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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一场政治文化认识运动。纵横家作为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改革与实践的政治家，最大特点就是其外交政治思想。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产生、发展于一个大一统精神的大文化传统背景和一个同时又相对独立竞存的战国“国际环境”中，其核心路线是“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纵横家道术具有强烈的“国际竞争”意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和农商并重的务实作风和做派，对推动中国统一起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纵横家道术 外交政治思想 国际竞争意识 民本主义倾向 农商并重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一场政治文化认识运动。纵横家作为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改革与实践的政治家，不论从其起源发展“出于行人之官”而言，或从其纵横捭阖的具体活动而言，还是从作为纵横家道术（Tao as Technique）的主要内容而言，最大特点就是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可以说纵横家关于社会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等方面的思想，都是通过其外交政治思想表现出来的，就是作为纵横家政治思想成熟的标志的政治路线，也可以用其外交政治思想加以集中和概括。事实上，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不仅在当时，就在战国之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当中，甚至直到今天，国人往往用“折冲樽俎”这个成语作为“外交政治”的代词。〔1〕究其渊源， “折冲樽俎”这个词语就产生于战国纵横家。《战国策·齐策五》这么记叙道：
苏代说齐闵王曰：“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
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同篇又说道：
故谋约不下席，言于樽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已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已改于秦矣。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樽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然而，对于纵横家，数千年来，不论是在情绪渲染的层面上，还是学术意义的层面上，最受到非议与贬抑的却又正是纵横家的外交活动，与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所谓纵横家善诡谲权谋、崇尚欺诈、反覆无信、自私自利等等否定与批判之辞，无一不是针对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与外交活动而来。实则， 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 也即纵横家的道术（Tao as Technique），正是纵横家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正是我们今天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可供汲取的文化财富。
一
不言而喻，纵横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与先秦诸子百家相同，都以中国社会从春秋过渡到战国，并通过兼并战争趋向统一为历史文化背景，论述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自然不可能脱离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虽然细论起来，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所给予各家各派的影响与作用不尽雷同，但他们都处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这一点，学术界并无异议。因此，对于此我们不拟过多地罗列客观史实，排比论证。关于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这个论题而言，我们只提出两点来特别加以简要的说明。由于这两个问题牵涉面广，要详细地论述必然越出本文范围，因此我们的简要论述仅表明对这二个问题的观点，以能说明有关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这个议题为限度。
战国时期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为首包括宋、卫、中山、陈等小国在内的众多的国家，在政治地理意义上，都是相互间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实体。这与春秋时期，尽管存在“四霸”、“五霸”，但都同时认同臣服于一个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代表着法统的统一国家——周王朝及其最高领袖周天子，实在是大有区别的。战国时期，各国的确立都是依靠残酷的兼并战争而实现的。名义上代表法统的统一象征周王朝，其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终至消失。公元前367 年，赵国和韩国借西周威公之死，支持公子根在鞏独立， 这个原来代表法统的统一国家象征的周王朝，就分裂为两个国家即东周与西周，从此降格为两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孱弱的政治实体。