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知识的失控增长(下)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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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止机制失灵之一：不可预知与连锁效应

(1)科学成果的出现是不可预知的　科研问题的答案是不可预知的（知是指确知，即使事先对答案有所猜测，因不能确定，故仍为不可预知），不可预知的范围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所不同：往往是前者大于后者。在基础研究中有许多意外的发现，“大多数（科学）发现都是碰巧撞上的，而不是计划好的。”[18]例如在加速器实验的历史上就充满了意外的收获，以至丁肇中把这段历史上“实际的发现跟原来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概括为一个绝对正确的“理论”[19]。不可预知性使得禁止机制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几乎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无法禁止起源性科学成果的出现。就致毁知识而言，它至少还要包含技术原理、包含科学成果的应用原理，所以禁止机制能否在禁止致毁知识增长上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对科学成果与应用关系的确定。

(2)科学成果与应用的连锁效应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认识世界是有益的、是多多益善的”，直观上看确实如此，这也是科学至上论的根本依据。但凡事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将科学成果与应用的关系考虑进去结果就并非如此，一项科学成果是否被应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在目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有四大因素影响着认识成果是否被开发、应用：①利益驱动，眼前利益优先；②竞争压力，尤其是科研竞争、市场竞争和军事竞争压力；③科研活动和市场活动都存在外部性，即个人和组织在行动时并不付出行动的全部代价。这使得发展科技时不必顾忌致毁知识的增长，有所顾忌者因行动迟缓和成本增加而在学术竞争和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惨遭淘汰；④缺乏有约束力的、能强制执行的、世界统一的法规，如果你考虑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弃发现和应用某些成果，但他人不放弃并赢得了眼前利益和竞争优势，你只是做了无谓的牺牲，所以不放弃是明智之举。在这四大因素的影响下也无法禁止非起源性科研成果的出现，并导致科学成果与应用、科学成果与其后续研究形成一种连锁效应或连锁关系：只要存在着应用的可能性和继续研究的可能性就必然会做各种尝试。实际上R&D的出现已经将科学成果和应用、科学与技术的连锁关系建制化了，而且在发达国家企业是R&D的主要资助者，其成果当然要付诸应用。然而因不了解连锁效应，至今有许多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只认识、不应用，只做有益应用、不做有害的应用。例如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核心人物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兰德强调“我们不能制造人类，也不能改变人类。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的是了解基因组，而不是去改变人类基因组。”[20]然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科学成果应用是本文所说的四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军事竞争必然尽快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研制尖端武器外，在民用领域也是只要出现新的科学成果，就有人想办法用其牟利。而且有害应用也无法杜绝，因为分辨和判断何谓有害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应用总会对某些人、某些时刻是有益的，想以此牟利者就强调它即可（许多主张应用基因组成果和生物技术来设计和改装人体的情况就是如此），反正全面的利弊权衡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只要识别出有害应用就能禁止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应用是否有害会有不同意见，就是达成共识了也存在着明知故犯和阳奉阴违，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过程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本文将科学成果与应用的连锁效应的一般模式列为：科学成果出现——就其应用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和试探——如果有负面效应将出现担忧、争论和反对——眼前利益优先等四大因素作用逐渐占上风——政府顺应利益集团要求提供政策、法规保障或经费支持——开始进入市场和社会——其他国家不愿做无谓牺牲而迅速跟进——引发对该领域科学研究和开发的进一步需求和推动——全面竞争与合作开始、直到一个有争议的产品群或产业完全占领市场、充斥社会。此模式也包括军事应用的情况，核武器、基因武器就是连锁效应的产物。同理，问题研究的预备条件与问题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连锁效应。预备条件的扩散和共享加剧了竞争，凡是可能实现的就要尽快实现。显然这里所说的连锁效应是概率成立的（确实也存在着科学成果不能付诸应用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对禁止机制失灵的讨论，就象考虑汽车刹车问题一样，只要在许多（而不必在所有）情况下刹不住车就可确定为刹车失灵了。

连锁效应的存在使笔者能够超越科技价值中性说总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思维定式（用科技做善做恶取决于使用者），而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把成果和各种应用及效果做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本着凡事都是有条件的原则，目前社会的条件是一旦科研成果出现则人们将应用它做各种可能的事，所以其价值在于综合各种效果的总和，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可抵消的特性，这样科学与技术就不是中性的，科学与认识都是应该有禁区的，当人类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就可能会招致灭顶之灾。当然，综合效果的评价十分复杂，它是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权衡利弊也极为困难，但是从这种非中性说的观点出发，我们就非常清楚科学家和发明家是必须为其研究成果负责任的，在做研究时应该同时考虑其各种可能的应用及其效果问题，因为研究者知道该成果一旦问世人们将尽其所能做各种应用、做各种事。这也符合董光璧关于新类型科学应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包括在自己的研究过程内部的主张[21]。

