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秀才》民谣的复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秀才论文,民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朝政混乱，社会动荡。当时选拔人才实行的是察举征辟制度。察举就是各级官员把他认为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士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官职。如果皇帝直接征召人才来做官，这叫征；各级官府的长官直接聘请人才到官府任职，这叫辟。这种制度是靠有权推荐聘用的官员的道德完善来运作的，但如果没有法规强有力的约束，在利欲的诱惑下道德往往是靠不住的，权钱交易、裙带关系之类的腐败自是难免，在政治混乱的时期尤其如此。因此当时推荐选拔出来的各类人才往往名不副实。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审举》中记载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文中引用的两首民谣对腐败的察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其中的第一首民谣，正反对照，语言警策，受人喜爱，后世多见称引。在大多数称引者看来，这首民谣语言直白，一读即晓，没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此诗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加解决，就会给我们的理解和引用造成失误。
首先是名称问题。此诗原无题目，今天的诗歌选本中编者自拟了各种题目，有的叫《桓灵时童谣》，有的叫《时人为贡举语》，有的叫《灵献时人语》，等等，比较混乱。根据古诗一般取首句为题的惯例，我们建议这首诗应该统一题为《举秀才》，以便称说。
接下来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自古以来，人们相信《抱朴子》的说法，认为是东汉桓灵或灵献时的作品，所以各种古诗选本无例外地把此诗列在“汉诗”之列，如清沈德潜的《古诗源》、今人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8)等。我们认为就《抱朴子》引用的文本而言，它不可能是东汉的作品。理由有三点。
其一，东汉光武帝名叫刘秀，所以东汉人为避讳而把“秀才”改称为“茂才”。《汉书·武帝纪》“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曰：“旧言秀才，避光武讳称茂才。”如《后汉书·宋弘传附族孙汉传》：“汉字仲和，以经行著名，举茂才，四迁西河太守。”此诗如果产生于东汉，应该说“举茂才”才合适。
其二，这首民谣是讽刺察举制度的。“寒素”作为察举科目是晋代才出现的。《晋书·世祖武帝纪》记载，晋武帝曾下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后继诸帝沿袭不废。《隐逸传·范粲传附子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乔供养衡门，至于白首，于是除乐安令。辞疾不拜。乔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纪瞻传》：“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荐举寒素时，有的官员认真负责，努力为国家求得人才。《李重传》记载：李重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李重认为霍原确为人才，便上奏晋惠帝，剀切陈辞，霍原最终以寒素选用。有的官员则狗苟蝇营，自然不会选拔真正的寒素。《王戎传》：“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清白”作为察举科目是东汉时期提出来的。《后汉书·孝和帝纪》“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李贤注引东汉应劭《汉官仪》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黄琼传附孙琬传》：“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晋代也以“清白”举人。《晋书·世祖武帝纪》记载，晋武帝在咸宁二年(276年)曾下诏要求郡国守相察举人才，“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孝友传·庾衮传》记载，庾衮为人正直，“于是乡党荐之，州郡交命，察孝廉，举秀才、清白异行，皆不降志，世遂号之为异行。”《隐逸传·范粲传附子乔传》：“乔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
既然“寒素”科目是晋代才设立的，汉代没有这样的名目，那么“寒素清白浊如泥”之语无疑出自晋人之口。
其三，“良将”作为选拔人才的科目，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魏国。《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晋承魏制，比较重视对“良将”的察举。《晋书·马隆传》：“兖州举隆才堪良将。”《刘聪载记》：“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赵王伦传》：“(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谢安传附奕子玄传》：“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既然汉代没有“良将”这一科目，汉代的民谣中不可能出现“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话，所以这句诗也应该是出自晋人之口。
