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贸易与货币竞争视角的CAFTA人民币区域化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货币论文,人民币论文,策略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综述
伴随CAFTA进程，周边国家和地区居民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手段，导致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目前，人民币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作为支付货币和结算货币被普遍接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柬埔寨国家首相洪森曾公开号召本国人民使用人民币，以吸引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游客，拉动旅游等服务出口，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自由流通已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值手段。但是，当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还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要制度性地使人民币国际化或成为区域的关键货币，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关于区域货币一体化问题：许多专家曾结合欧元对货币一体化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东盟(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必然性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现实看，虽然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由于各种原因搁浅，但加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愿望和设想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999年东盟+3(10+3)的《东亚合作宣言》及2002年5月的《清迈倡议》已将东亚货币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蒙代尔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目前各界对推出东亚统一货币“亚元”反响热烈，但现在推出“亚元”依然“为时尚早”。今年5月6日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亚行39届年会上，东亚金融一体化再度成为“关键词”。中、日、韩三国财长发表声明称，将研究在现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外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能性。三国在当天的声明中强调，三国应持续共享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远景目标，同意就亚洲共同货币的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应该看到的是，尽管东南亚各国(地区)都有建立亚元区的良好愿望，并且也在某些方面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建立一个货币共同体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笔者的观点是，在东亚国家(地区)推行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需要东亚各国(地区)的共同努力，并且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一设想的实现路径是很艰难的，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研究并实施人民币在CAFTA区域化策略，已成为我国政府必须做出的抉择。
二、CAFTA框架下人民币区域化的现实基础
(一)贸易视角
由于各自货币不同，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必须进行货币兑换，或者是转换成美元才能进行。仅汇兑的买卖差价(中国内地为3‰～5‰)，对于广大企业和投资者都是一笔巨大的交易成本。如果CAFTA成员国(地区)的货币无法直接用于国际交易，那么它们必须要将自己收入中的一部分以美元等国际货币形式持有，企业还要承担汇率变化给它们带来的保值费用和损失。CAFTA各成员国(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是很高的。由于东盟各国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金融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伴随CAFTA进程，若能实现结算货币统一，将大幅降低区域内企业及个人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无疑将进一步推动CAFTA全面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间贸易关联度越高，越需要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从表1可见，亚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依存度很高，都占到了本国(地区)出口额的3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成以上。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一般是集中在几个国家(地区)之间进行的。
有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各国(地区)间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很高，Hazel Yuen(2000)根据Bayoumi and Eichengreen(1994)所建立的基于AS-AD框架下的VAR模型就东盟区域内1967-1997年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强。
在此基础上，我们用下面的指标作为东盟国家(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菲律宾、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关联度的代理变量①：
从表3可以看到，有7个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正，这表明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和区域内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影响具有对称性。因此，如果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地区)来说，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引起的宏观经济成本也相对较小。下面我们对贸易关联度与经济周期相关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对于我们需要的变量进行如上的处理后，我们进行如下回归：
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更多的贸易联系导致与这些国家(地区)更不一致的经济周期。β值的大小说明这种效应对两国的经济相关性的影响的大小。参照Frankel & Rose(1998)和Cesar et al(2003)模型中一阶回归中工具变量的选取，在我们的回归③中，使用了下列4个工具变量：i国与中国的贸易结构的相关系数，i国的人口，i国与中国的一个距离虚拟变量，i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虚拟变量。回归方程如下：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商品结构的相关系数、人口和开放程度3个代理变量是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但是距离虚拟变量的系数却是不显著的。实际上，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通常都会用到disdummy[，i，c]这个虚拟变量，并且是显著的。这说明在目前情况下，距离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间贸易关联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也表明近年来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边境贸易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周边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开放程度的影响，边境贸易的发展并不是很充分。根据曾庆钧(2004)对中国边境贸易的研究，中国的边境贸易确实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这一回归结果也是符合现有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边境贸易的现实情况的。
