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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新变化与新趋向
王乃耀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近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在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新变化与新趋向。2002年姚玉民、舒建军二位学者发表了《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姚玉民、舒建军：《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对我国21世初的世界史的研究状况作了概述。为了节省篇幅，凡是上文提到的一些研究动态，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仅就笔者所知道的近几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状况的新动态加以综述，涉及的内容有：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政治文化史新视角；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的新动向；国别史、世界通史研究的新气象等等。因为篇幅的限制只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他几个问题从简。由于资料收集所限，因此本文的论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
最近几年，将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目前在西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发展势头强劲，正在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正如侯建新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在西方史学界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今方兴未艾。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经济—社会史”这一译法是齐世荣先生在天津2001年9月13～16日召开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严格概念。侯建新认为：“经济—社会史即是，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侯建新：《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22页)
在西方史学界，经济—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经济史。19世纪之后，经济史在西欧史学界日益普及，首先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开设了经济史课程。随后，西欧其他国家，如法、德，和美国，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经济史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比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他所著的《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乡绅的兴起》和《社会生活》等著作中，就将经济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提出研究经济史要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将他们创办的杂志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此学派对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社会史在研究的侧重点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着重研究经济史的问题，以美国学者迈耶(J.R.Meyer)和康拉德(A.H.Conrad)为代表的计量史学派将数学某些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掀起了“计量革命”。但是，到了70～80年代，西方学者们对计量史学的研究前景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为了摆脱困境，西方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又强调研究社会史的重要性，主张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论著。
目前，经济—社会史在西方学术界从学科教育体系角度来看，它正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前景十分看好。我国传统的史学虽然以政治史为中心，但是古代某些杰出的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还是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齐世荣：《可喜的创新之路》，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8页)就这点来说，我国古代史学家还是要高于西方古典史学家一筹的。当前，我国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新理论、新方法加以引进，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近年来，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的学者除了对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外，还对传统的经济史、社会史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并获得可喜的成就。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一文对世界性的“封建地主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虽然千差万别，但在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有其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主经济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它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即自然经济部分和商品经济部分。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封建地主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再则，在肯定了封建主和农民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上的作用之时，如何认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要求，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4页)
陈曦文、王乃耀主编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对16～18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史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16～18世纪中叶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双重的历史过渡时期，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英国一跃而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着重探讨这个时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问题，认为它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作者指出，这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商业的扩张、农业生产的变革和政府财政改革等。(陈曦文、王乃耀主编；《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刘景华在《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一文中指出：在西欧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对商人资本的作用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在充分肯定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它存在消极性的一面。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等地，反而难以较早和较快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的全面过渡了。(刘景华：《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第56～64页)
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专著，以新的视角诠释了资本主义起源这个国际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作者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体系，即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于前者，其特点是一种刚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等级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实则应变能力极差，一击即溃；日本和亚、非、拉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者，其特点是一种弹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社会流动都可以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这几年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论著还有很多，例如，张卫良的《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及乡村纺织业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王越旺的《中世纪后期西欧修道院衰落的经济原因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谢丰斋的《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赵立行的《中世纪西欧庄园人口变动与商业复兴基础的形成》(《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张卫良的《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加丰等人的《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龙秀清的《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施诚的《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郭爱民的《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王晋新的《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王亚平的《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向荣的《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做一一介绍了。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刘新成的《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一文以新的视角对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进行评介。文章指出，学术界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共识：日常生活乃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但是，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著作还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1996年出版的汉斯—维尔纳·格茨的《欧洲中世纪生活》是惟一一部对中世纪日常生活进行综合性批判分析的著作。30年来，对日常生活史学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距离实现自身的使命仍然很远。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将目光向下移，深入“架构”之中，去捕捉生活于其间的个体，那些普通的、然而活泼生动的人。日常生活史研究下一步应向说明个人感受方向拓展，因为归根结底，生活是感受的，个人体验乃是生活的本质。(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47页)
