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逝世一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周年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忆刘大年同志的几件小事
全国解放后，我读到《美国侵华史》，知道作者是刘大年，但未曾有机会见面。以后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在同一个研究所），才有了见面的机会。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共同在河南息县，我与大年见面的机会多了。后来我们两人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共有6位，还有冯至、夏鼐、吕叔湘、唐弢。人大开会的座位按姓氏笔划排列，任刘姓氏都是六划，我们邻座。开会在一起，回到住处又在一起，接触更多，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以后住处相距不远，常常找他谈谈学术上的问题。
大年同志参加革命较早，却从不摆老革命的架子，没有教条气息。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兵和他交谈，很受教益。比如他讲述范文澜同志对于“批判继承”的理解时说，批判地继承就是把旧文化中一切合理的东西榨干，吸收为我们所用。这个比喻生动而深刻，令我心折。
1958年以后，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若干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不满意，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还欠了公社的债，填不饱肚子。老百姓为了抵制人民公社，才出现了包产到户（后来通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很快得到恢复。这个变革改变了过去农民不关心生产的弊病，有速效。刘大年同志却指出，从长远看，农村生产发展还是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广大农民还是不能从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有新的组织形式才行。他这些见解，后来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证明是正确的，他真正搞通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哲学的不同，凸出之处在于它深入社会，干预生活，不是手持高头讲章，坐而论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我国历史学界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上古史，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造就了大批人才。刘大年同志是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专攻近代史，他在50年AI写作的《论康熙》是继《美国侵华史》以后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论文。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陈寅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晚年双目失明，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心情郁悒，写成《柳如是别传》。刘大年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此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在对陈寅恪一片赞扬声中，能提出此种评论，不啻一付清凉剂，难能可贵。陈演恪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目空千古，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
打倒“四人帮”后，出于对“文化大革命”荒谬批孔的反弹，学术界有些人把孔子抬出来，以补救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学术界有人宣传，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是得力于孔子精神，只有恢复孔子之道，才可以救社会的时弊。刘大年同志对此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说，孔子的学说既然有如此神通，何以对邻居慷慨，对本土反而不帮忙？他指出，孔子学说不是最近才出现，也不是外国引进，何以几千年来孔子学说没有救了旧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民贫国弱，孔子学说的威力哪里去了？孔子学说有价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发展，但把孔子学说拔高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理，这是错误的。
凡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过的大小学术会议，刘大年同志必有发言稿，我有时只有一个提纲。这些细节都表现出一个科学家严肃务实的学风。刘大年同志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
刘大年同志的专业范围在中国近代史，他在这个领域内带出了不少青年学者。近代史研究处处涉及西方各国，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问题。中国人民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枷锁，要站起来，对此，在中国拥有既得利益的各种外国势力、集团必然要反对。一方要争取民族的自由，一方要维护既得利益，不希望看到从前的弱小国家站起来与他们平起平坐。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凡是涉及中国的变革进步的思想、改革，外国敌对势力必然反对，并且找出一些理论根据来论证中国不应改革，不应革命，不应反对西方侵略势力。近20年来，这种思想以不同的学派、学说来论证中国革命搞错了，“五四”以来从来没有找到自救的道路，甚至推论说没有辛亥革命，不推翻清政府，中国会比今天共产党领导得好。这些议论直接向社会主义中国挑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理应做出科学的答复。范文澜等同志在新中国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科研领域，刘大年同志继承发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这一事业，还要靠我们后死者继续努力。近代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国近代史研究失去一员主将，但现在已有千万生力军跟了上来，他们必将开创更光辉伟大的新局面。
最后，举一件小事，作为此文的结束。我见过不少老干部，当年为了革命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义无返顾。等到进入老年，反倒怕死了。这说明，一个革命者，完全彻底相信唯物主义，并不是人人能办到的。大年同志患病住院，曾对他的家人说，如果他的病无法治愈，不必用抢救的办法维持生命，要相信医生的诊断。身后坚决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他这种明达的生死观，不愧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令人敬佩！
记忆犹新的回忆
刘大年同志是一位有完美道德的真正学术工作者，又是一位有丰富学问的真正共产党员。他不但在个人的研究中有杰出的贡献，而且在科研领导岗位上，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我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记忆犹新。现在借此之机，写一点这方面的回忆，作为我个人的追念。
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的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的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作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尔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料。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会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还是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上。
我为什么在这里回忆起这两件事？因为这和大年同志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他是那次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在那次运动中，我曾参加过一次向他反映学习情况的汇报会，从他那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非常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上面提到的范老之匆匆赶到会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负责东南区学习的刘桂五同志临时出的主意。桂五同志在那次运动中是大年同志的得力助手。完全可以这样判断：桂五同志是在执行大年同志的指导方针。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里反映了他们两位思想的一致。
当然，我说的这些，只是我个人在运动中看到的一个侧面。它未必能反映全面的情况，而且运动的领导是一个整体，也不是大年同志一人之力所能为。但是上面这两个小镜头，折射出大年同志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掌握，大概是合乎实际的。这里也有两位学者可以作证：一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一是明史专家王崇武先生。他们二人在建国以前都在中央研究院长期从事研究，建国以后又都先后进入范老领导、大年同志实际主持的近代史研究所。罗先生在近代史所受到范老和大年同志的尊重，这已为众所周知。他能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和他们两位对他的关心、信任和尊重密不可分，也为人所乐道。王崇武先生在近代史所时间虽然比较短促，但他生前也经常对人感念近代史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范老与大年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重视，使他有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学术环境。这些我是从他的好友李文治先生处间接知道的。现在范老和大年同志都已辞世，但薪尽火传，他们亲手培育出来的优良学风，正在近代史所代代相继。因此，在本文的最后，谨以诚挚的心情，祝愿后之来者对这一永恒垂范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国史学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大年同志突然地离开我们以后，在史学界的重要活动中，常常会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大年同志不在了！