公元前288 年秦国与齐国相约而称西帝、东帝，可是同年十二月又分别取消帝号，这个事实更清楚地表明战国各国根本就不把东、西周天子作为法统上统一国家的代表与象征了，哪怕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到了公元前256 年秦国灭了西周，周赧王死去。仅仅又过了七年，在公元前249年， 秦国又灭了东周。从此，这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也彻底消亡了。而春秋时期的国家之间，虽然也有属于兼并性质的战争，但却都是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进行的。即使一个大国已在实际上灭亡了另一个在兼并战争中被彻底打败了的国家，却不能真的就灭亡了它，因为从法理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属于受周天子册封的属国，爵位虽有差等，但相对于周天子而言，却又“莫非王臣”。就是他们各自的国家及领土，人民乃至物产都属于周天子。因而，被灭亡的国家总是可以有重新获得再生立国的机会。这就正是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兴灭国，继绝世”的仁义之举。像越国那样，毫不留情地灭掉吴国的做法，已经是预示春秋时代行将结束，战国时代即将到来的表徵了。
战国时期，由于驾临于各国之上、代表法理传统作为统一中国象征的周朝的削弱乃至消亡，各国实际上都成为一个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实体。明显的标志就是：（1）各国都有自己一定的国界， 表明其领土范围；（2）在各自的领土之上生活着一定的人口， 成为这些政治实体存在的依据；（3）在各自的领土上存在着各自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以对内实行管理，而不必再声称自己仅是周朝的臣牧，对外则代表各自的国家，也不必再在名义上使用周天子的尊号；（4）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各自国家这间，一般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其内容包括具体细微的文化差别，诸如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音方言等等。虽然，这些文化小传统对于各个政治实体而言，不像人口、领土、国家政权那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然而楚囚南冠，病徒越吟，“腊”在周为鼠脯，在郑则为玉璞，诸如此类人文意义上文化小传统的实际差异，极易激起人们的故国山川之思，乡关风物之情，对于地理位置不同，国别名称各异的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认同凝聚力，却是不容否认，也不可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不论是由于政治外交斗争还是由于军事兼并战争，都事关这些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决不仅仅只是东、西周王国版图内行政区划的变更。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条件，使得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环境”。纵横家作为一批实际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是在理性与感性上自觉地承认了这个客观历史文化背景条件的前提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其外交政治思想具有十分强烈的“国际”意识，这极大地影响了纵横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使得纵横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政治思想之间产生了重大的区别。这是我们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简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具有与上述第一个问题同等重要的意义，就是战国时期各个相对独立的国家，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大文化背景。这些已经在实际上发展成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一个个政治实体，追根溯源，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大文化传统，对于殷商、西周以来的中国文化，更进一步对于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文化，甚至对于那些只在神话中存在的“君主”，虽然各认其“祖”，各宗其“宗”，但对整个统一的文化背景都持认同的态度。而在实际上，虽然当时各国，各有方言、货币、度、量、衡，乃至水利、交通体制等等差别，却仍具有为各国所认同的语言——“雅言”，《诗经》就基本是用“雅言”记录并风行于整个周代的文学巨著；至于文字，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之分，但其间的差别还没有大到互相不能认识的程度，仍然可以用来互相沟通、交流思想与文化。而西周以来形成的诗书礼乐传统就更具有重大影响，当中最为重要，变化也最小的就是基于大一统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事实上，在中国经过战国分裂的战乱，从各自独立的国家又重新向新的统一，在这个混乱而漫长的过程里，中国文化大传统背景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横家在这样一个更大范围内同样影响着战国各国的中国大文化传统的背景之下展开活动，自然必须顺应这个文化大传统的发展与变化。因此，这个中国大文化传统的背景条件，对于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在更大范围内实际上发挥着影响作用的中国文化大传统背景，使得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得以通过参与百家争鸣的方式，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付诸社会实践，以“合纵连衡”的外交政治模式沟通各国之间的联系，使得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能够从纷乱的战国兼并战争与外交政治搏杀中，寻求到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新的归宿，就是在历史条件成熟的时候重新统一中国。