下面我们去掉虚拟变量disdummy[，i，c]进行如式(5)的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到，α和β的估算结果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由于α的数值没有实际意义，我们集中来看β的值，β值大于0，这说明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贸易关联度的增强，两国(地区)之间的经济相关性也是增强的，这也说明随着人民币区域化引起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贸易一体化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的经济相关性不断增强。这种相关性的增强导致由于人民币区域化引起的宏观成本会逐渐降低，这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提。但是我们也看到β值很小，只有0.074，Frankel ＆ Rose(1998)对欧盟国家的回归结果β值为0.103，这说明，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的贸易关联度与经济相关性呈正相关，但是这一相关性比欧盟国家小。根据Cesar，et al(2003)的研究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一体化对经济相关性的影响高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一体化对经济相关性的影响，因此上述回归中得到的较小的β值也是与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α和β都是显著的，但是R[2]很低，只有0.112，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关联度对他们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的解释度较低，即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的影响并不大。这说明除了贸易关联度外，其他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间经济周期一致性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一结论也是符合目前CAFTA区域经济环境的实际情况的。最优货币区对于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金融体系的相似性以及政治协调性也有着严格的要求。目前，亚洲国家(地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协调都不是很好，由此反映了在CAFTA区域内实现人民币区域化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β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贸易一体化的加深，贸易结构优化，在人民币区域内β值有可能增大。因此，我们要考察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间贸易的历史情况和发展趋势，分析未来时间内贸易关联度和β值的变化趋势。
总之，通过以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宏观经济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目前从贸易的角度看，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区域化的一些前提条件。伴随CAFTA进程，未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地区)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会不断被强化。因此，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采取务实策略，从边贸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起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逐步有意识地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程度，扩大人民币使用的规模。
(二)货币竞争与“铸币税”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在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同时，货币竞争也逐渐迈出了国门。我们知道，在CAFTA进程中，日本与韩国也在与东盟国家(地区)开展“10+1计划”，货币竞争不可避免。在区域货币竞争中，实力较强的货币将在竞争中胜出，成为未来的货币同盟中的核心货币，在推动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活动、稳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确定共同货币的价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欧洲货币同盟中的德国马克、美洲货币合作中的美元，等等。由于东盟10国和韩国的经济规模较小，我们重点考虑人民币同日元之间的竞争。虽然日本的经济发达程度在中国之上，且日元早已是3大国际货币之一，日元和人民币究竟谁会脱颖而出，成为东盟货币联合进程中的领头羊，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一国货币目前的国际化程度对其未来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成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用货币国际度指标来衡量国际化的程度，即
分别为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本币境外流量指数和本币储备占比指数。根据测算(李瑶，2003)，美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度指数分别为10.25、1.17和0.19。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这主要是由人民币不可兑换的制度原因造成的。但即使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人民币在境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有所流通，可见其国际影响力。为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我国应当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已是必然的选择。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市场的选择，而不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具体来说，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首先是由该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较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的增长趋势是树立交易者对该种货币信心的经济基础；经济开放度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能够获得交易者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国际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和需求，决定了该种货币必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促使该货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大国经济特点的形成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国际经济交易参与者和普通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增加了对人民币需求。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对人民币的普遍接受性也会大大提高，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通货。
反之，如果采用美元或日元作为区域货币，对于CAFTA成员国来说，直接损失就是铸币税的缴纳。铸币税本是主权国家政府对本国货币发行的特权收入，但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货币成为国际结算、交易和储备货币之后，就拥有了在全球范围内收取铸币税的权利，美元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的主要币种，其铸币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据一些学者估算，约占美国GDP的0.1％～0.5％。根据美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来计算，即使取其中间值，该收入也有270亿美元。而这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样的逻辑在CAFTA成员国(地区)中同样存在。
如果我国以推进人民币作为CAFTA支点货币来迎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那么我们将能够获得部分国际铸币税，对于我国来说，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获得铸币税收入。至今我们并没有一个翔实准确的计算国际铸币税的方法⑤，但是可以以境外债务和贸易入超的总和粗略估算它的大小。按照一般的估算，铸币税占一独立经济体GDP的0.2％。以美国为例，其经常项目收支从1973年到1997年累计逆差达15635亿美元，特别是1982年以来，经常项目无一年顺差。但是除个别年份以外，美国国际储备并没有多大的变动，仅累计减少了580亿美元。同时，资本项目和遗漏项目的净流入达15056亿美元，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了平衡。从1970年以后的30年间，外国人持有美国国库券的比重平均仅为10.5％，但是80年代这个比重上升到超过25％，90年代则上升到超过50％。到2001年，美国的净外债预计将突破2万亿美元，而当年经常项目逆差可能高达4500亿美元，约为其GDP的5％。长期维持这样巨额的逆差而不予弥补的基本条件就是美国动用约全球2/3的净储蓄，可见美国由于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获取的铸币税是惊人的。并且至今并无迹象显示美国会与法定美元化或事实美元化的国家就铸币税分享达成任何协议。