大家知道，大年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长时期来作为中国史学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推动新中国史学发展中起过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有眼光，有决断。当需要组织重要的史学活动时，他总能从全局考虑，拿出很好的主意来，并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许多拿不准的事情，同他谈过后，便使人有一种放心的感觉。如果不是像他那样有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领导经验，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全面地谈大年同志的贡献，自然远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办到的。这里只能举个例子以见一斑，那就是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学术活动。
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会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由胡绳同志任会长，大年同志为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摆在面前的头一件工作是要筹备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组织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验还不多。大家都在考虑：怎样使这次讨论会收到尽可能大的学术效果？我们的准备工作应该从何处下手？
大年同志断然提出：要从调查研究着手，弄清楚海内外孙中山研究工作的现状，来找出如何取得新进展的途径。他主张：先召开一次孙中山研究述评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列出孙中山研究中的各个重要问题，请海内外对这些问题研究有素的学者分别作出述评。大年同志说：“这次讨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调查研究的会，一次集思广益的会，目的是估量、评价以往研究的成就，提出推进今后研究工作的希望和设想。”这确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主意。1985年3月，这次讨论会在河北涿县召开。会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初步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大年同志就把注重点放在如何确定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上。经过涿县会议的充分讨论，最后确定的主题是“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大年同志后来这样说明：“我们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大致回顾了一下全局情况以后，从如何进一步开展孙中山研究这个角度着眼的。”“孙中山产生于他那个特定时代，又促进时代的改造。”“通过对孙中山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面，去具体地了解他的斗争环境、时代特征，从中探索中国近代历史带着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然，他把讨论会主题的确定看作是对研究工作发展方向的引导。
主题确定后，大年同志强调：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上论文的水平如何。为了保证提供会议的论文质量，他的做法可以概括为16个字：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评审，择优选用。胡绳同志和大年同志分别写出了《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两篇论文。邀请海外学者的名单由他们亲自审定。组织委员会向全国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有关单位广泛发出征文通知，然后，组织了由十几位专家组成的评选组。评选前，大年同志强调：一定要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严格根据论文的质量来决定取舍，而不受作者资历、声望、关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他还鼓励大家：如果因此而产生什么问题，都由他来负责。这样，从应征的近200篇论文中评选出70多篇，有的研究机构负责人、资深学者的论文没有入选，而入选论文的作者中最年轻的只有24岁。当然，这种评选决不意味着对论文作者总体学术水平的评价，因为有些确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由于时间匆忙等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来，有些年轻作者却因集中精力而写出了较好的论文，这是并不足怪的。
198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隆重举行，参加讨论会的一二百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规模空前。大年同志在讨论会的开幕词中，着重说明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并且强调：“如果我们的讨论要遵循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次讨论会上，群贤毕集，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盛会，一次成功的、有着很高学术水平的会议，一次能把孙中山研究推向更高水平的会议。这样的成果得来不易。它是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会议组织者、特别是大年同志两年苦心经营的结果。
这些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回想起来，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国史学工作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在方方面面有着很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还十分需要能有大年同志那样有眼光、有决断的史学工作领导人，这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刘大年文选》的回忆与思考
刘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约请学者撰写回忆大年同志的稿件，我也在被邀约之列。关于大年同志的治学经历，我已经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最早的介绍文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92年出版）的刘大年词条。1995年，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祝贺刘大年同志80华诞的会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前来祝贺，发表了祝贺感想，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大年同志的学术经历。这次会议，刘大年同志本人避席他去，表现了他的美德。我们明知道他不会出席，还是照旧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在会上所说的话，不一定要他本人听到，而是从学术界的需要出发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家的整体形象，启迪和教育新一代年轻学人，决定编辑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选出了在我院工作过的在世和过世的院长、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32人，我所入选的是首任所长、学部常委范文澜，继任所长、学部委员刘大年，以及一级研究员罗尔纲。该书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主持者要我为刘大年同志作传。为了完成任务，我仔细研究了大年同志生平，重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写出了1.6万字的传记。去年底大年同志去世后，我又在今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的长文，总结他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同时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的怀念文章。现在要为《近代史研究》写稿，一时觉得写不出新意。
我从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迄今已36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1994年我当了所长，刘大年同志是名誉所长，他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为了开展本所学术活动，我有时要向他请教，常常要借助他的丰富经验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可替代的名望。最近10年，本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都请他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请他作主题报告，他都积极从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与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感情纠葛，我现在还没有精力和心情来回顾这一节，要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叙述。
我常常感到，他没有离去，他还在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而操劳。这种感觉，在我刚刚完成《刘大年文选》的编辑工作的时候，尤其突出。所以这篇文章就讲讲编辑《刘大年文选》的感想。
李铁映院长提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出版文选，得到拥护。刘大年同志的文选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选定的第一批学者之中，并通过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通知了大年同志。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把它当作院里交给他的工作任务，认真准备文集的编选工作。所以，这本选集的编辑方针是刘大年同志自己确定的。