在以上我们所简要论述的两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学术界向无异议，各种有关先秦战国历史文化的论著也往往是以此为前提立论的；但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往往采取讳言，甚至否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混乱。具体而言，比如屈原的思想究竟能否算爱国主义？各民族自己的英雄人物可不可以并存？在战国的历史条件下，离开自己的母邦而游说异国，甚至游宦异国是否就是一种叛卖祖国的行为，因此应该受到谴责？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学术界曾引起过多次激烈的争论，长期以来成为困挠众多学者的难题。而实际上，照我们的认识理解，只要客观如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同时结合当时更大范围内同一的文化大传统背景，辩证地认识与处理有关问题，不仅对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成就与贡献可以作出客观如实的评价，就是上述类似的一系列问题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自然，由于论题所限，我们下文论述所及只限于纵横家的有关问题内容。
二
战国社会兼并战争日趋激烈，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一切国家的重要国策。国际形势的频繁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都决定着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升降陟黜，必须准确地了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不断地研究认识日愈产生的新问题，并提出应对方略，因此政治外交活动就必然成为当时任何一个国家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重要社会活动。纵横家驰说奔走，往来各国之间，提出并推动合纵连横及其他社会政治运动，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就建立在他们对于外交政治活动的体验及理性的认识之上。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昨天奉行连横政策是一种必要，今天也许就得变换策略，重行合纵，缔结新的政治联盟才能救亡图存。这些具体政策上的变化并不如一般人所论，是由于纵横家自己秉性的反覆无常造成的，而是国际风云变幻之快本来就有甚于策士之口的客观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仅着眼于这些频繁的变化本身去认知纵横家，自然只会得出纵横家既没有持一贯的外交政策，也就根本没有什么相对稳定的政治思想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合纵连横并不是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而只是在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指导下的具体的方针与政策。一般说来，除去极个别的例外，春秋战国时期参与百家争鸣的各家，都积极干预了社会政治生活，都具有各家各派自己的政治思想。作为各家政治思想成熟的标志，就是各家所提出来并且尽可能地付诸社会实践的治国之道——政治路线。如果用代表各家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来概括其政治路线，那么儒家可称之为“礼治仁学”政治的路线；法家则是“利寻力政”；道家的则是“自然无为”；墨家的是“兼相爱，交相利”；阴阳家的则是“以时行教令”。 〔2〕纵横家的政治路线，充分体现了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可用战国纵横家苏秦所提出的“择交安民，进取为人”来概括表述。《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提出这条纵横家治国之道时说道：
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
苏秦在《战国策·燕策一》中又这么说：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
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献还见之于《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论政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书”。及《史记·苏秦列传》。在以上文献里纵横家反覆宣称他们服膺奉行的是“进取之道”，他们自己则是“不事无为之主”的“进取之臣”。〔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提出自己所奉行的“进取之道”是“为人”而非“所以自为”，尖锐地指出“仁、义、忠、信、孝、廉”等等道德伦理信条，只是“非所以为人”的“自完之道”。〔4〕这就可以肯定， 纵横家“为人”的“进取之道”是针对当时儒家“为己之学”的“礼治仁学”的政治路线而发。〔5〕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当中， 乃至在整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纵横家是唯一提出“进取为人”作为自己所服膺奉行的思想的思想文化流派。以“择交安民，进取为人”概括纵横家的思想路线，不仅能准确地表达出纵横家重外交的政治思想，也能客观地反映出纵横家在“百家争鸣”中独具特色的深刻思想。
自然，不能简单化地仅仅从字面上理解，把儒家的“为己”解释为是为一己之私，而把纵横家的“为人”解释为为他人谋利益，而应当从深刻的角度来进一步研讨这个问题。纵横家苏秦在谈到“仁义”的作用时说：
