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大国论文,透视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理念最初是由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于2010年5月在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的。①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再次强调应“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②此后，中美两国围绕这一理念进行了多次积极互动，并以2013年6月的“习奥庄园会晤”为标志，双方就此达成基本共识。 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③就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首要目标是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和矛盾，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④就外交实践而言，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仅在双边关系上，而且已经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成为世界政治的一大热点。毋庸置疑，这种影响源于当前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世界上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大国，中美不论在双边经贸领域还是在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作为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文明国家以及在现实战略利益上存在诸多矛盾的大国，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不信任问题也在大国关系史上位于最难处理之列，尤其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⑤ 本文认为，正是出于中美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和重要性，对“新型大国关系”应当在理论和政策、历史与现实等多个层面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历史层面，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关系的背景在近年来出现了显著变化，一些分析家开始重拾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强调正如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会与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爆发激烈的安全竞争甚至冲突。因此，本文首先将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重新思考和批判，并通过学理分析和案例比较，表明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在决定大国间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方面的重要性。⑥在现实政策层面，由于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开始呈现出日趋复杂的图景。本文将探讨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本文力图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超越权力转移：对“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理论透视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研究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冲突与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并被许多分析家用来讨论当前的中美关系。⑦然而，由于一系列逻辑上的缺陷，该理论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部分属于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想准确把握历史上和当前出现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实质，就需要超越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及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围，最终通过案例检验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结论。 (一)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重新思考 权力转移理论最初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i)于1958年提出，此后经不断发展而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根据该理论的观点，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时期，权力转移理论适用于当前的工业化时期，均势理论适用于前工业时期，而未来的后工业时期则需要新的理论。⑧这一理论分析的对象为大国(great powers)，因为只有大国才能对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⑨最后，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理性行为体，他们会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段达到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领导人更倾向于冒险。⑩ 从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出发，权力转移理论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1)霸权体系能够带来和平，均势则易引起战争，因为后者会为一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以获取战略优势提供重大诱因。(11)(2)工业化国家具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极高的经济生产率，所以其国力的主要来源为内部，这与前工业时期的国家依靠“均势”这一外部因素生存的机理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工业化国家中，即使是战败的一方也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恢复到甚至超过战前实力，这一特征即所谓“凤凰因素”(phoenix factor)，它同样加大了国家间爆发战争的风险。(12)(3)工业化国家完成权力转移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潜在权力期、过渡增长期和权力成熟期，而最先进入过渡增长期和权力成熟期的国家将会获得所谓“先发国家”优势，(13)因此这些国家将成为体系主导国，并致力于建立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国际秩序。然而，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知识和技术是可以扩散的，其他大国迟早也会进入权力的过渡增长期和成熟期，随着这些“后发国家”与主导国力量的接近，它们将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巨大威胁，从而引发与主导国间的冲突与战争。(14) 从以上三点结论可以看出，权力转移理论在分析大国关系、特别是国际冲突与战争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之处，特别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批评和挑战了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理论的“均势”思想，指出了大国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事实，并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国际后果进行了较为理性与平和的分析，成为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权力”方面的一种有益补充。(15)然而，该理论在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上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不但削弱了其理论解释力，而且与诸多历史事实不符。例如，该理论认为，工业化的结果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已由领土征服和结盟转变为经济技术进步和政治组织方式变革，那么，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为何还要发动侵略战争呢?它们希望获取何种战略收益、实现什么目标?该理论并未予以回答。又如，对于新兴崛起国来说，既然它们的权力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体系主导国，那么只要具备战略上的耐心、保持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它们必将成为新的主导国。然而，这些国家为何要通过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及其主导者从而实现权力转移呢?换句话说，理性的崛起国应该能够认识到，战略克制而非战略进攻是登上权力顶峰的最佳选择。再如，对于主导国来说，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它们是现状的满意者和维护者，因为现存体系对它们更有利。然而，斯蒂文·陈(Steven Chan)通过历史和理论研究证明，体系主导国也可能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避免崛起国对其地位构成威胁，并借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16)此外，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也发现，从1600年到1945年发生的六次大规模战争中，有五次是具有军事优势的国家发起的。(17)在经验事实方面，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处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而另外一些却能与主导国和平相处：前者如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后者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英国。最后，与前述第三点相关，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体系的主导国会出现“修正主义”(revisionist)倾向?例如，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接连发动两场战争等都表明它并非满足于现状，其原因也无法用这一理论加以解释。