鉴于国际铸币税收入对于其他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可能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国际剥削”，而目前尚无约束那些代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国家货币发行国滥发货币的机制，从而迫使中国不得不将人民币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自由化工作合并进行，即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不应拘泥于金融深化、金融约束等理论框架，而应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就给予人民币的区域化乃至国际化以相当的关注。如何估算人民币区域化可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我们可以粗略地将铸币税等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那么人民币因他国储备需求的输出额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计算：我们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体是指在边境贸易中已经使用人民币，或者人民币已经在全境或局部通用的经济体，包括缅甸、越南、泰国、中国澳门、中国香港等，此类国家(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比较大，可以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20％来计算，鉴于香港从内地的进口中相当部分为转口贸易，因此我们暂且估计其贸易额中仅需5％的人民币储备保证；第二类经济体是指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或在未来10年内有望接受人民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可以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10％来计算。那么到2010年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可能为152.8亿美元，到2015年约为224.6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结论：中国将因人民币的国际化获得的年均铸币税收入至少可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
三、CAFTA框架下人民币区域化策略
第一阶段：把人民币的境外流通纳入到正规金融服务体系
在这一阶段，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主要还是实质经济推动的，而且不直接涉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的问题，中国能够充分获得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优势，便利边境贸易，减少汇率的风险，稳定提高人民币在境外的信誉。在这一阶段，人民币可能出现在境外的累积，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量又可能大幅增加，把人民币的流通纳入金融服务体系，可以减少人民币“体外”循环给交易者带来的风险，这样能够更准确地获得人民币境外供给和需求的重要信息，观察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变化。中国已出台了允许在边贸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政策，这是当前推动人民币周边流通的突破口。但是，根据世贸组织规定，边贸优惠措施只能限定在边境地区生产的产品，中国当前绝大多数边贸交易被排除在边贸优惠之外。因此，鼓励将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的措施应逐步从边贸转到大贸上。可考虑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贸交易中允许交易双方自主地选择交易币种，允许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具体做法是，把以实质交易为基础的人民币的出境和回流纳入银行体系，削弱地下经济的力量，避免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人民币出境和回流。这时，需要国内海关、税务、经贸、银行、旅游、外汇、外交部门通力合作，应成立由相关部委成员组成的部际协调小组，制订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货币金融合作的长期战略，结合CAFTA战略，消除制约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货币金融合作的政策性障碍。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层次政府间交流，建立双边信任基础，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并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积极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可以参照中国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经验，在人民币流通比较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开办人民币个人消费业务；可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有选择地开办正常化、规范化的银行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从自发向自觉、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跨境发行和清算系统，鼓励人民币无纸化交易，减少人民币现金的跨境使用和流通，防止人民币假钞进入流通领域，维护人民币的信誉。
第二阶段：加强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综合管理
人民币成为境外借贷资产是人民国际化的第二阶段。在境外累积的人民币数额达到一定程度时，人民币借贷的需求必然产生。要与周边国家政府协商，允许中资企业到境外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人民币能够作为投资货币是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重要渠道。虽然人民币在该阶段还没有实现可兑换，中资企业境外投资还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资企业应该利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可接受的好机会，到东南亚进行直接投资。这需要中国调整目前境外投资的审批程序，鼓励企业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将和人民资本账户交易和兑换发生重要联系，这一趋势将会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为了减少这一过程的风险，中国可以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进行直接投资。
人民币在境外的借贷，相当于欧洲货币业务，即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因此，境外也发生了人民币的存款创造机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功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还要加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与中国香港的金融合作非常重要。同时，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也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各方合作的目标和内容越来越明朗。
第三阶段：人民币成为东盟投资资产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以美元为主体运行的国际资本市场。这不仅可以给愿意持有美元的非居民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投资环境(持有美元如同持有黄金一样)，而且可以观察国际资本市场对美元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中国必须要为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资产选择。当境外的人民币市场形成(人民币借贷)，人民币将成为投资资产，是企业和居民投资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出于投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投资者要求调整资产组合。这样必然产生境外人民币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人民币与其他货币可兑换，投资其他金融资产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区域金融市场就格外重要。如果人民币可兑换，在区域水平上，中国可以和亚洲国家(地区)合作筹划建设亚洲的债券市场，甚至可以借助中国香港这一窗口，尝试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在这一阶段人民币的经常账户交易和资本账户的交易共同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资本账户不是完全开放，而是对资本项目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加强对人民币资产跨境流动的监管将会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与国内经济目标的冲突，成为稳定获得人民币国际化收益的重要保障。
第四阶段：人民币成为AFTA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
当人民币成为东盟贸易和金融中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后，人民币不仅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储备资产，也将成为政府的干预资产，即储备货币的组成部分。人民币的国际化达到了高级阶段，出现了质的飞跃。人民币在民间的支付能力和政府间的支付能力都显著增强，中国的政策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储备货币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亚洲要承担更大的金融稳定的责任，中国要在关键时刻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将自动成为一些国家货币的名义锚。在亚洲金融事务中，中国将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号召力，在亚洲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将更加稳固。
可以预见，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开始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增长前景和考验。中国需要在目前的赞誉和掌声中保持冷静，积极进行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金融风险，扩大中国的选择空间。
四、人民币区域化的保障措施
(一)建设境外人民币“资产池”