中世纪妇女史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俞金尧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一文以新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历史事实表明，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寡妇拥有的财产处置权使她们改嫁成为可能。(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38页)对中世纪妇女史研究的文章还有薄洁萍的《乱伦禁忌：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孙艳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婚姻特点》(《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石德才的《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和倪世光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专著中的骑士婚姻，等等。
对中世纪西欧各国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阎照祥的《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综合研究英国贵族演变进程的专著。书中对英国贵族的起源、兴衰过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著者指出，英国贵族体制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其生命力的强韧性和发展连续性，并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在近几年也从新的视角对中世纪王权问题、文化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索。孟广林在《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一文中指出：中世纪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处于“二元统一、对立”的状态中。从总体上看，英国封建王权和基督教会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联合，必然居于支配地位，而双方权益的纷争则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常常以相互妥协而告结束。英国王权与基督教会这种关系稳定着英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他还对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对地方郡政的整饬问题、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学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阐明作者以政治思想观念研究来推动政治事件史研究的思想。(参见孟广林：《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孟广林：《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对地方郡政的整饬》，《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孟广林：《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学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孟广林：《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庞卓恒对“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事实上的人群在长时间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领域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器物、制度、习俗和精神领域的符号体系)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们从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反过来又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决定各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人工制品兴废更迭的价值观。(庞卓恒：《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见刘明翰、王乃耀、徐家玲主编：《环球回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的新动向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以社会生活为焦点的文化史研究；以人神对话为线索的思想史研究；以风格为主题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文艺复兴几个热点问题研究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汇编类作品，如科克兰等编著的《西方文明选读：文艺复兴卷》等。(参见周春生：《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周春生：《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续)》，《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
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财富观转变的研究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又一个新动向。张椿年指出，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纪比较有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财富观主要来自《圣经》，向世人宣传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富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新的财富观的确鼓励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去追求积极的生活理想，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人们从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因此，新的财富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张椿年：《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对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的重新评介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又一亮点。刘明翰对伊拉斯莫是否属于德国人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经考证，作者认为他应是尼德兰人。作者进一步对史学界照搬前苏联学者的观点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伊拉斯莫在宗教改革和教育思想上的历史地位未得到充分肯定。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对伊拉斯莫进行新的探索，评析他在人文主义活动中的贡献，并阐发作者的新论点：伊拉斯莫是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刘明翰：《伊拉斯莫新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
关于宗教改革的意义，陈钦庄指出：“对于宗教改革的意义的理解，从16世纪以来有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教会的观察者相信已经提供了这种解释的暗示。……天主教学者已愿意承认马丁·路德的宗教学说的深度与重要性。同时，新教学者也已经修正了对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的否定性的评价，准备看到在中世纪晚期和宗教改革时期之间的更大的连续性。”(陈钦庄：《基督教简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四)国别史、世界通史研究的新气象
国别史的研究近些年也呈现出新气象。阎照祥的《英国史》是一部力作。此专著虽然简明，但是学术性却很强，作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内容编排上也富有新意，在中世纪部分增加了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例如，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下层居民生活的论述就使人感到独具匠心。(阎照祥：《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2页)
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拜占庭帝国通史，打破了前苏联学者列夫臣柯的一部拜占庭简史统治我国史学界40年的局面。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一部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史学专著。(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在世界通史方面，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以人类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史为主线贯穿世界通史。在世界中世纪史部分打破了以往史书的编纂体系，以中古伊斯兰文明和中古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为纲，将纷繁的世界中世纪史论述得井井有条，脉络清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收稿日期】2005-01-18
关于西文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李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在我国，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还有一批学者执着于思想史研究，不算解放前，1949年之后，我们就有三代学人在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如较早的老一辈学者王养冲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第二代学者有何兆武先生等，第三代则为活跃于当今世界史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一代代的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这样的“星星之火”得以绵延多年而不绝；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史研究成果才不断面世。它表现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引进介绍了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得到了初步的考察。同时，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改变了过去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
虽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仅仅是刚刚起步，仍然还存在着很多局限。它表现在：
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支中的重要独立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性的研究。