连锁效应及由此推出的科技非中性说使得科学至上论不攻自破，因为它与人类生存至上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相抵触。

不可预知性和眼前利益优先等四大因素使得科学成果的出现不可禁止，连锁效应又使得对科学成果的继续研究和应用不可禁止，所以禁止机制失灵。

6　禁止机制失灵之二：科学禁区悖论与预备条件来源的多样性

(1)步进递推与科学禁区悖论　问题答案是不可预知的，所以无法禁止，那么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是否就可以禁止了呢？回答是也不能禁止。这是因为存在着提前识别与确认问题性质困难、问题研究的预备条件与问题研究之间的连锁效应和预备条件来源的多样性。人的有条理的想象力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之上的，作为科学想象力的首要功能——提出问题和理解问题是需要具备相应的预备条件的。“一切科学上的进展都是以先前的知识为基础的”[22]，“科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前辈的工作”（卢瑟福语）。预备条件和问题研究的关系则是这种认识的具体化。本文将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自下而上的关系概括为“步进递推”。只有发现了核裂变和链式反应，才可能想到研制原子弹。同时把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对预备条件的依赖概括为“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以此把阿瑟(W.B.Arthur)和诺斯(D.C.North)的关于技术与制度的路径依赖概念推广到科研领域。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会发现要提前识别和确定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并禁止研究它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当提前较多、来得及禁止时却因预备条件尚未出现而难以识别和确定问题是否为应该禁止研究的问题；当预备条件出现后能确定问题性质属于应禁之列时又由于连锁效应而禁止不住了。本文将此两难处境称之为“科学禁区设置悖论”或“科学禁区悖论”。需要说明的是，设置禁区是预测行为和集体决定，需要有相当的理由说服众人，而对理由的阐述需要建立在对预备条件的理解和把握之上。虽然在历史上也有例外，即存在尚无预备条件就能正确地理解问题、确定目标的情况，但这往往是回顾历史时才做出的判断。例如将巴贝奇于1834-1835年设计的“分析机”视为真正的计算机先驱，是在现代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之后回顾计算机发展史时做出的评价。巴贝奇的事例也正好说明个人的天才设想如果太超前了就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预备条件的支持，就会失败。而设置科学禁区恰恰是需要科学共同体乃至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才可能成功。因此说服众人设置科学禁区更是高度依赖预备条件的出现和对它的理解。可见“科学禁区悖论”是不受例外情况影响的。此外，如果考虑到社会及科技界现行的观念，那么“科学禁区悖论”还包括把禁区范围扩大了不可行，设窄了又禁不住的情况。比如为防止基因武器的发展而禁止整个生物工程的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而禁止几项具体的基因重组实验又无济于事。

(2)预备条件来源的多样性　预备条件的禁止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一个问题的预备条件完全可以来自一个并不相关的问题的解决。交叉学科中常出现这种情况，如“物理测量方法的进展已经在生物学中导致了许多重要发现。”[23]科学方法与通用及易于转化的技术的进展对其它科技领域的促进更是如此，如“在计算机控制下进行实验的本领，使那些几年前还根本不可能做的实验已能够在实验室里进行。”[24]受到其它研究领域成就的启发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时起启发作用的成就也是预备条件。方法是一种重要的解决问题的预备条件，被称为“科学研究中最有效、最简便也是在应用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方法”[25]的移植法就是应用或移植其他领域的新原理或新技术来解决问题的。移植法的存在是因为“大多数的发现都可应用于所在领域以外的领域。”[26]技术溢出效应也是如此。由于预备条件可以来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使得即使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所顾忌或设置禁区，也不可能禁止与它不相关的学科的进展，而在那些不相关的学科中则可以产生出突破禁区所必需的预备条件。可见禁区悖论、连锁效应和预备条件出现的不可禁止使得禁止机制不能发挥作用。