我们注意到，《晋书》中常常将“举秀才”和“察孝廉”并举。如《孝友传·李密传》引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刘寔传》：“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刘颂传》：“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祖逖传》：“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甘卓传》：“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为吴王常侍。”《晋书》虽然是唐初官修，但材料来源于前代撰写的晋史及晋朝起居注等，所以有晋人用语特点。《举秀才》诗中“举秀才”和“察孝廉”并举的说法与《晋书》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举秀才》诗分明是晋代的作品，葛洪说成灵献时人语看来是靠不住的。
不过葛洪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也有一些真实的影子。这首诗流传的文本很多。《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记载的文本只有五句：“葛洪有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浊如泥。髙第贤良吝如
。”《册府元龟》卷八百三十二《总录部·规讽第二》所引与《新唐书》基本相同：“(袁)楚客尝致书规正元忠曰：‘葛洪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浊如泥。髙第贤良恡如蝇。’”贤良是汉代察举的科目之一，下面又分贤良文学和贤良方正两种，始于汉武帝。《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宣帝纪》：“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食货志上》：“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疏广传》：“广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后汉因仍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肃宗孝章帝纪》：“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孝顺帝纪》：“辛亥，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崔骃传》：“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周燮传》：“举孝廉、贤良方正，特征，皆以疾辞。”各地察举上来的人才要到朝廷参加“对策”考核，分出等次，然后根据等次授予不同的官职。名列前茅的人被称为“高第”，就是高等次的意思。《汉书·魏相传》：“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盖宽饶传》：“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后汉书·苏章传》：“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有些高第是由推荐官员直接确定的，无须经过对策的程序。《后汉书·蔡邕传》：“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党锢传·李膺传》：“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党锢传·刘儒传》：“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王允传》：“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司徒高第”指司徒推举的高第。由于察举来的人才有等次之分，所以文献中有“孝廉高第”、“贤良高第”、“文学高第”之类的说法。《汉书·胡广传》“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颜师古注引《续汉书》：“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书辄优之。”《循吏传·黄霸传》：“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路温舒传》：“内史举温舒文学高第，迁右扶风丞。”许多注本把《举秀才》诗中的“高第”解释成“高门大族”或“高门大宅”①，这是不熟悉汉代的选举制度造成的误解。看来“髙第贤良吝如(蝇)”的说法很可能就是从汉末传下来的，这表明葛洪的话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然而我们还不能把《新唐书》和《册府元龟》所引的文本看成《举秀才》民谣的原始文本，因为其中存在错乱和讹误。从押韵来看，“泥”和“书”无法押韵。从意义来看，“孝廉”指孝敬老人，品行端正，跟是否污浊关系不大。所以“浊如泥”应该是“父别居”的错乱。“书”和“居”都是鱼部的字，读来和谐上口。
“高第贤良吝如(蝇)”的韵脚字无论是(即蛙的异体)还是蝇，都无法跟“书”、“居”相谐，应该是后人改动的结果。唐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作：“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髙第良将怯如黾。”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八所引相同，末字都是作“黾”。黾指蛤蟆。《说文》：“黾，蛙黾也。”这个意义《广韵·耿韵》音“武幸切”，上古读明母阳部。古音鱼阳对转比较常见，如“卬”音转为“吾”、“章”音转为“著”、“庠”音转为“序”，等等。估计东汉时期“黾”有鱼部的读法，“黾”的韵尾-