(18) 因此，权力转移范式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是，它无法解释体系的主导国和新兴的崛起国在不同条件下各自的权力“性质”，以及它们分别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实现哪些战略目标。更为关键的是，该理论无法区分不同的崛起国以及同一崛起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对于既存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有多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冲击会导致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对抗、冲突与战争，而只是简单地认为权力转移必然会带来国际局势动荡乃至引发大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学者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进行类比的做法，是明显掉入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陷阱”。本文认为，对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必须超越权力转移理论仅以军事和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工具的简单做法，深入探索现代国家的不同国内政治模式及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合理地判断中美战略互动的未来走向。 此外，包括权力转移理论在内的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对“体系”、“结构”的过度强调和对“单元”的有意忽视使其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可以说，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弊病之一。根据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经典理论，国际体系由结构、单元和单元之间的互动三要素组成，结构和互动决定了单元的性质。因此，单元之间会呈现出“趋同效应”，在构建国际政治理论时应将单元层次的分析排除出去。(19)然而，沃尔兹并未认识到趋同效应并不是绝对的，它最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方面，单元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根本性的，因而不容忽视，否则便会给国际政治分析带来方向性错误。在笔者看来，不同单元之间以及同一单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政治模式差异会直接导致迥然不同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而使特定单元间战略互动的性质出现明显分野，这就是国际关系史上“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最终产生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二)国内政治模式与大国对外战略选择：现有理论的解读 本文所说的国内政治模式，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主权国家所采用的政治组织方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主要依据“工业化时机”这一变量，对现代国家的不同政治模式进行了分类，并对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了研究。截至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最具影响的两种理论分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国内联盟政治与对外扩张”理论和耶鲁大学教授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的“政治现代化”理论。(20) 斯奈德认为，工业化的时机对大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及其对外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1)首先，早期工业化国家(early industrializer)——如英国、美国等——的政治类型属于自由民主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精英的利益比较分散、国家与社会的力量相对均衡，因而政治模式内部相互制衡的现象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战略学习(strategic learning)和战略纠错能力较强、战略“迷思”的制造相对温和，这导致此类国家不易出现对外行为中的“过度伸展”(overextension)。其次，后发工业化国家(late industrializer)——如德国等——的政治类型则属于“卡特尔”(cartelization)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精英的利益相对集中，少数政治寡头和利益集团可以轻易地绑架国家利益。究其成因，主要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赶超主导国的需要致使国家的权力和资源掌握在少数寡头精英手中，后者的局部利益因此凌驾于整体国家利益之上。此外，由于寡头精英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因而这类国家经常制造战略“迷思”，并出现过度扩张和发动争霸战争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卡特尔化的政治模式在扩张失败后的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不足，那些狭隘的、集中关注自身利益的寡头精英很可能再次绑架国家利益并继续推行进攻性外交政策，以实现所谓的“部门利益最大化”。最后，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late，late industrializer)——如苏联等——的政治类型则属于单一精英集团模式。由于极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迫使这类国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这一现实紧迫性极易使该类国家产生一个能够将国家权力最大限度集中起来、并且具有统括性利益的精英集团(通常是共产党组织)。由于共产党这样的单一精英集团很大程度上将维护自身执政地位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因而这类国家能够较为审慎和理性地判断自身利益并制定对外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体上同民主政体一样，单一精英集团政体在对外战略“迷思”的制造方面相对温和，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强，较少出现好战和过度扩张的倾向。(22) 阿普特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依据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可分为四种政治模式：世俗—自由模式(secular-libertarian)、神圣—集体模式(sacred-collectivity)、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modernizing autocracy or neomercantilist)和神权模式(theocracy)。(23)等级程度是指政权对国家进行控制的程度，在结构上即指权威的集中程度；价值类型则意在测量特定意识形态在国家行为中的体现，以“宗教”和“世俗”为两个极端。(24)在以上四种政治模式中，世俗—自由模式以权力分散和社会多元为特征，神圣—集体模式则体现为政治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近乎狂热，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特点是政权控制程度高但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冲动，而神权模式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但政权的控制力明显比前三类弱。阿普特认为，神权模式本质上适于分析传统社会，这样的社会因为在工业化时代后未能转变其组织方式而最终遭到淘汰，例如神圣罗马帝国；而其他三种模式适用于分析大多数现代社会，因此它们成为现代政治模式的主体。(25) 由于这三种现代政治模式分别体现出不同的等级和价值特征，因此其各自的权力“性质”和权力转移路径迥然不同。世俗—自由模式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有着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因而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和权力转移的实现主要依靠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其背后的支撑则是丰富的资源、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制度化的稳定政体。(26)作为世俗—自由模式的代表，英国和美国都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使它们在历史上几乎免于遭受外部威胁而得以自由发展。因此，这一政治模式对一国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条件有着极高的要求，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和面临被殖民侵略的国家而言并不适用。具体来讲，首先，世俗—自由模式的内生性因素需要长时间的演化才能形成，而且对于权威的怀疑态度使得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对自身进行自下而上改革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其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边缘国家或“后发国家”若采用世俗—自由模式，则无法与体系主导国进行竞争和快速实现工业化，只能成为后者的依附，因为自由竞争的结果总是有利于更为先进并业已完成权力转移的主导国。(27) 基于世俗—自由模式的上述特殊性，大多数国家为实现权力转移都会建立起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这两种模式的共同优势在于，它们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完成权力转移。(28)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更多地关注国家统一、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更倾向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这些使命，而神圣—集体模式由于建立在激进革命或是国家濒临崩溃的基础上，因此革命领袖或是作为“救世主”的国家元首具有绝对权威，他们往往通过一套近乎狂热的意识形态以确保政权和个人权威不受来自内外的威胁。所以，这种政治模式除寻求上述对内目标外，还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念，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国际体系。