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基于海信集团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信论文,机理论文,母子论文,子公司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加之在创业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即便那些拥有雄厚资源和享有颇高名望的大型企业集团(例如，微软、中国移动等)，也必须要不断地进行着技术、组织与制度上的革新等公司创业活动，来缓解其所面临的适应性和效率性的双重压力①。因此，如何保证现有大型集团公司创业活动的顺利且有效展开，引导其进一步发展，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点问题。
在破解大型集团公司创业难题方面，理论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已有研究主要从两大理论角度提出策略思路。一是站在母公司整体层面，直接以“公司创业”为主题，不考虑子公司的存在及其影响，内容涉及“公司创业的测量”(Miller，1983；Covin & Slevin，1989；Morris & Sexton，1996；Lumpkin & Dess，1996)、“公司创业的影响因素”(Doom & Volberda，2009；De Clercq et al.，2010；Romero-Martínez et al.，2010)、“公司创业效果”(Morris & Sexton，1996；Zahra et al.，2006)以及“公司创业网络”(Hoang & Antoncic，2003；Klyver & Terjesen，2007)等方面的研究，是当前公司创业问题研究的主流。二是基于子公司视角，主要是围绕着“子公司网络及效应”(Birkinshaw & Hood，1998; Schmid & Schurig，2003)以及“子公司主导行为(Subsidiary Initiative)”(Roth & Morrison，1992；Birkinshaw et al.，1998；武立东、黄海昕，2010)等展开研究。
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创业的行为、效果及影响因素，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做了有益的积淀。然而，概观已有文献，与实践中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已有研究大都从母公司整体层面对公司创业问题进行探讨，母公司被视为单一制的组织形式，是控制子公司行为的轴心，子公司只是资源的被动接受者和职能的执行者(Bartlett & Ghoshal，1989；Birkinshaw & Hood，1998)。不难看出，这无疑是忽略了母子公司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随着母子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各子公司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母子公司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间网络特征，子公司不再是单纯依附于母公司的从属角色，而是在特定区域环境条件下母公司策略制定执行的积极参与者与相对独立的自主行为者(Bartlett & Ghoshal，1989；Rugman & Verbeke，2001；Manev，2003)。然而，虽然基于子公司视角对子公司创业方面的研究注意到了此点，但更多的是探讨跨国子公司的本地网络或社会网络问题，很少有文献关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对子公司创业影响的内在机理。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缺乏对子公司创业关键制约因素的提炼与整合，难以解释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推进子公司创业的深层动因与机理。因此，有必要将复杂的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间网络，并基于此来审视母子公司网络关系是如何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
本文以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与子公司创业实践为案例着眼点，试图回答“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这一关键性问题，以期对母子公司情境下子公司创业行为进行解释。研究中，涉及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指的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及各子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另一个是子公司创业网络，是以某一焦点子公司为轴心，该子公司在创业过程中，与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包括集团公司以外的成员)所形成的联系网络。在具体章节安排上，将在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对研究方法、案例选择标准、资料收集方式予以介绍；第四部分对案例资料进行深入剖析，并构建相关理论模型；第五部分是讨论、局限及启示。
二、文献述评
自Miller(1983)的开拓性研究之后，30年来，理论上对公司创业内涵的理解，在经过最初的分歧与争论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公司创业是指已建公司通过资源重新整合，实施产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战略更新、创造新事业等创新活动的一种内部组织过程(Zahra，1995；Sharma & Chrisman，1999)。就研究脉络而言，除却对公司创业进行测量(Miller，1983；Covin & Slevin，1989；Morris & Sexton，1996；Lumpkin & Dess，1996)和验证公司创业的现实影响(Zahra & Covin，1995；Lumpkin & Dess，2001; Zahra et al.，2006；张玉利、李乾文，2009)的研究外，理论上更多的是探讨公司创业的影响因素。
从相关研究来看，影响公司创业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股权结构、外部董事比例、高管股票期权、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状态、高管团队等内部战略因素的影响(Zahra，1996；Lumpkin & Dess，1996；Doorn & Volberda，2009；Romero-Martínez et al.，2010)，也有组织规模、生命周期、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边界、组织学习、管理支持、探索能力与开发能力、组织的程序公正、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对风险的信念、知识创造行为等内部组织因素的影响(Simsek et al.，2008；张玉利、李乾文，2009；De Clercq et al.，2010)，还有技术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产业生命周期(Guth & Ginsberg，1990；Lumpkin & Dess，1996；Kuratko & Montagno，1999)以及战略联盟状况、集群内的网络资源(Teng，2007；Antoncic & Prodan，2008)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尽管已有研究在上述因素对公司创业具有重要影响的层面上达成了共识，但由于立论基点的差异，相关研究结论在影响方式方面却仍存在分歧。例如，在内部组织因素方面，学者们论证了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组织特征与组织行为对公司创业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但对于作用的机理与方式在部分要素上分歧仍较大。外部环境因素对公司创业的影响，通常是作为调节变量出现在相关理论模型中(Simsek et al.，2008；Romero-Martínez et al.，2010)，但已有研究中环境对公司创业影响的结论经常出现不一致现象。
