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由来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由来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将科教兴国确定为国策。在稍晚些时候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重申，在走向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近来，人们特别是科教界的同志们，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兴国靠科教，兴科教靠什么？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沉重思考。
当前正在热烈展开的有关“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大讨论，就是这个跨世纪思考在教育界的反映。“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讨论，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关教育模式的论争，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它涉及怎么“兴教育”和“兴教”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也就是“兴教靠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可以预料，有关“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将促进教育改革进一步的深化，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跨世纪宏伟蓝图的早日实现。
什么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一词是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创造物。即使查遍近10多年来出版的教育类辞书，诸如《教育大辞典》[①]《世界教育辞典》[②]等，均无“素质教育”的条目。
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呢？“素质教育”，顾名思义，乃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或者也可以简称为提高受教育者素质的教育。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就应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教育的基本问题与“素质教育”的联系；2、教育基本问题表述的历史演化；3、当前，在我国教育改革空前深入的情况下，提出“素质教育”的社会原因与实际意义。
关于教育的基本问题与“素质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基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③]。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问题，因为有了人类就有了自身要求发展的问题。因此，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说，古往今来，教育都是把刚出生的人培养成为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新人的活动。
翻开卷帙浩繁的世界教育典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孔子的《论语》，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到斯宾塞的《教育论》，从马卡连科《教育诗》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再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这些人类贤哲在谈论教育时所表述的基本上也都属于有关人的发展范畴，只是都打上了不同的时代和阶级的印记而已。所谓人的发展，即是使受教育者身心得到发展的过程，也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的过程。不容置疑，受教育者身心的发展，亦即是受教育者诸素质得到提高的过程。这就是说，“素质教育”概念中有关使受教育者诸素质得到提高和发展问题，并非自今日始，更不是教育学上的新发现。研究表明，人的发展问题，不仅涉及遗传素质，涉及所受教育性质，而且涉及“外部环境”，即与社会发展相关。对此，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及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不休，并且一直是唯心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关于人的发展问题才得到了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立场出发的分析和说明。正因为此，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乃是教育基本问题的最高表述。事实上，迄今为止，一切有关“素质教育”的论述、文章或讲话，都没有超出把教育定义为使受教育者的各方面素质都得到提高的目标范畴，当然也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范畴。
教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
众所周知，教育乃是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亦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作一次分解式的表述，则不难发现，与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乃至教育方法等，也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变化的。比如，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诸方面得到发展。用现代的术语讲，这“六艺”包含了德、智、体、美四育的内容。孔子则要求其学生成为具有智、仁、勇的士君了。用现代的话讲，孔子的教育就会有德、智、体三育的意思。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张应按人的发展不同阶段相应进行体、德、智三重教育，同时强调音乐能陶冶心智，“能改变灵魂的品质”[④]。系统地从理论上提出美育在人的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的，在西方是18世纪德国诗人席勒，在中国则是蔡元培。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建议，每个青年都应接受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教育，成为把劳动技术教育列入五育的第一人。此后，18世纪的卢梭，19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都要求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欧文等人的先进思想，认为人的片面发展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社会分工造成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工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并提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⑤]。在另外一个场合，马克思还指出，要把智育、体育、生产劳动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条件。马克思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⑥]。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提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必须施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载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由上简单的历史考查表明，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教育概念中有关使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都得到提高的思想，早在孔子、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论述。第二，有关使受教育者素质或能力得到提高的目标和内容，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第三，目前素质教育概念，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上说，都不存在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超越；都不存在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超越；都不存在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超越，只是受教育者应提高的素质的内容和性质更现代化罢了。