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像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得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在后者何以能够成为在前者的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谟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谟思想的不了解。
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思想家的作品，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史的演进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如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我们也只是对一些思想家有了初步的介绍，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本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系统的西方思想史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并且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
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惟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人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目前，当中国正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政治体制或者社会体制的话，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哪里？什么叫做“现代国家”？权利与权力有什么不同？支撑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毫无例外地都要追及到思想史，都要从近代思想观念中寻求答案。现在，不仅整个中国社会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作为单个个体的很多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也开始了学术的转向。很多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当他们在解决了“小康生活”之后，开始抛弃了那些实用性的学科，愈来愈喜欢思想史，渴望探寻思想观念层面的内容。因此，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复兴正在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与动力的催动下，我们应该充分思考与规划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我认为，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基本文献的阅读。这里所讲的基本文献，既指那些经典文献，也指那些在那个时代属于二三流思想家的著作，甚至一些民间文献等等。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文献的选择面已经被拓宽，在传统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集中于“伟大”的思想家，除此之外就别无选择。实际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西方学者认为，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
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现在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总之，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提倡阅读基本的文献，并将文本的解读视为最为重要的基础。
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作为思想史研究来说，它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历史”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第二，注重对“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去考察思想观念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体现在什么层面上，或者说，我们要注重的不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么“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并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础是一系列的“概念”。因此，观念就体现在一系列的“概念”上，体现在对“概念”的定义上。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给这些“概念”作出定义，并且运用这些“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世界。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时，我们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并且作为一种概念又是如何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变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此，国外的学者已经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德国有考斯莱科，在英国有斯金纳。例如，斯金纳在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重点考察“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唯一性的定义。
对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概念史”考察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为什么要重视“概念”的研究？这是因为，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任何“概念”都有其历史的演进，并被不断地添加或减少其含义。因此，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和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同时，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在“概念”的演变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
重视“概念史”的研究，和在“概念史”的研究视野下，要求我们必须对长期以来一直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进行梳理和重新界定。例如，我们通常用的“封建专制”，“国家”、“自由”、“公民”、“人权”等等。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它被我们所接受时我们对此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梳理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演进。
第三，加强对思想史理论方法的研究，重视对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目前，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不管在理论方法论还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理论方法上，就有“概念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修辞”转向，新社会文化史对思想史的新诠释等等。因此，为了跟上国际学术前沿，缩短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我们就必须大力加强对思想史这些“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进和吸收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成果，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将思想史研究发展成为具有学术内涵和学科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当然，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评介，以便为人们所理解。看起来做这样的评介似乎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一篇好的评介自然是要在把握和了解学术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当然也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也为人们点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到底在哪里，这对推进学术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里，想以著名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著作为例。2002年，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大学昆廷·斯金纳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经过重新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本应会在中国的学术界带来热烈的反响，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人深感遗憾。这不禁促使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我们学术评论究竟缺失在哪里？实际上，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斯金纳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197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金纳教授两卷本著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第一卷为“文艺复兴”，第二卷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自1978年到1982年，共有35篇书评出现，写书评者大多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如波考克、奥克肖特等人。无论是赞同还是提出批评，他们都带着无比敬重的语调来评论在当时才38岁的年轻学者的著作。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斯金纳也被看作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思想家。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前十名的思想家。
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改变了通常的思想史研究重视抽象“观念”的方法，而是更加具体地将“一般的观念”集中于体现“观念”的“概念”上来进行研究。同时，他还为我们显示了“概念”内含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时还表现在“社会”的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变化的社会信仰和理论；第二，社会认知和意识；第三，社会的价值和态度。因此，只有在“语言”和“社会”的两方面下，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和变化。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斯金纳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
直到现在，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斯金纳这本著作，甚至模仿斯金纳这本书的方法来写一本类似的书。这毫不奇怪，不仅因为要掌握这样一套理论方法，而且按照他这样的方法来写的话，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也都是要求非常之高。我们只要读一下斯金纳的这本书，即可知道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处理所体现的历史学功底是多么的深厚。
