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理论将是空想的，实践将是冒险的。但遗憾的是，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中，许多共产主义者忽视了这点，从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代价小到个人流血牺牲，大到亡党亡国和整个国际共运的全面受挫。
严酷的实现不得不使我们反思：为什么如此明显而至关重要的原则，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这里面有理论、实践和思想三方面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未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6世纪中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在其著名的《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空想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勾画了最初的轮廊——实行公有制和民主政治。在这以后的二百多年里，欧洲先后出现了康帕内拉、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都未冲破莫尔的框架，仅仅是在这一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马、恩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找到了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和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飞跃。但是必须看到，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都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积淀。科学社会主义既然源自空想社会主义，必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烙印，这一烙印就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马、恩吸取了莫尔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种种构想。马、恩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是马、恩本人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没有可供参照的经验。作为后人，我们本该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其精髓，而不是形式，但遗憾的是事实刚好相反，许多社会主义者照搬了马、恩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忽视了这一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种种重大失误。
从实践上看，险恶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左倾冒进主义的长期影响，使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千篇一律地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纵观国际共运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到二战后的古巴，无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建国之初，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威胁，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采取强硬措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公有化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干预的方式刺激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发展。如果说上述措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迫的话，那么在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应按不同的国情用不同的方式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但事实是，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继续照搬了苏联模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即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老大哥”地位和除苏联模式外别无借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国际共运中长期笼罩的左倾冒进思想。左倾表现为把社会主义实践简单理解为就是搞“一大二公”，“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左比右好”，等等；冒进表现为没有理解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忽略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阶段性，突出的例子有苏联在30年代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在五十年代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左倾冒进主义思想及作用由于建国初的某些胜利又被过分夸大，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不是冷静地思考本国国情，谨慎地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把苏联模式看作社会主义普遍模式照搬过来，最终铸成大错。
在思想上，各国社会主义者长期受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影响，把马克思主义神化，把马、恩的思想看成是绝对真理，只能照搬。这种思想作风与本世纪以来国际共运中三次大论战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第一次大论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内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正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还按马、恩的设想进行的问题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的突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协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这实际是提出实现社会主义有另一条道路——和平改良道路。伯恩斯坦的观点立即受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猛烈反击，伯恩斯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从此广泛使用，专指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第二次论战发生在第三国际时期，当时苏联面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决择。托洛茨基为此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苏联经济落后，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实现工业化，应该借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力量。为此托洛茨基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最后被驱逐出境。随后而来的是苏共党内、第三国际内部和各国共产党内兴起的大规模反托派斗争。第三次论战发生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两党之间。这次论战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苏联也面临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苏共党内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率先提出改革，打破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的神话。苏共的作法遭到了中共及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中共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赫鲁晓夫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
上述三次大论战，暂且不去评述其内容对错和谁是谁非，这里只就其对国际共运的负面影响谈一点看法。三次论战都发生在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和针对新时期提出的新观点而展开的，这样的作法不能不对后人造成一种定势影响，即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否则将是革命的叛徒、修正主义、反党分子，最终决无好下场。然而正是这种定势影响使各国共产党人不敢再提与马、恩不同的观点，不敢走与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一百年多年的国际共运，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程，在理论和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实践着不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结果使国际共运走入低谷。对此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不担忧：国际共运还有生命力吗？希望在哪儿？就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回答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苦苦思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首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打破了三次论战后造成的沉闷局面。它告诉各国共产党人，应该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国情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完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气魄和无私无畏的胸怀。没有他首先开创国际共运历程中的新路子，当代共运将还要在低谷中徘徊，在老路上兜圈子。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为各国社会主义实践指出了一条正确、可行的道路，这就是走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曙光。可以预言，一旦各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国际共运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出死胡同，走向光明。
总之，邓小平理论使国际共运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使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它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块丰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了新的活力，使国际共运翻开了新的篇章。为此，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的无产者将永远记住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及他的光辉理论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