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00(2012)02-0003-07
随着远程教育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远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远程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也开始进入到国内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实证角度更加深入地对国内的远程教育进行经济学的分析。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核心研究领域谈起，借鉴国际上教育经济学一些成型的研究结合远程教育所特有的一些规律，展望未来十年内我国远程教育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向，从而为国内远程教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参照系，以有利于国内远程教育经济学的健康、快速发展。
从教育经济学及相关研究领域谈起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一批顶级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教育(包括培训在内的大教育)的经济学价值，并且掀起了研究人力资本的高潮。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的创始人Schultz(1961)[1]明确指出因为学校教育能够提高学习者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能力，所以是一种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Becker(1964)[2]和Mincer(1974)[3]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分别度量了在职培训和学校教育的收益率，发现个人如果投资在职培训或者学校教育，将会获得颇为可观的收益。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除了能够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外，还认为因为受教育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提高受教育者的各种技能、从而促进个体收入的增加，还能从宏观层次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关于教育对经济的宏观促进作用，Schultz(1961)[4]首先在理论上做了巨大的突破。随后Denison(1962)[5]通过计量发现1929-195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有23%归功于教育带来的贡献。
一般认为，正是随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本关于微观层次促进个体劳动生产率和宏观层次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两条主线的发展，教育经济学才逐渐兴起。因此，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就存在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研究中[6]，也就是说研究教育的外部效率，包括私人与社会的教育收益与收益率(教育收益率一般用明瑟收益率①或者内部收益率来衡量)、教育的溢出效益(比如：教育与受教育者自身健康及家人健康之间的关系、自身教育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等)等。
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还有很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深入到教育过程这一黑箱中去，探究具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教育对学习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研究怎样用最小的投入导致最大的教育产出。因此，教育经济学开始研究教育生产的各个环节，即开始研究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率，使得教育经济学从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学科向教育学学科转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交叉学科。对于教育内部效率的研究，包括教育生产函数、教育成本函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研究、教师培养的经济学、教育技术的经济学等。
随着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一个生产过程的观念越来越被政府、大众所了解，如何为教育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并且体现公平与效率，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这就为教育经济学开辟出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也即教育财政，包括拨款、成本补偿、学生资助体系等。
可以说，正是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使得教育经济学最终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等共同关注的学科：(1)教育的外部效率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2)教育的内部效率即教育生产的各个环节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3)如何公平、有效地为教育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也即关于教育财政的研究。
我国远程教育经济学可以研究的领域
经过近40年的发展，教育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但是相比其他教育的实践环节，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远程教育这一重要教育实践环节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并不多②。但是目前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不多，并不意味着对于它们进行研究的意义就小或者它们可研究的问题不多。接下来，我们就参照教育经济学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来探讨我国未来远程教育经济学可以开展研究的领域。
(一)远程教育的外部效率
1.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
虽然在经济学领域，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并没有定论，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认可教育能够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撇开经济学学术内部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目前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而言，基本上都是认可教育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也认同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则肯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于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去研究和探讨：
其一，研究远程教育的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现有关于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度量过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7]，从而论证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借鉴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这一思路，考察远程教育的规模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考察远程教育受众的绝对规模即远程教育受众的绝对人数和相对规模即按照人口分布的远程教育受众所占的比例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