第四，思想史研究的“公共知识”取向。目前，在历史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研究人员较少，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时，研究者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气馁，要充分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解构”现有的思想观念和重塑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在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上，既要考虑到思想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思考思想史的研究将要为别的学科，甚至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有自己的学科式的学术导向，又要有一种“公共知识”取向，让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和基础。
目前，思想史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据我保守的估计，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将要到来。当我们在审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时，深切感到，由于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相比，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在这样基础薄弱、现在重新起步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够奢望一下子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和定位应该是，将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我们的研究介绍过来，将在西方学术界中已经成为公认的知识变成为我们整个学术界，甚至社会，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界自身的“公共知识”。
对于“公共知识”问题，平时我们对此重视不够，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定位下来研究思想史，首先服务于学术领域，服务于社会，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通过思想史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借以实现在某些研究领域的突破，取得能够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成果。写到这里，想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话：“就外国史学而言，‘鉴别吸收’也是治学的硬工夫，也是不断追求‘勇于和善于吸收’的大目标。通过‘鉴别’，才能有所创新，才会摈弃译文组合，才可领会‘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意境。”因此，在目前，我们要不怕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要从“公共知识”的角度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相比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这些都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学研究者的工作密不可分。正是他们通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才把很多学科性的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我想，和世界史研究一样，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这里，同样，未来思想史研究进步的起点也就在这里。
【收稿日期】2004-10-14
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类别和发展特征
阎照祥
(河南大学 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多年前，听一位先生讲：“在欧洲，德国人善哲学，法国人善政治，英国人善经济。”当时笔者颇有同感；还想到，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不就是分别来自这三国吗？而后随着专业研修深入，逐渐认识到，近现代英国人不仅以政治经济学见长，哲学也不逊于他国，且在政治思想领域有突出贡献。近年常论及的所谓欧美“十大政治思想家”中，稳稳入围的英国思想家就有5位——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爱德蒙·伯克、亚当·斯密、约翰·密尔。若考虑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是在英国写成，哈耶克长期生活在英国等，不列颠政治思想在近现代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稳居前列了。
一 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类别
比起别国来，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是相当丰富的。
17世纪，仅在国家政体问题上，英国就出现了几类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以托马斯·霍布士和罗伯特·菲尔默为代表的旧式专制君主制的维护者；以约翰·弥尔顿和詹姆士·哈林顿、约翰·李尔本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的倡导者；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立宪君主制的阐述者和以温斯坦莱为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者和实践者。另外还有批判和挑战封建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辉格主义派别。各派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是在英国建立何种类型的政府体制。
在18世纪，除了传统辉格主义和托利主义思想外，还有倡导功利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呼吁议会改革的激进主义以及托利—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近几十年，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人们又格外重视以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Adom Fergsen,1723～1816。弗格森是苏格兰“常识”哲学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先驱)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19世纪虽然是自由主义的时代，但欧文主义、集体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先后出现，思想的苍穹群星灿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难题，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进入20世纪后，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外，又有工党社会主义、货币主义、撒切尔主义、布莱尔主义等思潮的更替竞逐。它们所关注的问题——福利政策、经济体制、防务、欧盟和全球化等——也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
在英国，政治思想并非政治家或政治学者的专利。一些宪政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学说也同样丰富了不列颠政治思想的宝库，尽管他们的论著和观点有时会被我国的思想史研究者所忽略。例如，在著名的宪政学家和法学家中，有17世纪的柯克[柯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英国法制》(Institute of the Law of England,1628～1644)]，18世纪的布莱克斯通，19世纪的白芝浩、约翰·奥斯丁[John Austtin。约翰·奥斯丁是继边沁之后的法律哲学家，其代表作《法律哲学范围》(1832)阐述了功利主义]、梅因和戴西(A.V.Dicey)，以及20世纪的詹宁斯(Ivor Jennings)等。他们的著作，对英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向被政治名流所重视。哲学家则有17世纪的洛克，18世纪的大卫·休谟，19世纪的斯宾塞和20世纪的罗素等。他们的一些论著，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不列颠的“经验主义”推理方法和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精神，比较广泛地影响了英国人的行为、思想和政府政策。一些卓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18世纪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19世纪的功利主义学派和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思潮，也对英国社会政治和政府决策起到了促进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许多时候，英国人是用功利的原则和现实的观点审视各类思想的，经济理论则具有最直接的功效和用途。还有某些缺少“有分量的代表作”的社会活动家和新闻记者，如18世纪前期的博林布鲁克和19世纪的科布特、理查德·卡莱尔等，也以大量的政治小册子和政治论文及时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再者，一些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如威廉·葛德文、拜伦、雪莱、萨缪尔·柯尔律治、萧伯纳等，均在英国思想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就评价雪莱不仅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1页)。
思想理论家的多样化决定了英国政治思想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笔者在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仅要搜集和阅读诸多政论家的理论著作，还要阅读一些宪政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相关作品，阅读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和小册子，尽量广泛地理解英国的政治思想理论。
政治思想来源的多样化自然会导致该国政治思想类别的多样化。数百年里，英国政治思想林林总总，名目繁多。但笔者以为，英国近现代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大致上可归为三大类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用历史宏观的眼光来看，托马斯·霍布士和罗伯特·菲尔默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爱德蒙·伯克晚期的新托利主义，以及皮尔、迪斯累里的新托利主义政策，都可以归入广义的保守主义，尽管保守主义的开始使用起自于19世纪前期。17世纪平等派的共和主义，18、19世纪的辉格—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都可以归入自由主义，虽然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大多没有坚持共和制。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温斯坦莱主义、欧文主义，特别是以费边主义为核心的工党社会主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归为空想或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60年代之前工党的主导性政治思想则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当然，还有一些思想流派，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典型流派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很难做明确的划分，但它们在不同时期，同样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可能，会有人置疑：如此分类是否显得简单化？能否把错综复杂的英国政治思想和流派囊括得了？