就在公司创业理论日益丰富的同时，创业理论的另一个理论分支——创业网络(Entrepreneurial Network)理论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从某种意义来说，创业网络理论是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理念移植到公司创业领域之后的一个理论深化，也是组织间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较早运用创业网络这一概念的学者当属Birley(1985)。Birley认为创业网络是新建企业创业时创业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现在看来，这一界定单纯地将创业网络理解为创业者个体的社会网络，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无疑开拓了创业研究的新领域。相较Birley而言，Hansen(1995)关于创业网络内涵的认知较为广泛，认为创业网络是创业者和其网络成员以及各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近，Gilmore和Carson(1999)认为创业网络是由一群彼此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体或组织的一个集合。Bruyat和Julien(2000)则进一步拓展了创业网络的范畴，认为创业网络系资源、联系、契约、结构、组织、策略等观念、思想、方法和行动在内的综合体，创业企业的联合投资、战略联盟、网络组织等都可视为创业网络。此后，Hoang和Antoncic(2003)、Klyver和Terjesen(2007)等关于创业网络的认知大都没有超出上述范畴。理论上虽然对创业网络有着不同的界定，但对于创业网络的核心理念却有着共同的认知：对于嵌入于各种关系网络中的公司来说，公司创业不仅仅是依赖于“自生能力”，更应通过一定的顺序去接近各资源提供者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资源获取后将其进行绑聚和利用(Brush et al.，2001；Sirmo et al.，2007)。公司创业只有嵌入于组织间以及隐匿于其后的关系网才能实现(Hoang & Antoncic，2003; Smith & Lohrke，2008)。
诚然，公司创业在本源上是依赖于所获取的内外部资源予以维系的，丰富的资源会增加公司发现与执行创新的机会，增强承担创业风险与成本的能力，拓展公司的能力范围，有利于公司创业活动的具体开展(Covin & Slevin，1989；Lumpkin & Dess，1996；Hoang & Antoncic，2003；Smith & Lohrke，2008)。一个公司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机会的了解程度取决于它参与组织间合作的程度(Levinthal & March，1993；Powell et al.，1996)。长期的组织间合作，会使公司间的经济交换嵌入到一个由经济投资、友谊和利他情感组成的多元关系网络中。此时，合作双方关系契合度越高，越会促使每一方的承诺自动超越契约规定，对关系做出超出所注明事项的贡献(Uzzi，1997)，有利于各公司的创业。特别是，创业网络各成员将自身视为网络的一部分，更有利于网络层次目标的实现(Human & Provan，2000；Kilduff & Tsai，2003)。
然而，当前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创业网络对公司创业成功的重要作用(Bouwen & Steyaert，1990；Hoang & Antoncic，2003；Watson，2007)，也探究了公司创业网络的影响因素(Elfring & Hulsink，2003；Hoang & Antoncic，2003；Smith & Lohrke，2008)，但至今创业网络理论研究大都集中于新创业企业，而对于成熟企业的公司创业网络问题关注较少，特别是对企业集团内子公司创业网络关注的更少。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集团公司内子公司网络问题，集中于子公司的网络化能力、子公司自主权、跨国(或海外)子公司的社会网络以及网络嵌入对子公司资源获取和组织学习的影响(Ghoshal & Bartlett，1990；Birkinshaw & Hood，1998；Andersson & Forsgren，2000；Schmid & Schurig，2003)几个方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对子公司创业的作用机理方面却鲜有论及。已有研究已然直接或间接表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是现实存在的(Ghoshal & Bartlett，1990；Andersson & Forsgren，2000)，对子公司创业也必然产生影响。但是，在目前的创业领域研究中对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如何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缺乏细致的解释。由于存在上述未解答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类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有助于捕捉和追踪管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是构建和验证理论的有效方法(Eisenhardt，1989；Yin，2009)，与本文所关注问题的特性有着良好的契合度。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采用了有助于提炼规律的对单案例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依赖于原有的文献或以往的经验证据，特别适合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对子公司创业影响这样的已有研究对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理等问题不十分清楚，可供借鉴的其他组织间关系研究中现有观点难以直接运用的情况(Eisenhardt & Graebher，2007)。在研究中，本文将着眼于打开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这个“黑箱”，在依据海信集团运行的实践对其解构的基础上，遵循Eisenhardt(1989)和Yin(2009)等学者所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与程序来归纳并形成理论命题。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使数据真实、可靠，辅以深度访谈与问卷调研等方法，以强化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与补充。
(二)案例选择及背景介绍
针对研究内容，本文依照下列标准来选择案例：第一，数据的可得性与长期性。案例公司成立已有一段时间，以便取得较为全面与长期的资料，使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特别是要有良好的信息提供人，以获得案例分析所必需的素材。第二，案例公司必须具有多家子公司，以便获得所需数据。第三，案例的典型性。选择的案例必须在公司创业中具有典型特征，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规律的总结。当然，在3个标准中，数据可得性是本文考虑的重点。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最终选择了海信集团作为案例。海信集团的前身是“青岛无线电二厂”，成立于1969年9月。最初员工仅有10余人，固定资产10.7万元，生产半导体收音机。1994年，成立了海信集团公司。创业至今，海信集团拥有包括海信电器(600060)和海信科龙电器(000921)两家在沪、深、港三地的上市公司在内的22家子公司。其中，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电器各有9家子公司，青岛海信国际营销有限公司有3家子公司。
