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冲击与资本主义政治格局的演变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4年至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堪称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冲击。之所以称这三次事件为冲击，是因为，就规模和性质而言，它们均属历史上的首次；从过程和影响来看，它们又相连紧凑，互相交织。故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可谓是创巨痛深，波及久远。本文旨在探讨三大冲击下的资本主义政治格局在二、三十年代的演变趋向及特点，试图从这一侧面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本世纪十至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所遭受的首次大冲击。其始作俑者是欧洲列强，参战主体为英法俄德意美日等国，其最直接目的是重新瓜分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一战的继续。除俄国因十月革命而退出资本主义阵营外，从上述其他列强的战争结局来看，最大失败者当属德国，它不仅经受了东西两线战火的摧残，而且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又背上沉重的赔款包袱，忍受着军事威胁和政治孤立，其处境并不亚于殖民地。其次是意大利和日本，它们虽属战胜国之列，但在实力上均居上述列强之后。战后，意大利因战绩拙劣和极度虚弱而倍受冷落，不仅分赃极少，就连英法拉拢它参战时所许下的领土诺言也未兑现。日本本是借参战之名行称霸远东之实。但美国在战后迫使它接受了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体系，致使日本独霸中国、支配远东的计划流产。
一战的冲击使资本主义大国发生了明显的分野：英法美成为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受益方和维护者，德意日则是这一体系的强烈反对者。后者由此而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构成了日后国际社会中一股潜在而强大的历史逆流。1919年，即一战结束的第二年，日本便出现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尔后，此类组织纷纷扬扬，遍及日本社会，到1932年已达1965个。〔1〕这些组织虽有差异， 但大都主张解决满蒙问题，使日本称霸亚洲。同一年，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也宣告成立。1920年2月， 希特勒宣布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其中包含着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打破凡尔赛体系以及对外扩张的思想。二十年代，纳粹党先后通过暴力与合法的手段试图夺权。意大利也在1919年产生了由墨索里尼所组建的半军事组织——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又更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强大的民族主义及其他因素的促成，使墨索里尼在1922年便上台执政。
不难看出，一战后德日意三国遽然而兴的法西斯运动和政权，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互有差异，但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这确实是一战对资本主义整体性冲击的一个最消极政治后果。也是在1919年，法国的福煦元帅曾针对凡尔赛体系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2〕这一年，战胜国正在召开分赃会议，二十年后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全面爆发。
二
一战的冲击还表现在，它严重摧残了生产力，戕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一次公正的检验，其弊端丑陋显而易见。就连列强所不齿的东方人，先前对西方文明所抱有的向往之情也顿然丧失。〔3〕一战后， 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国家的民众对当局的不信任感之强、厌恶之情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4〕因此，一战冲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客观上大都面临着一个共同而急迫的社会课题，即对政治的调整与改革。其实质就是要对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舍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难以安定。
然而，现实世界的一个强大因素又严重影响了列强的政治举措。这就是紧随一战而来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次冲击：俄国十月革命。这次革命爆发于一战尚未结束的1917年，它的突如其来为列强所始料未及，因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其变革之路实难为列强所接受。然而，它对旧制度的突破和对新制度的创设，既神秘而又磁石般地吸引着期望社会变革的人们，并广泛引起了世界各地民众对于从一个老大的专制帝国内崛起的一种新制度的同情、理解、甚至是效法之念。1918年德国开始的十一月革命，列强武装干涉苏俄期间，英法等国兴起的颇有声势的不许干涉俄国运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纷纷建立，等等，既是十月革命冲击波的回应，又充分显示了一种新制度的感召力。而这又不能不引起列强对苏俄的进一步恐惧和仇视。因此，十月革命的冲击，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因素，这就是要绝对避免俄国式的变革，行将着手的政治调整，必须与苏俄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而要绝对避免，则又必先除之。1919年至1920年，列强对苏俄进行了三次武装干涉。虽最终失败，但在此后的年代里，“恐赤症”却成了列强的通病，“防疫”则是它们一致的目标。
总之，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及其合力对列强的政治调整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迫使统治者去充当历史发展不自觉的工具，对人民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必须谨小慎微，将政治调整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避免质的飞跃而否定其自身。很显然，这种不得不为之而又背着沉重包袱的调整，难免要带有非常浓厚的保守色彩。而且随着列强社会秩序的恢复，调整后的政治所蕴含的进步性日渐退化，其保守、妥协乃至反动的一面逐渐强化。只不过各国表现的节奏、程度、层次有所不同罢了。