考虑到此前刘大年已经出版过《中国近代史诸问题》（1965年，1978年重印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抗日战争时代》（1996年）等三种文选，这次新编选集，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面貌不仅要求有新的内容，在编辑方法上也要体现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我想主要是指刘大年同志平生研究所追求的东西，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地编辑起来，而不是仅仅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按照这种思想，这本文选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所辑文章是讲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关键（上），所辑文章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三部分是历史关键（下），所辑文章是讲抗日战争研究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上），所辑文章是对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评论，其中大量评论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功绩，这些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杨秀峰、胡乔木，甚至还包括毛泽东；第五部分是思想文化（下），是对近代经学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这一部分收了作者最后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章：《评近代经学》，全文7万余字，是临终前在病床上定稿的；第六部分称外录，所收文章涉及几位外国学者和朋友，其中一位是俄国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他们两人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交谊；另一篇题为《讲座元老，西京大师》，是记述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的。井上清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朋友，是刘大年的老朋友。大年同志早就计划写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一直未找到机会。此次编文集，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本文集，他认为不可没有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字。但是这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捉笔，他便对随伺病床侧的子女口授了这篇不长的文字。念兹于兹，可见刘大年同志与井上清先生的情谊。1999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刘大年作为老学者、老学部委员在会上作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这篇报告稿，现在就作为本书的代前言，可谓用意良深。
为了贯彻如上的编辑方针，在选取文章时，尽可能不与前已出版的三种文集重复，又能体现作者一贯的研究旨趣。收入本文选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90年代内写作的，少部分是在80年AI写作的，除了个别篇章是在1979年写的以外，70年代以前写的文章没有收进来。所以，像《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60年AI写作作的名篇，这次都没有收入。这本选集要尽可能体现作者一生的基本研究方向，又在说明作者在最近10年里作了哪些新的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的发展、前进。看了这本选集，读者大体上可以明了。
我受委托，对《文选》作了一点编辑、校订工作，对篇章的选取和排序等方面，作了一点技术性的调整，并拟定了作者生平年表和著述要目。限于篇幅，删除了一些篇目。1999年11月某日，在北京协和医院601病房里，我曾在大年同志病床旁短暂逗留。在谈到选集时，大年同志提到把我过去写的一篇介绍他的小文章作为他的文集的附录。我没有说话，点头表示从命。
刘大年是在八年抗战中，从太行山走下来的一位学者。他从1949年首次发表《美国侵华简史》，到1999年12月最后发表《评近代经学》，终身都在思考、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他曾经是抗日根据地一个拿枪的正规八路军战士，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思想理论战线工作，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我把他概括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我们从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特色。不管是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还是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他都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来由和去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他长于对政治史的探讨和分析，尤其长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他对于唯物史观有许多阐说，对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不同的、或者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他都能结合历史事实，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最新发现的资料，给予评论和解说，不自以为是，不强人所难，实事求是，循循善诱，平等讨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胸怀，是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榜样，我希望，这将成为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发展的一个好的传统。
战士与学者
——大年同志的学术品格
去年岁末，听到大年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在几个月前，在当年7月9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的会上，还同大年同志一起交谈照相，并聆听了带有他一贯特色的讲话。谁想到这具有欢庆色彩的瞬间，竟成为同大年同志的永诀。
大年同志的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对于史学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
我20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对刘大年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的《美国侵华史》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还因为大年同志曾在北方大学工作过，而北方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我的师长中很有几位与大年同志共过事，他们常常谈起大年同志。
一直到1958到，我才同大年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那是中宣部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想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这个任务落到了大年同志头上。大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班子，我记得近代史所参加的有余绳武同志、蔡美彪同志、曲跻武同志和从翰香同志；所外的有王宗一同志、管大同同志、李普同志、王汝丰同志，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史，不知为什么也把我调去了。这个班子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分的任务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写了讨论，讨论了又写，几易其稿，却总也通不过。史料、观点、结构、文字，没有一处不要经过极严格的审议和批判。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出版，但对我来说，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科研工作的启蒙训练，使我初步懂得了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我也正是从那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年同志在学术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平易近人。工作后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有好几次讨论完书稿后，大年同志拿出自己不多的工资，请大家到仿膳饭庄吃肉末烧饼，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刘红同志写的《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中，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卫藤沈吉教授很赞赏这个提法，认为颇能反映大年先生的特质。金冲及同志在为大年同志所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可见，这是不少人对大年同志的共同认识，也正是大年同志极可宝贵的学术品质。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历史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年同志所写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没有一篇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优良学风的提倡。他常说，写一篇文章，不能人云亦云，旧调重谈，总要有一点新的意思，说一点新话，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就不如不写。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年同志特地约我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去，说是随便谈谈。那天，他对史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学风，发了许多感慨，并叹惜说：“学风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一次，大年同志同我谈起某些学术回忆录的失真问题，指出有些人不负责任，胡编乱造，既颠倒了历史，又搞乱了思想，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史提供一点可信的资料。
我想，沿着大年同志的方向和足迹，在史学园地里更加努力地耕耘，应该是对这位可敬的战士型史学家的最好悼念。
悼念大年同志
1999年12月28日，刘大年同志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大年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创办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刊物，在组织和领导近代史学术活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事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大年同志相识，但真正频繁联系是在80年代以后。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因此接触机会日渐增多。大年同志不但有很好的历史学修养和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是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谦虚厚道的长者，不论是讨论工作还是研究学术问题，既坚持原则，又心平气和，从善如流。