海信是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研发中心试点单位，中宣部、国资委推举的全国十大国企典型，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863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数字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海信在青岛、美国、比利时等地建有研发中心，已然确立起了全球研发体系。率先在国内构架起以家电、通讯、信息为主导的3C产业结构，主导产品为电视、空调、冰箱、冷柜、洗衣机、商用空调系统、移动电话、软件开发、网络设备等，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前茅。成立以来海信集团公司创业的标志性事件如表1所示。
(三)资料收集
对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问题进行探讨，属于探索性研究。为了避免研究的片面性，提高理论效度，确保所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性，本文使用Miles和Huberman(1994)所描述的三角验证法(Triangulation)，采取多种方式搜集所需资料，最终收集到了以海信集团为对象的“面板数据”。
其一是公开渠道，主要包括网络新闻报道(权威及主流媒体)、相关出版物(公司年报、内部期刊、内部相关规章制度等)及其官方网站等。资料搜集中，为了使资料符合研究主题，对包含海信集团及其相关子公司名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全面检索，最终由3位专家精选了有关海信集团及各子公司创业的78篇媒体报道、1999-2010年的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两家上市公司年报及半年报作为案例分析的素材。并且，当公开资料中一些数据信息相互间出现矛盾时，将通过电话咨询案例公司内相关人员来对信息予以求证。
资料来源：海信集团及各子公司网站。
注：判断是否是标志性创业事件是通过3名专家共同来完成的，其标准是看该创业行为在公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过程是：首先，3人各自通过公司的官方网站或相关网页，总结出自己认为符合要求的创业事件，然后，一起讨论，对于共同认可的创业事件直接算作标志性创业事件，出现分歧的则在研讨后通过投票决定，两票以上的则作为标志性创业事件。
其二是深度访谈和观察。在2008-2010年近3年中，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对海信集团有关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子公司负责人以及行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其中，对海信集团内部人士的访谈主要是了解公开数据中难以获得的资料和一些能反映社会网络关系的问题以及对出现矛盾的资料予以确认，以保证案例信息的充裕性及准确性。研究中，在问卷设计前后，共访谈了16人次，每次90分钟左右(指的是正式访谈)。对行业内专家的访谈主要是对家电领域的创新状况进行整体了解以及对海信集团的评判，共访谈3次，每次2小时左右。在具体实施中，保证在访谈后的12小时内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以确保对资料理解的深度。
其三是问卷调研。在访谈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了包括子公司创业、网络嵌入及网络效应的调查问卷，并从海信集团总部向其子公司发放了问卷。由于对22家子公司全部进行调研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借鉴Kilduff和Tsai(2003)的思想，从可以接近的子公司收集以其为中心的关系数据。调研选取包括海信电器、海信日立、海信通信、移动技术、海信模具在内的海信集团的15个主要子公司(其中一家子公司正在筹建)。问卷发放对象为各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或总审计师，共发放40份(每家案例子公司发放2～3份②)，回收率为100%。其中，党委书记2人(1人兼任副总经理)；董事长1人；总经理12人；副总经理(不包括兼任党委书记的副总经理)24人；总审计师1人。
四、案例剖析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海信集团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解构
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某一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及母公司构成该子公司的创业网络，成为其现实行动的约束条件，与此同时，该子公司自身又成为其他子公司的创业网络成员之一。海信集团依赖于22家子公司的支撑，始终走在竞争者的前列。从母子公司关系来看，22家子公司或为控股子公司或为全资子公司，就此而言，海信集团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主要是基于所有权产生的。具体来说，海信集团与各子公司的关系及相关信息如表2所示。
海信集团的各子公司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母公司、股权、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研发、财务等经营活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发展中互为创业网络的成员。例如，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例，2009年与其具有交易关系的集团内子公司达9家，涉及产供销及财务等多方面，如表3所示。
为了厘清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电器两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以及海信集团内15家子公司对问卷中的问项“与贵公司发生合作业务的集团内公司有哪些”的回答，本文勾勒出了如图1所示的海信集团主要的13家子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③。
注：a科龙成立于1984年，但正式被海信收购是在2006年12月，2007年6月正式更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b.具体说应该是相对控股，但考虑海信电器前10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本文亦将其表述为“控股”。
图1 海信集团主要子公司之间的网络连接关系
(二)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