7　禁止机制失灵之三：组合效应与知识的复合生成

通过一个或若干个无须禁止的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或它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组合，可以合成或生成必须被禁止的知识。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系统整体的性质具有构成它的部分所没有的性质，用贝塔朗菲的话说就是“复合体的特征与其元素相比似乎是‘附加的’或‘突现的’”。这种整体的组合效应不仅在实体系统中存在，在知识系统中也存在（人工实体是知识的物化形态）。即知识整体不等于构成它的部分之和。知识的组合不是若干种知识的堆砌，而是将若干种知识有序地组织成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这一组织过程是通过解决一个相应的问题实现的，所以也可将这些作为组成部分的若干知识视为解决相应问题的预备条件。这样从知识合成与生成的角度也说明了禁止不住的原因：即被禁知识的组成部分或者预备条件可以是非被禁知识。显然当发现这种复合知识应该被禁止时再想消除其组成部分或预备条件为时已晚，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就无法消除[27]。

8　禁止机制失灵之四：殊途同功与知识的互替性

本文所说的知识互替性是指不同的知识各自独立运用时可以实现同一个技术目标。随着科技整体能力的提高和获取、转换、控制及组合物质、能量、信息的方式的增多，实现同一技术功能的途径越来越多，他们之间存在着互替性，可谓殊途同功。以技术原理、技术路线的异同将互替性分为异构互替和同构互替，后者因可能存在着先后升级的关系（如Windows95和98）以致后来者居上，使互替性变弱，加之本文研究的特定目的，所以这里主要讨论异构互替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在交通运输方面有汽车、电气火车、磁悬浮列车、螺旋桨飞机和涡轮喷气式飞机等；在材料方面有钢材和高强度复合材料，在能源方面有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在信息方面有无线和有线通讯，有线中又有铜缆和光缆，操作系统有Windows NT和Linux等；在实验技术方面有为了观察和研究细胞内部而发明的荧光抗体染色法、铁蛋白抗体染色法和过氧化物酶染色法，有丁肇中和里希特运用质子加速器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分别独立发现的同一种重粒子——J/Ψ粒子；在生活用品上有圆珠笔和钢笔、白炽灯和荧光灯、录像磁带和可擦写光盘、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等。技术的互替性不仅表现在最终产品上，而且还表现在产品完成的中间环节上，比如在化工方面就存在着用不同工艺生产相同产品的大量例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它们能够实现相同的技术功能，但它们不一定完全等价，性能也有所差异，有的也会有类似先后升级的关系，而且还有成本、安全和适用性等综合因素，所以实际投入市场的技术会比存在着的互替性技术要少。然而若是从实施攻击和破坏的角度看，则更多地是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即凡是功能相同或相似的技术都可能被选用。科技知识增长中的互替性特点使得即使设置了禁区也难以发挥作用，因为所谓设置科研禁区并不是抽象地说禁止所有导致致毁知识出现的研究课题，而是针对有这种可能性的具体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进行封堵，而技术的互替性、多样性、交叉性、网络性和竞争性，特别是技术原理不同、技术路线各异的异构互替性技术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封堵的有效性，使得人们即使能确认并阻断一条或几条发展线路，也很难确认和阻止所有其它与之互替的研究课题的进展，而后者正好绕过禁区替代被禁课题继续产生致毁知识。也就是说知识互替性的存在要求有效地禁止必须建立连锁的、互补的科学禁区群，而它们之间却没有什么相关性，显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在纵横交错的具有互替性特点的多种技术发展中禁止致毁知识出现就象切断国际互联网一样困难。

9　禁止机制失灵之五：各自为政的知识生产方式

知识生产的分工表现为对不同问题的解决，问题群－知识库互助增长模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科学家依照自己拥有的预备条件和能力进行科学研究，只要遵守学术规范，研究就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这种各自为政的合作机制加速了科技知识的积累，同时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通过解决问题生成的知识的意义是自足的，获得的评价是独立的，却不考虑它对整个知识体系和应用体系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即使它能导致毁灭性灾难。比如，核裂变的发现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至于它导致原子弹的发明、核竞赛与核扩散等则与科学家无关。此外，这种知识生产的分工极不平衡，缺少关于控制知识的知识。这种分工与合作机制极不利于对知识增长的筛选和控制。禁止机制失灵体现在难以对付众多的、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知识生产。