一战后，美国政治的退化既猛且快。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一战的最大受惠国。有人指出，依照战前经济发展态势，到1925年，其经济产值将超过整个欧洲，而一战使它提前到1919年便实现了这一目标。〔5〕可以肯定的是，两大冲击相比较， 一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较小，十月革命对它的冲击居支配地位。战后至整个二十年代，美国虽然维持了民主制度，但同时又呈现出逆流奔涌的政治景观：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第一次红色恐怖”，如许多州禁止悬挂红旗，搞教师宣誓，驱逐逮捕共产党员与外侨等；而且也掀起了反民主、反自由的浪潮，如三K党的肆虐，种族歧视的加剧，对移民的再三限制， 原教旨主义和反进化论运动的兴起，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中，唯独美国一直没有承认苏联。
在其他列强中，两大冲击的合力作用都比美国表现得明显。在英国，1924年1 月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份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工党第一次组建政府。同年2月便与苏联建交， 对内采取了有利于下层人民改善处境的措施。作为殖民大国，英国对其殖民地和自治领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让步。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告成立。1926年英国又在帝国会议上承认自治领在内政、外交上的独立地位。但是英国政治中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工党自身的局限、强大的保守势力、政治制度的变形以及强烈的反苏情绪。工党只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而又极力维护现有秩序的局限，既是资产阶级得以允许它执政的前提，又决定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保守性。同时对工党形成掣肘的还有上议院、保守党和自由党。另外，一战爆发后至二战期间的英国政府，绝大多数是多党联合内阁，一党单独执政的时期很短。“正常的党派政府不再起作用了，而是在和平时期恢复战时内阁的方法。”这样，不仅加重了政治的保守性，而且行政部门的权力急剧扩大，内阁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英国，这就“存在着可能变为新专制主义的危险。”〔6 〕尤为突出的是英国政治中的反苏倾向。保守党人利用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便搞垮了执政不到一年的工党政府。英国认为，1925年中国的反英运动，1926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都是莫斯科煽动起来的。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1927年5月12日，内务大臣违反外交惯例， 命令警察搜查英苏商业公司。27日，英国就单方面废止英苏商约并断绝英苏外交。〔7〕
在法国，多党制下的政局除了走马灯式的变换外，基本上沿着由右到左、再由左向右的轨迹运转。二十年代，法国先后由“国民联盟”、“左翼联盟”和“国民联合”政府执政，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左翼联盟政府仅存在两年便夭折。战后初期，法国压制德国的情绪十分狂热，曾达到1923年出兵鲁尔那样的偏执，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德国复仇的欲望。在对苏关系上，除意识形态的隔阂外，苏俄过早地退出一战、没收外国财产、废除外债等举措曾使它蒙受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损失，因此法国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仇苏情绪，以至于曾将共产主义威胁列入政治大选的主要争论问题。“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过程中，到处张贴着一幅著名的招贴画，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一个牙咬匕首的人。”〔8〕左翼联盟政府垮台后，此间所建立的法苏关系随之遭到破坏。 再者，反对民主自由、主张建立极权政体的势力也相当活跃。〔9〕
至于德意日三国，它们本是通过变革而不是由激进的革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由此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保守势力，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从两大冲击下的意大利来看，战后的贫困与虚弱已使民众难以忍受。工人由大规模的罢工发展为普遍地占领工厂，农民、退伍军人则走向了自发地抢占耕地。在此形势下，统治者并未采取大规模的武力镇压。论者往往述之为政府的软弱无能。笔者认为，这未尝不是统治者的一大政治让步，其目的是让人民发泄一下不满而渡过危机。但是，这种似已靠近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无法为强大的保守势力所容忍。正因为如此，以大资产阶级、大贵族为代表的右翼反动集团于1922年10月便将墨索里尼过早地推上了政治舞台。
在德国，一战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十一月革命。这次革命虽未实现俄国式的变革，但毕竟将德国政治推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二十年代，德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国会选举中，各个政党中只有德共获得的选票是直线上升的。〔10〕然而，与这些进步性的现象相伴随的是，德国还活跃着几股强大的历史逆流。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右翼集团以及伺机推翻共和国、复辟帝制的旧权贵。1920年发生的旨在建立军事独裁、恢复帝制的卡普暴动，1923年希特勒等人发动的啤酒馆暴动，1924年底开始掀起的对社民党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前任总理谢德曼的声讨运动及其随后对艾伯特的审判，〔11〕1925年崇尚帝制和军国主义的兴登堡当选为总统，等等，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而且使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徒具形式的外壳。
