忙于具体地实际操作问题，而理论工作者忙于改革的具体对策研究问题，很少有人从总体上，从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中，去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而杨家志的文章，一开始就是从把握这场改革的整体发展趋势出发的；（二）在这场改革中，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向外国学习，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学者整天就是忙于搜集外国曾经发生的故事，然后穿上“靴子”，戴上“帽子”，就说成是自己在理论上的创造，他们开口是南斯拉夫、匈牙利，闭口是英、法和美国，很少提及中国，而杨家志的文章立足于中国的今天，联想到中国的昨天，从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去预见中国的明天；（三）邓小平以他的大智大勇，批判“两个凡是”，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旗帜，在“拨乱返正”的口号下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恢复了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上的，首先是扎根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再现和发展，不把握着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就不可能弄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杨家志的文章一开始就是从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出发，把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在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东方传播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再理解的。 其次，是他提出的问题与论点。由于杨家志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研究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他已发表的文章和与我多次讨论中，我认为他在以下10个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和值得讨论的见解：
（一）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本质特征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如今，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从革命根据地就已经开始的，一直到50年代初才最后完成的民主改革。这次改革的对象是严重落后于生产力水平的中世纪的生产关系，这次改革是代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革命势力对代表陈旧生产关系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第二次大的改革就是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次改革距离上次改革不到三年的时间，上次改革建立起的生产关系给生产力发展提供的余地还没有用完，更不用说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社会，而改革前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却是多层次的。不难看出，这次改革过程表现为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对苏联的发展模式的模仿，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国的体制去取代中国这个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试验的经济体制呢？由于这次改革是在社会条件和理论准备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改革的推行，以及改革后的巩固，只有靠来自“左”的高压政策，通过一浪高一浪的反右、反右倾、抓阶级斗争来维持。第三次改革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如今已经历了18年之久的这场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由于是对1953年开始的那场改革的再改革，所以，在这场改革中自始至终都是把反对极“左”的思潮放在重要位置上，其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重新回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来，使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再被拉转回来。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时间上如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界定。按照当前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1953～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6～1976年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78年到如今，是经济体制改革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也许有人说，应该从1956年开始，因为从那时候即标志着中国开始踏入社会主义阶段了。但是1956～1976年的中国，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那些特征。杨家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开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标志着中国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国体上看，已经决定了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从经济基础上看，已经让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这两点已经保证了社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以，社会主义改造不应该发生在1953年以后，而应该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即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国家以后。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过早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也过早地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个问题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确立的。有人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打破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就没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当然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杨家志认为，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经济政策，但是经济政策不能创造历史发展阶段。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经济不发达的状态，其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要是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落后地区和国家，就已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是否承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那是另外一回事。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实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只能标明在穷折腾，并不能表明社会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你实行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越多，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停留的时间越长。
（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正本清源弄清社会主义一词的确切含意，还必须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
我们谈到列宁主义时，说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就有了一个时间的界定问题；我们谈到毛泽东思想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于是就有一个区域的界定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一个时间的和区域的界定？杨家志认为，是有的。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源于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源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源于英、法，这就是说，处于欧洲的核心部分的德、英、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区域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产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中叶，《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写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的最后完成，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问题。