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为其国外持有者提供相应的货币“资产池”，使国外持有者能够用很小的成本获得该货币，从而使用和持有该货币。这就要求该国货币兑换要基本不受管制并拥有一个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这样国外持有者才能自由迅速地进出该市场。货币兑换的自由度越高，该货币的风险越小，国外持有者获得和使用该货币的可能性越大。可见，货币兑换基本不受管制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高度发达且开放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金融交易工具，从而给不同利益主体提供相应的服务，满足持有者的高度安全性和盈利性要求，为该货币的国际需求和供给提供便利。
相比之下，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也是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形成的，并没有相应的双边协议作为法律保证，这些都加大了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风险，制约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也很滞后，无论是资产总量、交易规模，还是金融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距。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割现象；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没有发挥引导整个利率体系变动的作用；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票据市场。可见，我国还没有为国外持有者建立起相应的人民币“资产池”，这对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二)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
蒙代尔曾指出：“最强的货币是由最强的政治实力提供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事实”。从世界政局看，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该国具有较强的世界政治地位。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日渐密切，也使世界政治日趋复杂，经济利益成为各国间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导因素，经济领域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强权政治始终存在。所以一国的世界政治地位强，就可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并带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而推动本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世界政治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美国一直把“主导欧亚，称霸世界”作为其总体世界战略，对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动向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和警惕，并通过种种途径介入东亚经济事务。人民币的国际化势必会影响美国世界政治利益的实现，从这点来看，美国是不会让人民币国际化顺利实现的。二是日本。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日元的国际化，9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使日元国际化陷入停滞。欧元面世后，“日元国际化”又呼声渐起。人民币的国际化显然会降低日元的国际地位，甚至使日元丧失国际货币资格。中日之间在本币国际化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日本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外部障碍。
(三)设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试验区
当前，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选择与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国家(地区)接壤的边境地区，如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两地居民、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可通过银行途径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地区)货币。鼓励人民币流入东盟国家(地区)，在条件成熟之后，中国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可主动使用人民币。在发展初期还可考虑对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外商，在价格等方面酌情给予优惠，允许边境城市金融机构开办离岸金融业务。
鉴于人民币在这些经济体的流通和储备已是既成事实，因此，双边协议的难点不在于让周边经济体接受人民币及相应资产的输出，而是中国货币当局如何容忍和开放这些境外人民币向境内的回流渠道，以及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完善银行边贸结算。货币的供应、回笼和风险调控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的。拥有一个先进的全球性银行系统，可以直接带动本国货币的境外输出、流通和兑换。因此，要实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该国就一定要有先进的全球性银行系统作为支撑，以推动并最终保证货币的国际化，而我国的银行系统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要与他国央行商讨解决边境地区人民币对他国(地区)货币汇率生成与变动、银行头寸抛补及清算等问题，为边贸银行提供一个良好、公平的运营环境。科学、合理设置人民币流入流出国境监测点，对人民币跨境流动、人民币对接壤国家(地区)货币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通过试验区的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
(四)支持并扩大双边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业务
近年来，在边境经贸往来中，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法规上的空白和认识上的差异，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真实流通规模难以掌握。如果支持和鼓励双边互设账户，有利于将人民币境外流通纳入监测体系。为了促进边贸结算效率的提高，鼓励边境地区互设账户进行资金结算和清算，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流通范围的扩大，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的角度看，应支持双边贸易中采用人民币结算，鼓励我国商业银行参与边贸的人民币结算业务。鉴于边贸结算中人民币现钞转运问题具有较大的成本，应支持商业银行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发行包括人民币借记卡在内的其他支付工具。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将跨境人民币资金纳入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信息监测的范围之内。因此，以边贸结算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本身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同时也为中国边贸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行人民币结算业务，显然有利于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
注释：
①双边贸易数据中的进出口数总额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Online，进出口国(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89-2005)，我们采用的是东盟主要国家从1989-2005年的年数据。
②对于GDP，我们用不变价格下以当地货币表示的真实GDP除趋势后的对数形式，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对各国真实GDP的处理，我们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对真实GDP取对数，然后我们对其除趋势，以使变量的变动集中体现经济周期的波动。除趋势的方法是用Log(GDP)对线性时间趋势进行回归，计算出除趋势后的真实GDP，即上述表达式中的y[，it]和y[，ct]。
③对于上面的回归，运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是不合适的。因为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依赖于贸易一体化，这导致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相关性之间是内生的。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双边贸易关联度的外生变量作为贸易关联度的工具变量，运用二阶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④关于虚拟变量的具体取值，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disdummy[，i，c]为0，其他国家为1。
⑤“铸币税”(seigniorage)的衡量有两种口径，一种是狭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货币发行面额与货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另一种是广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因本币国际化而获得的本币及其表征的金融资产的净输出，它实际上是一国中央银行对全球债权人的负债中最小的永久动态负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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