战后至二十年代， 日本天皇式的专制统治也出现了重大松动。 1918年7至9月，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斗争——米骚动席卷全国。就在这一年，被誉为“平民宰相”的政友会总裁原敬组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从1924年开始，日本又出现了为时八年的政党政治时代。然而，依然令人目眩的是日本政治中的浓厚军国主义色彩。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沿着强兵道路去追求富国。同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曾大大推进了其近代化历程一样，一战再次喂肥了日本经济。〔12〕有人指出，一战对日本工业的推进比对美国的推进还要大。 〔13〕这种畸形的经济增长一旦离开战争的催化，便萎缩不振。1921年至1929年，日本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低于同时期的法德美， 成为日本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低速增长期。〔14〕由此可知，日本正是借助对外侵略才崛起于近代的。这正是军国主义在日本历久不衰并日益兴盛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即使是第一个政党内阁，仍将“充实国防”作为其四大政纲之一。在政党政治时代，加藤内阁在1925年开始推行的“宇垣裁军”，其实质就是改革过时的军队与装备，代之以高质量的军官、兵种与装备，其着眼点是未来的战争。1927年田中义一组阁不久，就召开了旨在分割中国东北和内蒙的东方会议。当年即出兵山东，扩大华北驻屯军。1928年又制造了济南惨案，关东军则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等等。军国主义之盛，还体现在军部在日本政治结构中享有至高至大的特权。如军部的统帅权独立使内阁失去兵权。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则使军部可以直接左右内阁的存亡。二十年代，在政党政治的制约下，军部虽未恣意横行，但却利用其特权地位有计划地操纵着国民行为和舆论，使自己成为比内阁更强的“内阁”。〔15〕而政党政治则日趋苍白。
综上所述，在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冲击下，虽然绝大多数列强都对政治作出了进步性调整，但都为时较短，举步不大。总的来说，列强政治的总趋向是：保守、妥协和反动。这不仅表现在各国一致地反苏仇共，整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遭受了严重削弱和动摇。列强政治的这一走向和特点，在资本主义政治史中绝非第一次出现。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在反封建革命过程中不得已而采取一些激进措施时曾指出：“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论述英国宪章运动对资产阶级的冲击后，接着指出：“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16〕恩格斯的论述与本文的前述内容相联系，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两大冲击下资本主义政治格局的普遍保守与反动，颇具启迪作用。
三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十余年间遭受的第三次大冲击。因源于经济的崩溃，这次冲击远比前两次剧烈、深刻，它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这次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力损失达2500亿美元，竟比一战造成的损失多出800亿美元。 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也由此倒退30年。〔17〕与此相对应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在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失业都达到创纪录数字。”“在许多工业国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直到1939年，世界平均失业人数还占（劳动力）百分之十一以上。”〔18〕严重失衡紊乱的资本主义世界，客观上再次急需大幅度、多方面的进步性调整才能得以矫正。
三十年代，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作了较大的政策调整。这是因为，美国是大危机的发源地，灾难尤为深重。前两次冲击后，它未作相应的进步性调整，政治相对滞后于它国，积压的社会问题很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此不深论。但是，罗斯福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各种保守反动势力的攻击和限制，以致不少改革法案难以实施。另外，面对三十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美国不仅制止不力，反而给予输血。这在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意干涉西班牙内战期间已有突出表现。而美国企业界“姑息和绥靖日本侵略的情绪和倾向，一直持续到1941年中期。”〔19〕同二十年代其他列强一样，美国在三十年代的进步性调整，并不能掩盖其妥协、反动的一面。
除美国外，其他列强的进步性举措寥然无几。就具体国家而言，意大利在二十年代确立了法西斯政体，局势已难以挽回。德国的共和政体、日本的政党政治在二十年代经受了过分强大的反动势力冲击后，已脆弱不堪，难以维持，进步性的调整已无从谈起。在英国，统治者不理解大危机的真正原因，只能采取较严格的正统政策，或仅满足于一些治标措施。因而举步不大，成效微微。〔20〕法国因政治腐败，政局变换过快，党派政见不一等原因，致使即便是左翼政府执政，改革亦难以维持。如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推行的被誉为“法国新政”的改革，维持不到一年便宣告“暂时喘息”。从整体性原因来看，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冲击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历史惯性。在各国统治者看来，前两次冲击后，他们已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再让步难免会有“赤化”的嫌疑，因而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再者，三十年代，一战、十月革命和大危机这三大冲击已互相交织，各种保守、反动势力也溶汇合流，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制度和进步势力受到了比二十年代更为严重的削弱，进步性的调整因缺乏必要的条件而难以为继。
总的来说，第三次大冲击不仅使前两次冲击后的资本主义政治格局迅速定格成型，而且又与前两次冲击交织在一起，将二十年代资本主义政治格局中所具有的保守、妥协、反动推向了一个极致。这表现在：
第一，一战后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运动，已由二十年代对人类的潜在威胁迅速发展为三十年代的公开独裁和对外侵略。1934年底，意大利在确立了法西斯政体后挑起了阿比西尼亚战争，由此在非洲制造了一个战场。大危机到来后，德国政局在较短的时期内经历了由议会制向总统制，再由总统制向法西斯体制的蜕变。〔21〕1933年1月30 日，希特勒竟通过合法程序上台组阁。1934年8月， 他就成为身兼国家元首、政府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在经过重整军备之后，1938年开始侵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39年9 月入侵波兰导致了二战的全面爆发。在日本， 军部甚至来不及变更政治体制， 便于1931 年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率先打响了世界局部战争。1932年政党政治便轰然垮台。1936年广田内阁上台，日本初步确立了法西斯政权。次年又发动了全国侵华战争。