从14世纪的欧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经过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站稳了脚跟。这个过程也是欧洲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化过程。19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其历史使命是批判从15～18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之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是批判了神权，实现了人权；但是资本主义使劳动者成了资本的依附物，造成了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理想的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化社会，是一个要消灭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的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全面地论述到这个劳动解放的过程要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是消灭资本，消灭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消灭社会阶级差别，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的占有，但在产品分配上，承认个人的天赋，承认劳动差别，实行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第二步是实行按需分配，消灭分配中的劳动差别，达到彻底的劳动解放，实现社会的真正平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域的：a.社会主义在时间上，它必须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出现在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之后，也就是说，它必须出现在工业化或现代化完成之后；b.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防止生产资料再转化为资本，即消灭产生劳动异化的条件；c.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含包括三点：①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劳动者集体占有。②没有商品货币那样的交换关系。③实行已经做了各项社会扣除后的按劳分配。
第一个感觉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有一个时间性的人，就是列宁。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3)]。因为国家垄断资本才便于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才便于进入社会主义。至于私人垄断资本、自由资本，因为不便于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因此距离社会主义还有一段路要走；而那些小商品生产者、小业主，距离社会主义则更远，要相隔一整个时代；至于还处于自给或半自给状态的宗法式小农，他们除了脑子里残留的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记忆外，根本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所以，他们距离社会主义则更加遥远了。
（四）关于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故乡——德、英、法向东方传播过程的产物，即东方化的产物。考茨基，也包括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和争论，除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外，基本上是传统的，即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
俄国比起英、法、德来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刚刚起步，人民群众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在俄国的广大农村，“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14)]，在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15)]。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要靠“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16)]给工人和农民。而知识分子的心理又常常是“把自己看成高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的“上等人物”[(17)]。针对这个问题，列宁不惜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裂，与马尔托夫之流展开了激烈斗争，坚持每个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必须接受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从而使列宁在一个弥漫着小农经济的分散主义气氛的俄国，终于造就一个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领导核心，去团结工人阶级及其所属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去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完成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
列宁的建党学说，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宣传和传播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宗法的小生产层层包围的情况下，保持党的独立性和思想纯洁的问题；解决了在工人阶级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团结本阶级和全社会的力量，去夺取政权的问题。所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建党学说的胜利，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列宁主义第二个基本内容是对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从1917年11月7日的革命成功那天起，列宁全力以赴开始了探索符合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
从1917年11月～1921年3月，列宁在俄国推行的是一种历史上叫“余粮收集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没收资本家的资本归社会占有，宣布俄国的全部土地归苏维埃国家所有；二是取消商品货币的交换关系，对农民的余粮采取直接收集制；三是建立全国性的消费合作社，由国家统制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脱离俄国的国情，只是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阐述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模仿的发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使农民失去了种田热情，结果是让一个历史上产粮大国的俄罗斯，长时间陷入严重饥荒；另一方面，它促使许多农民跟着白俄军官和苏维埃政府作战，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不得不陷入一场长达3年的内战。
从1921年3月～1924年1月初列宁逝世，列宁在俄国推行的是一种历史上叫“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是：一端是由走到社会主义入口处的国家垄断资本转化来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这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预示着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方向；一端是分散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广大小农经济；而处于两者之间，充当中间桥梁的是受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再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再加上劳动者之间出现的合作社经济，从而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并采取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不仅使俄国普遍发生的农民暴乱迅速地遏制下来，而且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俄国从连年的饥荒中走出来，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卓有成效地恢复和建设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等到列宁对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就溘然辞世了。
总之，列宁主义概括起来，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条符合东方国家特殊情况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路线，从而在俄国缔造了一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铺平了道路；二是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即新经济政策模式。
（五）关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介乎于余粮收集制与新经济政策之间的一种折衷产物，但是它更倾向于余粮收集制，是一种改良型的余粮收集制。当然，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也有自己的创造：
a.让俄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建设过程，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危机感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危在旦夕的急迫感的浓重气氛之中，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战略，把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纳入准备打仗的轨道，成为一种非战时的战时经济。
