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近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民族在与其它民族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其它民族判然有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性，于是产生了民族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意识往往带上阶级的印记，许多阶级意志和阶级矛盾都以民族的方式表现出来，企图以煽动和加强民族意识的手段达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目的。因此，民族意识就有了深究的必要。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不断加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显得尤为明显。
一、爱国主义·中国免遭完全沦亡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列宁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见民族问题方面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斗争的发生，民族国家的独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频繁，民族界线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确立。”[1]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往，这无疑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经济文化的交往和日益接近，不是出于自愿，不是通过各民族间合作的方式，而是以强制的手段，即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各民族联系、交往的过程与这种交往的方式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列强入侵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国，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对主要的社会矛盾而贯穿整部近代史，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屡屡兵戎相见。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自发进行了英勇抵抗，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运动无不带有反侵略的民族色彩。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了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同时又将这些破产者的生产资料通过货币利润的形式集中到自己手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象英法等国那样依靠海外掠夺来积累，相反却遭受其它国家的掠夺，成为它国资本的源泉，故欲求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首先必须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小农经济的破坏，无疑是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述诸种情况说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各阶级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在民族的旗帜下站到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于是民族现象暂时掩盖了阶级现象，民族利益暂时掩盖了阶级利益，民族意识暂时掩盖了阶级意识。
民族意识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往往比阶级意识更加敏感，更为强烈。因此，遭受外敌入侵时，民族利益有时可能比阶级利益更具有广泛性和共同性，这时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朴素的爱国主义。可以说，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无一不和爱国主义的推动和鼓舞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勿庸置疑，近代中国历史上，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民族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也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而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与甚至领导了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如林则徐、魏源、关天培、姚莹等。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帝国的民族意识，是近代中国免遭完全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封建排外主义·中国的落伍
民族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时又具鲜明的阶级色彩。同一个民族，包含着不同的阶级，社会成员参加民族运动和民族斗争不只是为了民族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阶级的利益，并且往往给阶级利益戴上民族利益的面具。在这里，民族利益是手段。近代中国也是如此。由于各阶层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表现民族意识的，因此，爱国主义在不同的阶级里其实质又有所不同。
封建统治阶级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它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这种“爱国主义”除了抵制外国政治侵略的一面，还包括了阻滞“西学东渐”，维护封建的民族文化的“纯洁性”，闭关锁国等内容，从而表现出民族闭塞性和隔绝性、封建排外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封建排外主义实际存在着不同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独立的要求，同时也是地方阶级借用“排外”的口号以维系整个民族的力量，所谓“举全国之全力抗外以自保。”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意识能够突破阶级意识而在人们的观念中占主导地位。中国近代的封建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它阶级的反侵略力量结成暂时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利用人民的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另一方面以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转移阶级视线，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如义和团运动中，一段时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利用，就是明显一例。
其二是针对外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近代中华民族的“外患”已不是“金戈铁马”的游牧民族，而是拥有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经济实力的西方列强。要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就必须“夺夷所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为一部分封建官僚所重视，最早如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洋务派则在实践上兴办洋务以求“自强”。然而，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尽管不乏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西学呼声，但占上风的，则始终是封建排外主义，是闭关锁国。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闭塞的小生产方式是产生排外主义的经济基础，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而排外主义的思想文化，则是来自于对西方文化的恐惧。
马克思在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的世界形势时说：“资产阶级现已榨取着世界市场，于是就使一切国度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抽掉了工业肢下的民族基础，”“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3]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过程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为了开辟广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通过物质生产和消费国际化，更方便其对外掠夺。但在向世界各地渗透、扩张的同时，他们先进的文明也或多或少地传到各国。