第二，法西斯不仅在德意日确立了政权统治，而且迅速向其他国家扩散。即便是美国，也出现了诸如美国法西斯协会、黑衣社、银衣社等法西斯组织。〔22〕在英国，奥斯瓦德·莫利斯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组成为一个新党派——英国法西斯同盟， 并得到意大利的津贴，1935年还居然参加了政治大选。〔23〕更为严重的是法国，共有十多个法西斯组织， 其中最大者为“火十字架”， 它有30 多万名成员。 从1934年1月起，各地法西斯分子多次向政府施压， 曾迫使肖当政府辞职。同年2月6日又包围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试图一举解散议会。 〔24〕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欧洲来看，除上述国家外， 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整个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也都在三十年代建立了右翼独裁政权。〔25〕由此可知，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地图已是漆黑一片。
第三，虽然不少国家已意识到法西斯的威胁，但为了各自狭隘的利益，却公然自愿地与之一再妥协。英法为抗衡德国，竟然不惜牺牲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去拉拢意大利，企图使它留在国联并与自己结盟。1939年，当英法多次得到消息已明确希特勒即将进攻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时候，〔26〕它们对苏联倡议的立即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的态度仍然是三心二意，最终使谈判破裂。或许，波兰统治者倒是说出了列强统治者的心声：“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27〕这种防苏防共甚于防法西斯的心态无疑是绥靖政策形成的一个重大原因。如果说前两次冲击后，列强统治者仅仅是向其国内保守势力作妥协致使政治趋向倒退的话，那么第三次冲击到来后，他们则将妥协公开地推及国际社会的法西斯政权，致使整个资本主义政治格局趋向了空前的反动。
第四，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局部战争逐渐演变为全面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整个资本主义政治长期恶性发展而趋向极端的重大标志和必然结果。
19世纪，普鲁士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917年5月， 列宁在题为《战争与革命》的演讲中曾多次引用了这句名言，并解释说：“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在谈到一战爆发的原因时，列宁还指出：“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厮打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整整几十年间的实际的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场战争……”〔28〕基于同样的道理，笔者认为，三大冲击所造成的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在二、三十年代的保守、妥协和反动，是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基本原因。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种保守、妥协和反动的政治以极端形式加以推行的继续和结果。当然，二战期间，很多国家为战胜法西斯又作了相应的政治调整，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讨论之列了。
注释：
〔1〕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265页。
〔2〕〔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10页，第614—615页。
〔3〕〔9〕〔20〕C·L·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第720—721页，第726 —727页。
〔5〕〔1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第375页。
〔6〕〔8〕C·E·布莱克等：《二十世纪欧洲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375页，第345页。
〔7〕蒋孟引：《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1—722页。
〔10〕〔15〕〔21〕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第344—345页，第354页，第200—239页。
〔11〕朱忠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 》，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2〕郑家馨、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3〕樊亢：《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第397页。
〔17〕方连庆：《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18〕〔2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6页，第267页。
〔19〕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22〕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 页。
〔24〕张芝联：《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491—494页。
〔25〕王斯德：《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 第406页。
〔27〕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 转引刘邦义：《论1939年9月波兰败亡的原因》，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9期，第52页。
〔28〕《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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