其二，研究远程教育的发展对于学习型社会的促进从而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是能够从本质上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构建方式——学校教育作为构建人力资本的核心主体地位将削弱、整个社会和所有个人都将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主体；可以预见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与主体的改变，将进一步提高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那么远程教育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能通过构建学习型社会而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将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这一间接促进作用度量出来，也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2.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
从教育经济学诞生起，对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经久不衰的[8]。通过对不同年代、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学校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分析与整理，研究者发现一般而言：(1)初等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2)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要高于私人收益率；(3)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要高于社会收益率；(4)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9]。
正是因为上述有关学校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的研究发现，才吸引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于学校教育进行投资，也为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将初等教育设立为义务教育，而在高等教育却实行收取学费、建立学生贷款制度等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与此相对应，如果要发展远程教育，要吸引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主体来关注远程教育、来投资远程教育，那么科学测算、对外公布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
如前所述，教育收益率一般用明瑟收益率或者内部收益率来衡量，李锋亮等(2009)[10]就利用南京电大和哈尔滨电大远程教育本科在校生的数据，运用明瑟收入函数，计算了远程教育的明瑟收益率。这项研究发现远程教育的确能够给受众带来可观的私人收益，整体而言远程教育的明瑟收益率为6.9%，也就是说学习者每多接受1年的远程高等教育，其个人收入能够显著提高6.9%。不过和2004年我国普通本科教育的私人明瑟收益率18.9%相比较而言[11]，显然远程教育的收益率还是远远不足的。
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在远程教育的收益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后续的相关研究还应在以下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与提高。
其一，需要质量更高数据。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所用数据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横截面数据，更不要说用目前国际学术界流行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来进行分析。除此之外，研究所用样本只是两个地区的学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极其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的跟踪数据来分析远程教育的收益率。
其二，需要测量远程教育的内容与质量的收益。在教育经济学领域，除了测量平均的教育收益率外，很多研究都对准了教育的质量以及教育的内容、比如不同专业、学科与类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教育收益率。
其三，需要测算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只是测算了电大远程本科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并没有探究社会收益率。而实际上，远程教育除了帮助每个学习者更好地获取私人收益外，更为重要的是一项社会要务，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与收益。这是国内学者彭坤明(2008)[12]所呼吁的“远程教育发展的整体效益观”。他认为：“所谓整体效益，是指远程教育发展的社会贡献、人本价值、经济效益的综合……远程教育的发展是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远程教育首先必须注重于社会化与人本化的效益评价。”
因此，要进一步科学测量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只有准确、科学地测量出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才能为今后制定科学的远程教育财政投入政策以及成本分担政策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
这说明要研究远程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要研究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更是需要高质量数据的支撑，而目前国内相关的数据建设基本上是空白。这也从侧面表明这一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宝藏等着后续的研究者来挖掘。
(二)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
如果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研究教育的外部效率，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应该是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这是因为学校教育较之远程教育，前者的投资主体较为单一，尤其是基础教育，主要还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自然更多关注教育的外部收益，而不太关心或者不太擅长评价教育系统内部的效率；而远程教育的投资主体可能更加多元化，会有很多企业、NGO参与其中的投资与运营，他们之间必定要形成良性而且有序的竞争，那么只有在对于这些投资主体内部效率做出科学评价后，才能更好引导潜在受众对于不同运营商进行理性地选择从而促进市场秩序的发展。
所谓教学机构的内部效率是指整个教育系统内部或者单个教学机构内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衡量办学机构内部资源的配置状况是否合理、是否经济有效。所以，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是度量、评价远程教育的资源使用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常见的分析教学机构内部效率的方法有教育生产函数以及成本函数，其中通过成本函数的估计，可以精确测算办学机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接下来的内容将一一分析和远程教育相关的教育生产函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远程教育的师资供给与培训。
1.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
教育生产函数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主要研究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业成就，从而判断哪些投入的效率更高、哪些投入的效率更低，从而指导政府、学校、老师与家长来调整不同资源的投入方式与构成，以达到用最少的资源促成最好的学习效果。这个学业成就可以是学习成绩也可以是其他的可以衡量学业成就的变量，比如辍学率、保有率、毕业率等。而影响因素更是包括了从家庭到社区(比如父母亲的职业、受教育情况、社区的治安等)、从学校到老师的方方面面(比如学校的建筑、图书馆、班级规模、师生比、教师的职称、受教育情况、参加师资培训情况以及年龄与收入等)，甚至同学、同伴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peer effect)也是重要的研究问题。
