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民广播和世界的公共广播——数字时代中国公共频道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公共广播论文,公共频道论文,数字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6-0063-06
我们正在进入数字时代。全球广播电视都在朝数字化的方向转换。数字化使文本、图像、声音和活动影像的内容以一种统一的“0”和“1”的编码方式存在，使各种类型的媒介融合在一起。数字压缩技术则促进了频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使广播电视频道不再“稀缺”，而“稀缺”曾是公共广播体制诞生的传统理由之一。那么，在频道不再稀缺的数字化时代，人们还需要公共广播电视吗？公共广播电视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全球数字环境需要公共广播电视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公共服务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确实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①在商业性多频道广播的环境中，受众的所有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同时，PSB长期以来的官僚化倾向和低效率运作屡遭诟病。公众的问责迫使公共广播进行一系列旨在增强公信力的改革，②以证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如今，在世界上，PSB依然富有活力。它不仅作为世界广播的一种模式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而且是欧洲等地人民接受广播电视服务的一种实际通道。在数字化时代，PSB似乎还获得了新的生机。例如在英国，老牌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变化了的数字环境中仍然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甚至成为“数字英国”的体制核心，③整合了国内外包括公共服务和商业经营在内的所有广播媒体，以免费公共平台的方式向全体英国公众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在亚洲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公共广播电视也是近年来的积极实践和热门话题。④
BBC倡导的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普遍公众服务；香港和台湾的公共广播电视诉求的是多元的社会声音和弱势的文化表达。如今，在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弱势的文化不仅指社会资源无有者(have-not's)和少有者(have-less')的底层文化，也包括被当代商业主流媒体边缘化的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多元的社会声音和弱势的文化表达是当今世界上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新理由。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难道不能提供这种“倡导多元”和“扶植弱势”的民主化服务功能吗？确实，民粹性的互联网是一种无边界、超时空、互动式传播媒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平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民主交流。然而，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非中心的分散论坛，是分享性的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商业化操作的互联网缺乏“一锤定音”的权威性，不能提供民族和文化的整合功能。
于是，PSB存在的另一个传统理由便不仅依然雄辩，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那就是，公共广播电视作为民族的象征和文化的中心十分必要。数字化多频道使传播世界日益碎片化。在这个多中心亦即无中心的时代，作为社群共同体的民族和人民反而更加需要一个相互沟通的交流中心，特别需要一个共同关注的讨论平台，而这是“主流的”、“平等的”商业媒介无法承担的——商业市场中的竞争对手随时随地都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无法整合为一个全民族的中心。
商业广播电视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多元文化需求。一方面，在商业广播电视的语境中，被界定为消费者的公众从丰富多彩的商业化节目中得到的，都是娱乐性的满足，而人类社会的需求比娱乐广泛得多。例如，人们需要提升教养，不是那种游戏性的零碎“知识”，而是能够陶冶心灵、涵养德性的深层文化；人们需要滋养精神，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躁动欲望，而是能够带来慰藉、激发灵感的创造性思想。于是，传统上体现高品质文化的PSB传播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低收入者、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人民、普通工人农民、妇女、老人、儿童，他们的存在常常被商业广播者所忽视，他们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这些“亲社会”却“不赚钱”的传播功能，重利轻义的商业广播不屑为，不能为，或不愿为；而在民主化的新时代，作为政府喉舌的国营广播也越来越缺乏代表社会的公信力。全民文化服务的职责只有独立自治、代表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负有特殊文化使命的公共广播电视才能承担。
但是，在全球公共广播体制仍然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在从来没有过PSB的中国，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并从头建立公共体制吗？对这个特殊的中国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首先，人民需要一个全民的公共领域(或者称公共空间)交流思想和观点，而在尚未完成民主化改革的中国，这种需要尤其迫切；其次，人民需要不以营利为目标的全民文化服务，而在中国奔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逐经济利润的狂热行为导致媒体伦理道德的迅速滑坡，因而非常需要提倡和践行非赢利的“公共服务”精神。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营广播电视和世界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二者能够兼容吗？中国是否可能采取类似欧洲PSB那样的模式，建立中国独特的公共体制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的确，中国的国营广播电视并不是世界上通行的公共广播电视；现在被称为“公共电视”的省级卫视公共频道，最多只能叫做“准公共电视”。但PSB准则在中国之可行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有“人民广播”的长期传统。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人民”传统