燕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对曰：“胡为不可。人不信则不彻，国无义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6〕
这就明确地表明，在纵横家看来，仁义的作用只能使个人具备道德伦理修养，能够自立（彻），只是关乎提高和历练个人品性修养的事，而“非所以为人”。纵横家还进一步指出，“孝”贯彻到极致只是“孝己”，作用止于“养其亲”；“信”充其量不过做到“不欺人耳”；“廉”对于个人的作用，也只能做到“不窃人之财”；“忠”如果真正地彻底实行，更连国门都不会出，更谈不上“进取有为”了；“义”即使达到行如伯夷，则连武王的臣子都不肯做，只有去“饿死在首阳山下”，决不可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去完成富国强兵的统一兼并大业了。〔7〕由此可知， 纵横家提出“进取为人”确实是针对儒家“礼治仁学”的政治思想，反对把社会政治全盘道德伦理化。因此，对于“为己”应当理解为儒家学说极其重视个人道德伦理修养的教化作用，以致认为社会政治的取径必得经由个人道德伦理的圆善化，才能实现“礼治仁学”的善政。这与儒家学说后来终于发展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必须是先完成“修身、齐家”的个人道德伦理圆善化，从而把“修身”置于儒学根本地位的历史是相符合的。而纵横家的“为人”的“进取之道”则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主张把基本上出世外向“为人”的社会政治活动与“为己”的个人道德伦理圆善化相区分开来，而把纵横家富国强兵，“择交安民”的政治思想直接贯彻实践于社会实际事务中去。
“进取”则是一种积极的、 充满活力、 富于创造性的精神（Aggressive,Enterprising Spirit），用以保证纵横家的政治活动能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进行。如果说支持儒家政治思想的动力来源于经由个人道德伦理圆善化而产生的某种精神力量的话，那么鼓舞纵横家积极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思想动力，就正是这种富于创造性的“进取”精神。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知“百家争鸣”中儒家“为己”的“礼治仁学”与纵横家的“为人”的“择交安民，进取为人”二种政治思想取向，可以看出纵横家的思想不唯饶有新义，也确是十分深刻的。
纵横家的外交政治，由于不是像现代国家科层制（bureaucracy）中严格执行其所代表的国家政府指令的外交那样，内容有严格的规定，权限更必须遵守外交官职别等级高低的通则；而是“受命不受辞”，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外交技能，其职责范围更包罗万象，几乎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可以说是一条全方位的总体外交政治路线。纵横家道术（Tao as Technique）的内容确是很丰富的。
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纵横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并审时度势，认清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与所面临的形势，具有真正的“国际政治”观念。正是这种十分突出的“国际意识”，使得纵横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国家要存在下去，以求富国强兵，都必须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而决不能实行“小国寡民”，大国寡政的闭关锁国政策。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加深了纵横家对于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也加强了他们理解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纵横家的合纵与连横等政策方略的制定与实施就正是出于这种开放的思想认识。在纵横家看来，任何国家一旦投身于国际社会之中，只要客观上存在着三个以上的国家，或者三种以上的政治力量，在一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特殊条件下，缔约结盟与毁约改盟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国际力量的均衡与制约不可能长期处于同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局之内，尤其是在国际形势变化频繁的大国争雄、小国竞存的战争时期。因此，对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变化，纵横家重视的是富国强兵之道与救亡图存之术，而不单纯用道德伦理的标准去作抽象的评判。《战国策·魏策》所记叙的公孙衍成功的联合三晋、齐、楚结盟伐秦的外交政治活动，及《战国策·燕策》与《战国纵横家书》所记载的苏秦为燕谋齐，配合燕将乐毅的军事进攻，几乎灭掉大国齐国的二个成功范例，充分表明了纵横家的这种具有清醒国际政治观念的外交政治思想。用儒家源于天下大一统思想的礼治仁学政治思想来衡量，纵横家自然是诡谲权谋，以邪为正的小人之行。可是，战国时期，所谓大一统根本不是社会现实，而只是存在于儒家信念之中久已逝去的西周文、武之治的历史影象，至多，也只是力图以兼并战争去争取实现的未来远景。儒家的政治路线之所以显得保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礼治仁学的政治路线不能说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现状，更不用说要进一步去解决新的历史时代提出来的新课题了。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仍一味要求各国诸侯遵循自己的名份，恢复周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这种根本脱离现实社会的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冷遇。
