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在全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上海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时期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以文化发达和富有而著称的国家，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都为自己灿烂的文化引以为豪。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独立的一支延绵了几千年，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一小朵浪花，但她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体现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画卷。其意义、其影响都是深刻的。
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全民族凝聚成一股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进行殊死搏战时，文化显示的作用和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时代，利令智昏的日本帝国主义藐视中国的落后并不足怪，但是，忽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强大战斗力，则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以后，就被包围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热浪之中。除了军事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外，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显得更为重要。事实很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场战争，并不是输在兵力武器等军事实力上，而是输在他们的非正义性。反过来说，中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也不是简单地赢在军事战场上，而是赢在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正是这种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形成了战争双方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因此，作为精神表现的文化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是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形式上和发展的事实上差别较大，如文化队伍的力量组合和成分构造、文化发展的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环境等等，都因不同的区域而情况各不相同。目前，一般将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发展分为三大板块，即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化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文化。划分这三大板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地理上的区域性，一是性质上的政治性。三大板块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又处于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围下，因此，无论是在文化发展的境遇、方式还是在文化发展的量和质的成就上，三大板块难以放到同一个标准上去衡量。但是，不管形式上、发展事实上如何不同，从总体上看还是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比如，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和面临的斗争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成为催生抗战文化的共同基础，各个板块的文化都围绕着抗战的主题而展开，最终目标也是一致的，即争取抗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板块的文化都不能脱离全国的抗战文化而孤立存在，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排斥相互之间的联系。然而，又是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板块文化，丰富了抗战文化的内容，并以各具风格的发展组成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整体。
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与全国抗战文化的精神当然也是一致的。但它的特殊性又很明显。从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将它归入以上三大板块中的任何一块都不合适，但上海文化似乎又与哪一块都不同程度地沾上一点边。上海不是革命根据地，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对上海文化直接、紧密和具体的领导关系甚至不亚于延安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化；上海自失陷后就一直处于战争的前沿，但在“七·七”事变至“八·一三”抗战期间，也经过了一段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局面，与后来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文化多少有些相通之处；上海在抗战时期有一大半时间处于沦陷的境地，沦陷区文化的特点更明显，但在很多方面又不完全与沦陷区文化相同。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一方面使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它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就文化战线而言，配合抗战开展活动最先就从上海开始，而且，其规模和声势立即就对全国产生带动作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就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各种文化活动逐渐向反日抗暴的主题靠拢。1935年底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再掀高潮，上海文化界又走在前列，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实际行动，促进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在上海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使全国文化界深受鼓舞，而且也引起各地纷纷仿效，作用明显。