“人民广播”与“公共服务广播”当然不一样。但它们有共同的基因，接近的理念。本研究对新中国的“人民”理念做了初步的考察，特别是对《人民日报》上与“人民”相关的词语的采用频度作了一点粗浅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媒介在“人民”问题上的某种变化。
1.中国广播电视继承的“人民”理念
中国广播诞生于革命战争的年代。在人民广播诞生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⑤他还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⑥以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⑦并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⑧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正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⑨“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
虽然我们不能以口号代表现实，但这些口号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也提出了衡量的标准。我们可以据此提问：当今中国的新闻工作的出发点是不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呢？传媒服务的最高标准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呢？传媒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吗？传媒的活动，“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向“党的领导机关(甚至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负责呢？如果以这样的出发点和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例如“党性”、“人民性”孰先孰后的问题，答案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新闻工作和传媒服务的最高旨归是——人民。
“人民(的)”(the people's)用词是新的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政府在名称上的惟一区别。建国以后，从延安发轫的“新华广播电台”比照1948年成立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9年正式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后，所有新中国的广播电台都被称为(XX，省市名称)人民广播电台，反映了党的新闻传播工作对“人民”的强调。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事业不再在名称上强调“人民”，而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走上了左倾的发展道路，与“人民”的传统似乎渐行渐远。
2.对与“人民”相关的概念解析
1)“人民”与“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语汇里，“人民”与“党”是紧密相连的一对概念，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长期的宗旨：“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⑩同时，共产党是人民的先进代表：“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11)
但长期的历史经验又证明：党的指引并非全都高明，例如大跃进发动的盲目群众运动；党的政策有时也出现错误，例如10年“文化大革命”中方向性、路线性、长期性的错误；党(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组织和个人)与人民的利益也远非一致，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党政官员追逐自身利益的腐败行为大肆泛滥，令人民极为失望。例如，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以来，仅从2003年到2006年处理的腐败官员中，就有29名省级干部，763名市级干部，10431名县级干部，(12)还仅为冰山一角；而尽管极力整肃，官员腐化、社会生活腐败的趋势至今还在蔓延。
对“人民”传统的背离和对百姓利益的忽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时候。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向“实事求是”传统的回归；而党的“十六大”则标志着向“人民”传统的回归。2003年，党的主席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主张，(13)再一次提倡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2)“人民”溯源
为了追踪“人民广播”的思想来源和话语传统，本文对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人民”等词语的使用频度进行了一番简单的统计和解读，(14)图1是《人民日报》上含“人民”一词的篇章统计。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人民”一词虽然始终保持高位，但也是有明显起伏的。在1946年晋察冀《人民日报》期间，“人民”一词使用最少(2314篇)，1949年陡然增长(10700篇)，1950年就达到最高峰(12423)，1953年则是一个低点(7430篇)，1968年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低点(6408篇)，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文革”是对人权最为忽视的年头，取“人民”而代之的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等词语。使用“人民”一词最多的1950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年份，那时也应该是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因而地位最高的一年。这种简略的统计虽然未必能够精确地说明具体的结论，但表现了明显的趋势。
图1.《人民日报》上含“人民”(15)的篇章