纵横家“择交安民”的外交政治路线，从现象上看，确乎反覆多变，给人一种“机会主义”的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纵横家的外交政治路线，是审时度势，充分考虑了国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后而加以协调和处置的结果。《战国策·齐策五》记述苏代论述纵横家外交政治路线时这么说道：
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
这就充分说明纵横家的“择交”固然多变，却决非随波逐流的产物，而是顺应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苏代更进一步提出在“择交安民”的外交政治思想中，掌握客观事物形势变化的主动权的理论：
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
在国际形势变幻无常，各国力量分合聚散无定的战国纷争时期，具体政策、方略固然可以变化，但在国际形势变幻无常，各国力量分合聚散无定的战国纷争时期，具体政策、方略固然可以变化，但如果没有一个一贯的思想作为多变政策的指导，就根本无法去适应险峻的国际政治形势。如果连自己国家的安定尚且不能实现，则必然出现“劳乱”的局面，一切的方略，如拒锐兵、主动解除国家患难等就都无法去实施完成了。于此可知，纵横家的“择交安民”确实不是什么“机会主义”的随意反覆的思想。
纵横家外交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择交”的国际外交政治活动中，比较注重讲求平等互利的原则。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战国时期纵横家具有现代主权国家在互相交往之间所奉行的那种平等互利观念。但是，纵横家在外交政治活动中讲求平等表现于小国使臣出使大国时，常常坚持小国的尊严与利益，甚至敢于以死捍卫本国的尊严与利益，抗击强国的暴政和欺凌。这样的事例，在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活动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战国策·齐策四》记载公孙衍为孟尝君使秦，就提出“不侵”的观念，认为国不分大小，都应当平等相待，而不能以大凌小，以强凌弱，所谓“秦昭王，大国也；孟尝君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说的就正是这个意思。这样，纵横家就把一种不卑不亢的人际交往态度“不侵”，与国际交往应当“不凌”政治立场结合起来，成为一条“择交”必须遵循的讲求与注重平等的原则。其他事例如“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赵策三》）、“唐睢不辱使命”（同上书“魏策四”）、“蔺相如完壁归赵”（《史记·蔺相如传》）等，都可证明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的特点，确实十分看重国际交往必须平等相待这一条原则。至于注重互利，在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就更明显。纵横家在外交政治活动中，驰说纵横之际，往往以利害说动人主，罗列客观事实，使执政者充分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利害制约关系，从而正确地“择交”，作出于自己国家或自己国家所参与的联盟有利的决策。自然，纵横家在游说之中，擅辞令、逞辩说，甚至颠倒是非的事例也存在，但如果仅据此就以为纵横家只是依靠这些伎俩就可以左右人主的意志，左右整个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局势的发展变化，未免又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如果纵横家不是顺应客观形势，因势利导，使交往各国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一个对于与事各国都有利的交点，并以此为契机决定联合或分化，那么任何形式的盟约关系都不可能产生和存在。战国时期，具体如《战国策·魏策三》“孟尝君联赵、燕攻秦救魏”章、《战国策·魏策三》“朱已谏魏王受楚、赵约存朝安魏利天下”章、《战国策·赵策二》“苏秦说赵王合纵”章、《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窃符救赵”等记载，都是较为典型地证明纵横家在国际交往中注重互利原则的事例。其中“苏秦说赵王合纵”及“信陵君窃符救赵”二则文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确实树立了至今仍值得借鉴的国际交往注重互利原则的范例。
平等互利原则被纵横家应用于国际外交政治活动，属于纵横家道术的范畴，但却并不是一时权宜之“术”，而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纵横家更深刻的思想。如纵横家对于平等义利等人性道德的观念，以及纵横家注重个人人格的尊严与主体个性的坚挺的纵横家精神。任何独立的思想与文化学派，他的“术”与他的“学”总是相通的，对于纵横家的“道术”也当作如是观。
三
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之所以能起到积极推动战国形势向前发展的作用，还在于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整套由经济、军事方针、政策所配合的全方位总体外交政治思想。纵横家在致力推行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政治路线的时候，往往也很重视经济的开拓与发展，如张仪、甘茂注重蜀中的开发，范睢力主加强秦国内政的建设等等都是显例。而更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纵横家提出了“国弱召攻”的观点，〔8〕把加强内政建设与外交、军事结合起来， 使得纵横家富国强兵的政治思想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在当时，“富国”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发展农业，安定人民，韩非在《五蠹》中所说的“近世竞于气力”，这个“气力”也就是国力，具体说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与否，离开这一点，军事上的强大，国家地位的提高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家提出“农战”的政治方略，儒家提出“井田制”的设想，纵横家则注重以法律力量推行先进的农业水利政策。以秦国为例，纵横家甘茂亲自主持将原已在关中平原实施的田律，推广到蜀地。1980年4 月四川青川县战国秦墓出土了一件木牍，内容为秦武王二年丞相甘茂、内史主持更修田律，并把新的田律在蜀地颁布，同时还记载了修陂筑堰等水利工程的具体实施情况。这一出土木牍文曰：