从本文所界定的现当代历史上的崛起大国来看，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代表为1898～1918年的德国、1953～1991年的苏联和2009年以来的中国；神圣—集体模式则主要以1933～1945年的德国和1945～1953年的苏联为代表。(29) 综上所述，斯奈德与阿普特两位学者从“工业化时机”这一变量入手，分别以政体组织形式和政治价值观念为重点，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及其相应的对外战略选择，为我们分析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国际战略后果提供了有益启发。但他们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例如，斯奈德仅以政体组织形式区分不同国家的做法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卡特尔化政体之下，1898～1918年的威廉德国在对外进攻性方面远不如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那样强烈。(30)同理，阿普特对于价值观念的过分强调也使其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神圣—集体模式之下，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大肆对外侵略并引发了世界大战，而1945～1953年的苏联却相对克制，并未与西方发生战争。因此，本文将对两种理论进行结合，以提供一种更为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研判提供一定的学理基础。 (三)“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及其战略互动：理论透视与案例检验 结合斯奈德和阿普特的理论，本文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精英集团国家，以及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下文将分别阐释上述不同的国内政治模式在对外战略选择方面的差异，进而给出关于“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基本结论。 首先，工业革命至今，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一直占据着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它们追求的对外战略目标是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创建和维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学者马克·布罗利(Mark Brawley)认为，这类国家均为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使它们热衷于自由贸易并希望利用自身的国际权力为其提供秩序与保护，(31)其实现的方式是建立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帝国”。(32)在这一“帝国”里，开放的国际秩序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各主权国家则完成自己的分工，各国间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此类国家甚至不惜改变他国政体。 与上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后发工业化国家和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不得不接受主导国已经制定的那些往往不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因而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都会体现出不同程度的“革命性”。(33)首先，以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为代表的、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政体追求的是终极的“神圣”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更为崇高的人类理想，它们往往以对国际体系的不满为出发点，使此类国家成为最为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此外，这类国家有着“弥赛亚”式的激情和使命感，一旦出现权力转移，它们就会认为自己具备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卡特尔化的寡头精英对战略“迷思”的制造和纠错能力的不足往往加剧了这种错误认知。其结果是，这类国家在外交上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甚至挑起战争。另一方面，如果此类国家在对外使用武力时受挫或面临内部虚弱，它们就会走向封闭和严密的国内控制，并通过强化外部威胁来维持民众对“神圣”目标的认同。其次，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国家类似，以1945～1953年的苏联为代表的、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政体由于高度意识形态化，所以也极具对外扩张冲动；然而，由于单一精英集团在战略“迷思”的制造上较卡特尔化政体更为温和、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也较强，因此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和好战性弱于后者。再次，以1898～1918年的威廉德国为代表的、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由于没有所谓“神圣”的极端革命目标，因而这类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态度较之1933～1945年的德国或1945～1953年的苏联更为节制。另一方面，由于卡特尔化政体极易制造战略“迷思”，因此从总体上看，无法比较这类国家与神圣—集体化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如1945～1953年的苏联)在外交上的进攻性程度孰轻孰重。(34)最后，以1953～1991年的苏联和2009年以来的中国为代表的、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点的单一精英集团崛起国，由于没有所谓的“神圣”终极目标，并且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个具有统括性利益的精英集团手中，因而能够追求更为实际的国家利益并更长于现实政治。例如，在权力上升时，它们倾向于依靠武力或对外强制力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但如果与体系的主导国实力悬殊而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它们也有可能通过参与自由主义国际体系来实现权力转移并增强政权的合法性。(35)正如史蒂文·罗贝尔(Steven Lobell)所指出的，主导国面对“自由崛起国”(认同和维护开放国际秩序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国家，如2009年以来的中国)和“帝国崛起国”(希望建立排他或自给自足的势力范围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国家，如1953～1991年的苏联)的态度明显不同，它对前者采取的是适应战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而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压制后者，因此冲突和战争主要爆发于主导国和“帝国崛起国”之间。(36)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工业化时机”不同，现代国家国内政治模式及其对外战略选择出现了明显差异，反映到国际战略互动上，体现为不同的崛起国对于特定国际体系的“革命性”程度及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程度截然不同。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进行战略对抗、以至于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与前者对于后者所主导国际体系的“革命性”程度密切相关，即“革命性”程度越高，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英国和美国均为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按照前者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可由大到小进行如下排列：以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与以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卡特尔化国家、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国家、以早期工业化和世俗—自由模式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上述结论可由表1直观地展现出来。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基于历史的比较 由上文论述可以看出，以权力转移理论等现实主义范式来进行大国关系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表1直观地表明，中美两国发生冷战对抗或战争的概率为较小，较之历史上的英德和美苏均更低。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并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重点对中美关系的案例进行更为具体的理论和政策解读。(37)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始的。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便成为近代全体中国人压倒一切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确保国家和政权的生存则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当时处于“后发国家”地位的中国选择了神圣—集体模式和单一精英集团式的政体作为解决上述难题的办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党的根本纲领，它在对外战略方面奉行“革命外交”，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以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敌人”，从而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能力、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工业化“后来者”困境迫切需要进行赶超的战略现实，促使中国建立起“全能政府”以全速推进工业发展。由此，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以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和神圣—集体模式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式政治体系。 