肯定包括不了。例如，威廉·葛德文(1756～1836)的著作里就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种成分，学界评价他的思想代表了从“启蒙思想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过渡阶段”(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Ⅴ页)。所以，泾渭分明的流派划分都不可能将他置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此外，近现代英国还有无政府主义和带有极端性质的纳粹主义思潮，但这些另类思想在不列颠市场狭小，难以影响到政府决策或引发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自然，所谓政治思想流派的分类只能是大致的，粗略的。上述分类是否适当，笔者期盼着同行方家指正。
二 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特点和启示
纵观英国数百年政治思想史，可以发现，英格兰的政治思想界似乎没有永远春风得意的思想流派。时代不断地变化着，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家及其学说。一方面，多种思潮并存，各显风采；另一方面，任何卓越的思想也只能各领风骚若干年，各种政治思想都有局限性和短暂性；时光的浪花在不断冲刷它们，选择它们，同时还改变或抛弃它们。而不以个人思想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则不断地对思想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鉴于上述态势，可以用一句中国话去概括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思想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英国不可能只存在某种永远得势、始终适应各个时期发展需要的思想体系，否则其政治文化生活就可能是僵化的、专制的，会有不幸和悲哀。
再者，或许是保守主义传统所致，英国的思想流派大多有着较强的宪政观念和法律意识，他们在阐释重大问题时，经常能够通过比较和缓的方式，尤其是从宪法或宪政(constitution)高度去论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权力分配，评介不同社会等级的特权和权利。例如，“光荣革命”以来，英国辉格主义、托利主义思想家的论战大多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同王权、议会制、政党以及分权和制衡等重大问题相关，而且各派的思想家在论战时总是能与" constitution" 结合起来，故有更强的深度和广度。19、20世纪亦是如此。直言摧毁或取代现有宪政体制的政治思想流派甚少。甚至在19世纪最激进的宪章运动中，广大民众在争取民主权利时，也很少提出废除君主制和贵族上院的共和主义要求，而是一再采取了向议会呈递请愿书的合法形式。
正是一些学者看到宪政常常是与共和制密切关联的，为避免矛盾，解释道：“光荣革命”后，由于《权利法案》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的通过和实施，英国出现了“虚君共和”，即没有共和国形式的共和国。
实施宪政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在于控制公民的私人行为并加以惩罚。任何符合宪政精神的宪法都必然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公民私人权利的规定和保护，二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保护。
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意识也是明显的。固然，绝大多数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阶级倾向，但也不排除少许超越阶级私利的法治观念。例如，约翰·洛克在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时，就不但指出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是没有资格存在的，而且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已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他的说法很明确：“每一个人和其他最卑贱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他本人作为立法机关一员所制定的那些法律。”“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宫廷权贵和乡村农夫都一视同仁，不因特殊情况而有所改变。”(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212页)洛克虽然是一位辉格党思想家，可他的这一思想精华，无疑超出了当时和以后一般辉格党人的思想高度，在以后许多国家的不同国度里起着进步作用。另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就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实际上，在17、18世纪，英国人的法律地位是相当不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长期被一小部分人所控制，即是最好的说明。
在19世纪以前，除了与宪政、民权密切相关的人身保护法之类的规定之外，再一重要方面是对财产权的格外重视。当然，目前我们重提财产权，是考虑到，这在我国似乎是一个应重新认知的宪法问题。因为，即便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生活还必须依赖对一定的财富的占有。财产权应是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可在一段时期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我们的宪法承认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但在思想观念和某些行为中，某些人对财产权仍然怀有深深的傲慢和偏见——心仪之而口非之。这在上一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尤其典型：个人财产占有被宣判为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并被列入“尽快废除”之列，包括稿酬制和等级工资制的废除；各种离奇的做法和说教，致使绝大多数人不敢坚持财产权的正当性，而将之视为人间“万恶之源”，意欲连根铲除。极少有人从经济、政治和法律上去考察财产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财产权和生命权、自由权一样，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财产权还是生存权的基础。
另一方面，笔者对近年来在国内某些论著中对“财产权”的所谓“普世性”作用的赞扬，也不敢苟同。近代英国宪政学思想强调财产权，不仅包含着对传统封建强权的否定，还带有捍卫当时私有体制的主观愿望和狭隘阶级倾向，其阶级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英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财产占有不合理现象，不仅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抨击，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为之愤慨。19世纪之前，某雇农烧了地主的草垛，或某贫苦市民偷了一只钱包，会被法庭判处绞刑。19世纪后期，人道主义者伦纳德·霍布豪斯依旧强烈质问道：“对财产是不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权利？一种经济制度，通过继承法和遗赠法使巨大的不平等永久存在，这种经济制度是不是根本就错了？绝大多数生下来除了他们能靠劳动所挣得的东西外一无所有，而少数人生下来却拥有超过无论哪个有功劳的人的社会价值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不应该默认？”(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页)无论是血淋淋的历史还是进步学者的呼吁，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论坛上占据了颇大的地盘。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英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这是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无法回避的难点。例如，对于欧文主义，坚定的暴力主义革命家一面认可它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贡献，一面指责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不彻底性，批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实验的荒唐可笑，甚至断定它在英国思想界影响的微不足道。可如果我们综观英国和世界近现代史，还应该看到，欧文是一位具有强烈理想主义信念和社会创新精神的社会教育家，其诸多主张是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实现了的。可以发现，经过费边社、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欧文思想在联合王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中，不仅部分地得到了实施，并且避免了一些人为的流血、屈辱和痛苦。而且欧文带有空想性质的实验所造成的利益损害主要是个人的，而非社会性的，其危害微乎其微。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而且最广泛、最持久、且被证明失败了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是我国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恰恰是由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者所发起的。所以，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甚至英国自由主义思潮中也有某些容易被我国学界所忽略的观点。如洛克和约翰·密尔等人的关于在认可多数派拥有执政权的前提下，如何注意防止多数派滥用权力，以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损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由对少数派利益的维护我们还会联想到英国政治思想中对个人主义的适度认可。一般认为，完善的个人主义理论首先出现在英国，特别是亚当·斯密、约翰·边沁及其追随者在经济和理论方面的思想问世之后。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的批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概念容易被大众社会误读。在“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的呼喊中，为他人贡献是个人存在的惟一正当性，自我牺牲、主动献祭成为最高的道德义务、德行和价值。导致误读的原因不仅在于偏激的政治教化，还有传统因素。前些年，梁漱溟先生曾经哀叹：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就在个人作用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我们也看到过，有时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变成大众服从一人，甚至“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了不起作用的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多年里，笔者对笼统批评个人主义的说教曾半信半疑。可读书思考多了，逐渐看到：简单粗野的“忘我论”把人看成献祭的动物，违背起码的人性。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条件，承担起生存的责任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还是义务。极其简单的道理是，一个人只有自己具备较强的生存能力，才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在学理划分上，个人主义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但如果它不是利己损人的，就不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准则相矛盾。
英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又一特点是，从17世纪起，它们就与党派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建设结合在一起。所以，时代最流行的思想往往就是执政党的思想。