大年同志不但精通中国近代史，而且对传统经学和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遗著《评近代经学》就是一部学术力作。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孔学和经学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又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支柱；既是治国治民、立身处世的最重要规范，又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流派纷争，头绪纷繁。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在经学上反映出来。几年前我就听说大年同志在致力于研究经学。我曾当面问他是否有此事，他笑着说：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还没有把握。因为头绪太多，资料纷繁，实在费力，但还是想试试看。他病逝以后，我收到《评近代经学》这个长篇论文，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遗著了。大年同志从经学今古文之争，谈到近代今文经学兴起。他不是像旧时经师注经解经，而是把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对今文经学的提倡与近代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和革命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见解。以往人们论述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往往也联系到今文经学，但多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几乎很少有机地与他们注重今文经学联系起来，刘大年从思想文化的更深层次上，探索近代变革和革命的思想渊源，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可谓创见。
大年同志为了写《评近代经学》，参考了大量有关经学的文献和著作，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是很艰深很枯燥的，没有极大的决心、毅力和理论修养是很难去这样广征博引，深刻分析的。近年来，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青年学者有的已经涉足近代经学领域，但大多停留在表层现象。经学在中国，有如千年古树，根深叶茂、盘根错节。古代近代经师辈出，但真正把经学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实为罕见。大年同志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充分地运用资料，广征博引，分析问题有理有据，既深刻又平实。在新儒学流行、尊孔重“经”现象又成学术时尚的今天，《评近代经学》一文的意义，是不止于经学本身，而更有其重要深远意义的。
大年同志对自己和对别人写的文章书稿要求是很严格的，而对人则是很宽厚的，从未见他发怒教训人，也从未听他说别人的坏话。我曾经和他多次一起参加学术活动。两次随他出国，一次是1985年去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16届世界历史学大会，一次是1986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国史学会、孙中山研究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多次活动，我们都共同参加讨论。有时我们同住一室，亲切交谈，既讲学术也谈生活，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每一回想不胜怀念。特别在我卧病时，他亲自到我家来探望，惜未能见面。阅其遗著，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
德高望重的刘大年同志，静穆地去了。历史和人民将永远记得大年同志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他的高尚品格风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刘大年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和敬重的。
坚持真理 追求真理
我和大年同志接触较早，但通常是在会议的场合。1996年9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幸请到大年同志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为他主持了这次报告会。作为晚辈，有此机会，实为荣幸。他讲的题目是《方法论问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已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是那样认真，那样执著，很令人感动。讲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其中主要部分。这次报告和文稿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对于大年同志的学问和为人，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这里只谈我同他接触中感受较深的两点体会。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大年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论刮什么风，什么为时髦，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地位。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对贬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1983年，当时国内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的主张“回到乾嘉”，或走王国维的路。大年同志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无法置之不理。他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在“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篇文章中，大年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一个保持它的革命本质的问题，革命精神丧失了，发展就无从谈起。这辩证地阐明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在1996年《方法论问题》的论文中，大年同志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迄今为止，足以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阶级分析问题、革命与改良等问题，都一一加以澄清，是非分明，论述深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论文的最后，他再次指出要勇敢地坚持真理，勇敢地追求真理，也就是勇敢地坚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1999年9月，大年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讲话。此时离他去世只有3个月了，应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所作的讲话。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他重申自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并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再次作了论辩。他的观点很鲜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对此，他指出：“各种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依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的现实。只要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
二、严谨的治学精神。大年同志的治学十分严谨，他写的文章说理性很强，但说理不是泛泛而言，而是建立在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基础上。言必有征，言而有据。《评近代经学》这篇7万余字的长文，是他临终前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前些年曾听大年同志说过，他在研究近代经学；此后，断续用了好几年时间，如他在文章中说的，“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篇论文，单是引文出处所注文献资料，就不下70余种。这些书，有些他有收藏，没有的也都要借到。经过认真地阅读、审思，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自然要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但这没有白费，它会给人以回报。在精力和时间的耗费里，使他对所研究的问题融会圆熟，具有真知灼见。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大年同志认为，“近代经学用大字书写在人们面前的两个词是：‘民族思想’、‘复古主义’。非常明白，这两个词是把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涵突出起来了，而非近代经学外加进去的。”这非常简明地揭示了近代经学的特点。“民族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着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而“复古主义”则是起着拉历史向后退的消极作用。这都是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容。大年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孔子思想理论的问题。
论文是从评论美国艾尔曼教授所著的《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开始的。大年同志对它的评论实事求是，既肯定它是一部严肃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论断，同时也表示不同意书中涉及的中国近代经学的论点，指出了其错误所在。这也反映了大年同志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对待他人著作严肃的态度。大年同志所执著的在于“求是”，也就是追求真理。
大年同志虽已逝世，但风范犹存。他的做人做学问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发扬。