然而，由于这一政治体系在提升经济效率、国家常态治理和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又一次处于落后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神圣—集体模式发展到极端，给国家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瘫痪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通过这种政治模式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完备的工业基础，国家的生存得以保障，因而有较为宽裕的时间开始酝酿并实施改革。(38)中国开始由神圣—集体模式转型为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的时间点为1978年，当年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地，实现现代化的“世俗目标”取代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目标”。此后，中国又于1992年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此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甚至开始体现出世俗—自由模式的基本特点。总之，中国经过改革正式确立了以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单一精英集团式政治体系，并且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这种模式在对外行为中压倒性地以现实国家利益为考虑，具备较强的战略学习和战略纠错能力，同时极少出现战略“迷思”和好战倾向。此外，从国际体系和对外战略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中国与1953年以后的苏联不同，它不寻求建立封闭的势力范围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而是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选择了“体系内崛起”，符合上文对“自由崛起国”的定义，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中美冲突的风险。(39) 通过上述学理说明可以看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目标的推进已经具备了明显优于历史上英德与美苏等案例的理论基础。当然，中美在推进这一“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进程中，依然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得到进一步启示，特别是明确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从而使两国在外交实践中能够趋利避害、增进互信、减少互疑，最终促成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到现实的转变。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现实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制约因素集中于三个领域：第一，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第二，双边关系层面的文明差异；第三，双边关系层面的具体挑战。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很容易理解，它是指现实主义者一再强调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体系压力”及其引发的美国的不安全感，这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矛盾一致，有可能使双方出现战略误判。(40)双边关系层面的文明差异则是指两国分属于全然不同的两大文明体系：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和中华文明(Sinic Civilization)。(41)根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观点，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均属于“西方文明内战”。(42)因此，不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英德关系还是下半叶的美苏关系，都可以归为西方文明内部的大国关系，只不过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分支。(43)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中，还未曾出现像中美关系这样两个主体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大文明体系的情况。因此，中美关系所蕴含的“文明的冲突”致使双方的“互信赤字”较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更为严重。(44) 与上述两个领域的制约因素相关，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具体的、特有的现实议题和挑战，它们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乃至心理等各方面。如果进行历史比较，其全面性、复杂性大大超越以往的英美关系、英德关系和美苏关系。本文认为，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的中美关系主要面临11个具体挑战，包括3个旧有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问题，以及8个近年来新出现的问题，包括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美在无线空间(如电子、网络和太空)的技术竞争、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美贸易结构及美国现实利益的冲击、中国走向海洋的深远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多元化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国模式”以及美国不安全感上升对两国关系的挑战。 1.台湾、西藏和贸易这三大双边关系中的既有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就台湾问题而言，它依然是引发中美直接冲突的最重要诱因，并且由于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中国核心利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考验中美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智慧。(45)就西藏问题而言，它不仅涉及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还由于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蔓延而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美国今后能否在人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抛弃“双重标准”，将事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全局。(46)贸易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等问题上，并且随着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在上述领域的分歧在未来仍将不可避免。 2.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而涌现的一系列双边关系新问题，也会对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构成挑战。 首先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双领导体制”，即“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开始发挥领头羊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47)2012年，中国成为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美国仅为53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速，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其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必将转化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从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既有地位形成有力挑战。特别是在美国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下，中美如何协调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将是未来中长期双边关系的一大主要内容。(48) 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持续高速推进、中美在无线空间领域愈演愈烈的技术竞争以及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发展等，都会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带来不小冲击。例如，中美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两国关系的“短板”，因为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快速壮大在美国看来将直接威胁其维持全球地位的最重要战略资产——军事优势。又如，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一块新的“战场”，特别是在中国看来，美国2012年初公布的“新军事战略”，以及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空海一体战”和“网络战”等新概念多少都有针对中国的成分。再如，当前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典型的海洋霸权，美国对中国“走向深蓝”的趋势尤为敏感，因此，这种战略猜疑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49) 除了军事和技术领域，中国在经济、政治那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都会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新变量，而其中的一些可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新挑战。例如，中国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会给中美贸易带来新的冲击，使中美经贸关系由目前的“互补型”演变为“竞争型”。截至目前，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全部商品中，约有92％是后者不生产的。