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作为子公司创业活动重要信息和资源的沟通渠道，各子公司网络嵌入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其会采取不同的关系价值机制(Relational Value Mechanism)，由此亦会对子公司创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本文旨在探求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所以案例剖析的重点在于子公司的自我中心网络。综合已有研究对子公司创业可能影响因素的认知，其间必然涉及子公司个体网络、组织间网络(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3个关键层面的问题。对此，借鉴Uzzi(1997)、Tsai(2000)、姜翰、金占明(2008)、Gulati和Sytch(2008)等已有研究，同时考虑集团公司的特性，加之对访谈和案例资料的深入分析，在子公司个体网络层面，选取了“网络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中经常用到的指标作为分析要素；在组织间网络层面，选取了能够反映子公司之间以及母子公司之间合作行为的联合创造价值(Joint Value Creation)和价值攫取(Value Appropriation)这一组织间关系价值机制作为分析要素；在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层面，选取了能够反映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程度的子公司自主权作为分析要素。
1.子公司个体网络层面：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
“嵌入性”(Embeddedness)一词通常被用以描述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影响，理论上有多种方式对其予以衡量(Granovetter，1985；Hagedoom，2006)。较为常用的就是结构嵌入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和关系嵌入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结构嵌入性将关注点由直接关联扩展到个体在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最直接的衡量方式就是网络中心度；关系嵌入性关注的则是网络内各行为者间联系的强度，强调了个体间的直接关系对获取信息的作用。关系越直接、越紧密，个体越能分享到信息和知识，通常用网络关系强度来衡量。组织可以依赖自身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强度从其所嵌入的网络获得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Burt，1992；Hoang & Antoncic，2003)。
网络中心度是指每个网络成员和其他结点所发生的直接联系的数量，在本文中反映了焦点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的网络连接情况，用来衡量焦点子公司的地位和重要性。为了深入挖掘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网络中心度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本文按照网络中心度由高到低将所统计的海信集团13家子公司的网络中心度划分为高、较高、中和低，如表4所示。
整体来看，在海信集团各主要子公司所构成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呈现出了子公司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创业强度也越大的趋势④。例如，与海信电器有关系的子公司达10家，正是在这些子公司的支持下海信电器的创业强度也较强，达到3.88；海信移动网络中心度值仅为2，与其相对应的创业强度也仅为1.4。为何会如此？一家子公司的副总经理所言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我们公司所获得的有关采购、销售、创新等信息与机会70%以上来自于集团公司或集团内其他有业务关联的子公司。可以说，这些子公司对我们公司的创新及竞争优势的获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光靠与集团外部的公司间关系很难有我们今天的业绩”。这一现象与理论认知基本相符。研究表明，子公司的网络中心度越高，意味着该子公司拥有越多的渠道接近信息与资源，越容易寻找机会和得到所需的资源，更有利于子公司创业(Tsai & Ghoshal，1998；Tsai，2000)。
网络关系强度描述的是网络中各公司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通常指联结的时间、互动的频率、互惠性服务内容以及亲密程度(Granovetter，1973)。从访谈得到的证据来看，子公司的网络关系强度在形式上表现为交易频度、交易持续的时间以及子公司间的互惠程度，但隐匿于其后的更是各子公司经理或其他人员的私人友好关系⑤。诚如海信集团母公司的一位领导所言：“每个组织都会有一些关系特别要好的小团体，海信集团各子公司的经理之间也是，有的(子公司经理)私交非常好，平时交流就多些，反之就少些甚至只是例行公事的交往。此点在每次集团聚会时表现得较为明显，尽管各子公司总经理都互相敬酒，但酒过三巡之后，就会发现各子公司总经理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互诉衷肠’，这说明这些总经理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加要好。”当然，上述子公司经理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差异，加之受合作过程中合作剩余分配等因素的影响，同一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的每一个子公司的创业网络关系强度也会存在差异，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海信集团内，海信模具自1996年成立至今，一直为海信电器、海信科龙等集团内子公司提供采购机壳、模具、加工等业务。在长期的合作中，海信模具与其他子公司之间，逐渐建立了互信互惠的互动模式，长期的合作使得彼此行为都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从理论来看，虽然网络关系强度作为解释公司创业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价值已然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却存在着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绩效都有正相关作用的矛盾结论(Uzzi，1997；Rowley et al.，2000)，并且在一些案例中强关系被认为是一个劣势而非优势(Elfring & Hulsink，2003)。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不一定是相矛盾的，仅是由于所分析的情景差异所致。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由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特殊的联结方式以及子公司之间沟通渠道天然的畅通性，加之很多子公司设立的初衷就是为集团内其他子公司进行服务，为此，子公司与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相较其他网络型组织(如产业集群)具有更强的关系强度。并且，这种较高的网络关系强度可以促进个体之间信任的产生，使网络内其他成员公司更认同本公司的行为，降低机会主义(Barnett，2007；De Canniere et al.，2009)，有利于简化子公司搜寻程序与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完整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递，使公司获得用于价值创造的必要资源和相关知识以及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Granovetter，1973；Powell et al.，1996；Uzzi，1997；Rowley et al.，2000)。特别是，当关系中具有高度的协同性与专用性资产投入等有利因素时，增强了关系成员致力于取得共同成功并长期维持这种高度交互价值移入性关系，提升公司自身获取识别所需信息的能力，促进公司的持续价值创造(Tsai & Ghoshal，1998；Das，2006；姜翰、金占明，2008；Gulati & Sytch，2008)。事实上，从实践来看，海信模具相较那些成立时间较晚，与集团内各子公司网络关系强度较弱的子公司(如海信传媒)，拥有更强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水平。现实表现为，海信模具不但支持了海信电器与海信科龙的不断创新，而且自身所设计制造的多套模具也多次被评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模具。据此可知，子公司的网络关系强度越高越有利于子公司创业。