忆刘大年同志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我因病在外休养，获知大年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较迟。我回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80大寿的纪念会上。次年我自己就患病住院了。后来我外出休养，行前向他电话告辞，他嘱我好好养病，并问及手头有什么工作。此后就没有联系了。今春得知不幸的消息后，感触很多。大年同志从事和领导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他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的建树很多，但我手边没有任何文字材料，所以只能就记忆写一点与我有些关系的他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以表示敬意和怀念。
在1978年前，我不是专业的史学研究者，但对大年同志早已闻名，并因工作关系有所接触，得到他的帮助、指教。1978年起，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是近代史所的主要领导人，我则在一个业务部门参加负责工作。一次我的工作发生困难，他当时就住在所内一个小院子里，我直接去找他，他耐心地同我交谈，给予帮助。那时，我记得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方面有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和70年代新开辟的民国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当时近代史研究者、近代史研究所对近代史研究的任务、范围的看法。1978年，林言椒同志约已去世的叶青谷和我，在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创办《中国历史学年鉴》；大约在1980年左右，大年同志忽然交给《年鉴》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文章的主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突破”有赖于认真研究近代经济史。他的文章作为《年鉴》的专论和第一篇发表了。其后听到一些议论：很多人赞成，也有人认为没有新意，“突破”二字也不确切。平心而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特别是结合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来看，就更可以理解它的意义。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是以政治革命、政治斗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近代史学科在20余年中有重大的成就，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十年动乱给历史研究制造的创伤和混乱，也易使一些人对史学能否成为科学产生疑问。我以为，刘大年同志提出研究经济史以突破近代史研究的已有程式，应是他对当时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的一种回应，而这一回应，总的说来是对的，是正确的。不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是社会诸现象之基础，而且历史学本身也不能只限于重视政治斗争史，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应是重要的内容。
刘大年同志不只是发表文章，在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实际上身体力行。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多卷本当时正在进行中，我曾听他对一位国外来访的学者讲，这部史稿将包括该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即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各方面，与当时通行的着重谈政治事件的史书不同。我的感觉是，他的语气，对自己的这一构想是十分重视、颇为自负的。只是后来这一多卷本的工程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另一方面，他在所里推行设置经济史研究室等的计划，在1982年正式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关于建立经济史研究室，我知道他花过一番心血。所里几位资深的研究员因各自的工作而未能接受负责这一研究室的任务，他和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郭冲同志先后五次和我这样一名后进者谈话，要我承担这一工作，并且鼓励我不要害怕自己是外行，外行可以边学边做，不要为原来从事的研究工作所禁锢，应到更广泛的学术天地去翱翔。我终于接受了，主要并不是自己被鼓起了研究经济史的雄心，而是感到这是研究所一员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几年，我与几位较年轻的同志一起真正的“边学边做”、以学为主，其间大年同志给予了帮助和扶持。我们曾提请所里给予500元经费以购置一些日常用书，大年说，这点小事好办。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但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支持。经济史研究室后来由胜任的其他同志接手，其建立迄今将20年，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学步到前进，已渐渐成长，同近代史所的其他研究室一样，在学术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我想这初步地符合了大年同志当年的希望。
刘大年同志提出研究经济史以突破近代史，这是就当时近代史学界的主体没有把经济史研究列为自己的任务而言，并不是忽略当时近代经济史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他对以严中平先生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室，十分推崇，曾向严先生面称：他的著作中有关经济的数字、史实，都是据自严先生他们的书的。在80年代以前，多数的近代史研究者限制了自己的范围，不像现在这样，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都被研究者所重视，有综合观察的视野。分工当然是需要的，但能有运用多方面研究成果的能力，对于历史自然有较深入的认识，而不致作茧自缚，在较狭小的圈子中循环。大年同志当年所说的“突破”，我想作这样的理解，也许符合他的本意。
怀念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新中国建立前，他主要是在解放区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到北京后。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还有许多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我知道刘大年的名字，是从报纸上看到的。1949年9月前后，《人民日报》连载他写的《美国侵华史》，还有《介绍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君主立宪派》等文。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位历史学家，而且他的研究能与现实相结合，颇有启发。《历史研究》创刊后，大年是负责人之一，也经常写文章，我每期都看。
1957年，我写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稿。《历史研究》来人组稿，我便将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交给来人，请他们看看是否能用。过了几天，大年打来电话，他虽然在抗战期间一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却仍有湖南口音。他告诉我写得不错，只是较长，准备发后面三节，我说请你决定。我接到这期刊物后，翻开一看，在第1页下面有个编者按语，概述文章基本内容及未发的两节小标题。后面的小标题也有改动，如“新旧思潮三大激战”，又加“——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从文化运动到群众运动”，前面加“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看法的转变——”，从而使这两节论述的问题更加明晰。我想大年是仔细看了此文的，他的改动对我很有启发。
1959年下半年，我在编译局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1961年初回来后，调近代史所。黎澍当时已调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他同我谈，本来是调你搞研究，因《历史研究》缺人，先搞编辑部工作，范老、大年都同意。我说自己知识有限，怕不行。他说是要多读些书，边做边学吧。我也去看过大年。他也谈到《历史研究》要搬到近代史所，那里只来两人，实在无法，你就先去吧。他还说编杂志也是锻炼，要组织和挑选些好文章，资料丰富，又有思想性，你自己也要写些东西。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时想，他是史学大家，却很平易近人，印象很好。
《历史研究》原来是月刊，1961年起改为双月刊。大概是当年3月，黎澍交给我大年写的《论康熙》一文，要我看看，并安排发表。此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大家，看了此文才知道，他不仅对近代史而且对古代史也深有研究，并且将康熙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相比较，写得有声有色，很有功底。文章在当年第3期发表后，很得好评。那几年《历史研究》每年都发他一两篇文章，知《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提出的问题重要，论证充分详实，不愧是名家手笔。那时由他主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对近代史作了深入、概括的分析论述，影响很大。田家英要我参加第5册的写作，就曾提到要参考此书。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该剧与彭德怀“罢官”相联系，诬蔑吴晗反党，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当时黎澎虽有看法，但也只有“跟”。他找几个人写批吴晗的文章，署名伍仁年，即“五人言”谐音。他听说所里有胡适吴晗通信，便找几个人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发在《历史研究》，抨击胡吴。李新建议《历史研究》写篇《三家村开黑店》，但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有作罢。刘大年也写了篇批吴晗的文章，开始还有“同志”，不久告诉我去掉，后又加“反动”，最后改为“反革命”。真是水涨船高，谁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也不行，还得挨批挨整。
5月底，陈伯达带人接管《人民日报》。6月3日发《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矛头指向黎澍、刘大年，诬蔑他们是“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原来某些人要批《胡适吴晗通信评注》，曾到近代史所图书馆借胡、吴通信资料，图书馆同志说按规定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刘、黎根本不知道，却被戴上“霸”与“奸”的罪名，开始是挨批斗，后又劳动改造。
1977年底，我回到近代史所工作。可能是1978年“十一”前后，大年找我谈，说他想在近代史所办个刊物，由我参加筹备。我在《历史研究》前后工作8年，用去很多时间，现在只是想集中精力搞研究。他要我再考虑，还是要把刊物先办起来。以后大年又找我和钱宏谈，由我们二人为主编。我又申述了意见。他说就这样吧，不要再谈了。老钱也劝我不要再说，我们一起搞吧，我不便再说什么，就这样定了。