第二、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与样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文化为抗战服务是必然的趋势。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文化人用不着动员，就会主动地将文化活动纳入抗战的轨道，但是，怎样使文化有效地服务于抗战，实际的经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上海文化以其独有的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示范的样板。首先，必须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只有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工作者，才能充分显示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上海文化人不仅以鲜明的团结意识呼喊文化界的统一，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各种机构，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其次，文化为抗战服务必须坚持面向人民大众，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鼓动效能，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觉悟。这是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基本走向，它使文化打破了与民众的隔阂，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这条经验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些地方许多文化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主张，与上海文化提供的经验不无联系。再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文化界创造了许多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生动形式，除了大力创办杂志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抗战外，如组织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活动，都对其它地方产生了影响，相应的活动此起彼伏。最后，上海文化发展的许多样式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历史剧首先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繁荣起来的，随后重庆在40年代初掀起历史剧热潮；“孤岛”的杂文热也曾感染到桂林、重庆等地。这些情况都说明，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是有客观基础的。
第三、撤离上海的文化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成为推动各地抗战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前，上海一直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起着“领头羊”的作用。由于上海失陷，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失却，紧接着武汉一度成为文化中心，此后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热潮，而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和延安则是两个重要的抗战文化的中心。这些在上海之后形成的文化中心，都与撤离上海的文化人的加盟和推动有密切关系。正如冯乃超指出的：“第一次的疏散将上海的文化中心散做几个中心，上海留下一部分，其他的地点是广州、重庆、延安和一些前线要点”。（冯乃超：《武汉撤退前的文协》，《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3月27 日出版）从“八·一三”抗战开始，到上海沦为“孤岛”前后，大批的上海文化人散往全国各地，将曾经热闹一时的抗战文化，从狭小的亭子间、从繁华的大上海撒播到祖国的东西南北。
武汉文化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上海文化的一次阵地转移。虽然伴随南京国民政府的内迁，云集武汉的文化人也来自全国各地，但从上海撤离出来的上海人却占据重要地位。当时到达武汉的有影响的上海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胡风、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等团体组织，基本上都是以上海撤退下来的文化工作者为骨干，而且有些还是在他们的倡导、推动下成立的。典型的如“中华文化界全国抗敌协会”（即“文协”），就是由阳翰笙等人发起倡议、由胡风、冯乃超等人积极筹备组织成立起来的。“文协”机构成员中的骨干力量以上海来的文化人为多，45名理事中有胡风、冯乃超、巴金、郭沫若、阳翰笙、丁玲、胡秋源、楼适夷、郑振铎等，15名候补理事中有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等，共60人的理事会中上海文化人占着一大半，“文协”的机关报《抗战文艺》的33人编委会中，上海文化人也是绝对主力，茅盾、田汉、胡风、夏衍、成仿吾、冯乃超等人都加入了编委会。此外，由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是战时指导文化的官方机构，负有重要责任。这个机构也差不多是以上海文化人为核心。其中阳翰笙为主任秘书，下设3个处，田汉、 胡愈之分别任处长，洪深、杜国庠、冯乃超等任科长。当时武汉出版的一些刊物也与上海文化人有关，如1937年10月，胡风将《七月》迁到汉口，11月，田汉、洪深主编的《抗战戏剧》在武汉创刊等等。戏剧方面的影响更为显著，政治部第三厅于1938年8月以上海来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 将各地至武汉的流亡剧团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赴各地演出，使武汉为中心的地区戏剧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从上海撤退下来的电影工作者也进入了武汉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宣传抗战的新片子，推动了武汉的电影事业。
延安及其以它为中心的各革命根据地，是抗战文化轰轰烈烈开展的基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本来文化十分落后的延安地区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上海文化工作者对推动延安地区革命根据地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从上海先后来到延安的文化人有：丁玲、周扬、艾思奇、徐懋庸、沙汀、吕骥、贺绿汀、冼星海等人，他们很快成为延安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和基本骨干。1937年到1938年初，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部分队员陆续到达延安，中共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设立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 4个系，为活跃延安地区的文化和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延安地区文化发展中，许多艺术种类如电影、音乐、木刻、美术等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留下了上海文化人的辛勤劳动。延安的电影事业创始于袁牧之、吴印咸、陈波儿等人到延安以后。1938年9月，延安影剧团成立， 由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负责摄影。此后，延安的电影事业发展很快，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以及开垦南泥湾和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纪实性的片子，起了扩大宣传的作用。延安地区音乐的兴盛也受益于大批从上海过来的音乐工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周巍峙、吕骥、贺绿汀等人来到延安后，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等，极大地繁荣了延安的音乐活动。