10　禁止机制失灵之六：科技能力的鲁棒性与力量递增性

鲁棒性在控制理论中的含意是控制系统在其特性或参数发生摄动时仍可使品质指标保持不变的性能。借此，本文提出社会科技能力的鲁棒性的概念，即科技整体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解决的空缺或禁止而受影响。本文所说的具体问题不包括基础性问题和通用性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即使在主张科学有禁区者的认识下也是不会被列入禁止研究的范围的。在赵红州关于科学能力的定义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社会的科技能力是由六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综合能力，这六个要素是：①科学家、技术专家的集体研究能力；②科技法律、法规和政策系统；③图书报刊情报系统；④R&D与实验技术系统；⑤科技教育系统；⑥科技发展的资助与投资系统。可见这六大要素都是宏观的，它们作为一个系统不会因某些具体问题解决的空缺或被禁而受到影响（禁止某些问题的研究，如克隆人等，会影响到具体法律的内容，但它对整个社会的科技能力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科技能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数量和研究水平不会因某些具体问题解决的空缺或被禁而受到影响。研究能力的运用具有通用性，而研究能力的获得途径则有互替性：研究难度相当的不同问题可以获得同样的研究能力，禁止某一问题的研究并不能禁止所有同等难度的问题的研究。科技能力的鲁棒性意味着禁止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不会影响科技能力的提高，而当科技能力提高之后许多人都可轻而易举地解决被禁问题。因此对禁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和增长是极为不利的，除非把禁止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相当广的范围，否则根本不可能禁止致毁知识的增长。比如，人体试验，特别是致死性的人体试验是被禁止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人体试验结果的获取。由于计算机仿真、生物物理、人类基因组、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和整体科技能力的提高而发明的数字人体及其试验系统，已基本接近、并将很快达到与真实人体试验相同的效果，人们可随心所欲地进行试验，解决被禁问题，得到通过人体试验才能获取的包括致毁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克隆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许多国家禁止克隆人，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克隆技术一直在迅速发展和提高，克隆人变得越来越容易，最终无法禁止。

科技能力是认识、获取、改造、控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能力，它的提高意味着人类所拥有和运用的力量的增长，也就是越来越多的科技知识可以成为威力巨大的致毁知识。正如一句古语所说：“量大了，任何一种药都会变成毒药。”纳米科技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典型的整体科技能力和水平提高到一定层次的必然产物，它与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将产生最危险的致毁知识。此外，用技术制造威力更大的技术也是技术发展的一大规律，其结果是直到技术威力大到控制不住为止。

11　禁止致毁知识的特殊困难

以上对禁止机制失灵的探讨针对的是一般情况，也就是证明了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不可能有选择地禁止其中某些知识、特别是有利可图的知识的出现和增长，当然，这“某些知识”也可以是致毁知识。现在进一步考察如果禁止的是致毁知识是否会更加禁止不住。答案的确如此。致毁知识不是普通知识而是具有巨大威力的知识，在弱肉强食、实力至上法则以及先进就要打人、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仍旧支配着人类社会的今天，致毁知识是极为有用的知识，故不可能被有能力生产它和应用它的国家和军事组织所禁止。因为如果被对手抢先发明出来就要受到讹诈甚至挨打。即使屡屡遭受恐怖活动威胁和迫害，科技大国也仅仅是要加强对核、生化武器和材料的管理以防止扩散而已，并没有考虑从根本上停止研制毁灭性尖端武器。所以目前国家的军事理念和制度不仅不会禁止致毁知识，反而还要抢先利用它。可见禁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和增长是更加困难的。

12　正负效应不可抵消、不可分割、攻防不对称、增长与控制不对称更显出致毁知识增长的巨大威胁

上述所列的禁止机制失灵和特殊困难只是说明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不能有选择地禁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和增长。但这还不足以凸现致毁知识增长的严重性，因为随着科技知识的增长，防护知识和控制知识也在增长，负面效应扩大的同时正面效应也在扩大和增强，两者综合的净效应如何才是认识事态严重程度的关键。

(1)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不可分割　科技知识的正负效应往往是相互不可抵消的，可分三种情况：①作用在同一受体上。如享受汽车带来的便利并不能抵消空气污染和车祸带来的损害、恐慌和事故灾难；②作用在不同受体上。发明DDT、生产DDT可以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和获得巨额利润及杀虫，却抵消不了对环境、生物和人体健康的损害；③作用在不同或相同受体上。核电站的好处远不能抵消核武器可能给人类造成的灭顶之灾，令人延年益寿的生物技术更是抵消不了可以灭绝人类的基因武器。致毁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正负效应不可抵消这一特点。不可分割性用双刃剑这一常用的比喻就能很好地说明，科研成果的正面、负面等各种应用都会出现，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对正负效应的理解不同，而且还在于人们有多种需要，其中包括究尽科研成果应用的各种可能性的需要。