关于办刊方针和编辑人员等问题，老钱与我谈过几次。对于我们的意见，大年都同意。他还谈到，要办好刊物关键是要组织些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章。以后他也经常提些意见。可以说《近代史研究》从创办、发展，并得到好评，与大年操心费力是分不开的。在接触中，我深感大年在用人上的宽容、帮助和信任，确实有学者和长者的风度。
在这以后，我曾多次去看大年，谈些学术界的情况，也谈些自己在研究中思考的问题，以求得帮助。他写的一些论著也送给我，要我提些意见。我曾几次谈到，希望他能把《中国近代史稿》写完，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很同意，并抽时间审稿改稿。但因他当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还有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总是忙，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很大损失。在不担任人大代表后，他又担任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等，仍然很忙。他曾谈起要写一部近代经学史，我很赞成。我知道他经学很有根底，很希望他能写出来，那是功德无量的。可惜他事情多，终未全部写完，也实在令人遗憾。
1999年初，我去看大年，谈到希望他为《五四图史》写几个字，他答应了，说考虑一下再写。过了几天他写好了，是“德赛两先生不朽！”几个字，写得挺拔有力，我很高兴。这大概是大年最后的一幅题字，尤为珍贵。
大年同志走了！他为革命为学术奋斗终身，他的业绩亦是不朽的！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
——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我和大年同志认识较早。大约是1962年秋冬，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吴晗在和平宾馆宴请外地来京的史学家。大年同志作陪，我也参加了。这之后，我们就不断有些往来。十年“文革”时期，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各自都在艰苦时日之中。
“文革”结束后，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史学编辑，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被提到日程上来，作为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史学版除了揭批“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破坏外，重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受迫害的史学家亮相，恢复他们的专家、学者的面貌。记得在第一批名单中有侯外庐、尹达、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黎澍等。一天下午，我来到近代史所拜访刘大年。他问我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说：先当“反党急先锋”，后来又当了三年多农民，随后去北大教了一年多书，最后来《光明日报》当记者。他爽朗地笑了，他说：比我强些，我当了十年“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我约他给《光明日报》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他说近代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毛主席开辟的，并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史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鳞、吴虞等都要有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大年同志认为，范文澜写《中国近代史》是领会了毛主席指示的深刻意义的，这部书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写出来的。几天之后，他送给我一篇文章，基本内容就是那天和我谈话时讲的内容，我照发了。事有凑巧，在我收到的文章中，有好几篇都是谈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历史的。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这些史学大家不改初衷，对毛主席仍十分崇拜。尽管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成“牛鬼蛇神”，吃了许多苦头，其思路和“文革”前基本上还是一样的，都认为毛泽东开辟了历史科学的新道路，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但“文革”时他们以这种观点写的文章都被当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挞伐过，而今脱去“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后，重新举起笔来，写的也仍然是这个基调，这些内容，这个思路。当然，这既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革命信念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也可以理解成他们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昏头之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心有余悸，怕招惹是非，不敢放开思想谈。
刘大年一生非常勤奋，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是一位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美国侵华史》在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并不专门研究清史，但他写的《论康熙》却受到许多清史研究者称道。他对史学理论也很关心，有关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的对象，他的见解都有独到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他赞成百家争鸣，尊重不同观点的争论。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容易都得到认同，或者有些异议，他都认为很正常，从不责难不同意见者。他常说争论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有许多好的见解是从批评者那里得到启发的。
作为一名史学版的记者，我和史学界及刘大年同志有过较多的联系。记得是在1980年秋冬之间，有一天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没有其他来人，畅谈了很长时间。我主要谈了繁忙的工作和搞点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大年听了以后，说报社工作很能锻炼人，思想敏锐，笔头快，这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所不能比的。他说社科院很需要有这样的人。接着，他问我是否愿意到近代史所工作。我说早有回北大历史系或到历史研究机关的想法。他说他想做些努力把我调到近代史所，并说黎澍同志也会赞成的。我以为这种事大多说说而已，没想到大年同志真当一回事，非常认真，他破例亲自为这件事到《光明日报》去找杨西光同志，希望西光同志能放我走。西光同志对大年同志很尊重，表示他个人同意放我走。大年很高兴，回到机关就给我打电话，说调动的事基本上问题不大了，要我思想上作些准备。可是几天之后，西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大年同志要你到近代史所工作，为一个干部，他亲自来找我，说明他对你很器重。我虽然答应同意放你走，可是，在编委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我也不好一个人做主。说到这里，西光停了一会，大约是想看看我的反应，见我不动声色，他又接着说：昨天晚上我给大年同志解释过了，表示歉意，大年同志也表示可以理解。最后，西光同志向我宣布一个对我的“宽松”政策，他说：你不是就要时间吗？从现在起，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不一定天天来上班。从那以后，我一周上班三天，为我读书写文章赢得许多时间。我很感谢西光同志的开明，也很感谢刘大年同志对我的关心，使我的工作和研究条件得到改善。这虽然是西光同志对我的关心，却是因大年亲自到报社商调我促成的。
《近代史研究》是近代史所办的主要刊物，大年同志不但经常为这个刊物撰稿，也经常为这个刊物组稿。1984年初，一天清早，大年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近代史研究》想发点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要我提供一篇。当时我正写就一篇题为《论学术讨论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准备登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大年同志亲自约稿，使我觉得无论如何要提供一篇，现成的办法就是把那篇稿子从《史学》副刊撤下来。这原本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文中的内容我却有点拿不准，怕大年看了不高兴，惹得两头为难。因为我那篇文章写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大变革时期，学术争论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性质；而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并不都代表不同阶级的实际利益。例如在封建社会，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未出现时，许多学术争论都是在同一阶级，即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犹豫再三，我还是把《光明日报》的清样送去给大年，向他请教。他接过稿子，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说，写得不错，有些新观点。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成理就成。听了他的话，我松了一口气，就把稿子留给他了。
大年同志作风民主，侍人诚挚，从来不摆大家的架子。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要问问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动态，并且对许多问题都要发表一些看法。近几年来，大年同志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十分重视。这可能是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他认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觉醒、大动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可以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更有必要用历史事实来批判和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右派势力的丑恶嘴脸。正因为如此，近几年他不担撰写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而且倡导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推动抗战历史的研究做了重要的贡南。