上海文化人对新四军各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上海失陷以后，一批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等文化工作者投奔新四军华中根据地。先后前往根据地的有蒋天佐、许幸之、林淡秋、金人、艾寒松、黄源、戴平万、阿英、张宗麟、池宁、扬帆、何士德、丘东平、任钧等人，他们的加盟给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的抗战文化注入了活力。他们中有的担负起领导工作，如扬帆到新四军后担任华中局文委委员，领导戏剧及一般文化工作，此外，何士德、孟波等人也担任起文艺领导的职务；他们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各种文化活动，如阿英创作了《宋公堤》、《新四军军史》等作品，何士德创作了《新四军军歌》等歌曲，并于1939年办了一个文化训练班，培养作曲、指挥方面的人才，彭柏山创办了《文艺》杂志。新四军的抗大华中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以及江淮大学的建立，这批来自上海的文化工作者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把自己宝贵生命献给了建设新四军根据地的事业，如著名作家丘东平到根据地后，曾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副院长，不幸在一次敌人的轰炸中牺牲，还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任光等人。他们所作的努力，在华中根据地的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桂林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之一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以后。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香港的失陷使桂林的文化地位更为突出。一批曾经在上海工作过、生活过的文化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到桂林，为繁荣桂林的抗战文化充实了力量。田汉、夏衍、胡愈之、洪深、邵荃麟、唐槐秋和欧阳予倩等人都在桂林活动过，其中很多人还充当起主要的角色。这些文化名人的到来无疑给桂林这座小城市增色添彩，桂林能够一时成为文化中心也完全借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此外，由郑君里领队的“上海儿童剧团”、汪达之负责的“新安旅行团”也到过桂林，活跃了桂林的戏剧事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一年在香港等地外，几乎都生活在桂林，为发展桂林的文化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40年，他筹建了广西艺术馆，下设一个实验话剧团和一个桂剧团，演出了《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爱国剧目，深受欢迎。1944年，欧阳予倩还与田汉等人组织了一次西南剧展活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8省共28个剧团参展， 人数达上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剧展活动持续了3个月，声势很大， 在全国都有影响。由于地域的关系，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受上海文化的影响更明显。上海文化人在东南地区的活动相当活跃。如先后到金华活动的有杜国庠、邵荃麟、葛琴、骆耕漠、何家槐等人，另外，1939年春节前后，吴大琨率领的上海各界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流动演剧团、刘良模率领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服务团歌咏队、上海同济大学战时服务团近300 人来到金华从事文化宣传活动，使金华也成为战时抗战文化的一个据点。1940年成立了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书记的是邵荃麟，夏征农、钱俊瑞、冯雪峰等人为委员，团结广大文化人士，大力推进东南地区的抗战文化。在江西永安，黎烈文创办了改进出版社，集拢起一批文化工作者，出版《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战时民众》等刊物，还编印了“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思想家译丛”等近百种书籍，为东南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福建活动的有郁达夫、楼适夷等人，他们筹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文救周刊》等宣传物，发行宣传抗日的传单和漫画，为推动福建抗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东南地区与武汉、广州、桂林、重庆以及延安相比，文化的发展并不显眼，但是，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中，也同样留下了上海文化人耕耘的足迹，上海文化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南地区的文化。
重庆抗战文化中心形成于武汉失陷之后，因此，聚集重庆的文化人很多是从武汉转移过去的，实际是上海失陷后的第二次文化大迁移。原先从上海转到武汉的上海文化人大都到了重庆。他们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夏衍、于伶、石凌鹤、宋之的、郑君里、葛一虹等人。此外，由上海华联、明星、艺华、新华四大影片公司联合组成的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业协会也迁到了重庆，充实了大后方的文化力量。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云集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著名文化人士；然而，来自上海的文化人仍具有较强的实力。他们以丰富的经验在推动重庆抗战文化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尤以上海文化人疏散到各地重新发挥作用而见著，这是由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国内其他各地的抗战文化中心一般都在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失却以后才形成的。战争毁掉了上海文化的中心地位，但却遏止不了抗战文化的生长。新的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和调整的必然结果。上海文化人的撤离既是一场战斗的结束，又是下一场战斗的开始，他们离开了上海，又在其他的地方重新开辟战场，使抗战文化在新的基地上延续和发展，这个基本事实显示了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独特意义。上海文化对全国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孤岛”文化的影响就不小。“孤岛”文化是整个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租界的特殊情况，“孤岛”文化在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并不具有典型性或普遍意义，但是，“孤岛”文化的繁荣毕竟使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倍受鼓舞。
由于各地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环境不同，文化发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不可能一致。但不管有多大的差异，各地的文化工作者都以自己的努力，在抗战文化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几经变迁，多有波折，它有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也有过寂寞无声的消沉；它有过高涨潮的亢奋，也有过低落期的迷茫。尤其是在其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失却以后，一些新崛起的文化中心取代了上海的位置，站到了抗战文化的前沿，相形之下，上海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但这并不影响上海文化在全国抗战文化中的总体地位，因为上海文化不仅在“孤岛”和沦陷时期仍然艰难地生存着，而且更在其他各个地方的抗战文化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战争摧残下受到重创的上海文化，从其他地方抗战文化的发展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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