然而，随着中国加快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今后中美在国际和双边贸易中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又如，中国政治和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显著变化也使中美关系面临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国家—社会关系已经由过去的“强国家、弱社会”日益发展为“强国家、较强社会”模式，因而中国的对外决策机制将会越来越体现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从而增加决策的复杂性。(50)再如，近几年来广受瞩目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预示着中美社会发展模式方面的竞争可能会在未来加剧。冷战结束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曾经长期被视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最理想模式，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51)民主浪潮过后向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的普遍阵痛甚至失败、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开始持续发酵的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都昭示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的严重弊病。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2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显著地超越了同期西方世界的表现。这样，中美竞争的本质已经越来越体现为哪个国家都够为其国民提供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并由此作为榜样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52) 最后，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以及发展模式吸引力等“软权力”两个方面的快速发展，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究其根源，主要是美国“浪费了冷战和平结束所提供的独特全球机遇”，(53)对外滥用自身武力、对内盲目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绑架，致使其长期深陷两场战争泥潭，同时深受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所有这些战略失误的结果是美国力量出现透支，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局面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隐约出现不安全感，尽管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十分牢固。因此，一个更为敏感的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夸大与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分歧，从而给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困扰。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有利条件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存在一系列有别于历史上英德关系和美苏关系的特有制约因素，它们给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实现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的现有框架内，也存在若干有利于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与英德关系及美苏关系相比，中美两国具备诸多可以利用的显著优势。这一系列现实有利条件与本文第一部分构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发展的“两翼”，即学理和现实基础，从而能够帮助中美实现一种有别于以“对抗”和“冲突”为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来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美两国具有的诸多“同质性”特征使其全然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德或美苏关系；第二，总体的世界政治形势和时代条件变化有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权力转移理论”所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54))；第三，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长达40余年的外交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1.中美两国的诸多“同质性”特征 第一，中美两国都是具有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工业化国家，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压倒性地征服对方。相反，历史上的英德两国均远不具备这样的大陆规模，因而征服对方的可能性为双方(尤其是国内政治模式“卡特尔化”的德国)提供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大诱因。(55)中美两国的该项“同质性”特征同样适用于美国与苏联，它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时期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一事实证明，在工业化时代，“洲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会产生使双方都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成为制约大国战争的有力外部因素。 第二，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非近代以来发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文明国家”的最重要特征是它们各自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化”和“兼容并蓄”的历史，多民族、甚至多种族的人口构成使双方能够相对成熟和更加包容地接受不同文化、接受差异与分歧。美国的移民社会特性、中国的多民族融合历史都是这一特点的鲜明体现。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往往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56)如美国一直以其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传统而自豪，中国则为过去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相比之下，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则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相对狭隘，甚至容易走向极端(尤其是历史上的德、俄两国)。因此，中美两国能更加成熟、包容和富有技巧地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避免战略对抗和冲突。 第三，中美之间拥有比美苏之间更多的文化共性。例如，两国都信奉实用主义(pragmatism)，不会轻易被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左右，所以中美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又如，中美两个社会都是以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世俗主义(secularism)为导向的社会，从本质上讲，它们在理解彼此观点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根本性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与之相反，尽管美国与日本是军事上的盟友，但美日之间的文化共性远远少于中美之间，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美日关系天然地远不及中美关系成熟和健康。 第四，与英、德、俄等国相比，中美两国都属于“全能冠军”型国家，亦即两国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都非常强大。尽管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权势依然远远超过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不仅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于同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工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其软力量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且现在已处于复兴之中；又如，“中国模式”优越性的彰显也使中国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日益上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方面，英德两国都属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的“中等强国”(the middle powers)，(57)因而从硬权力上讲，它们均无法与中、美、苏等“洲级大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从软权力角度看，冷战时期的苏联由于自我封闭和制度僵化，因而在文化及制度吸引力上远远无法与今天的中国相匹敌。 2.世界政治形势和时代条件的新变化 第一，二战结束以来，核时代条件下的“恐怖平衡”早已使得中美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变得难以想象，而并非如权力转移理论所简单描述的那样。20世纪上半叶，主要大国间战争频发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外部技术制约。冷战期间，尽管美国和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此前的英国和德国，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时显得格外谨慎。(58)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虽然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远远高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单纯的“避战”，但无论如何，核时代的到来至少有效地阻止了中美两国大规模兵戎相见。(59) 第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文化”(cultures of anarchy)在二战之后的变化同样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这是在现代政治模式这一有利的双边条件之外，国际体系和环境为中美关系提供的独特机遇。