起初半个多世纪里，英国的党派斗争带有阴谋和对抗的性质，如1682年少数辉格党人曾涉嫌凶杀，1714年、1715年和1745年个别托利党人曾参与阴谋和叛乱，故而思想论争中难免会有污言秽语、攻击漫骂。可自18世纪前期起，不列颠统治阶级还认识到反对党在议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认可它对执政党的监督、批评、纠错以及取而代之的后备政府作用。英国思想家(尤其是宪政思想家)在统治阶级政党权力竞争问题上，倡导了按照宪法惯例和平竞争的政治意识。久而久之，英国议会党争在貌似激烈的形式下培育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宽容精神，实际做法是：社会中上层的思想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尽量通过议会辩论的方式，并沿着法律的轨道求得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诉诸暴力冲突手段，不过度激化国内社会矛盾。这同时也就展现出英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再一个特点——相对保守性。
所谓保守性，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是始终明显的。可以说，英国18世纪的激进主义要比同时期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保守一些。英国19世纪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比法国的共和主义滞后，甚至欧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也是比较谨慎的，加上时代条件的限制，所以也不会像20世纪一些大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那样，造成极其沉重的后果和代价、教训。而20世纪不列颠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比西欧多数国家少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标榜。概而言之，英国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他们的理论上缺少一种“矫枉过正”的气派，所以也就不会出现“过犹不及”。
所谓保守性，牵涉到不同时期英国政治思想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问题，或者说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否同时代的脚步一致。好的思想、先进的思想、超前的思想纵然有着精辟的见解、特色和深度，但不一定能够得到掌权者的认可，不一定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只能成为一种“闪光”。16世纪，最先进的思想是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但因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固然有着极为精细的设想和构思，却因现实条件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孤独的呐喊。还有，托马斯·潘恩的革命民主主义比当时英国本土多数流派都激进，但因其倡导革命思想，就不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所以就导致了他的流亡生涯。倘若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同代，就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了。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虽然久久流传，却始终没有成为执政者的思想，也有类似的原因。
还有，就整个近现代来看，英国各类激进的和带有创新性质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才被政府权力群体所认可，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或者说，比起经济基础和体制的变革来，英国上层建筑的变革总是带有滞后性，一种进步的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也需要一个认知和检验过程。
大体而言，直到20世纪初，各种主流思想都是某个执政党的思想。但在30年代之后，情况变化，两个大党——自由党和工党，得到了思想上的交汇点——凯恩斯主义，为它们在政治上接近，执行相近的政策准备了理论基础。共识政治开始出现，一连数十年。原因为何？值得认真分析。
纵观英国数百年政治思想史，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诸般原因，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大多不能登到权力的顶端。多数著名思想家充其量是某党的代言人，而非政府和政党的最高领袖。换言之，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也多非思想界泰斗和名流。如培根与霍布士生活在王权相对强大的时代，曾得王室重用，可其思想只能在政治权力的合唱中演奏和声。其他如约翰·洛克在政界任职时间很短，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终生没有失去学者本色；爱德蒙·伯克最高的职务也不过是内阁末座阁员，且为时很短。再是19世纪的密尔、霍布豪斯，20世纪的拉斯基、克罗斯曼、罗素等。他们的思想精华大多是脱离官场的情况下产生的，但不妨碍他们的思想对政府决策或现实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再如，曾多年跻身辉格党改革者行列中的爱德蒙·伯克，晚年成为公认的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其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作《法国革命论》，成为当时和以后保守主义的经典；而带领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组建反法联盟的小皮特则被视为最早的保守主义的实践者。再如，在19世纪中叶，不列颠社会有两个共同体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伟大名字——学人密尔和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宣传和实践自由主义方面，由于他们职能不同，而被称为“行为界的格莱斯顿和思想界的密尔”(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51页)。
例外的情况也出现过，如工党的第一位首相麦克唐纳就是一位论著颇丰的理论家。令他遗憾的是，其首届任期很短，政治上难有作为；第二届任期因被迫抛弃了工党的社会主义立场，竟然被工党中坚所遗弃。可以说，麦克唐纳议会制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在他在野时的主观阐发，而他在执政时却难得实施的可能。晚年的麦氏在行为和理论上就有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和悲剧色彩。
设或会问，撒切尔主义和布莱尔主义不是以最高党魁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吗？也不是，所谓“撒切尔主义”实际上是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其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其理论导师是哈耶克。而以工党首相命名的“布莱尔主义”的真正阐述人，实际上是工党权威思想家吉登斯。
政治思想家和高层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坏事。其一，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独立思考和著述，能够向思想界不断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二，他们与高层权力隔有距离，就能同其他社会群体保持较密切联系，反映民众心声。其政治思想就不必通过自上而下的或许是主观武断的方式去向人们强行灌输，就能使他们的思想必须首先接受人们的适意的取舍。他们的思想有的能够成为政府的政策，有的不能转化为政府或政党的政策，无论是能还是不能，他们均会泰然处之。他们无须以人格做代价，对权势者违心地虚夸，曲意地吹捧和奉承，千万民众也无须以巨大的代价和无谓的牺牲去做伟人功业的廉价试验品，世间也会少一些荒唐和教训。
再一个特点是政治思想的多元化和宽容性。英国政治思想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思想始终能够“和平共存”。这是由于在英国，大多情况下有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对异端的控制、批判和镇压始终是个别现象，极少出现思想政治犯罪。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统治阶级就不太介意异端思潮的存在。正因为这样，托马斯·莫尔可以出版他的《乌托邦》，欧文可以著述立说并进行他的社会实验，马克思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里悠然地撰写《资本论》，发表一系列的批评英国政府、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论著，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
文中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05-01-18
高度重视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
黄安年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开展适应21世纪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的需要，是适应全球加快经济全球化，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思想文化趋同存异多元化进程的需要，也是改革和发展世界史尤其是当代世界历史学科和教学体系的需要，还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普及世界史教育和提高走向世界的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需要。
我们之所以强调高度重视适应21世纪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首先是因为，21世纪是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60年了，人们越来越感到在21世纪维护和平与发展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可贵。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振兴中华离不开对于世界的客观务实的了解和深层次研究。没有对于20世纪世界的深刻了解和研究，就谈不上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也谈不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共赢。
近几个月来，围绕日本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中国、韩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罪责的历史公案，围绕世界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的评估，围绕亚非会议50周年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围绕台海两岸关系和美国的介入，围绕核扩散问题、朝鲜问题和伊朗问题的争议，围绕欧洲联盟与美中关系，围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变化，围绕中东冲突与和平的最新演变，围绕能源争斗的日趋激烈等等事态的发展的报道和讨论……无不涉及对于20世纪历史尤其是当代世界历史的深刻了解和研究。历史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是鉴于近些年来我国20世纪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并有所发展。笔者以为，这种弱化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普通高中的历史课程设置中，近年来世界历史课程一度从规定必修课程改为只规定准备选报高校文科的学生必修课，其他学生则为一律选修，而一旦改为选修，选报理工科的高中生几乎没有人主动选修世界史课程，加上世界古代史部分的内容早就从高中世界历史课程中被删除，其结果将导致新世纪初中学生和年轻人有可能面临新一代“球盲”的危险。
第二，在不少高等学校的历史系教学计划调整中，在教育主管部门错误指导和干预下，过多压缩了基础课程，将原先规定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两门基础必修课程合并和压缩为世界现代史一门必修课程，教学量减少了近一半，从而在教学课程体系上使20世纪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受到了严重削弱。这一严重后果不仅严重影响学生掌握较为宽厚的基础知识，而且对于世界现代史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20世纪世界史课程的教学体系尚未健全，尤其是从全球整体史学和适应面向21世纪需求的角度来构筑20世纪世界史的框架还不成熟。有的世界现代史或名为20世纪世界史，虽然力图体现20世纪全球化的整体发展进程，但是从内容和结构上还难以体现其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发展，教学体系和结构没有创新式重大突破，许多高校的20世纪世界史教材大同小异，却一版再版以求应对扩招，说不上与时俱进，这使得历史系学生的世界现代历史的基础知识结构不完整，缺乏时代特色。