(已经脱落，读作“蟆”。《周礼·秋官·蝈氏》：“掌去蛙黾。”《序官》郑玄注：“书或为‘掌去蝦蟆’。”“黾”写作“蟆”，可证。“蟆”大约就是为“黾”的音转而造的字。“蟆”为鱼部字，与“书”、“居”同韵。《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的引录虽然比较接近原始，但因后人不知“黾”有“蟆”音而作了改动。《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九唐张倚《对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策》(作于695年)作：“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龟。”“龟”为之部字，也不入韵，应为“黾”之形误，这也表明原文就是“黾”字。有些学者反而认为“龟”字正确。如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六《诗谈二编》：“《抱朴子》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晋书》作‘怯如鸡’，此误而妄改之也。黾本龟字之讹，言畏怯人之甚，缩头不敢出如龟也。泥龟本叶韵。”今人张永鑫、刘桂秋在《汉诗选译》中也认为“‘黾’为‘龟’之形误，作‘龟’是”。② 这是因不明古音而作出的错误选择。“恡”即吝的异体，有贪的意思。《后汉书·黄宪传》：“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李贤注：“吝，贪也。”蛤蟆常鼓腹而鸣，人们认为它贪食。《太平御览》卷四引东汉张衡《灵宪》曰：“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美丽的姮娥因窃食而变成蟾蜍。《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三《蟾蜍》条引唐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曰：“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辩惠。性嗜脍，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壻家食脍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罟家取鱼作鲊着按(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韲。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人们蛤蟆贪食的观念。俗语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有蛤蟆贪婪的意思。“高第贤良”通常会授予要职，本指望这些人能廉政为民，然而腐败的察举制度下上来的这些“高第贤良”们却比蛤蟆还贪婪，故云“高第贤良恡如黾”。
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恢复了《举秀才》诗的原始面貌，原诗只有如下五句：
举茂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贤良恡如黾。
汉代的民谣喜欢采用这种奇句三韵的形式，类似的民谣如：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后汉书·廉范传》)
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皇甫嵩传》)
《举秀才》诗的形式与这些民谣是一致的。
此诗流传到晋代，“高第贤良恡如黾”之恡有讹作怯的，贤良与怯懦与否没多大关系，而晋代察举“良将”，“良将”就有个勇怯问题，故晋人改为“高第良将怯如鸡”。
也许有人会问：晋人改“高第贤良”为“高第良将”或如其理，但为什么要改“黾”为“鸡”呢？原因在于晋代以来崇尚骈偶，晋人嫌末句孤单无对，便在其前面加了“寒素清白浊如泥”一句，为了跟“泥”押韵，便把“黾”改成了“鸡”。“泥”和“鸡”《广韵》中同在“齐”韵。《北堂书钞》卷七十九《秀才》及《乐府诗集》卷八十七所引《举秀才》诗只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四句，这是嫌末句孤立无偶而删掉了。一加一删，都是为了满足诗句成双的审美需求。明方以智《通雅》卷二《疑始》对“黾”字改“鸡”有这样的看法：“《说文》有
字，水虫，人食之，今人称蛙为水鸡、田鸡，是其字也。奚即蛙音，此为重文。《晋书》改鸡，亦字之讹也。凡夫则并以‘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为青蛙之声。”《广韵》音“胡鸡切”，与“鸡”音近。或许“黾”在晋代也有读如“鸡”的情况，所以写成了“鸡”。然查无实据，聊备参考。
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五《字学类·黾音蔑》云：“《抱朴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髙第良将怯如黾。’泥音涅。《后汉书》引《论语》涅而不缁，作泥而不滓，可证也。黾音蔑。《尔雅注》引黾勉从事，或作蠠没，又作密勿，可证也。泥音涅，则黾当音蔑。黾或音密，则泥当音匿。古音例无定也。《晋书》作‘怯如鸡’，盖不得其音而改之。”“黾”固然可以“音蔑”(确切地说是“音密”，“蔑”是月部的字，上古时期与质部的“涅”还是难以谐韵)，但“音蔑”之后“黾”就不是蛤蟆的意思了，而是勉力、努力的意思，照此理解，诗意不通。所以此说难以成立。杨慎不知此诗把不同时代的字句杂糅到一起，其说之牵附也就难免。
另外，杨慎称《晋书》作“怯如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8)卷八《汉诗·杂歌谣辞》下亦云：“《晋书》引作：‘举秀才，浊如泥。举良将，怯如鸡。’与此不相同。”今遍检《晋书》，并无此文，不知杨、逯二氏何所据而云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抱朴子外篇》作：“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却”是“怯”之形误。“孝行”是“孝廉”之臆改。从汉至晋，察举人才的科目名称都是“孝廉”，而非“孝行”。“寒清素白”为“寒素清白”之臆改。
《举秀才》诗的历史演变启示我们，后世文献中记录的前世歌谣很难看成是产生时代的原貌，民谣跟神话传说一样是变动不居的，这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把最早见于《礼记》的《蜡辞》看成伊耆氏(或说神农，或说帝尧)时代的谣辞，把最早见于《吴越春秋》的《弹歌》看成原始狩猎时代的歌谣，把最早见于《帝王世纪》的《击壤歌》看成帝尧时代的歌谣，我们认为都是靠不住的。
注释：
①如《古代民歌一百首》，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汉魏南北朝诗选注》，84页，北京出版社，1981。
②《汉诗选译》129页，巴蜀书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