提出“素质教育”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即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某些素质为目的的。正因为此，今人在定义教育时，也离不开用使受教育者诸素质的提高来表述之。比如，1979年新版《辞海》的“教育”条目写道：教育乃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⑦]在著名教育理论家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的“教育”条目也写道，教育乃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狭义上，教育可表述为“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段）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在谈到教育的社会功能时，认为教育旨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人，促使人的智力、品德、体质、才能的完满发展，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⑧]。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无非想说明，教育的确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诸方面素质为已任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那么，何以在当今20世纪末会在中国教育界出现“素质教育”的概念呢？提出并强调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看来重温一下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必要的。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⑨]。当然“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了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⑩]。这就是说，“素质教育”概念及其理论的出现，并受到重视，本质上说，乃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尤其是教育改革深化和发展的需要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的产物。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和国门打开，整个中华民族既体验到了一种伟大解放的感觉，同时也经受了一种令人震撼的体验。这个体验就是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差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1)
于是，就想到了科技，想到了教育，因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2)“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13)。正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地提出了要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14)。
在邓小平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的指引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人民都开始了反思，反思国力与民族素质的关系，反思民族素质与国民教育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就是当年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教授的一席话。他提醒人们：若以安徽省与欧洲的一个国家作一个简单比较（当时的联邦德国）在面积、人口、煤资源等方面，两者相差不大；而在铜、铁、硫、磷等矿产资源方面，安徽省远比那个国家丰富；在气候条件和水利资源方面更占优势；只是在智力资源上，安徽省则处于劣势。该国凭借其智力优势，在二次大战后能以极高的速度恢复其被彻底摧毁的工业，进而变成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强国；而安徽省虽然有强大的自然优势，只因科学技术人员缺少，文盲、半文盲多，资源优势形不成经济优势，建立不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由此足见，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实力的比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土地的大小，资源的多少，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或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15)。在邓小平思想指引下，这场全民族的反思运动，终于写进了198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其次，“素质教育”又是作为改革“应试教育”的重要出路和归宿而提出来的。的确，改革“应试教育”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3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就对考试制度的种种弊端有过精辟无比的揭露和尖锐无比的批评。他指出，现在的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6)。一方面，考试如同一个强大的物理场一样，在这个“考试”场里，教育包括学生、教师、学校、某些教育部门，乃至社会在内，都使自己原有的行为发生了某种畸变。于是，分数，是学生前程的敲门砖；排队，是教师的荣辱榜；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命线。我们某些教育部门就靠“分”、“队”、“率”，去调动并刺激学生、教师、学校的积极性，而这个便是成绩(17)。这就形成了所谓“应试教育”，即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面向考试”，出现了“教学为了考试”的畸形局面(18)。另一方面，由于“教”与“学”跟着考试走，学生便成了考试的奴隶。历史表明，在考分优秀者中间，不乏“应考艺术”出众者，而他们在实践中又显得缺乏创造能力。这就是所谓“高分低能”的现象。“高分低能”现象乃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之一。因为升学率和以分取人，势必导致“唯分数论”的思想认识和倾向。于是，片面教学以应付考试，束缚了师生的手脚，严重影响了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可能性(19)，要求改革“应试教育”，又苦于无策，于是就找到了“素质教育”来作武器。
第三，“素质教育”的提出，本质上属于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世界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国改革开放顺乎世界潮流在教育改革上的有力证明。教育专家认为，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教育思想变革中，提倡类似我国“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呼声，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早在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演说中即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进步有多快，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就有多快，人的头脑是我们最根本的资源。与此相类似，日本的学者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和生产者的才能，其重要性不亚于物化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主张“成为60年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旋律”(20)。
进入80年代后，各国在面向21世纪战略考虑下，差不多都把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到了教育改革的议程和日程。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也经过历时一年半的调查，提出了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为了积极参与“在全球进行着的才能的再分配”，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致力于改革我们教育制度”。所谓“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所有的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尊重智力、成就和学问的品质，具备使用智力、成就和学问的能力，具备确定目标的能力，具备有秩序有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能力”(21)。
1984年，前苏联部长会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青年的中等普通教育和改善普通教育学校的工作条件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为了把学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质的水平，要保证培养出具有高度的思想和道德——政治品质、有高度的劳动素养和行为素养的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22)。
1985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报告强调，为了使新一代面向21世纪，“在学校里要特别注意贯彻德、智、体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的基础教育”，“使孩子们学到各项基础知识，具备人生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丰富的个性和社会性，培养真才实学、健康的体魂和美好的心灵”(23)。
1983年底，法国全国高中改革小组向法国政府提交了题为“21世纪前夕的高中及其教育”的报告。报告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仅仅培养“尖子”，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的传统教育目标已经发生动摇，正在转向“培养青年人，极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在智力、手工、体育和艺术方面的潜力，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均衡发展”(24)。
1985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向议会提交的白皮书，同样明确指出：“在英国义务教育期间，每一阶段都要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培养自己积极的个人素质和能力，为未来建立巩固的基础”(25)。