第四，目前不仅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才严重短缺，而且在相当多的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师队伍中，出现从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队伍比例失调的“偏瘫”或失衡现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队伍严重萎缩，以致有些重点高等院校历史系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队伍难以为继。这种情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强国发展的需要。
第五，作为培养世界史研究高级人才队伍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生远比中国史的要少，原来的世界近代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两个博士授予权单位，合并为一个，同样很不利于世界史研究队伍的建设和后续发展。与此相关，在教师高级职称的评定和提升方面，世界史教师队伍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影响。
鉴于上述状况，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要特别重视解决好如下10个问题：(1)坚持实践第一标准；(2)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3)坚持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规律；(4)准确把握20世纪的时代特征和主题；(5)探索反映时代特色的学科体系；(6)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7)重视和跟踪对当代世界问题的研究；(8)加强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9)加强科研基本功训练和科研手段的现代化；(10)教学与研究相互结合，提高与普及相互促进。
1997～1998年间，笔者主持编著了《世界大通史》中的当代世界部分三卷，即经济卷、政治卷、社会思想文化卷。根据刘宗绪等总主编对于整个《世界大通史》的编写指导思想，结合当代世界实际，笔者提出《世界大通史》当代卷部分应遵循的七条原则：(1)体现全球化趋势加速和多样化发展加强相统一的特色；(2)体现广义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检验标准；(3)体现社会实践是检验当代历史发展客观性和科学性惟一标准；(4)体现当代世界和当代历史学的整体和综合发展趋势，突出跨世纪的时代主潮流，从全球角度高度涉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政治格局变迁和国家兴衰、各类社会制度变化、社会集团和生活、各类思潮和宗教流派、多样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5)体现宏观综合研究和微观深入考察的统一，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统一，综合论述和历史发展的统一；(6)体现与《世界大通史》总体思想、构思和体例的协调及当代部分的特色相统一；(7)体现国内最新水平，反映国外的研究成果，继承和开创相统一。
个别学者对于笔者所论述的全球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多元化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并称“依据这种观点编写教材会出大问题”。针对这些观点，笔者做出了回应。(详见黄安年：《学术批评与非学术因素——质疑人民教育出版社“10·26会诊”》，《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3、4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年第1、6期)
为了建设好适应21世纪需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笔者再次着重强调以下两点：(1)突出阐述20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思想文化趋同存异多元化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性现象；(2)突出关注20世纪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资源和信息多元化、网络化。
关于阐述20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思想文化趋同存异多元化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性现象。
(一)20世纪世界史的学科体系要立足于求真务实、学术创新
20世纪世界史应突出全球性、整体性的历史考察和研究。那种国别+地区+时段的阐述法并不能准确表述20世纪历史发展的完整进程；那种以两大社会制度体系斗争和发展史为纲，突出意识形态挂帅和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阐述，也不能准确和全面反映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貌；那种传统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教学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的叙述，忽略了经济和科技发展及思想文化演变的阐述，难以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依笔者之见，20世纪世界史的研究需要求真务实、学术创新，需要对现有各个20世纪世界史的学科和教学体系的表述进行梳理，取其精华，依据20世纪“球情”，进行求真务实、创新式的探索。
(二)世界现代史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比较普遍的有20世纪初开端说、1914年开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开端说，以及十月革命开端说等。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认同20世纪初开端说。笔者所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是以1898年作为美国现代史开端的，(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世界五十年》一书则提出“1900年以来世界现代历史”的见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笔者和刘宗绪教授合著的《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中，更系统阐述了“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取20世纪初开始说”的见解。(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前两年审定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时，笔者进一步强调了坚持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并主张这一讨论是学术争论，不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依笔者之见，20世纪初开端说更能准确地反映现代世界的发展轨迹。
第一，20世纪初开端说体现了从近代工业化到20世纪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轨迹，反映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表现了由农村社会生活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也突出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来龙去脉。
第二，20世纪初开端说体现了经济组织结构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组织的发展，突出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而没有垄断组织的兴起，没有现代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就谈不上20世纪的历史发展。
第三，20世纪初开端说表明了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没有现代垄断组织和企业，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诞生。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以十月革命作为近代和现代世界历史的分界线，这并不能完整地说明区分近代和现代世界历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
第四，20世纪初开端说不仅不否定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经济背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反映了20世纪政治演变的基本进程。
(三)重视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研究
20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向纵深和横广两方面发展的进程。20世纪世界史离不开对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在20世纪发展进程的完整阐述。20世纪世界史研究对于19世纪的近代历史和21世纪的当代历史现状的考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没有近代工业化就没有全球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并不是近代工业化的简单延续，它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尤其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间的实力竞争本质上是现代化发展水平和道路、模式、发展战略的竞争。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大国实力对比的消长，本质上反映了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差距。
研究全球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动因和发展政策、发展理论，比较不同时期和地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态势，是20世纪世界史的重要内容。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追求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协调发展，重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
经济全球化突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大趋势，但是不能说整个20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时期，不能用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取代经济现代化的表述。经济全球化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柄双刃剑。当前，既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也有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桥梁。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组织机构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和维护区域经济方面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和反映全球性经济和社会问题是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全球性问题是地区+国别+阶段的研究所不能取代的。这些全球性问题并没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格区别，不少是超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
经济现代化从根本上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先进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研究和反映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显然突出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前进方向。
(四)重视全球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的研究