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命题1。
命题1：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有着重要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强度越高越有利于子公司创业。
2.组织间网络层面：联合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
由于个体理性所致，在任何一个网络组织内，都存在联合创造价值和价值攫取两种关系价值机制(Bae & Gargiulo，2004；Lavie，2007)。就公司创业网络而言，联合价值创造是创业网络内各公司间通过互利性行为创造新价值。对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来说，其反映了网络内各子公司间的内聚力(Gulati & Sytch，2008；姜翰、金占明，2008)。长期的联合价值创造行为意味各子公司更有意愿联合起来，联合创造水平越强各子公司嵌入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中的水平也越高，协调问题的帕雷托改进解决方案就越容易出现(Uzzi，1997)。价值攫取则是创业网络内各公司出于自利性行为而攫取既存价值(姜翰、金占明，2008)。母子公司网络内的价值攫取行为既有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价值攫取(如上市公司的掏空现象)，也有优势子公司对劣势子公司的价值攫取⑥。
众所周知，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设立一家子公司，大多是源于母公司的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子公司一旦设立，母公司为提高资源的获取效率，通常都会为子公司输入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知识、信息等在内的各类资源(Gulati，1999)，为子公司的发展构建“战略基础设施”。当子公司获得来源于母子公司的各类资源之后，也会将其内化到自身的创业过程中，并会将一部分新创资源转化为母公司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如此一来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联合价值创造，不但会对子公司有所助益，也会直接影响到母公司的资源配置，甚至会间接促进其他子公司创业水平的提升。从调研结果来看，对于海信集团而言，母公司的整体竞争优势源于各子公司的创业行为，但同时母公司对各子公司的创业也在原材料采购、生产技术等方面予以了支持，促进了子公司创业。海信集团内各子公司普遍认为，集团背景对其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如表5所示。表5显示，海信集团近年来的创业表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间基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联合价值创造。一家子公司的总经理对此作了清晰的描述：“我们公司是以新设的方式设立，初衷是缘于集团公司的战略布局，公司成立后，集团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对我们的支持较大。当然，公司步入正轨后至今也为集团整体作了很多贡献”。可见，海信集团内，母子公司之间的联合价值创造对子公司创业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联合价值创造不仅反映在母子公司关系中，在各子公司间也有所体现。集团内各子公司通过在物流运输、资金调度、产品开发、材料采购、人力培训、生产活动等制度连带(System Ties)或情感连带(Friendship Ties)等多方面的联合，不但会降低各子公司间的交易成本，还会为各子公司提供一个联合解决问题的机制，这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子公司的学习和创新(Uzzi，1997)。调研数据也证明了此点，包括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在内的大多数子公司认为，通过合作“双方都学到了相关的技能和专长”，“增强了公司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与集团内子公司合作比与集团外公司合作要好”，表6列示了海信集团子公司间联合价值创造状况。
调研证据显示，鉴于海信电器在海信集团内的地位，海信模具等诸多子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是围绕着海信电器所设立，长期的合作中，这些子公司与海信电器的联合价值创造的方式不断创新，联合价值创造水平也不断增强。以海信模具为例，最初是以向海信电器销售模具等产品为主，后来海信电器又开始向海信模具销售商品。这种双向交易关系在海信电器与海信传媒、海信宽带等子公司的交易中也都存在，并且交易额度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甚至，为了强化彼此间的联合价值创造水平，海信电器还直接参股其他子公司(2010年，持有海信国际19%的股份)。海信电器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必然对模具等产品提出要求，会促使海信模具不断地创新以满足海信电器的需求，同时，海信模具在与其他电器企业进行交易时，也会获得关于相关产品的最新信息，又会促进海信电器积极开展创业活动。不难看出，海信集团内子公司间的联合价值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作各方创业强度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命题2。
命题2：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母子公司之间及子公司之间较高的联合价值创造水平将会促进子公司创业活动的展开与创业能力的提升。
但是，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不都是令人向往的“合作之美”。子公司之间虽然存在着共同的所有权纽带作为连接，但各子公司也是拥有独立资源和能力、存在异质性利益冲突的不同实体。在成长过程中，不同子公司由于成立时间长短、设立方式以及集团内分工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相对能力有强有弱。一般而言，相对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了子公司的谈判能力差异，进而决定了其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的话语权。具有较高谈判力的子公司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损害那些谈判力低的子公司，导致合作双方不和谐。在海信集团内，各子公司的相对能力也参差不齐，海信传媒、海信国际、海信电器等子公司相对于海信地产整体实力要强，如表7所示。