以往的“人民”指特定身份的公众(工农兵等)，“地富反坏右”分子是被排除在外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媒介为人民服务；但不为“地富反坏右”服务，阶级界限是分明的。与此相对，“公共”一词则没有阶级区分。图2.显示了对《人民日报》使用“公共”一词篇章的统计。
图2.《人民日报》上含“公共”的篇章
图2显示，1946年的时候，“公共”一词使用也是最少的(57篇)。其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90篇)、1969(100篇)、1966年(110篇)。“文化大革命”是最提倡阶级斗争和阶级区分的时期。“公共”在1960年有一次使用高峰(946篇)，可能与“公共食堂”等语言大量使用有关。在2003年则有一次真正的突起，从前一年的920篇突然达到1619篇，增幅达76％。这一年，也正是新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人民性”的一年，此后“公共”总体呈上升趋势，使用最高的是2006年(2259篇)。
“公共”在英文中是Public，它可以用作形容词(这也是公共广播中的含义，并且与形容词people’s-“人民的”-可资比较)；也可以用作名词，是“公众”的意思(可与名词的“人民”对应)。
“公共”和“公众”在人民共和国的中文语境中均指无阶级区分的所有人。在崇尚阶级斗争的年代，使用“全民”含义的词汇(如“公共”和“公众”)是比较稀少的。如今，在提倡“和谐社会”的语境中，“人民”与“公众”的含义已无区别，而在传媒上，“公共”、“公众”的词语也开始较多使用。图3可见，“公众”的使用频度和“公共”大体相似。“公共”和“公众”的使用频度均平稳上升，而“人民”仍然是最重要的词语。
图3.“人民”与“公共”和“公众”词语使用频度的比较
由于中文“人民”既有形容词也有名词的含义，因此，它与相应的形容词“公共”和名词“公众”合并比较可能更相关。见图4。
图4.“人民”与“公共”+“公众”合并使用频度的比较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若按比例而言，使用“人民”和“公共加公众”词语的差距实际在缩小。如在1946年，“人民”词语使用2413篇，比较“公共”和“公众”相加的60篇，为40倍多。比较2007年，8962篇比3374篇，仅为2.66倍，2006年差距更小，为2.59倍(8907篇比3435篇)。但在2007年，使用含义越来越接近的“公共”、“公众”和“人民”(全体人民)，相加总共是12336篇，比单独使用“人民”最多的1950年12423篇仍少一些(87篇)。而在1950年时，《人民日报》是4个版；2007年《人民日报》(国内版)是16个版。
研究显示，中国传媒(以《人民日报》为代表)有长期的“人民”传统，这种“人民性”在新的时代正在与公共广播服务的“公众”特性合流。这应该是公共广播在中国立足的基础。
3)“人民”的消费者视角
进入改革时期，“人民”、“公众”已经不再有阶级区分。在官方话语中，阶级已经不见；在学术话语中，听起来比较柔和的“阶层”一词取代了剑拔弩张的“阶级”用语。不过，传媒服务在排除了政治歧视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经济偏倚。在市场经济年代，“人民”话语转化或者扩大为“公众”、“大众”、“百姓”，然后-成为消费者。差别还是存在的：人群分化为资源和财富的“有者”(the have's)、“少者”(have-less')、“无者”(have-not's)。媒介主要为部分“公众”(有者)服务。而其原因也不奇怪——广告成为商业媒体的生命线，利润成为新的竞赛目标。见图5，广播电视广告收入异军突起。“利润挂帅”、“一切向钱看”在广播电视界的表现是“收听收视率说话”，文化的诉求、弱势的呼声都被物质主义的欲望喧嚣、兜售商品的广告叫卖淹没了。这是当今传媒的现实。
图5.2004-2007年中国广播电视收入
来源：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8/04/30/20080430173143280676.html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一大部分人民怎么办？那许许多多小众需求怎么办？不得已，人民转向公共广播电视的“救赎”。
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未来？
1.中国电视的公共频道
20世纪末期，公共电视频道开始在中国出现。经过一段尝试之后，2004年8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以第37号令的方式发布《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县级广播电视台原则上不自办电视频道，其制作的当地新闻和经济类、科技类、法制类、农业类、重大活动类专题、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以及广告等，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公共频道预留时段中插播。”(16)按照规定，县级广播电视台转播“公共频道”，并可以在其中播出少量自办节目，而“公共频道”的全套节目主要由省电视台提供。
中国的“公共频道”当然不是世界上特有的PSB，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广播电视台都是国营(政府经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步实现了商业化，它缺乏“公共服务广播”的清晰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广播电视不实行公共服务。事实上，在中国广播电视数字化的过程中，一些官方文件和政策确实规定，公共服务是广播电视的奋斗目标之一。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推进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要求：“正确处理好保障人民群众公共权益与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需求的关系。在城市有线电视数字化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公共权益，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基本权益。”(17)针对全国受众，提供普遍的大众服务和多样化的小众服务，正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目标。
2.公共广播电视的可能前景
据一些国际学者对PSB特征的总结，(18)全国性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的地位应该由法律赋予；应规定编辑的独立性，免受政治和商业干扰；全国公共服务广播者的职责是为所属领土和人口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服务；应该提供广泛的、富有创意和高质量的节目，还要兼顾民族、文化、宗教和地区的多样性；由独立的机构进行管理；基本由公共资金支持，如此等等。
那么，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呢？答案“可能”的理由，最根本的一个是，中国广播有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我们可以努力争取、积极推进这个中国理想传统的实现；此外还有，中央电视台等广播者提供的节目品种多、质量高，具有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等。