根据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国际政治存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60)与这三种文化分类相对应，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对彼此的认知分别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自1648年现代国际体系产生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一直处于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之中，因而20世纪上半叶英德两个体系中的最主要大国将对方视为敌人，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由残酷的霍布斯文化过渡到相对和平友善的洛克文化，美国在战争结束之初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它主导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另一方面，它还将欧洲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推动了欧洲的复兴。在洛克无政府文化之下，伴随二战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合作而非领土蚕食上，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崛起(即二战后作为贸易国的兴起(61))与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崛起(通过武力侵略、占领殖民地)在方式上全然不同。尽管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对抗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洛克无政府文化的积极作用，但后者毕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文明，同时为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内政治模式转型和飞速的经济发展本质上也得益于洛克无政府文化下的国际环境，因而中国没有理由去破坏或者改变这种环境。 第三，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迄今为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与伦比的全球化，并因此在国际体系层面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后果：一是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显，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中美两大国加以合作以共同应对，如果中美出现对抗，则不仅有损于各自的利益，更会加剧各类全球性挑战的严峻程度；二是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中产阶级力量持续壮大，以及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创新的不断涌现，一个松散却明显的全球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它将在限制国际冲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市民社会天然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去实现追求财富、提升教育等现代人的生活目标。所有上述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均不存在。 第四，当前，国际法和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日益“刚性化”也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越来越多的国际及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双边和多边国际议题的探讨及解决提供了有效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这些全方位的合作机制，那么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故而国际机制正趋于“刚性化”。例如，如果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没有二十国集团(G20)这样较具普遍代表性的国际合作机制，那么各主要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显然将无法有效协调应对金融危机，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将难以实现。此外，国际法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希望找到一种更为和平、公正和更具权威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法也开始日益“刚性化”。 3.中美关系中有利的双边条件 自1972年实现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两国从中均获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也为今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2)首先，1972～1989年，中美在共同应对第三方威胁——苏联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形成了“准盟友”关系，这一关系在促成苏联瓦解的外部地缘压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3)其次，从1992年开始，中国全力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增强了作为后冷战时代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最后，通过两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超过90个政府间交流对话机制和更多的非政府二轨沟通机制，用以加强两国协调。毫无疑问，这些机制对于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双方误判将起到积极的作用。(64) 当前，随着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经济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此外，中美两国的社会联系之广在主要大国关系史上也极为罕见，特别是由于海外华人的特殊纽带作用，中美关系存在十分深厚的人文及社会基础。最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进行的理论分析那样，中国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后)所出现的政治模式转型及其对外战略调整本身大大减少了中美对抗的风险。因此，中美两国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根本改变现有国际体系。 三、结论 权力转移理论基本上承袭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互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然而，它的根本局限在于只注重体系层次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单元的深入分析，这也是所有现实主义理论的通病。自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以来，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出现了显著分野，因而它们各自的国家目标和对外战略选择存在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权力转移中的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会否爆发冲突与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这些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从神圣—集体模式的政治体系转变为政治上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与经济上的世俗—自由模式的结合体，革命的目标已被放弃，加之国家权力掌握在具有统括性利益的单一精英集团即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压倒性地以国家利益的理性衡量为导向。因此，中国致力于积极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谋求实现现代化。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与历史上的英德关系及美苏关系存在根本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讲，中美两国在未来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中美双方能充分利用现有有利条件，通过扩展战略合作领域进一步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构建将大有希望，美国也将有可能继续对中国的崛起持包容性态度，最终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地位与之平等的全球大国。 总而言之，由于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政治，因而努力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将至关重要，因此，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和沟通能够减少战略互疑，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大有裨益。这也正是本文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进行分析的根本目的。最后，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可能模式即建立在美国著名战略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出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基础之上的“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即在分享国际权力的同时共担国际责任，以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从而对两国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65) 感谢金灿荣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教授、高程副研究员、任晶晶副研究员、孙西辉博士和宋天阳博士给予本文的帮助和建议，同时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Xi-Obama Summit Opens New Chapter in Trans-pacific Cooperation”,Jun.9,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6/09/c_132444094.htm. 