“二年十一月已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愿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
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发阡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关于这则牍的内容，文物与考古学家统一的意见认为，“戊”即秦武王二年的丞相甘茂。〔9〕具体论述纵横家发展经济， 以农业为“富国”的根本的历史，是属于政治经济史范畴的任务，但我们从这一条重要的文物考古例证，结合《战国策·秦策》、《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蔡泽列传》及《史记·张仪传》等有关秦国政治家及纵横家一贯重视农业、水利经济建设，开发蜀中的众多历史文献，可以充分证明甘茂、范睢、蔡泽等纵横家主持积极开发巴蜀地区的水利农田建设，为后来秦昭王时期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并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打下良好的经济政治基础作出贡献。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是以务实的国家经济建设为基础的，而非仅是徒托空言。《战国策·秦策二》记载了甘茂坚决反对将汉中之地割让给楚国一事，与上述秦墓木牍合观，正证明了纵横家的“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思想以重农的经济开发建设的方略国策为基础，确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重农是春秋末、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共同特点。不过进一步研讨纵横家就能发现，除了以农为外交政治思想的基础这外，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商并重。考察纵横家的历史，可以知道，纵横家往往亲自从事商业贸易。《论语·先进》记载子贡不服从天命的安排，去经商，由于对信息判断准确，屡屡获利，“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億则屡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苏秦则“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齐国纵横家孟尝君更是一个大商业家，其所放高利贷，仅息钱一次就多至十万，其本金自当以百万计。〔10〕纵横家论政，以工商货殖为喻更是普遍的现象，如冯谖说孟尝君以市埸朝聚暮散为喻，张仪以买卖仆妾为喻，应侯以买玉璞得鼠为喻都是显例。〔11〕《战国策》、《史记》所载纵横家苏秦、张仪、苏代、陈轸、冯谖游说各国国君，畅论天下大势，往往从各地的产物之丰、商业之繁荣、城市之富丽、人民之安乐谈起，洋洋洒洒，文辞繁富华丽，虽然不无
诞之外，但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足与强大离不开商业的繁荣兴盛。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曾经正确地指出纵横家重视商业货殖的政治意义正在于：
利润与利息的意识，反映到政治生活，正贯注了策士的作用。所谓朝秦暮楚，并不能从信义堕地来解释，而是商业投机的市民行为在周末政治上的观念证件而已。因此，策士活动颇与故旧贵族之无故富贵不同，而一如自由交易，合则交易，不合则去而之他。〔12〕
事实确实如此，纵横家普遍重视商业活动，对于纵横家影响最明显的有二点：一是在个人行为上较之其他各家在思想观念上有较大的相对自由，所谓“论行结交”，择主而从，就由之而萌发；二是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择交安民，进取为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此种影响而形成的。这两点显著影响则进一步表现出纵横家的政治思想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而纵横家并重农商的外交政治思想与儒家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思想，与法家把“商工”的货殖看作国之蠹贼严加抨击的思想，与道家虽然了解商业货殖的价值与意义，却轻视一切物质文明，进而更贬低商业货殖的进步作用的思想，都有着重大区别，而显现出独特的学术文化风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厉行重农抑商的“偏至”政策，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以来长时间内都是如此，这种单一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政治思想如上所述，虽不能完全说成是儒家思想影响所致，但在实际上却早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发展进步缓慢，其中相当一段时期甚至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纵横家并重农商的经济、外交、政治思想，应当说实在是十分可贵的。
