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关系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4)02-0036-03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大工业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且还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用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一种思想理论和实践运动，又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精华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替代资本主义的人类新型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世界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结构关系，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世界经济体系性质的转换，以及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角度，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进一步理解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缩小资本主义影响的重要途径。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演进中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时代的高度，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等基本矛盾的分析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预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最高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时，这个外壳就要爆炸，代之而起的将是新型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这种大革命，将实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1]此处阐释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下其生产力的发展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要高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条件要“充分”，只有“充分”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消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必然联系，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以上社会主义论断后，并没有因19世纪西欧社会主义未实现而束缚自己理论的发展，他们晚年研究了俄国等东方国家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马克思多次强调，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2]在此马克思强调俄国保留的农村公社是处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3]也就是说俄国是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间的联系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实现跨越的前提条件，否则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俄国是不可能实现跨越的。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4]。在此，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东方国家并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东方社会跨越的实现必须是以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为条件，这里仍然强调的是未来社会的实现是建立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同样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东方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是从世界历史及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出发，对人类未来社会更高层次的认识，说明在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纵向发展的继承替代关系，而且还存在横向扩散的互动互补关系，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整体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是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上的，充分估计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是全球性的运动，并肯定了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中，19世纪的法国曾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出现过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第一次大搏斗的六月起义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然而，六月起义以失败告终，巴黎公社仅存在了72天。历史说明，在欧洲尤其是法国那样的小生产占主导的社会，实现未来社会的条件是不“充分”的，这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验证，表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它存在的进步意义，是时代的主潮流。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主流处于非主导地位，但它同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因素，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量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欧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社会立法、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中间阶层的广泛兴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结构趋于稳定，欧洲进入相对和平时期。这些历史新现象无不反映出社会主义是推动欧洲事务的一种主要力量。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越出欧洲，更是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列宁、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由一种理论和实践运动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历史演进中的第二次飞跃。然而俄国并非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且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处，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新课题。
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性实践和理论创新，完成了由“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占主导到“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占主导的转换，前者的思想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后者的思想是从俄国的实际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列宁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飞跃；另一方面，它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将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处，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新经济政策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单一的社会占有制，承认社会主义还不能立即消灭商品和货币，承认市场和市场调节的客观作用。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环节就是发展商品经济，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在某一国家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实现社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着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6]根据俄国的现状，列宁进而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7]；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文化上、技术上的成就，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取得最终的胜利。”[8]这些论述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在对外关系方面，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联系的思想，“现在的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9]“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0]“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11]“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经济关系。”[12]列宁肯定了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世界市场的统一性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要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必然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对立又相协作的关系，这才是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苏联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一方面积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对外实行市场开放，把苏联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1922年参加热那亚世界经济会议，20年代中期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新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国际和平环境。
20世纪30年代，世界形势急剧变化，斯大林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作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化和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确立了以国家为核心，按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
二战以后，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并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演进中的第三次飞跃。然而斯大林沿袭固有的思路把“苏联模式”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完全对立起来，指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13]把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彼此对立的平行的市场，排斥资本主义，只在社会主义体系内交往，把社会主义体系孤立与封闭了起来。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工业化起飞的同时，否定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走上了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相悖的轨道，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整体中的力量对比逐渐处于劣势。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承认20世纪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不承认世界经济体系演化这一客观历史过程，不承认两种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从而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把市场经济排斥在社会主义门槛之外，制约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各自艰难的改革，走上了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加强的趋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东西方由冷战走向缓和，各自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欧美各国的社会化、国有化改革和苏东各国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与西方先进管理方法的探索，使意识形态的对抗减缓；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对立统一性加强，摈弃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倡导“相互受益性”的“共生”与“共存”；第三，作为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各自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导致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夭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负效应和损失，也给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邓小平从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认识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演进中的第四次飞跃。
邓小平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4]这里强调了中国的不发达，也就是说中国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这样的社会主义及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15]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6]“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基础上，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19]“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0]“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作为手段和方法定位，在思想上解除了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束缚，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必需的一种运行机制，打开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突破口，在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证了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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