进入90年代，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有关提高年轻一代素质和能力的教育改革，已从一般议事日程，进而达到开始具体实施阶段。仅以美国为例。198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推出了历时3年调查研究而集体写成的《美国2061计划》，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著名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26)，尤其是1991年6月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关于美国2000年报告《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更明确提出了受教育者必须具备的五种能力和三方面技能与个性品质。“这八种要求对所有学生，无论是将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还是计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都是极为重要的”(27)。这八种要求，即学生应掌握或提高的8个方面的能力或素质，教学目标明确，实施计划周密。只是没有直接使用“素质教育”这个名称而已。
“素质教育”在我国的提出
鉴于我国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在总体上比较落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里，又主要忙于拨乱反正和思想观念上的清理工作，所以，我国教育界有关素质问题的讨论相对迟了一些。为了想弄个究竟，笔者在1995年10月15日晚专门打电话，向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著名教育学理论家陈孝彬教授请教了有关“素质教育”在中国兴起的问题。
问：您是教育学专家，据您所知，在我国何时开始出现“素质教育”的提法？又谁是首倡者？
答：“素质教育”这一术语的出现，大致是1985年。这一年，中共中央颁布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在决定颁布前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同志们觉得，一方面对以一年一度的高考为代表的考试指挥棒有看法，一方面适逢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号召。于是，与“应试教育”相对，逐渐形成了“素质教育”的提法。至于，究竟谁是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术语第一人，现在恐难以考查了。我记得，当时柳斌同志在会上讲话时就用了“素质教育”这一术语。
不过，在相关文献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民族素质”、“人才素质”等讨论文章出现较早，而“素质教育”见诸于文字则较迟。
研究表明，推动教育界开始探讨相应“人才素质”的教育问题的原动力，乃是党中央80年代中期发出的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号召。那是1984年春夏之交，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广大干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并且明确指出：“要现代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28)。在此以前，查遍各主要教育报刊，即使是讨论教育本质问题或学习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文章，没有一篇谈到有关学生“素质”教育的问题，即使提到了“素质”，那也是指老师(29)或校长(30)的。现在查到的最早提出人才“素质”教育的时间，正是在1984年6月号的《教育研究》上(31)。紧接着，该刊在8月号上，又刊出了全民深入探讨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素质？如何培养这种素质”的长篇文章。(32)
到1985年，有关人才素质问题的讨论逐渐多起来(33)。特别这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后，有关人才素质的文章更是纷至沓来，举不胜举。其中论述比较全面，且至今看来依然十分有意义的，有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张健教授的“提高民族素质和解决人才问题的战略决策——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体会”(34)，现任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的王宗敏教授的“中学教育的人才素质培养问题”(35)，俞启定的“论素质”等等。(36)
至于“素质教育”这一术语出现在报刊上，大约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据笔者见到的最早明确提出和论述“素质教育”的文章，是现任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1988年，为《上海教育》撰写的一篇短评，题为“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37)。作者当时在该杂志作负责工作，评论署名为笔名“言实”。作者指出“初中教育是素质教育”，包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劳动技术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健康素质”。随后，就是上海师范大学燕国材教授1990年写的文章。燕国材教授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近两三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出现了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这就是不少有识之士主张把升学考试或就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38)。从此，有关“素质教育”的论文数量几乎呈指数增长，从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到著名教育理论家，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到广大中小学校校长老师，乃至学生家长和普通电视观众，纷纷参与进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注释：
①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②平益德（主编），黄德诚等译：《世界教育辞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5页。
④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8页。
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编印本）1980年第1版，第1469页。
⑧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页。
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页。
(11)《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4页。
(12)《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4页。
(13)《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54页。
(14)《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48页。
(15)转引自田夫：《科学领导与继续教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16)《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17)王里达：“考试怎么变得如此丑恶”，《中国青年》，1995年第10期。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1年。
(19)于钦波、刘民：《考试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3——240页。
(20)陈孝彬：“素质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4期。
(21)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一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页、第28页。
(22)同21，第114页。
(23)同21，第171——220页。
(24)同21，第232页。
(25)同21，第296——299页。
(26)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四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27)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五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28)胡耀邦、赵紫阳：“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对策”，《中国教育报》，1984年6月26日。
(29)秦麟征：“教育必须面向未来”《经济参考》，1984年2月24日。
(30)“中国式校长的素质”，《教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31)秦阳、赵华：“改革教育观念，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教育研究》，1984年第6期。
(32)吕型伟：“现代化建设与普通教育”，《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33)刘佛年：“谈新人的素质”，《河北教育》，1985年第2期。
(34)张健：“提高民族素质和解决人才问题的战略决策”，《教育研究》，1985年第7期。
(35)王宗敏：“中学教育的人才素质培养问题”，《教育研究》，1986年第9期。
(36)俞启定：“论素质”，《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
(37)言实：“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上海教育》（中学版），1988年第11期。
(38)燕国材：“关于素质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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