人性学说突破鬼神观念的束缚，而以“人”为中心主题来认识社会人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主要特点，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的文化思潮。“人”的人价值不再听命于鬼神的裁决，国家的兴衰不再取决于祖宗先灵的庇护，个人的荣辱不再只依靠宗族血缘与等级地位的特权，而以个人的贤能才智作为衡量的标准与进黜的尺度；以现世的进取奋斗评判人生的善恶苦乐。如果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认识，表明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在“天人”关系上，尚给神权留有地位的话，那么进一步“究天人之际”的深刻反思就使得战国时代的政治家认识到社会必须以人民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实践更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先秦思想家对于人性学说的成果，集中地反映于社会政治思想，其最具影响的可以说是人本主义，在儒、法、道、墨各家学说中，民本主义思想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战国之世显学的纵横家自然也不会例外。在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路线中，“择交”与“进取”是两个变量，前者必须为着适应于客观国际国内形势而常常加以变动调整；后者则以一种敢作敢为、富于创造性的纵横开拓精神使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的事业能够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而“安民”与“为人”则充分表明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是以民本为基础的。早期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文献《管子·霸言》就对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以民为政本的特点作出了高度的概括：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民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3〕
早期纵横家子贡的思想也明显地表现出人本思想。《论语·雍也》记叙子贡论政这么说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心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记子贡论“文、武之道”说：
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另一位早期纵横家吴起的人本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他能“与士卒劳苦”，“尽能得士心”的行为当中，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说苑·建本》里有一段话说：
吴起曰：“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
《战国策·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这些文献都反映出子贡、吴起等早期纵横家的政治思想是以“人”为政本的。如果从现象上看，当时儒家也讲“安民”、“为民”，似乎子贡、吴起等人只是在具体解释（explanation）儒家思想， 但细致分析能发现，作为早期纵横家的子贡、吴起等人的思想与儒家在“安民”、“为民”的人本主义理路取径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纵横家认为“安民”必须通过“为人”的“进取之道”才能得以实现，而儒家则认为更为根本和重要的是必须通过“为己”的礼治仁学的道德伦理自我修养与完善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样，二者虽同为人本主义的政治思想，由于理路取径不同，在实践上也就随之而产生巨大差异。以上引《论语·雍也》子贡与孔子论政为例证，可以知道，子贡的为政之道，建立在“博施济众”的“为人”的基础上，故他以为此即“仁”政，而孔子的为政之道却从“己欲立”、“己欲达”谈起，而后才能去“立人”、“达人”，把求诸人的内心道德的圆善化置于首要地位。《论语·宪问》把这一点谈得更明白：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虽然对于这里的“为己”与“为人”的含义，自古及今有种种纷繁的解释，但从《论语·宪问》的另一则内容却可以明白无误地证明，儒家的人本主义政治思想理路是取径个人的道德伦理的自我圆善化，儒家所谓“为己”的真正含义也在于此。这一则原文这么写道：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期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而纵横家人本主义外交政治思想的理路取径正因为是“为人”，因此把思想关照的对象投之于社会实践，从而提出：“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路线。据此，我们可以说子贡、吴起等纵横家的人本主义政治思想，虽然与儒家政治思想在表述上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实际上却已经超越了“解释”（explanation）儒家思想的层面， 而成为一种新质的“诠释”（hermeneutics），这种创造性的诠释（creative hermeneutics）发展到战国中、后期，经由苏秦、苏代就形成了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人本主义政治思想，纵横家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是十分鲜明的。