随着各子公司优势的累积和战略意图的变化，彼此间也会进行着内部资源配置的竞争，由此引致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价值攫取行为。一家子公司的总经理在访谈中曾这样说：“与集团内公司进行合作，由于各公司有自身的利润指标，因此在合作中出现合作中一方利益受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一旦发生，我们首先想到看看是否违背合约，然后与之进行协商解决，最后实在不行去找集团公司。如果此类行为多次发生，我们将会减少与其合作的机会，甚至会在知会集团总部后寻求外部合作”。另外，调研显示，在海信集团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诸如海信通信等部分子公司在网络内的价值攫取行为，集中表现为合作过程中“出尔反尔，违背其诺言”、“企图回避责任”、“内部交易价格不合理，合作态度不好”以及“一旦有机会，会侵害其他公司利益”。对此，47.5%的子公司对其他子公司表示出了不满。如此一来，必然会降低该子公司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的信任度，对自身及其他相关子公司创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其中95%的子公司尝试采用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效果却不理想。并且，对合作对象表现出不满的大都是那些相对能力较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的创业强度也较弱，例如，海信智能的平均相对能力仅为2.19，与之相应的是其较低的创业强度(1.56)。
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命题3。
命题3：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较高的价值攫取水平，不但不利于子公司自身的创业，甚至还会对其所依存的子公司创业网络产生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较高的网络嵌入所形成的整体上的“捆绑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网络内各公司间的联合规划与联合求解以及交互投入程度，因此将促进各公司进行联合价值创造，抑制个别公司的价值攫取行为(Gulati & Sytch，2008；姜翰、金占明，2008)。并且，一旦一家公司开始合作，随着时间的推进，就会积累合作经验，提高自己作为合作伙伴的声誉以及与其他公司的交流能力，遵循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诸如互惠(Reciprocity)和回报(Repayment)等交易规则，进而促进公司间的联合价值创造(Powell et al.，1996)。一家子公司的总经理曾如此表述对此的认知：“当市场上出现机会或竞争对手研发出新的产品，在我们一家公司无法应对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同母公司对该问题进行商讨，然后再和关系紧密的集团内兄弟公司进行沟通，看是否能够合作，从结果来看，增加了把握机会的能力，加快了产品研发的速度”。
注：数字1～7系填答者对问卷中从“远低于集团全体公司的平均水平”到“远高于集团全体公司的平均水平”的判断。由于每家公司调研2～3人，表中数据为加权平均数，“-”表示未填答。
调研还显示，海信集团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在诸如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等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强度的子公司中，在创业过程中注重与其他子公司的嵌入性关系维系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升其在关系网络中的投入水平。例如，为了运用海信国际提升其海外的竞争力，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除了与海信国际存在交易关系，两家公司均持有海信国际的股份，高度的关系嵌入性必然有利于增强各公司间的共识，推广合作原则，从而促进公司间的沟通。长期的合作及对彼此行为的认知，可以提高各子公司之间的联合价值创造水平，大大削弱个别子公司的价值攫取倾向(Powell et al.，1996；姜翰、金占明，2008；Gulati & Sytch，2008)。另外，从海信集团母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各子公司或为全资子公司或为控股子公司，与母公司具有天然的较高的网络嵌入性，也正是缘于此，各子公司更希望从集团获得协助。在对“希望集团总部给与支持的程度”问题进行回答时，各子公司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表明了希望集团总部给予支持的期待，如表8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了子公司网络嵌入性的提升有利于联合价值创造水平的提高这一现象。
基于此，可提出命题4。
命题4：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较高的网络嵌入程度有利于母子公司及子公司间联合价值创造水平的提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优势子公司的价值攫取水平。
深入分析命题1、2、3、4可知，联合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所描述的是子公司间合作过程中的价值创造状况，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子公司网络嵌入性的最为直接的结果之一。并且，相较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的作用而言，联合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据此，可得到推论1。
推论1：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联合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在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3.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层面：子公司自主权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
集团公司作为一种由母子公司形成的各结构单元之间相互联结进行信息交流以及行为互动构成的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强调“总部控制与子公司服从”的层级关系，作为“有组织的市场”和“有市场的组织”的结合，它所强调的是“子公司自主、公司间互动、整体目标实现与提升环境适应性”的网络关系(武立东、黄海昕，2010)，秉承的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握手”(Larson，1992)。子公司在新成立时，由于本身缺乏资源与能力，对母公司依赖性较大，使母公司得以拥有较大幅度的实质控制。但在子公司逐渐成熟，资源累积也日渐丰富时，此种控制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Prahalad，1981)，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根据不同子公司的关系性质制定计划，并且在决策时可能需要子公司的参与。海信电器的成长与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海信电器是完全受控于母公司的，但在上市之后，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加之股权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此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减弱，至今海信集团很多战略都是围绕着海信电器来制定的。