民主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用以对抗社会主义的武器，但是民主政治在20世纪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20世纪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不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大众民主、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民主、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政治等民主化进程都在发展。那种以为一讲起全球民主化进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实在是一个历史认识误区。
20世纪的全球民主化进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对封建主义制度的决定性胜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下半期，成打封建专制皇冠的纷纷落地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凸显了全球民主化进程。
第二，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中的发展，并实践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体现了它特有的民主特色，打碎了资本主义独霸民主形态的美梦。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逐步健全和发展，已经初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继续改善和发展，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不断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实际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第四，在世界各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尽管模式、道路、政策不尽相同，但是都表示拒绝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极权专制制度，法西斯和极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不得人心。各国的问题要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对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自由选择，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共识。
第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20世纪上半期，世界人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国际和平民主势力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势力，维护了自由和民主制度，法西斯势力从此一蹶不振。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60年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大战了，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人民要求运用非战争的和平与民主手段来解决国际争斗的强烈愿望。主张和平解决国与国的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手段、以强凌弱、以势压人、以大欺小，反对核讹诈、核威胁、核称霸、核垄断，主张和平利用核能，在国际争端中不使用核武器。
第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反对各种形式的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当前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突出反映在反对单边主义，主张国际政治多极化，国家不分大小，实力不分强弱，各国一律平等，建立和平、公正、合理和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七，鼓励和支持各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完善内部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民主政治机制。
第八，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地区恐怖主义，遵守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和维护基本人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
如此看来，20世纪的全球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当然，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反对打着推行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反民主行径。我们不能把全球民主化进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混为一谈。我们要正确阐述民主观，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稳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们也不能把民主化进程仅仅局限于国际格局中的单极与多极、单边与多边的表述。
(五)重视全球趋同存异、思想文化多元化进程的研究
世界历史是多样化统一的进程，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当代世界，一方面越来越多样化，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越来越多样化统一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世界的多样性体现出来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对于世界多样性的研究。我们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正是强调和重视多样性世界在中国的表现。
世界的多样性突出反映在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上面。
第一，20世纪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离不开对于20世纪世界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如果不认真研究社会思想文化，则20世纪世界史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多年来，我国的20世纪世界史研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尚属起步阶段。
第二，20世纪世界社会思想文化趋同存异、多元化，符合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20世纪不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战胜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世纪，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的世纪，这是一个不同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共处共享和竞争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也不可想像社会主义国家会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在这个有着200多个政治实体的国家和地区的地球村里，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不可能用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宗教来影响全世界。各种社会文化思想的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但是社会文化思想的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借鉴，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强调全球社会思想趋同存异、文化多元化的研究，正是维护处于弱势和新兴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的一种表现。那种一提多元化就等同于自由化的见解，完全是对多元化内涵的误解。
关于突出关注20世纪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资源和信息多元化、网络化。
开展20世纪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离不开获取资源和信息的快速、便捷、完整、准确。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目前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信息源的单一化现象亟待改变
20世纪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需要充分利用和借鉴世界各国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国政府和新闻媒体提供的经过筛选的信息资源。西文信息源应当涉及各种文字，包括政府机构和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档案，以及反映各种观点和信息的图书资料。即使中文信息资源，也应当尽可能掌握和了解海外华人各种出版物、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中文出版物和档案资料，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中文出版物等。对于各种观点的信息资源都需要研究和了解。遗憾的是，迄今我们的资源信息相当单一化，距离多元化还很遥远，某些重要的中文信息源被以“保密”和“反演变”为借口而封杀，其实这些资料和信息在国外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可以说，在学术研究的信息源方面，我们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我们要警惕和反对利用信息资源进行损害国家利益的活动，但是也要加快保障国家公民和学术工作者便捷、快速、公平地获取学术信息的立法。
(二)加快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建设
目前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信息资源网络化落后于其他专业领域，虽然不少教师和研究工作者已经尽可能地收集了许多信息资源，但是多数是随机的、零散的、不完整的，需要组织力量急起直追，为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提供优质服务。在这方面，国外已经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港台地区提供的信息资源也可供借鉴。建议主管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积极组织力量首先取得阶段性成果。相关学会也可以组织相关力量参与。这项工作关系到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快速普及与提高质量，关系到教学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网络化。
(三)组织力量建设20世纪世界史的信息资源库和资源共享
信息库建设非个人力所能及，需要组织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这方面已经退休的教师和研究工作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信息库应当资源共享，便于查询，提供优质服务。这项工作应当列入主管部门的规划，组织力量，调拨足够资金推动实施，有条件的学术机构要主动承担责任。
此外，笔者建议改革高校教材的编审机制，应当鼓励个人编著20世纪世界史。目前几乎所有教材都是集体编写，其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期内编成，但是这种集体编著的教材水平参差不齐，出版周期长，教材内容雷同。笔者不解的是，不少专著系个人所写，国外也有不少教材为个人所写，国内的专门课程教材多为个人所著，但为何我们很少有个人编写的世界通史教材？我们应当鼓励个人编写20世纪世界史教材，有关部门应当对于个人编著和集体编著的教材在资金投入上一视同仁。
【收稿日期】200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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