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与西方的视角”国际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视域论文,视角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6）06—0012—04
2006年7月14—15日，由中国广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弗林德斯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与西方的视角”国际研讨会，在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来自中、英、澳三个国家九所大学（中国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福州大学，英国肯特大学、普林汉顿大学、利兹城市大学、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墨尔本大学、西悉尼大学）一所杂志（中国《求是》杂志）的20位学者，其中中方学者有叶汝贤、李萍、李尚德、何萍、刘森林、旷三平、王晓升、徐长福、许斗斗、张贤勇、李文阁、谭群玉等，西方学者有：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伊恩·亨特（Ian Hunt）、 约翰·吉·哈纳芬（John J.Hanafin）、莱吉·塞格（Raj Sehgal）、 保罗·布莱克莱吉（Paul Blackledge）、斯科特·曼（Scott Mann）、玛格丽特·穆萨（Margaret Moussa）。会上交流的论文共18篇。中山大学副校长李萍和弗林德斯大学副校长安妮·艾德瓦茨（Anne Edwards）出席了会议，并分别致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叶汝贤教授、英国肯特大学哲学系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教授作大会基调发言，中西方学者分别报告了自己论文的内容，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本次会议被视为“第一次”由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主办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它为未来中外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范例。
本次会议交流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评估及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西方现实关系问题研究。从论文的分布看，每一类问题中西方学者均有涉猎，只是各有侧重。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评估及其走向
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介绍和评价，是这次会议中国学者交流的重点。个别外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的成果，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理论界的认识程度。本类问题的研究包括总体状况、具体问题和未来走向三个层次。
关于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状况，中国学者提出了三种主要观点（1）政治与哲学相互制约的研究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优秀传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形态和学术形态。[1] （2）学术界、 官方和民间的三个诠释维度，强烈的阶级性，明确的主导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的诠释特点。[2] （3）日本、苏联、法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复杂的有机体，它经历了多种话题为主体的不同阶段。[3] 在报告后的交流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硕博士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例很高的原因、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了解的程度、及后者对中国影响的状况很感兴趣。他们也介绍了本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对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中国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它提供了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能够理清哲学史发展的脉络。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误解，其实它应该包括历史规律，内容、形式三者的统一。[4]
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水平，有两个层次的概括，一是说明性水平，二是清晰度水平。西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不是哲学，有肯定与否定的不同看法。澳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西方有的学者习惯于不看讨论过程，就予以定性，中国学者会看到每个讨论都有其背景，所有争论都应一分为二。[5] 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强化教科书体系，其研究具有理论框架的意义，但由于语言翻译的限制，西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了解，与真实情况有一定距离。其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范式、最基本的结构等，上层的讨论比较多。英国学者认为：学习研究某种理论，不一定就是这种理论的信徒，教科书问题很复杂，需进一步分析。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中国学者主要从对“实践”解释模式的递进、哲学与生活关系的变迁、马克思的宗教观讨论、法兰克福学派与苏俄哲学的研究几方面展开，中西方学者均积极参与了讨论，主要观点和交流情况如下：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解释，有几种模式的递进：以“劳动”充作“实践”、从生活世界到生存论、经验积累型、伦理——政治型、自悖谬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并非从哲学层面引入，劳动型实践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认同。中国实践观念对原有信念的反思，最引人注目的方案，是在面对大众与面向少数精英的哲学中如何做出选择。[6]
哲学与生活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20世纪后期经历了由密切、同步到脱节三个阶段。哲学本质上应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的方式，哲学家应该有责任、职业和问题意识。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回答，决定着如何看待和从事哲学、哲学的水平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7] 英国学者认为，本国也有哲学与生活由重视到不重视，到分离的情况发生。他们主要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应是保持距离还是分离，中国的伦理哲学和应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感兴趣。中国学者则对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什么是学术、哲学与生活不同派别的反复及其矛盾和冲突关注较多。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关于马克思宗教观的讨论，取得如下共识：1、 马克思所说“人民的鸦片”，不是针对、而是属于人民；2、类似鸦片的说法， 在马克思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作者中已屡见不鲜，并非马克思独创；3、就鸦片功能言， 有相反相成两个方面。这场讨论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宗教观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政府随后的宗教政策更加稳健可靠。[8] 西方一些学者赞成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宗教思想有发展的认识，指出人类有苦难的原因，要从现实层面去理解。他们对宗教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宗教政治、宗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挺感兴趣。中国有学者认为，宗教是多样性中的一种，不要绝对化，宗教的兴起有文化、历史和现实三方面的原因。
中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1978年后主要有人道主义、文化批判和现代性三种解释模式。三种模式时有交叉，各有价值，也存在冲突与矛盾，从而影响对该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历史传承关系的总体把握。如用社会历史的新解释模式来重新思考，会发现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哲学模式，即人类的自由不能靠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发产生。[9]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早期不太了解，并想了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侧重点、状况和现实作用。中国学者认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情况不够，因为针对的问题不同，这并不否认该种理论有值得中国重视之处。
20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由原来的国家哲学，到苏联解体后被简单抨击、抛弃到承认其价值，并在一定范围内恢复研究的过程。当前，中国哲学界对苏俄哲学，只有致力于多元哲学的研究，才能使世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10] 澳大利亚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50年来，历史唯物主义有变化，但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变得不多。他们十分关注中国正在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变化。并认为中国不应该崇拜后现代派，而应崇拜自己古代的哲学。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中国学者提出，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处理好理论与现实、实践与学术、和平与发展几对关系。它应向着以研究问题为中心，把研究现实问题同研究的学术性诉求相结合的“大众哲学”的方向发展。并预言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仍是主流，并在与非主流学派的相互竞争、切磋、促进中走向繁荣。[1] 也有学者为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的整体进程和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3]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历史问题，本次交流有专门的研讨。通过对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地位、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诠释的文化审视、延安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英国新左翼的伦理之争等理论与历史专题的研究和讨论，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均有所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之一，中国学者也有专论，与会学者在讨论中的积极参与，使认识不断走向深入。