(2)攻击与防御不对称、增长与控制不对称　防御性知识和控制性知识总是滞后于攻击性知识和被控制的知识的出现和发展，而且总是不能实现完全防御和完全控制。这是因为“盾牌”和“解药”生产的缺乏、滞后和使用上的时间差、空间差所致。科技万能论的错误就在于即使其逻辑成立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在严重的问题出现到科技深入发展使该问题获得解决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空档期，未获解决的严重问题与麻烦将有足够的时间造成毁灭性灾难。科技政策和立法几乎总是晚于相应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比如关于电子商务的法规、基因重组实验的规定和禁止克隆人的立法（虽然克隆人尚未出现，但克隆技术已出现，克隆羊、克隆猴等已成功）等。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发现的不可预知性和利益驱动及竞争压力下成果应用的迅速，更因为法规、立法是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而成果取得则是科学家个人行为、成果应用是企业行为，前者涉及因素必然远多于后者，所以动作也慢于后者。实际上这里也存在着正（防御、保护、控制）负（攻击、毁灭、失控）效应的不可抵消。从被防护对象——人类及生存环境——的脆弱性和难以修复性也容易证明不对称性和不可抵消性。一百粒健康长寿药抵消不了一粒致命毒药的作用，脆弱的人类社会承受不了巨大力量之间的、包括动态平衡在内的相互作用。可见，净效应概念无效，负效应程度决定安危。

13　结论：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

以上从不同角度交叉、互补地论证了在目前科技、经济、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下科技知识增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且在科技知识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可能阻止其中的致毁知识的出现、增长、扩散和应用，而这一过程又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目前的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由于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攻击与防护、增长与控制不对称、不可抵消，所以正面效应的扩大、防护与控制知识的增长无济于事，这就使得这种失控必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无法阻止致毁知识增长的原因概括于表一。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不可能、也没必要证明所有致毁知识的出现、增长、扩散和应用都是不可禁止的，只要论证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禁止的就足以确定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科技发展已经失控。当然，已经失控并不意味着立即就发生灾难，但是肯定以此模式发展下去必然要发生灭顶之灾，这就如同一旦发现刹车已经失灵，那么就可以断定继续行驶将要发生车祸一样。由此可知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发展模式与包括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在内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自我纠错和自我保护机制，无法克服内生的矛盾：既高度依赖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又无法克服和无力承受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日益严重的负面效应。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最致命的危机，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它将迫使科技、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就科学领域的革命而言，不是简单地放慢或停止科技发展，更不是反科学，而是要完成科学发展模式的转型[28]，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将求真求财的科学转变为求善的科学，转变为能够遏制致毁知识增长的、以造福人类和确保社会公正合理地持续发展为首要任务的新科学。

表一　不能阻止致毁知识增长的原因

1　科技发展是企业和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创造需求、增强竞争力、产

　品升级换代以及称霸世界都依赖科技知识增长；

2　科学至上、科技万能、社会控制万能和科技、社会发展必然论等在

　观念上放纵科技知识增长；

3　无法全面权衡科技知识增长的利弊，无法决定利大于弊时继续增长，

　反之则放慢或停止增长；

4　科研活动遵从制度化的眼前利益优先原则，极力争夺优先权、专利

　权和研究经费等眼前利益；

5　故科技知识增长为大势所趋。知识的继承性、互联性和整体性使得

　致毁知识很难从其母体科技知识中剥离开来，致毁知识将随着科技

　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只有知识生产的禁止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才能

　禁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和增长，但事实证明在许多情况下禁止机制是

　失灵的，这不仅使科技创新报酬递增的神话破灭，更将使弱肉强食

　这一支配社会生活的竞争法则失效；

6　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你可以销毁原子弹，但不能销毁制造

　原子弹的知识；

7　外部性的存在和无世界统一法规使得发展科技时不必顾忌致毁知识

　的增长，有所顾忌者将在竞争中失利；

8　在现行的观念和制度下，科学家做出新发现、新突破获得的收益远

　远大于付出的代价；

9　不可预知性和眼前利益优先等四大因素使科研成果的出现不可禁止，

　连锁效应使得凡是可能应用的成果都会被尝试各种应用；

10　禁区悖论：来得及禁止时却不能识别和确定问题是否需要禁止，预

备条件出现后能够确定时又禁止不住了。把禁区范围扩大能阻止致

毁知识的产生，但不可行；禁区范围窄小又禁止不住；

11　预备条件一旦出现问题的解决就难以禁止，而预备条件可以来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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