b.提出了小农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论断，推一推可以进入资本主义，拉一拉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应该利用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把广大小农拉入到“1+1+1……”的小农集合体——集体农庄这样的组织内，从而把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纳入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轨道上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在俄国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c.让贫困的农民和农业部门间接地提供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一是通过一场“价格革命”，有意识地让农产品的收购价低于农产品的价值，工业品的销售价高于工业品的价值，让广大农民和消费者提供重工业建设所需资金；二是制定严厉的法律，惩罚那些不愿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农民。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优点有两点：一是可以迅速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资金不是问题，使分散在全国的资金，很快地在财政上集中起来；二是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把有限的资金迅速地投向国家计划重点发展的部门和地区。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缺点也有两点：一是企业所需资金不是依赖自我积累，而是由财政无偿供给，企业一旦形成生产力，不仅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而且形成的利润，甚至包括提取的固定资产的折旧，都上缴给财政。企业不仅形不成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自我积累机制，也形不成用于简单再生产的自我补偿机制。总之，这种企业根本不能称之为企业，充其量只是附设在政府机关下面的车间或作坊，如果没有国家的不断输血，就会由破败走上衰亡。二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出现的以重工业部门为中心的局部经济增长，是以牺牲与人民生活消费息息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这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资金严重短缺，必然会降低农业和轻工业对重工业产品和技术服务的需求，使重工业的需求市场出现萎缩。如果重工业不能在农业和轻工业找到自己的市场，只能在自我服务和发展军用工业中找到出路。其结果不仅使国民经济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也会使国民经济朝着军事化或军备竞赛方面发展。所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应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国际局势越紧张，这种发展模式就会越显得出它存在的必要性；国际局势一旦缓和下来，这种发展模式最终会失去发展方向。苏联为什么会在冷战阶段结束之时解体，是有着深邃的社会原因的。
（六）关于中国的国情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讲演中对现代中国的国情作出过经典性论述。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曾对现代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进一步的全面论述。中国的国情说到底就是沿着海岸线、长江线、铁路线布点的城市与按面铺开的农村所呈现的不平衡性。
毛泽东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六十个年头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距离今天也已经近半个世纪之久。今天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政治不平衡的局面，在经济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还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是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差距上。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40多个年头中，一方面，我们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迅速地发展起重工业部门。从而使我国在行业上或地区分布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使工业产值远远超过了农业产值，完成了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从沿海到内地，我们虽然也建立起数量众多的工业基地和现代化都市，虽然这些都市都已经到了人口饱和程度，但是占全国8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仍然过着一种和古代农村没有根本区别的生活。随着耕地面积的绝对减少和农村人口成倍的增加，必然引起人们对越来越显得稀缺的农业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地或破坏性地开发，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但是人们所处的环境质量则有一种下降的趋势。
其次是表现在经济的多层次性上，即国民经济被分割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并且处在三个不同的社会层面上。一是我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使用手工劳动，从事着自给性或半自给性生产，这和古代社会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对他们来说仍然处于中世纪的或前工业化社会这个层面上。二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为数众多的集市、集镇和小城市，对它们来说，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是刚刚起步，是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它们生气勃勃，雄心很大，时时刻刻都准备吸收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时时刻刻都准备进行内部更新和外部扩张，这一切表明了它们正处在一种行进着的工业化社会的层面上。三是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在产业结构上；第二产业，即加工业，其比例正面临着一个下降的局面；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开始急剧扩大；在人口结构上，生育率开始下降，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在消费观念上，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热情开始下降，人们更重视的是精神生活的满足。以上这些特点是发达国家才会有的现象，这说明在中国的现代化都市中，已经无可奈何地处在向着工业化后期演进这个层面上。
（七）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民族是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其始祖黄帝就是一个身上沾满了黄土的帝王，实则是我们在北方农村常见的老农形象。其妻嫘祖就是一个养蚕专家，这对夫妻最早组成了我国“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模式。全世界以农立国的民族不少，但都不像中国的农业社会这么稳定，其原因就是得力于这个“男耕女织”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见第10页图）：
表面上看起来，和一般的家庭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种两性的结合。但是，如果进行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种独特的家庭模式。在这里家庭实际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在这个独立的小社会里，集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的物质生产、人类的文化教育活动于一身。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又是集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于一身。人类社会分工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产业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所以，这种家庭，必然是一种超稳定型的家庭；以这种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也必然是一种超稳定型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系列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的斗争，其实，都不过是表现为中国的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家庭的破坏和重建过程。一旦这些家庭不能维持了，依附在这些家庭中的农民，就会变成社会上的流民，就会暴发推翻旧王朝的流民起义；一旦这些流民有了重建家园做农民的可能，社会又会趋于稳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内部那个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并没有迅速发生变化，所以在中国内部还没有产生要求变革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力量。那么，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倡导变革或革命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基本上是从旧的阶级、旧的营垒中走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即在古代中国被称做“士”的那部分人。
士在古代中国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自从孔子开始办私学以来，士就可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了士，就具备了士的共同特点，即参政意识很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那么“学而优则仕”，当官又为了什么呢？一种人为了“干禄”，为了改善自己的环境；也有一种人，是为施展自己的抱负，济世救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一种亡国亡种的危险，使中国士林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向外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寻找救国真理。他们是“盗火者”，是启蒙者，是思想先驱，通过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的改革中国的方案介绍到中国。
最早传进中国来的是起源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但这种思潮传播得很慢。一是当时的中国风气未开，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故我，生活在旧生产方式的人们当然会对从外国传播来的思潮感到冷漠，鲁迅小说《药》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冷漠。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来的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思想格格不入，受到了知识分子中的守旧派严厉抵制，即使那些开明人物如张之洞，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把西方的思潮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三是欧洲英法等国是以侵略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人们会把对西方列强的痕恨迁怒到宣传西方思潮的这些中国人的头上，把他们叫做“假洋鬼子”或“二毛子”。