换言之，子公司作为企业集团面向外部环境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前沿，它的运行需要更多的现场决策，总部已不再适宜绝对代替子公司做出决策和命令(武立东、黄海昕，2010)，要赋予子公司必要的自主权。在较低的自主权情况下，子公司的营运策略在集团总部的监督之下，可能必须配合集团整体战略布局，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子公司可能的策略选择与营运弹性。此时，尽管一些子公司在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也具有较强的网络关系，能够促使子公司不断地进行创业，但由于子公司的自主权较低，可能会导致其不作为或者采取非合作行为，有时即便是想作为，也可能无法根据自身的需求去与其他子公司构建一些建设性的关系，客观上会削弱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关系价值机制以及子公司创业强度的影响。相反，子公司如果拥有较高的自主权，既有的网络嵌入性更多的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而这些网络关系又是围绕自身创业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构建的，所以能够强化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关系价值机制以及子公司创业强度的影响。访谈中海信集团公司总部的一位经理的观点是对此较好的例证：“对于授予子公司多大的权力，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困惑，权力放大了母公司无法控制，权力放小了，子公司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基本上处于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状态”。实际上，从海信集团运营的实践来看，海信电器和海信科龙两家上市公司网络嵌入性较高，创业强度也较大，其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自主权相较其他子公司高的缘故。基于此，本文得到推论2：
推论2：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以及联合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两个关系价值的影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子公司有多大的自主权，即子公司自主权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理论模型
如前所述，母子公司型企业集团将科层内的权威关系、市场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基于“市场—科层—网络”的包含子公司个体网络和组织间网络(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在内的复杂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同时，这一网络也会反过来作用于集团内的母公司及各个子公司。这种作用不但会影响到子公司创业活动的展开，还会直接影响到集团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对本文所选案例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剖析可知，在外部环境一定的条件下，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会产生重要影响，且联合创造价值与价值攫取两个关系价值机制在其间可能具有中介效应，而子公司自主权在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强度以及联合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的影响中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影响及作用方式反映在本文所提出的4个命题和两个推论当中)。依据对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解构所提出的命题和推论，可构建如图2 所示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
上述模型由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子公司创业强度、关系价值机制(联合创造价值与价值攫取)以及子公司自主权等要素和相应的路径关系组成，反映了各个要素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方式，是一个概念模型。子公司的创业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型中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模型虽然仅是通过海信集团案例予以构建，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解释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推进子公司创业的动因与机理。
五、讨论、启示及局限
母子公司关系网络问题因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结构与关系如何影响组织行为的理解，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令人振奋的领域。将子公司创业问题进一步置于母子公司关系框架下进行研究，探讨其前因及作用机理，更有助于拓展公司创业理论的研究视角，弥补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对此类问题研究的局限，丰富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内容。例如，交易成本理论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核心概念对公司间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做出了有益的解释，但由于仅关注了交易双方的经济关系，没有考虑买方与卖方的社会关系(Williamson，1985；Ghoshal & Moran，1996)使得理论难以对买方与卖方公司的行为做出更深层次上的诠释。代理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来审视母子公司关系，由此直接引致的逻辑命题就是母公司对子公司正式控制的使用，而很少(或者不)考究网络关系的现实影响。博弈论的核心论点是：自私的参与者在最后阶段来临时，即使有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关系，并且相互很欣赏对方，他们仍然会采取背叛行为(Jacksona & Wolinsky，1996)，这与实际网络的规则很不相符(Uzzi，1997)。特别是，其严格的假设早已将母子公司内客观存在的人际连带排除在外。
图2 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
可以说，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的经济学观念应用于组织行为，为解析母子公司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范式，但在不经意间却忽略了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正如Granovetter(1985)所言，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与此同时，以Granovetter(1973，1985)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运用网络分析方法解析诸如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嵌入及行为主体间的链接问题，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然而，相关论点却缺乏对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经济交换的具体解释(Uzzi，1997)，对母子公司情景下的子公司创业问题更是没有予以关注。