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思想，基于战国纵横兼并之世而形成，并为众多的纵横家实际贯彻应用于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虽然具体而论，这条治国之道实际应用效果差别也甚大，但总的说来却是成功的、有效的，确实起到了把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向前推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如张仪、甘茂、范睢、蔡泽及前期的李斯之为秦谋齐、楚与三晋，……都是显例。这种积极作用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使纷乱的战国社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统一的局面日趋明朗。就战国中后期的形势发展而论，具备重新统一中国能力条件的国家不止一个，齐国、楚国，甚至在一段时期里燕国、赵国，都曾经有可能完成这个宏伟的大业，但是，最终统一了中国的却是后来居上的秦国。自然，秦国统一中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细细而论自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图新，成效卓著，可以说是个良好的端。但无可否认纵横家对于推进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所起到的作用与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公孙衍、惠施、苏秦、张仪、苏代、甘茂、范睢、蔡泽以及早期的李斯，无不曾游说过秦国或在秦国作客卿乃至作丞相，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持秦国的军政大计，合纵连横，开疆拓土，经营水利，发展农业，努力推行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思想路线。而秦国终于奠定下最终统一中国的局面，应当说是在秦昭王时期，由纵横家范睢、蔡泽形成的。秦昭王之后，秦孝文王与秦庄襄王仅只过渡了短短的几年，在秦始皇嬴政执政的第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秦国就次第灭掉六国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统一了中国。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纵横家范睢在任秦国客卿及丞相时，将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路线，作出符合秦国客观实际的发展。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路线，在战国时期大致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合纵，二是连横，三是既合纵又连横，具体因国家而异，所“择交”的对象，与“进取”的目的也各有不同。范睢任秦国客卿时，秦国内部存在太后与穰侯擅权，国力分化，外事内政都不景气等不利因素，如果仍然沿用纵横家“择交”与“进取”的上述三种形式，对外局面无法打开，内患却足以拖垮本来正逐步强大起来的秦国。因此，范睢就将“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纵横家外交政治思想，发展成为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路线。这样，范睢就把“择交”的范围，限定在和秦国不相邻接的“与国”之内，即“远交”；而把兼并战争的对象明确为与秦国领土相邻的国家，即“近攻”，则秦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择交”的外交政治攻势，实施兼并的“进取”战略。同时，范睢的“进取”思想又不仅只限于军事上的“近攻”，而是一仍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外交政治思想，实施的是一条包括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任务的总体政治思想路线。当时的纵横家蔡泽评论范睢之所以能收到“坐制诸侯”之效，是和他“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等等一系列外交政治思想的逐一实现分不开的。正因为范睢的“远交近攻”，突出地体现了统一中国为政治目的的政治思想，为在他之后的纵横家蔡泽、李斯等人奉行不悖，终于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打开了顺利的通道。从这一角度而论，可以说推动以致完成统一中国的功绩，纵横家“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的外交政治思想所引起到的巨大历史文化影响与作用确实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1995年12月收到。
注释：
〔1〕例甚多，见于《战国策》、《史记》等文献典籍， 兹不一一征引。
〔2〕以上对于儒、法、墨、道、阴阳各家政治路线的说明， 参见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版，第240-248页。
〔3〕〔4〕〔5〕均见《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燕策》及《史记·苏秦列传》。
〔6〕见《战国策·燕策》、 《战国纵横家书》之“苏秦谓燕王章”。
〔7〕见《战国策·燕策》、 《战国纵横家书》之“苏秦谓燕王章”。
〔8〕见《战国策·魏策》：“吴庆谓魏王曰：‘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9〕见《文物》1982年第一期，所载1980 年四川所发现的战国出土的秦简，在四川省青川县。其中的一件木牍有212个字， 内容即是秦武王时丞相甘茂推广田律至巴蜀事。
〔10〕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及《战国策·齐策》。
〔11〕此类历史文献甚多，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及《战国策》的“秦”、“齐”、“燕”各策。
〔12〕引自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七章第一节“纵横家思想”，第645页。
〔13〕《管子》一书内容颇为繁杂，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止一家。其中《霸言》为反映纵横家的思想文献，是从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的观点，见该书“管子”一节， 具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版，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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