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者
——父亲刘大年晚年记事
我的父亲没有进过洋学堂，也没有欧美留学的经历。他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校长的长沙国学专修学校念过一段书。儒家传统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是他早年的理念与追求。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八路军战士，他经受了残酷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他犯过“左”的错误，也遭到过游街批斗和《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文革”后，他有反思，也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的排斥。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坚定不移，始终没有动摇。
在父亲去世前3个月，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会。本来他不想去，因为去了就要讲话，但他已自知时间不多，还有许多事要做。后来社科院秘书长郭永才同志特登门拜访，说从1950年中科院建立至现在，一直还在社科院工作的老同志，就父亲一位了，50周年的学术活动不好不去。盛情难却，父亲只有同意。为准备这次发言，他还跟我讨论了一次。我说，你就讲点科学院最早的四个社科研究所的历史吧，现在的年轻人没谁知道这些了。父亲不同意，还批评我说，讲这些陈芝麻，人家会说你这是在卖老，只能说说掌故，要讲就要讲带点思想性的东西。开会那天，我在台下坐着，看着父亲用枯瘦的双手举着他认真准备的发言稿，戴着老花镜，一板一眼地念着，心中不胜感慨：爸爸，你对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大谈马克思主义，就不怕被斥为“老朽”、“过时”、甚至“左”吗？我看着台上发言的父亲，也注意着听众的反映。大多数人听得都挺认真，也有人在交头接耳。会后有几位对我说：没想到大年先生的思想还真新鲜！我想信所言者讲的是真心话。我多少也算个“业内人士”，知道在当今的历史学界，除专业者外，很少能有人谈出世纪末的今天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更何况在台上发言的是80多岁的垂垂老翁！
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在晚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面对此风云变幻，国内尽管宣传上还在说马克思主义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在实际上，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不多了；相反，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则大有人在。父亲和一些书斋型学者不同，他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他的理想；而当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垮掉了。这件事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影响也极为深刻。这些是我从他的读报习惯中慢慢悟出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是他自费订阅了半个世纪的报纸，每天必读。这10年来，我发现父亲的读报重点有了明显的变化，就是变成国际版的积极关注者。每当我回家，在他的书桌上，总能看到一摞摞画有圈圈点点的报纸，略略一翻就可看到，记号差不多都是标在关于日美欧发达国家政治情况的报道上。茶余饭后，常听到他对德斯坦、科尔、叶利钦或瓦文萨、索罗斯等人言行的评述。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些天下大事，甚至在他病危时，还是这样。去年12月5日，身上插着鼻饲管、导尿管、输液管的父亲，突然从昏睡中醒来，要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大弟刘衡山。当大弟赶到医院后，父亲第一句话就问：“俄国有什么情况吗？叶利钦有什么情况吗？”弟弟回答不上来。父亲叹了口气，十分失望。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真理，但用在前苏联遭到失败、在中国也出现曲折的情况来检验它，一般人难以信服——谁会从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来认识问题呢？人们面对的毕竟是“解体”和“挫折”的现实！然而，如果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活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父亲或许认为，欧美国家的局势变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值得注意。他的这些思索，体现在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在那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就说：“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他用1998年美国主流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的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美国当代社会矛盾的文章，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仍具生命力。
父亲就是这么个人，认准了的事情，一辈子坚定不移。“文革”以后，各种思潮呼啸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变幻起伏的思潮，他并非像一些人所讥讽的那样顽固僵化。事实上，《国外中国史研究》等反映国际学术动态的刊物，是他常读不辍的。1988年，在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提交的发言《鄙弃抱残守缺，勇敢坚持真理》，表明的就是他对学术思潮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在他去世后，我从他在自己文集扉页的题词中，再次看到：“辞别旧日，迎接新春，抛弃谬误，拥抱真理。电视剧《居里夫人》题词。1998年6月。”说心里话，那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没有想到，年岁那么大，而且可以说早已蜚声中外的父亲，在学术追求上，还是这样执著，这样勇敢。这哪里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简直就是个朝气蓬勃的战士！父亲作为学者，政治上的勇气是建立在对事物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在父亲眼里，学术确实不能屈从于政治，但不等于学术与政治不发生联系。他认为学术性首先就在于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这与他所主张的历史学价值，最重要的就在于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科研部门的负责人，在“左”的时代，或者出于他自身的认识水平，或者出于当时的环境条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如1957年反右时将荣孟源先生定为右派。但是，“文革”让他猛醒。正因如此，“文革”结束后他才能公开承认错误，向受过不公处理的同志道歉。他不但在为荣孟源伯伯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将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我想，他这样做，多半也是出于对自己和对那段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吧。追求与捍卫真理，不仅体现在父亲对历史个案研究的态度上——比如在抗日战争研究中，他一贯主张要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不应因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而抹杀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作用，等等——更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的闹剧中，某些学者看不穿迷雾，耐不住冷遇，也曾摇旗呐喊过。但是父亲却一言不发。尽管他在60年代初就撰文高度评价过的康熙皇帝，正是“四人帮”眼中的“法家”。我插队回京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听故宫一位老同志讲起过父亲交白卷之事。1972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写一份新的《故宫简介》。那次是由郭老出面，召集在京的一些历史学家讨论《简介》写法，父亲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要求每位与会者写一份提纲，散会交卷。那位老同志当时在会场服务，散会时他看到，只有父亲交上来的是点墨皆无的一张白纸。我完全不知父亲对此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那时“四人帮”尚在台上，交白卷是需要有些政治勇气的。
“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术独立性”，时下学界之人几乎无一不这样宣称。但真正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头些年，一本讲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书一度成为学术界一个小小的热点。当今的学人，少有不为书中所述陈先生为保持学术独立性，向“毛刘二公”提出要准许他不宗奉马列主义的勇气所折服。父亲作为一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科研指导思想的学者，对此当然不会没有看法。但在1954年由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时，作为杂志负责人的父亲，亲手将陈寅恪的《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编入《历史研究》创刊号和1954年第2期。不久，科学院开始筹建学部和推选学部委员，当时正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父亲，代郭沫若院长起草了一封致陈寅恪先生的信，对陈同意出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表示“曷胜欣幸”！今天，我看着这件在父亲的书桌里保存了40多年的信稿，在真切地感受前辈学者为新中国学术建设走过的艰难历程的同时，也感到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学术水准的高下是多么的重要。
“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术独立性”，在当年要坚持它固然不容易，在今天要坚持它或许更难。那时只要不与时政唱反调，可能落个“政治不开展”的评语，一般来说还不至影响生计；但是今天，若在那汹涌奔腾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保持学术独立性，个人乃至单位的生计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众所周知，有目共睹。不少学者迫于种种考虑，卷入“短、平、快”的编书行列。父亲对此未置一辞，也从不介入。他去世后，我从《百年潮》杂志主编杨天石同志一篇怀念文章中，才知道去年秋天，其家出版社为编一套《中国近代史》，特请父亲任名誉主编，甚至提出只要同意此议，还可以为他出文集，结果父亲一如既往地婉拒了。而那时，正是父亲的长文《评近代经学》完稿，出版遇到困难之时。