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华网，2013年6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3-06/07/c_124827138.htm。 ③《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华网，2013年6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④上述两个概念分别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 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2,2012。 ⑤2012年3月，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共同完成了一篇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集中讨论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t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Washington D.C.,March 2012；关于国际政治中的战略认知问题，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⑥本文选取的案例有五对：英德关系(1898～1918)、英德关系(1933～1945)、英美关系(1898～1945)、美苏关系(1945～1991)和中美关系(2009至今)，原因在于它们体现了“崛起国—主导国”二元矛盾(the rising-versus-dominant power dyads)，因此比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关系”(great power relations)在概念界定上更为狭窄。就时间范围而言，首先，这些案例都是从19世纪末全球性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崛起国—主导国”关系，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政治的变迁，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20世纪前欧洲国家的关系进行比较意义不大。其次，具体到每对关系的时间节点来讲：(1)英国在19世纪末直至二战结束都是国际体系主导国，而英德二元矛盾形成的起点则是德国于19世纪末成为欧陆首强、并且德皇威廉二世于1898年开始推行与英国争霸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进而导致1914～1918年的一战；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推行争霸和战争政策后，英德关系再度恶化并再次形成上述二元矛盾，其结果是1939～1945年的二战；此外，之所以选取1898～1945年的英美关系，主要因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大陆扩张”走向了“海外扩张”，成为新兴崛起国，而1945年二战结束时，英美之间最终完成了体系主导国的首次和平“禅让”。(2)1945年后，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体系主导国的同时，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进行抗衡的“挑战者”，因此从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了数十年的冷战。(3)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然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关系开始逐渐呈现出“崛起国—主导国”的结构特征，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战略界不断强调“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2)等概念；此外，为应对两国关系和全球事务而于2009年创设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也标志着中美成为最具全球影响的两个大国。此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使中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也是“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主要背景。关于大国的定义，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5; Jack S.Levy,War in the Modern Grear Power System,1495-1975,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3,pp.10-1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英美关系极其特殊，该案例与中美关系的可比性低于其他三组，因而将不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对英美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分析，参见Stephen R.Rock,When Peace Breaks Out:Great Power Historical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chapter 2; Rande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Robert S.Ross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1999,pp.1-32。 ⑦权力转移理论以奥根斯基(A.F.K.Organski)、杰斯克·库格勒(Jacek Kugler)、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和罗纳德·塔姆(Ronald Tammen)等为代表。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Ronald Tammen,ed.,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2000。 ⑧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2nd edition),New York:Knopf,1968,pp.351-354. ⑨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认为，国际社会是等级制体系，呈金字塔结构。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13。 ⑩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ar,The War Ledger,pp.39-40. (11)例如，该理论通过研究指出，崛起国实力达到主导国80％～120％之间时战争最易爆发。参见Ronald Tammen,ed.,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p.21。 (12)Ronald Tammen,ed.,Power Transitions,pp.104-146;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pp.211-227. (13)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p.338-344. (14)这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一国崛起引发另一国的“安全困境”，最终两国爆发激烈的安全竞争乃至军事冲突。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即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持此立场。参见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No.4,2006,pp.160-162。 (15)参见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载《欧洲》1998年第1期，第19～26页。 (16)Steven Chan,“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Security Studies,Vol.13,No.3,2004,pp.103-141. (17)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8)参见John Ikenberry,ed.,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7。 (19)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 Graw-Hill,1979。 (20)参见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David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21)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chapter 2. (22)Ibid. (23)David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pp.24-25. (24)阿普特认为，等级和价值这两个指标能够反映人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以及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参见David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p.22。 (25)David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p.22. (26)Ibid.,p.25. (27)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3～344页。 (28)政府在“后发国家”实现权力转移当中的作用参见Stephen Haggard,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Zhao Dingxin and John Hall,“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Sociology,Vol.28,No.1,1994,pp.211-229; 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29)对此笔者做三点说明：第一，很明显，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致力于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对外扩张，尽管其方式有所不同(德国为发动战争，苏联为输出革命)。因此，阿普特将这两个政体作为神圣—集体模式的代表进行分析。由于本文已经对所研究的案例做过明确的时间界定，因此就上述两国作为“崛起国”的时间跨度而言，分别为1933～1945年、1945～1953年。第二，按照阿普特的理论，1898～1918年的德国与1953～1991年的苏联之所以属于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主要在于这两种政体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动，而是根据现实主义原则制定对外战略。