由于西方思潮在中国传播很慢，用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的行动收效就更加微弱。更令人可悲的是，无论是洪秀全，或者是孙中山，他们在利用西方思潮改造中国的革命行动中，仍然是主要依赖社会上的流民和会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进入湖南、湖北才得以蓬勃发展呢？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后，过去为广州进出口贸易服务的人员成了无业流民，这些属于“天地会”的流民壮大了太平天国的声势，当然也为定都南京后的内部分裂奠定了社会基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主要是依赖会党进行起义，而辛亥革命虽然是依赖清政府训练的新军，而新军中那些吃粮投军的人有一部分也是农村中出来的失业流民。革命者可以利用流民，反动派也可以利用流民。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却一下子冒出了千百个土皇帝，中国陷入了一个以流民为群众基础的军阀混战局面。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改革方案的失败。中国需要另一种新的思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毛泽东说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送来的，二者相隔80多年。但后来者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地传播开了，这究竟是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一，如果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屈辱，那么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从俄国传来了要废除帝俄时代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建立平等中俄关系的友好声音，这对中国人来说如大旱得甘霖，当然会产生研究俄国革命的极大兴趣。
第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接受过系统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儒家学说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含着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它宣扬“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它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它要求个人有“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济世救民的道德品质。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利己主义嗤之以鼻，而对于建立在公有制度上的社会主义则心有灵犀一点通。曾经为袁世凯当皇帝而发起成立筹安会的那个杨度，后来竟然表示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历史明证。
第三，处于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于要铲除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的理想，是赞成的，而且是向往的，认为是对他们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选择一条什么路线呢？俄国是走一条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大工厂的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但是中国很少有像俄国那样的大工厂，只能深入到铁路和矿山去发动工人。矿山往往远离城市，而铁路工人呈线状分布，难以聚成一点。早期虽然组织了安源煤矿、京汉铁路大罢工，但是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如何以农村为基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新问题，而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新问题。
（八）关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必须解决两个问题：①引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全国政权；②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如果说列宁是通过找到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建党路线，缔造一个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布尔什维克党，来实现夺取政权目标的，那么，在中国，仅仅靠建设一支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着的是一个个背后有外国列强支持的军阀，这些嗜血成癖的军阀，唯一相信的是实力原则，唯一能听懂的是枪炮语言，所以在中国要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学会武装斗争。
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关于如何通过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以农民为主力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落后的农村创造一块和数块先进的根据地；在搞好根据地的建设基础之上，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最终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这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1935年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全党的承认。在1927年建立根据地的同时，特别是1938年，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动手解决中国革命的第二个大问题，即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毛泽东找到了，这就是包含着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这个模式首先是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当然也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个模式其次是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领先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影响和制导上。但是，无论是在政治领域中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也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内坚持国有经济的领导，其目的仅仅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不是在现阶段就要搞社会主义。现阶段只能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现阶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的、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区别有两点：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以国有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二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等等方面调剂多种经济成分，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上看来，这种经济是特殊形式的市场经济，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大家知道，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不应有商品货币，它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计划来实现资源配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讲商品货币如何存在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萌芽，货币又是如何通过流通中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而转化为资本的，市场不仅是孕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母体，而且也是维持资本生命力的土壤。所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为社会主义勾勒蓝图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毛泽东认为，对中国来说，这种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很久以后的事，现阶段只能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只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
如果列宁的最大遗憾是他在开始找到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经济政策时，已经濒临他生命的尾声，没有等到他对这一发展模式作进一步地完善就离开了人世；那么，毛泽东也有自己的遗憾，尽管他在自己精力充沛的时刻为中国找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在1952年以后，他又轻易地抛弃了它，在中国开始搬抄那个既不符合俄国的国情，更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当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受到阻力时，不是改弦易辙，而是通过开展党内外的一系列斗争来强行开路，这不仅使毛泽东进入了晚年的错误时期，也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痛苦。
（九）关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人们在谈到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思想认识背景，常常引用两句民间俚语：一是“白猫黑猫，捉着老鼠就是好猫”，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一些人把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思想认识基础，归结为“猫论”和“摸论”。这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止于此就会割断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系。