本文是基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同时具备的“市场—科层—网络”特性对子公司创业问题的解释，不是对“制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否定，而是主张将两者联合起来解析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研究中得到的主要结论与其他作者的观点也相关。例如，本文的主要结论与Uzzi(1997)对公司间网络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姜翰、金占明(2008)对关系价值机制和相互依赖性对关系价值影响的研究较为近似。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这些观点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公司创业网络问题。
本文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拓展。
首先，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任何一个子公司都是嵌入于由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构成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中，而整个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又在更大的层面上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为此，子公司的决策与行为会受到来自组织间的行为惯例、合作方式以及社会的法律法规、文化期待、观念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母子公司内外部环境双重影响。然而，理论上虽然注意到了环境因素在公司创业(或创业导向)到组织绩效转换中的调解作用(Simsek et al.，2008；Romero-Martínez et al.，2010)，但关于母子公司网络内外部环境如何作用于子公司创业却鲜有关注。即便是本文，受资料所限也并未对此进行探讨。基于此，理论上有必要对此展开研究，以明晰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外部环境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机理。
其次，创业网络规模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规模会影响到公司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识别、知识供给等。较大规模的公司创业网络使创业主体与创业网络中利益相关者的连接数量也会随之增加，由于任何一条联系都有可能给创业主体带来独特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拓宽创业主体的眼界，激发创业主体产生新的观点，促进创业主体的价值创造。但是，创业网络规模的不断增加，也会带来一定的关系协调成本，增强网络成员的机会主义，使创业网络变得不稳定，所以网络规模对公司创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问题的关键是，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特殊性，是否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间的不确定性，而对子公司创业具有良性的促进作用，此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基于双层治理理念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治理机制设计。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价值在于网络整体的连通性，它不是谋求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应用自身的生产要素，而是旨在凭借相关子公司之间的联合，发挥异质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的互补和相乘的效果，由此决定了其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各子公司自身内部合理科层结构的选择和内部生产与外部购买最佳组合的匹配，而更在于能诱发子公司内外各种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及其构造，这就涉及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治理机制问题。对此，要求理论上在对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解构的基础上，基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的治理要义，从子公司自身和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两个层面对相关治理机制进行探讨，以利于子公司创业活动顺利开展。
当然，本文只是一个探索性研究，在研究中受资料来源等的限制，对Granovetter(1973)所提及的“强连带”和“弱连带”以及Burt(1992)所言及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问题考虑较少，也没有关注Kilduff和Tsai(2003)所论述的网络动态演进是偶得还是目标引导的问题，各变量影响要素间是否具有内生性也未进行探讨。当然，还可能存在Uzzi(1997)的嵌入性悖论(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问题。所构建的模型也仅是大致勾勒出了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网络嵌入性、联合创造价值、价值攫取与子公司创业强度的关系，如何对上述要素进行操作化测量并赋予权重以及具体关系的验证则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本文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的会议论文。
①整体而言，与国外相比，“计划经济”与“垄断环境”产物下的中国大型集团公司，在公司创业的步伐与频率上常常略逊一筹。
②一方面用来验证问卷填答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负责填答的副总经理基于自己工作视角来看待公司所产生的片面性。在数据具体处理过程中，本文将依据相关问项最终将问卷整合(取平均值或者最大值)为15份。
③考虑海信财务有限公司和海信物业的创业行为不明显，并且，两家公司与集团内其他子公司业务往来频繁，故没有体现在网络图中。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图中各子公司尚有其他具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但那些公司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故也未描绘到海信集团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之中。例如，与海信科龙具有业务关系的尚有海信山东、海信北京等子公司。
④本文创业强度计算方法为：首先根据公司创立的时间计算出某一时段(以年为单位)的创业标志性事件，然后用标志性事件的个数除以年数。另外，各子公司统计时段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子公司设立的时间不同。
⑤当然，私人友好关系可能是在日常的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可能是先有私人关系而后才开始交易的，在母子公司中前者较为常见。
⑥本文不考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价值攫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