中国与西方早有往来，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渐渐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中国小农经济和落后的民族工商业面前显示出强大的优势，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对其刮目相看，并以各种方式了解西方，西方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刚刚出世的民族资产阶级从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偶像和理论依据，并试图植西学于中国。然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这个天敌自然是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以发达的生产力来证明其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民主政治对封建主义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因此，封建主义总是视资本主义如瘟疫，以披上民族外衣的封建文化堂而皇之地抵制西方文化，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
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顽固派是最典型、最完全意义上的排外主义者。正如梁启超所批判的：他们是一伙瞢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整天死抱着“古圣先贤”“祖宗之法”不放，视西方的生产技术为“奇技淫巧”，西方的文化思想为“异端邪说”。鲁迅先生曾以嘲讽的口吻描述封建守旧分子：“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这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才是爱国……。”[4]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拒绝学习借鉴人类先进文明成果，把自己民族与其它民族隔绝开来，闭关锁国，其结果显然是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近代中国的落伍，教训是深刻的！
三、民族主义·中国的近代化
十五、十六世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从此西方国家经过二百年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而此时中国社会还没走到新的历史变更线，资本主义虽已萌芽，但只是社会的副产品，并且备受封建主义的压抑和摧残，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子相对放慢了。中国的统治阶级醉心于田园的安谧和宫庭的歌舞升平，待到列强的刺刀逼至咽喉，便不知所措。封建统治者起初还用“排外主义”为武器挣扎一番，但历史的发展表明，排外主义除了使中华民族更加愚昧落后，从而倍受帝国主义欺凌宰割外，别无它用。封建统治阶级在无可奈何之下，便转而与帝国主义相妥协、相勾结，割地赔款，出卖主权，以求苟延残喘。于是，中国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开始落入资产阶级之手。
中国资产阶级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担负起领导责任的。它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维护民族生存。资产阶级抛弃了封建的排外主义政策。他们继洋务派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之后，又选择了学习西方精神文明的道路。此外，他们还承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族力量摆脱外国奴役的根本方法。他们认为欧洲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盛行：“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冲激而成……”。既然民族主义是欧洲各国强大的原因，那么中国要抵制外国侵略，也就要靠民族主义了。于是，民族主义被资产阶级视为救亡御侮的不二法门。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又是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其内容是在民族利益招牌的掩护下，鼓吹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宣传民族歧视和对其它民族的憎恨。而在近代中国，以民族主义表现的民族意识，则与其它许多国家的被压迫民族一样，含有反侵略的内容。对此，梁启超是这样来谈民族主义的：“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各独立自治，组织完全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国之独立。”[5]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而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则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之分，表现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也是各有其特色。“满汉不分，君民一体”是改良派民族主义的特点，这种民族主义割裂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关系，它无视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事实。正如改良派人物黄遵宪所说：“今日之时，今日之势，诚宜合君臣上下，华夷内外，踔厉奋发，忧勤兢惕，冀同心协心，联合大力以抗拒内外。”[6]在此指导思想之下，于是有戊戌维新的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民族主义之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革命派将民族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原因是“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不仅如此，清政府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吾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7]据此，革命派认为：“故欲避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8]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之下，于是有辛亥革命的爆发。
但是，戊戌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表明：尽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通过一系列的运动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民族主义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成为完全独立、富强的近代化国家，无力阻止中国沿着殖民地化的道路继续下滑。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及其与封建主义的关系认识不十分清楚，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改革和推翻满清政府，放松了对帝国主义的警惕，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如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后一再许诺保证列强在华利益，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从而模糊了斗争视线。其次，在用民族主义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时，他们又虑及正在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对它的威胁，同时又不敢团结广大的农民阶级，对农民的利益不予重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恰恰是农民问题。农民拥有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如何直接决定革命的成败。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便将农民的土地问题束之高阁，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阶级的利益问题。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失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势单力薄，自然抵挡不住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于是，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或向隅而泣，心灰意冷；或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即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路。中国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开始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大众唤发出强烈的民族自强、自立意识，勇敢地起来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国从此不断走向光明。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页。
[3]《马恩选集》（两卷本），第12页。
[4]《鲁迅全集》卷六，第82页。
[5]梁启超《新民论》。
[6]《新民丛报》第二十四期。
[7][8]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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