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前夕，即1977年4月10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接着又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8)]。以后在担当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的近20年中，他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19)]，一直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20)]。在他领导下，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内容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拨乱返正，以改革自1956年在中国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志在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中摆脱出来，都是志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21)]。
所以，我们不能就事论事用实用主义态度看待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把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在一个大的视野、大的背景下，即放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中，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长河中，来认识、分析和评价。
马克思不仅用毕生的精力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批判，而且在他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阐述。列宁虽然在1917年9月说过，在俄国只有国家垄断资本才到了社会主义入口，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仓猝间仍然是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那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行事。1921年3月，列宁发现，像这样不顾，俄国国情，一味搬抄马克思主义“本本”上写好的模式，是犯了大错误，若不回头就会导致葬送十月革命的严重后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列宁开始了创造有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但是，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借口当时情况和列宁在世时有了变化，即在苏联有了自己的大工业，于是停止了新经济政策的试验，仅仅是在保留商品货币的形式下，变相地恢复了余粮收集制。斯大林否定的不仅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他否定了列宁对具有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倒退现象。
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做着和列宁在1921年春天以后的几年中十分相同的工作，即创立一个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也提出了一个和新经济政策十分接近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这个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一经提出，不仅使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了民主抗战的典范，成了人们向往的圣地，为抗战胜利后迅速战胜国民党准备了基础，而且使5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片生机勃勃，至今还使人们怀念不已。但是，在1952年以后，毛泽东突然全面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一边倒”的口号下，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中国。从1953～1956年完成这个移植任务以后，中国就开始一浪高过一浪地穷折腾活动。
制止从1956年以后在中国开始的一系列穷折腾，改革从1953～1956年移植到中国的那个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继续毛泽东1927年开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讨，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历史地落到了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身上。他从1977年到今天近20年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自马克思主义向东方传播后就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列宁自1921年3月以后，直到他逝世前几年中力求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毛泽东也在孜孜以求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寻找到一个适合东方社会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也是列宁和毛泽东在各自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探索和创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十）关于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要想把这些众多的人口凝结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就需要有一种民族的内聚力或向心力，而这个内聚力依赖的是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或追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经历过不少苦难，也有着自己的黑暗时期，但是，特别是自秦汉以后，统一势力一直占着上风，表现出很强的内聚力，原因是形成了以儒教为基础的共同信仰和思维方式。鸦片战争后儒教开始式微，到了“五四”前后，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信仰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抗日战争后，共产党威信开始提高，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全民族大团结时期。所以，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在重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中，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提高中华民族统一向上的凝聚力。 有人说，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重新唤起对新儒家学说的热情，树立对新儒教的信仰。这如果不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的热昏的胡话，那就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小农经济基础的儒教和儒学，作为古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永远值得我们去挖掘、整理、学习和继承，但是由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的时代，则一去不复返了。
中华民族灵魂的塑造，就是重新唤起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热情，让它成为全民族统一的信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如果像林彪那样搞“小红书”式的语录体，或者像“四人帮”那样号召人们读通几本书，都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人，他们也会说错话，写错文章；即使当时看起来是对的，时代变了，其作用也会变化。无条件的“一句抵一万句”，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都是没有的。把话说过了头，会适得其反，引起人民的反感。正确的态度应该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从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去把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完整的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上建立起全民族的统一信仰。
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呢？
第一，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被视为一个总体系。这个总体系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在对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18～19世纪产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批判的基础之上，要建立一个能消灭劳动异化的，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即一个理想的后工业化社会。
第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总体系分为两个分体系；一个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体系，一个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分体系。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体系的政党或领袖，不可能在国内说自己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即通过一场内战夺取政权；在取得政权后也不能说不让反对党存在，或者让反对党承认共产党是最高组织，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属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分体系的政党或领袖，必须把武装夺取政权放在重要地位，必须提出把帝国主义之间战争变成国内战争，通过一场国内战争去取得政权；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党要么接受共产党领导，放弃反对党的地位，要么被取缔，停止一切活动。十月革命后，反对十月革命的考茨基，和同情十月革命的卢森堡，都和列宁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辩论，还不如说是两种国情、两种思维方式的辩论。