远程教育作为一个以现代技术手段与理念支撑起来的教育体系，对于它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它的研究还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是理论意义，和传统教育相比较，远程教育的教学过程与组织架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就能够扩展、丰富整个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其次是实践意义，将来教学质量肯定是决定远程教育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对于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将指导远程教育的运营方根据研究成果来改进自己的服务。关于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马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其一，技术手段。教学中技术手段的使用对于学习者学业成就的影响，这在传统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中并不是研究的重点，然而在远程教育中，这必然将是研究的重点。因为技术手段的组合使用是远程教育得以跨越时空组织优质教育资源进行教学的特点所在，而且技术手段的使用远远不是将书本知识、课堂内容简单地复制到网络或者其他现代媒体上，而是应该发挥不同技术手段的优势、避免它们的劣势，使得不同技术手段的组合与特定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默契配合，才能真正使得技术手段的使用更好地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因此，实证考察不同技术手段的单独与组合使用对于学习者学业成就的影响，应该尽早提高到相关远程教育运营方的日程上来。
其二，对远程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应该注重对于学习者的辍学概率或者保持率或者毕业率的研究。传统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将研究重点更多关注在学习者的成绩上；而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对于学习者辍学的研究其重要性可能要超过对于学业研究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远程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入学门槛低，中途放弃学习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大。
英国的开放大学就非常关注学生的辍学率问题，他们也承认对于远程教育而言，较高的辍学率似乎是难以避免：尽管学习者入学前的教育程度越高，他们辍学的概率会有所降低，但是入学前就拥有了本科学位的学习者的辍学率依然高达20%(Simpson，2004)[13]。Simpson(2004)认为对于远程教育的辍学问题，一方面要正视其不可为的一面，即无论如何都具有一定的最低辍学率；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积极研究教育机构可以有所作为的一面，并认为远程教育机构可以降低学习者辍学率的空间大致为7%左右[14]。
那么具体有哪些因素会降低学习者辍学的概率呢？目前国际上一些实证研究③专门考察了远程或成人学习者辍学的影响因素，得到了如下发现[15][16]：(1)如果学习者对教育机构缺少归属感，那么他们放弃课程学习的可能性更大。(2)如果学习者对教育机构提供的教学与支持服务不满意，那么也会导致学习者做出中止学业的可能。(3)学习者所学科目和课程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辍学概率的高低。比如如果课程含有过多的数学成分、如果课程内容有很多重复，那么学习者中断学习的可能性就更高。除此之外，如果学习者感觉到专业学习困难或者觉得错误选择了所学的专业或课程，那么辍学的概率也会增加。(4)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有些特定人群的学习者本身就具有较高的辍学率，比如初始教育程度越低者以及那些年轻人更容易辍学，而且那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辍学的概率更高。
Simpson(2004)[17]还专门研究了辍学发生的时间问题，并发现30%多的学习者在第一次交作业之前就已经中止了学习。因此，他认为在初始阶段对于学习者的支持服务活动具有异常重要的有意义。他还指出，减少学习者的辍学率，以下四个阶段是关键：(1)入学咨询阶段；(2)注册就读阶段；(3)课程学习阶段；(4)针对辍学或未通过课程考试学生进行的挽救阶段。
之所以国际上尤其是英国开放大学如此关注学习者的辍学率问题，并且对其进行了大量细致而且科学的研究，这是因为：(1)大学学生保持率是英国政府对大学进行拨款的重要评价指标。(2)对于辍学率的研究，使得学习者和社会越来越相信教学机构本身能够对辍学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并不是无可作为，因此对教学机构有了更多的问责。(3)不同教学机构间为了争夺生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4)对辍学问题给予关注，将促使教学机构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办学效益，避免教育投入的闲置和浪费[18]。
国内对于远程教育辍学的研究，应该借鉴上述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探究远程教育中学习者发生辍学的共性与特性，然后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减少远程教育的辍学率，提高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效率。
其三，对同伴效应(peer effect)的研究。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者就开始关注同学或者学伴对于学习者学业的影响[19]。远程教育教学的发生，不但是师生分离而且还是生生分离的，那么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学业成就是否也具有同伴效应呢？上面提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远程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如果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太少，那么学生辍学的可能性越大[20]。这证实了即使是生生分离的远程教育可能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同伴效应。根据2009年奥鹏研究院的一项针对网络学习者学习障碍的调查发现，网络学习中成人学习者最常见的学习障碍就是和人交流太少，缺少归属感[21]。这说明在远程教育中可能也会存在着显著的同伴效应，也就是说学习者之间的互相交流能够减少学习者的障碍，进而可能提高学习者的成绩、降低他们辍学的可能。
在远程教育下对于同伴效应的研究，应该和对于技术手段以及组织架构的研究结合起来，看同伴效应是否在不同的技术手段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是否不同的组织架构会影响到同伴效应等。
2.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
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一直是远程教育的经典基础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远程教育和制造业的工业化生产一样同样存在着机械化、流水线、成批生产、标准化等特点。根据该理论，远程教育的生产是和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其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在大规模产出的基础上，也就是只有实现规模经济才能保证远程教育的持续运行[22]。
早期国际上有关远程教育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也相继证实了有关远程教育工业化的理论。Wagner(1977)的研究发现，随着英国开放大学在校生规模的增长，开放大学获得了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即规模经济[23]。国内最新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在省级电大远程教育生均成本存在规模经济特征，即随着在校生规模的扩大，生均成本下降，而且通过二次型的单一成本函数计量模型，发现省级电大远程教育在校生数的最佳规模在55000人左右[24]。
3.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
1989年，著名教育经济学家Cohn和他的同事，首先运用多产出(multi-product)的成本模型研究了普通高等教育的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25]。在这项研究中，高校被当做典型的多产出组织，比如高校产出起码包括教学产出(teaching output)和科研产出(research output)。而教学产出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级别的产出，比如专科教育产出、本科教育产出、研究生教育产出等。