各方面对公共广播电视的认同也在提高。首先，专业工作者希望摘掉“政府传声筒”的负面标签，希望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上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国营广播特权的逐渐消泯是大势所趋，中国广播电视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作为“纳税者”的人民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认识到自己一直在以纳税和商品附加费的方式为“免费广播电视节目”“埋单”，因此，为公共广播付费仅仅是改变付费的方式而已；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面临着向“人民性”回归的压力：它一直自称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政府。而从2008年一系列的事件中，政府也体会到“公众外交”的作用，认识到“官方”喉舌在国际国内许多问题上的低公信力，以及媒体“客观”、“中立”形象的重要性。由此中国政府可能愿意尝试舆论引导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宣传“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方面，传媒学者的责任最重。中国传媒学者应该宣传“公共服务”的理念、宗旨和知识，参与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中国式的。它在吸纳欧洲PSB模式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并应该具有中国传媒的独自特色。这些，对学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注释：
①Rowland,Willard D.Jr and Tracey,Michael:Worldwide Challenges to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pring 1990; 40,2.
②例如，英国的BBC、加拿大的CBC等公共广播机构都推出了向社会公众承诺的服务目标；公布财务支出和服务成本；在接受专业委员会评估的同时，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批评；大力增强免费节目服务等。
③Ofcom:Ofcom Review of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Broadcasting.Phase 1-Is Television Special?(April 2004); Ofcom Review of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Broadcasting.Phase 2-Meeting the Digital Challenge(September 2004); Ofcom Review of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Broadcasting.Phase 3-Competition for Quality(February 2005).
④如梁丽娟《公共广播如何打造香港的公民社会》，香港电台网，2008-12-1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9887；寻找支持公共广播的公民社会，香港电台网，2008-12-1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9888。卢迎安《公共电视：理念、实践与挑战》，受访人：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冯建三《台湾公共电视之论述档案》，2008-12-20，http://www3.nccu.edu.tw/～jsfeng/
⑤⑥⑦⑩《毛泽东选集》(III)，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94-1095、1096、1095页。
⑧《毛泽东选集》(IV)，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8页。
⑨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曾铿锵有力地说，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IV)，第1024页)。
(11)《毛泽东选集》(II)，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12)宋伟、李梦娟《十六大以来2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反腐败成果展重在预防腐败》，民主与法制网，2007-10-13 10：44：25，http://news.mzyfz.com/times/a/20071013/104425.shtml
(13)中国网《胡锦涛：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3-02-18，20：05，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2-18/26/273898.html
(14)这些图表中的统计都是徐丹(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现在《人民日报》工作)应作者要求操作的，作者对徐丹表示感谢。
(15)“人民”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形容词在使用的，英文应该是people's，但在中文则不易辨别。
(16)广电总局网站：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4/09/24/20070924103406400145.html
(17)王太华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推进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2006年5月17日，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6/05/25/20070908144407950120.html
(18)ARTICLE 19:A Model,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Law,law@article19.org,June 2005.Mendel,Toby: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A comparative Legal Survey.-Kuala Lumpur:UNESCO,Asia 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2000.WRTVC(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Public Broadcasting:Why? How? 2001,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0/124058Eo.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