第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都属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分体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有差别，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分体系中的两个支体系。俄国尽管比起西欧各国是个落后的国家，但比起中国又是个先进国家，沙皇俄国是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列宁虽然重视武装斗争，虽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的口号，但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并未经历军旅生活。毛泽东不一样，他的大半个生涯是在军旅中渡过的。他不仅是共产党的主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军事家，是中国红军、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在中国，革命力量不仅会因政治战略的失误而失败，而且还会因军事战略的失误而失败，甚至会因某个战役没打好，即军事战术的失误而失败。
第四，在列宁的一生中，从事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例如反对俄国民粹派企图阻止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反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阻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反对“经济派”借口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企图阻止建立一个由马克思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反对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企图阻止建立一个高度组织性、战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模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被称为“余粮收集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1921年春又实行以“退却”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开始建立起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些活动中究竟哪些是属于列宁主义的体系，哪些不是呢？其标准只有一个，就要看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俄国的国情相结合，是否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十月革命后到1921年春的3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列宁说实践证明是我们犯了错误，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利益，不仅使历史上出口粮食的大国陷入了连年饥荒，而且使农民武装暴乱成了普遍的现象。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时期，尽管列宁做了许多正确的事，说了许多正确的话，但是在总体上不应该属于列宁主义的体系。列宁在其他历史时期，也许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从整体上来看，应该属于列宁主义体系。
第五，毛泽东在年青时代，也曾组织过长沙的工人斗争，也曾深入安源煤矿组织工会活动。但是他最终认为中国和俄国不一样，成就中国革命大业元勋的，只能是中国的贫农。他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在大革命紧要关头去湖南调查，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接着他又力劝攻打长沙的红军，进军井冈山，从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民主改革和各项经济政策，在延安时期，就未雨绸缪，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出了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但是，从1953年开始，逐步放弃新民主义发展模式，在全国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面模仿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凡是公开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缺点的人，在1957年整风中都被指斥为右派；为了向右派证明这种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增产，从1958年开始，就在全国推行了一场破坏性的大跃进；1959年又把以彭德怀为首的那些党内公开对大跃进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指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这次“大跃进”，导致中国出现了一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全国性饥荒；接着又对在1962年坚持说这次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认为这是政治上的右倾，而说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交学费，是没有领会好毛泽东思想的林彪，成了耀眼的明星，从而为十年文革埋下了伏笔。那么，纵观毛泽东一生，究竟哪些应该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哪些不应该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呢？当然他在晚年犯的错误不应该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究竟有哪些呢？也许人们会从他逝世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按着时间顺序，一直往后倒数到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这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又不完整。因为还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错误的经济基础。而造成这些错误的经济基础是1953年～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全面地对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模仿。
第六，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都已作古。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曾分别领导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完成了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任务。但是他们也曾留下未竟之业，即对俄国的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这正是他们的后代子孙们应该继续完成的。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理论，最后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几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一个符合东方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终于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线条来了。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它，研究它，宣传它，让它成为我们这代人，以及以后几代人的共同信仰和奋斗目标，而且让它深入我们民族的灵魂之中，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凝聚力。
总观杨家志教授这10个观点，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或曲折的发展，没有回到原处的现象，哪里有什么复归呢？
四、结束语 从我与杨家志在关于“复归”问题的切磋和探讨过程中，我联想起经济学界的一种情况或一个问题。在我所接触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中，像杨家志教授这样知识广博的，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下过功夫学习的，为数不多。许多中青年经济学者，由于上学期间教育受到种种冲击，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甚少，缺乏辨伪能力。这种情况，妨碍了他们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中概括、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中国学派。“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经济规律存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短时间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不可能抽象出经济规律的，只知这几年、十几年或40余年的事实，既无法抽象出有几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不能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依据与历史渊源。
责任编辑注：杨家志的文章见本专题1996年第3期89～104页。
注释：
①见本刊1994年第5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
②拙作《学者的忧患与沉思》，本刊1996年第3期。
③阮元校核：《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3页。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
④⑤⑥同上书，下册，第1823、1824、1922～1924、1988～1989页。
⑦沙少海 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⑧《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⑨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3册，第103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⑩《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5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0页。
(15) (17)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55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4页。
(18)、(19)、(20)、(2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4、151、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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