在现有有关远程教育的成本函数研究中，大多数是将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当做一个单产出的组织(single product organization)研究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却很少将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当做多产出的组织(multi-product organization)来研究它们的范围经济。这是因为当远程教育还处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时候，远程教育的主要职能和目标是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最佳学习年龄的人提供补偿式的继续教育或者成人教育，产出主要就是学历教育，其他产出非常少[26]。
然而对于远程教育而言，“远程教育”本身就包含了多产出的概念与含义。因此，可能单纯的规模经济并不能很好地评价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因此，必须高瞻远瞩地将远程教育当做一个多产出的组织，加强对于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范围经济的“范围”是有“边界”的，如果办学机构跨越了“边界”，就很有可能导致从“范围经济”走向“范围不经济”，也就是说不同产出不但不会实现成本互补与节约，反而会出现相互制约，导致成本的增加或者产出的减少。因此，对于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研究应该注意到“范围”的边界、服务的对象与内容应该符合成本互补的原则。
Lloyd等人(1993)[27]考察了澳大利亚大学合并中的范围经济问题。他们对澳大利亚高校合并的研究发现，在中等规模以下的合并高校中出现了范围经济，合并带来的成本节省程度从3.6%-13.1%不等。这项研究对于远程教育范围经济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大学的合并不是常态，而远程教育办学机构的合并却可能是常态，将来的远程教育办学机构可能将会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合并与拆分，因此对于远程教育合并与拆分的范围经济研究就必将成为远程教育经济学的一大亮点。
4.远程教育的师资供给与培训
师资供给的经济学和师资培训的经济学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内部效率的重要领域。这是因为根据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在传统的面授教学中，教师的水平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业成就[28]；因此就牵扯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到底是投资给学校、学生和教师的问题。
我们认为师资供给与培训的经济学也是关系到远程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可能有些远程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认为远程教育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手段，至于师资可以整合社会上其他优势师资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程教育就可以忽视在师资供给与培训上的投资。相反，我们认为应该让优秀的师资团结在远程教育周围，并对其产生归属感与主人翁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优秀师资的教学潜力。那么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如何通过培训保证优秀师资的忠诚度以及持久而且高质量的教学能力，这都是远程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需要去做理论探讨与实证考察的重要领域。
(三)远程教育的财政问题
教育财政主要研究的是谁来为教育提供财政与经费的支持，以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分配教育资源，比如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问题、学习者进行成本分担的比例问题、政府对于学习者资助的政策问题等，这些都可能是远程教育应该涉及的经济学问题。
首先，是政府对于远程教育的财政投入。在上面的内容我们提及了应该实证度量出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如果真的有了这些扎实的实证数据作为依据，那么政府是有动力也有义务对于远程教育的发展进行投资与投入，以避免由于溢出效益的存在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于远程教育的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与福利(welfare)的减损。
在此，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大胆假设，当社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在质疑目前国内远程教育发展遇到的困难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政府对于远程教育投入是否充足这个问题呢？如果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存在缺位的话，一味指责远程教育的实践单位，那么这是不公平的。因此，远程教育一定要注重对于政府财政投入的研究，包括财政投入的充足性、公平性与效率的研究。
其次，是学习者进行成本分担的比例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是不需要缴纳学费进行成本分担的，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成本分担就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如何制定合理而且科学的成本分担比例，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上争论的热点问题。可以相信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关于学习者的成本分担同样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后，学习者、社会和政府会有更多的理由要求远程教育的运营方提供成本分担的科学依据。对于这个潜在的问题，远程教育必须正面去面对它。
再次，如果远程教育收费达到一定标准后，可能有些人群就无法来接受远程教育，这必然会带来新的公平与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借鉴普通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由远程教育的运营方和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建立起一个面向远程教育学习者的资助体系，比如可以提供学费贷款、比如给优秀的学习者提供学费减免，鼓励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等。
结论与建议
本章从教育经济学的三大研究领域分别引出和远程教育有关而且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问题，并且对于这些经济学问题给出了研究的建议与展望，包括：
(1)远程教育的外部效率，比如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的度量等。
(2)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比如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师资供给与培训等。
(3)关于远程教育的财政问题。
对于上述这些经济学与财政学问题，可能有的在目前看来并不是特别紧迫的问题，然而却是可能会影响到远程教育长远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和实践领域紧密相关以指导远程教育的发展，另外一方面要有前瞻性以引领远程教育的发展。
为此我们建议，必须加强远程教育相关研究的数据基础，比如加强对远程教育学习者的数据调查，增加普查数据中有关远程教育的信息与变量，增加办学点的成本调查等，只有有了可信的数据作为依据，才能得到可信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明瑟收益率是通过明瑟收入方程(Mincerian Earning Function)计算得到的，明瑟收入方程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明瑟(Mincer)建立起来的，因此得名。明瑟收入方程目前是研究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应用最广的方法。
②目前国内外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探讨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比如远程教育的成本问题、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等。
③这些研究并不一定是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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