对父亲来说，尊重事实，独立思考，是他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特点。他在自己一本文集的“弁言”中明确地说：“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按照现有的认识去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枉己殉人。”这20年来，学术界风起云涌，异常活跃。学人多半都在各种思潮的涌动下，辨识选择，著文立说。父亲一生都不是个闭门造车的学者，关注现实，解读现实，是他治史最突出的特点。面对铺天而来的各种学术思潮，父亲的态度常常是逆潮流而动。80年代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对“西化”大都举双手欢迎，有的甚至重提“全盘西化”。父亲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质，旗帜鲜明地著文反对此说。90年代前后，又涌起了“新儒学”之潮，似乎儒学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有着坚实国学根基的父亲，却又从100多年来儒学在中国碰壁、破灭、变迁的历史，指出此潮流中的荒谬。他在一首小诗中写道：“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后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二先生。”关于父亲对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在父亲去世后，我曾就教于与父亲过从颇密的任继愈先生。任老伯说，他与我父亲可说是殊途同归，意思就是他虽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与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谈不上“过时”，因为还没有好好学呢！而儒学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物，如果它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也用不着等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了。
或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儒学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并应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父亲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赶写《评近代经学》一文。《经学》一文不仅清理了从魏源、龚自珍至康有为、章太炎近百年间，今古文经学各派的著述观点，更主要的，在我看来，是分析了它们演变的社会原因，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影响。这篇长文他写得极为艰苦。去年因为建国50年大庆，长安街两旁建筑都在修整，父亲在木樨地的家也被列在计划中。他无处栖身，只好暂居我家。7、8月的北京热得像个蒸笼，我家房屋又窄小，起居不便。父亲整日奋笔疾书，写得双腿浮肿，甚至小便失禁。对此，他不但不在意，反而很欣慰，说《经学》的事情做完了，就没有心事了。
父亲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这一辈子做了个爱国的中国人，在国家民族危亡时，没有袖手旁观。”是的，60多年前他投身抗战，是出于这种意识，建国以后，他从事学术，仍旧是出于这一精神的支配。15年前，他在怀念华罗庚和夏鼐先生的文章中，曾满怀激情地写道：“华、夏两同志，一个死在讲堂上，一个毕命在工作台上。他们表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可宝贵的品质。他们是为追求科学真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宏业而忘我献身的。在顽强意志上他们足以媲美前人，在追求的高尚目标上自然不是前人所能计及。”我想，父亲是完全有资格与他所讴歌的华罗庚、夏鼐先生并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战争史是父亲晚年倾注心血研究的课题。起初，我对他在70岁以后改变学术方向，转而致力抗日战争研究感到不解。可是在十几年前，日本刚发生“修改教科书案”、“首相竹下登为侵华战争辩护案”时，我们的舆论似乎还是只谈日中友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缺少戒心。那时，父亲第一个站出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怒斥日本右翼在侵华战争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言论，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我现在想起来，父亲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他目睹侵华日军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他曾作为八路军战士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同时也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真实、捍卫真理的责任感。抗日战争的结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如果连为何“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蹂躏，而八年抗战却赢得全面胜利”这样的问题都做不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一个亲历了这个伟大转变全过程的历史学家，就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了。
为推进抗日战争研究，父亲说得上是惮精竭虑。他去世后，我第一次认真读了他主编的《中日学者对谈录》。那是一本1987年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由父亲提议、在东京和京都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从书中关于这次会议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到，为使其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为中日双方学术界在战争性质上取得共识，父亲花费了多少心血。父亲去世后，当年跟他一起赴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王玉璞同志，跟我说起过那次会议的曲折。当时正值日本发生“光华寮事件”，由于其中的一些误会，导致日中关系一度十分紧张。父亲率团赴日本参加学术讨论会，到大阪一下飞机，就开始了解情况，然后连夜向国内写报告，反映情况，表明态度。这样做，确实是要有顶住各方面压力、承担政治风险的勇气的，别的且不论，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危险就在身边。当然，由于准备工作细致充分，会议取得了空前成功，竞成为当时日本的一个新闻热点。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在论文集中说：“这次讨论会，不论是在京都还是在东京期间，都出乎意料地盛况空前。京都会场两天之内，与会者达350人次左右，东京的与会人数更多。”
身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学术研究当然是父亲第一位的工作。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80高龄的父亲忍受着折磨了他10年的脉管炎，一连写了3篇长文。每篇文章从资料查找到最后誊写，都是他亲自动手（他在研究上从不让人代劳），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一般人难以想见。其中一篇在北京某大报发表时被删割了许多。当我问及此事时，父亲只叹了一句：“写得心在滴血啊！”便沉默不语。父亲的叹息当然不是为了稿费。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十分简朴，直到去世前住院，身上穿的仍是20年前我母亲给他买的今天已无人再穿的灰色涤卡制服。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看到社科院发给资深研究员的1万元补贴，和工资卡上的一些余额外，没有任何积蓄。他或许只是在为学术的贬值叹息。
我原来一直不懂，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别的老人那样，在退离工作岗位后去颐养天年，却偏偏坚持那条艰难的阐释现实的治史之路。也就是在我今年5月送父母骨灰、第一次踏上父亲故乡华容的土地，第一次来到与华容隔湖相望的岳阳楼上时，才似乎找到了答案。岳阳楼里，悬挂有1981年大修时请父亲写的一幅楹联：“鲁肃兵轻范公文远万般气象观今日，滕王歌歇黄鹤踪杳十面湖山上此楼。”父亲生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旧中国，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和那历尽千年风雨的岳阳楼，不可能不在他心灵上烙下鲜明的印记；而以关注现实，积极人世为主调的湘湖文化，也必会给他带来深刻的影响。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说过，科学的入口有如地狱的入口。这也应该是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座右铭。”何谓地狱的入口我难以想象，但父亲在病榻上，靠燃烧生命的余烬，为张友坤同志《张学良世纪风采》一书口述序言的令人心颤的情形，我是亲眼所见。当初张友坤同志《张学良世纪风采》一书编就后，曾请父亲作序。父亲欣然应允。但那时他在赶写《评近代经学》一文的引言，写序的事遂拖了下来。后来就因高烧不退住进医院。持续半个月的高烧，耗尽了父亲的体能，他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整日昏睡。张友坤同志来医院探望那天，我俯身说：“爸爸，张友坤看你来了。”当时父亲已昏睡了三天，对周围的人和事几乎无反应，可是这句话他听见了。他竟然清醒地说：“现在说张友坤的问题！”，就断断续续口授：“……是民族大义，还是个人行为……”他常常是一句话都说不完就昏迷过去，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又是“念稿子……”那篇序言只有几百个字，父亲却用了整整三天才口授完毕。看着父亲顽强地与死神抗争，我才明白古人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赞誉人的献身精神，是真实可信的。父亲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注： 《近代史研究》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一组纪念刘大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值得向大家推荐。此组文章共有14篇，由于篇幅太长，不得不割舍掉4篇，这四篇文章的题目和作者是：《学者的风范——忆大年同志》曾业英；《大年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姜涛；《怀念同行与朋友刘大年教授》（俄）С.齐赫文斯基；《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日）野泽丰。特在此向读者作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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