第三，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可以归入神圣—集体模式中，而1978年以后中国则转型为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关于这一点，后文有详细论述，此处只是表明中国作为当前的“崛起国”(2009年以来)同样可以运用阿普特的理论加以分析。 (30)类似的案例还有1945～1953、1953～1991年的苏联所具有的不同对外战略选择及其相应国际后果。 (31)参见Mark Brawley,Liberal Leadership,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Mark Brawley,Turning Points:Decisions Sha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oronto:Broadview Press,1998。国内对马克·布罗利思想的介绍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和马克·布罗利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5～7页；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6页。 (32)贾斯汀·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33)从理论上讲，斯奈德指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和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阿普特的政治模式分类中的分野并不明显，它们都有可能选择神圣—集体模式及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其中前者在外交上更具进攻性)，因此分析它们在对外行为上的进攻性程度除了将阿普特的政治模式考虑进去外，还应将斯奈德的政体分类考虑进去，即卡特尔化政体最具进攻性，单一精英集团政体较为温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卡特尔化的威权模式或新重商主义与单一精英集团化的神圣—集体模式，实行哪种模式的国家更具危险性，笔者并未得出明确结论。如果从结果来看，威廉德国与英国发生了世界大战而斯大林的苏联并未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对外行为使冷战对抗达到了最高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两国哪一个更具进攻性。准确地说，这种结果上的差异取决于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与否)，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内政治模式。 (34)相关分析见上注。 (35)很明显，1953～1991年的苏联主要由于自身战略的失误(包括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等)，并未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而是始终坚持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也因此与主导国长期对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便是国内政治模式相同的国家，如果在对外战略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上采取不同的选择，也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如苏联与中国。 (36)Steven Lobell,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Grand Strategy,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1-5. (37)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正在日益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因此对于国内政治模式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研判大国关系的理论起点，但并非全部内容。例如，国家间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等因素显然也在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约60％，军费开支更是只有美国的20％，因而远远没有达到该理论划定的“警戒线”，所以中国主动挑战美国的可能性不存在。正如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指出的，中美之间目前还不存在所谓权力转移。而就国际环境来说，显然核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大国战略互动的外部环境，并且如杰克·利维(Jack Levy)所说，权力转移理论“低估了核武器的威慑效力”。参见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43页；杰克·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和政策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朱锋：《中国和平崛起：与单极的关系》，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第55页。 (38)参见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第36～43页。 (39)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及其成因，参见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第18～24页。 (40)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 (41)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p.45-46. (42)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p.22-49. (43)英美属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德国属日耳曼分支，苏联属斯拉夫分支。 (44)这一概念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参见崔天凯：《中美关系“四十而三惑”》，人民网，2012年2月8日，http：//paper.people.com.cn/gjjrb/html/2012-02/08/content_1003558.htm?div=-1。 (45)参见Robert J.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5,No.3,2010,pp.359-391。 (46)例如，2013年10月28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其为“绝望的呐喊”，凸显了其对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双重标准”。参见《CNN同情恐怖分子，再次暴露双重标准》，新华网，2013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11/07/c_125668683.htm。 (47)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48)就目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而言，尤其需要中美双方谨慎应对的热点问题主要是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其中大部分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围绕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而产生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所涉及的是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区秩序重组与调整。参见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周方银主编：《大国的亚太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9)金灿荣、王浩：《中国边海问题的产生背景及应对之道》，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9～10页。 (50)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51)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5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5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4)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前文的观点，即大国互动所处的外部军事、经济和技术环境也会影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其中核武器的出现尤为关键。 (55)参见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chapter 2。 (56)对于“文明国家”的探讨也可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57)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58-169. (58)有关核威慑对美苏之间战争的制约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参见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70～399页。 (59)正如前文的理论所述，中美之间在这方面需要防范的一大风险为“第三方因素”。 (60)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46-312. (61)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New York:Basic Books,1987。 (62)对中美关系演进机理的分析，参见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98～116页。 (63)关于这段历史的分析参见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chapter 28。 (64)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的：“35年来，中美关系……得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参见《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14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09/c_1111530987.htm。 (65)“共同进化”的概念参见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p.52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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