关于马克思和罗尔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正义的看法，澳大利亚学者认为，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似乎明显不同，但其立场可以得到和解，因为他们都可被看作是在追问何种社会制度能实行公平的正义原则。除了马克思的未来无阶级社会观念中的理想成分外，二者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正义的立场相当接近。[11] 中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内容涉及到：马克思和罗尔斯在正义问题上的异同孰多孰少，西方学者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如何体现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统一，马克思本人是否涉及正义这个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否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正义观、西方哲学家如何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能提供实际的价值观还是可用于现实的社会等问题。
关于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重要地位，澳大利亚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洞察力，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虽仍是同时代理论的中心，但其价值理论仍有困惑，而不能有效阐明一些问题，从而认可经济学家皮尔罗·斯拉芬等学者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含蓄批评。[12] 与会学者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马克思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如他引进的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有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不可否认的深层的形而上学性质，这种性质也可说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为止尚未被超越的意旨所在。[13] 英国学者认为，本国哲学有两种意义，一是拒斥哲学，二是各种具体科学的研究。然形而上学还有其它意义，有些是马克思接受的，有些是他拒绝的。中国学者则就哲学与形而上学本体论意义的区别，本体论意义与普遍意义的关系、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上的意义、道德与利益和行为的关系等问题交流了看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的研究，主要在中国和英国学者中展开。
中国学者提出了两个论点，1、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诠释的合理性作一文化审视，会发现其诠释特点的形成，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深深影响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和演绎方式。其阶级性特点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其时代性特点则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其主导性特点与中国“整体主义”的传统，均有密切的契合关系。[2]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的最初论证者，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倡导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该团体对此问题的论证，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群体之前，延安新哲学会这一学术团体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已在理论合法性论证方面，做出了贡献。[14]
英国学者则探讨了1956年后的英国新左翼伦理争论的内在关联，并对新左派的几代人物爱德华·汤普森、哈雷·汉森、阿拉斯代尔·麦斯特雷的观点作了描述。认为三代代表人物的思想层层推进，其中阿拉斯代尔·麦斯特雷在早期即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道德理论做出了贡献。这场争论提供给新左翼更广的政治关心，这种关心与今天仍有许多相关性，它对当代的反资本主义者有特别的借鉴意义。[15] 中西方学者由此主要对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代新左派的关系、英国新左派和人文主义者当今在英国的影响、德性伦理与契约伦理的不同、康德的德性伦理与孔子德性思想等内容，交换了各自的看法。
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西方现实关系问题研究
如何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来考察现实问题，是西方学者报告的重点，也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如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科技抱负的现实意义、劳动力的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均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
关于马克思的宗教理论及其在当今世界中的运用，及如何用马克思的宗教观理解当今的宗教，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有传统哲学和宗教哲学两种不同的进路，二者之间似有种张力。哲学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非是马克思独创，而是继承了其它哲学家的观念。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意识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关联，它们是宗教最合适的形式。用马克思的宗教观来理解当今社会，主要应从社会学角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进行具体分析。当代宗教政治的根基在全球的经济当中，环球经济强权被用来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果和生活方式本地人无法改变。[16] 与会学者对此主要讨论了宗教与物质生活、现代化、价值意义的关系，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等问题。
针对库恩对马克思科技抱负的现实意义的质疑，有英国学者进行了捍卫，指明了马克思对科技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机能的实际希望所在。认为马克思的“科技困境”的中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存在着通过资本因素取代劳动的趋向。这种趋向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避免且值得的。[17]
劳动的全球化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学者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然而这个全球化是失衡的。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以及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发展等理论，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的全球化要求劳动的全球化，这是资本完成自身逻辑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劳动大国，它已给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内在地要求劳动全球化的空间，只有这样，全球化才能趋于平衡。[18] 西方学者认为，劳动全球化的分析适用于中国内部。劳动力流动不自由的现象，在国际和中国内部都有存在。现在劳动力的全球化进程，及劳动力价值的逐渐增长，是经济发展使然，政治力量无法左右。中国有学者认为，资本的自身特点，决定其必然要追求资本的绝对扩大和廉价劳动，中国的劳动肯定会有流动。只有劳动成为人们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的全球化。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自然要随资本走，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够了，肯定要采取保护措施。
马克思写于巴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思想理论，并可作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质上体现在与人的本质、自然界、自然科学三者关系中，同时也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应有之意。[19] 西方学者对此感兴趣的是：中国学者是否也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样，对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破坏，这在中国有何影响？希望将之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他们告知即使在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非常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如公益思想。中西方学者对各自国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情况、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马尔库塞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讨论及复兴等问题，均有交流。
在本次中西方学者的思想直接碰撞中，尽管存在一些分歧，然仍有许多共通之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多元的，但马克思作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显著贡献，是中西方学者的共识。
本次交流的最大成效，是促进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彼此了解。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者首次在域外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规模性地直接推介本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成果。西方学者对中国该类问题研究的饶有兴趣，证实了民族特色的学术生命力。同时，中国学者在向西方学者的学习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要在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深入交流，还有不小的努力空间。本次交流已开了个好头，会议的主办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在校方支持下，决定将类似的国际交流活动制度化，以使中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能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和地域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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