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族与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是一个袖珍型的社会单位。相对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以及专业同行等各种共同体，家族的规模微不足道。尽管如此，这个社会单位内部却隐含了繁多的戏剧性因素。无论是忘我的挚爱、激烈的财产争夺还是不动声色的钩心斗角，家族舞台展示的人物性格远比公共空间充分。这显然是文学持续注视这个社会单位的首要原因。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到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家族内部线索分歧的恩怨情仇造就了庞大的情节体系。尽管“家族”正在成为一个衰减的概念，但是，文学对于这个社会单位的迷恋依然如故。
许多思想家倾向于认为，家族曾经在古代社会的政治或者经济运作之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继而在历史的某些段落成为国家的胚胎。尽管“家”与“国”之间的结构对称随着国家的强大和成熟而逐渐减弱，但是，二者的呼应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例如，父子之间的“孝”赢得了与君臣之间的“忠”相提并论的资格。“无君无父”是性质相仿的罪名。如果说，弗洛伊德描述的父子冲突仅仅聚焦于家庭内部性的争夺，那么，父子与君臣的对举则敞开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观念通道。这时，所谓的“孝悌”不仅有助于巩固家族的伦常秩序，而且象征性地扩展为一种令人称道的政治品德。简言之，“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同出一源，孝即政治。
现代性的冲击波对于家族的聚合功效产生了巨大的震荡。进入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单位愈来愈多地陷于瓦解状态。家族解体的历史原因很多，现代社会的众多表征共同推波助澜，例如发达的交通体系，人口的全球流动，城市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昌盛的商业制造出的新型社会关系，服务行业的崛起与介入，如此等等。这一切无不汇聚为某种醒目的文化倾向：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开始挣脱家族的桎梏成为独立的主体，恋爱自主通常成为个人与家族交锋的第一场战役。“出走”的故事骤然开始盛行，这些故事犹如许多作家的“夫子自道”。“我是我自己的”，鲁迅借助《伤逝》的女主人公表白了一个时代的宣言。当然，个人挣脱家族的桎梏交织在现代社会的痛苦分娩之中。现代社会的独立精神、财富积聚、市侩气息、带有血污的利益瓜分以及伦理道德的剧烈摇摆无不投射到家族内部，并且因为血缘关系的撕裂而形成了巨大的恩怨波澜。巴金的《家》如同一个典型的标本。年轻一代再也不愿意充当家族的殉葬品，然而，他们的叛逆、决裂和投奔广阔天地无不伴随着家族成员的曲折纠葛。激烈的冲突和对立背后，负疚、伤感、猜忌、悔恨、悲哀等等各种隐秘乃至微妙的情绪构成了纷杂的伴奏。栩栩如生地展示家族内部隐藏的各种紧张、矛盾和复杂博弈，这是文学由来已久的兴趣。历史话语和社会学倾向于从外部描述家族如何承担一个社会的零部件，文学更乐于解剖家族的内部构造出现了哪些意味深长的异动。
20世纪文学首先聚焦的是家族认同的中断。家族成员开始甩开血缘关系的掣肘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半径。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知识分子闯出了死水一般的深宅大院，历史慷慨提供了新型的社会空间。如果说，巴金《家》之中的觉慧仅仅显示了破门而出的勇气，那么，到了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蒋纯祖们迅速熟悉了大门之外的历史节拍。作为启蒙思想的受惠者，这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天然地倾心于民主、进步和革命。广义地说，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新生代。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的驳杂观念仅仅造就了泥沙俱下的革命。仅仅以摧毁家族的权威体系为己任，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短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中，“阶级”必须取代“家族”而晋升为革命的核心范畴。追溯无产阶级革命的起源，启蒙思想之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并不彻底。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阶级”关系的组织功能远远超过家族的血缘关系。相对于家族的姓氏族谱，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犀利武器：经济地位的极端悬殊形成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妥协的对抗，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力行动。因此，为了占领家族势力后撤而遗留的文化真空，阶级意识必须尽快地覆盖个人主义话语，从而完成一个新型的革命理论衔接。这个意义上，梁斌的《红旗谱》隐含了历史叙事的转换。《红旗谱》之中，朱家、严家以及他们代表的锁井镇穷苦村民与恶霸冯兰池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然而，激烈而漫长的家族角逐之中，朱、严两家始终处于失败的位置上。《红旗谱》力图表明一个真理：只有当家族势力的较量汇入阶级大搏斗的历史洪流之后，穷人才能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获得真正的解放。
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历史叙事似乎解决了全部问题。启蒙思想以及个人主义话语是革命历史的初级阶段，阶级意识的觉醒是革命历史的成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成功仿佛证明，阶级是一个坚固的同质整体，家族仅仅是一个被动地接受阶级支配的次级范畴，家族对于革命历史的贡献或者阻碍可以如数地记录于阶级的账单之上。历史的图景如此清晰，所有的历史叙事背后无不隐藏铁一般的必然逻辑。
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逻辑遭到了某种质疑。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想象会不会过于简单了？过于简单的想象不仅无法洞悉革命的艰苦卓绝，无法洞悉革命的巨大代价之中包含了痛苦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牺牲，也无法洞悉诸多损失背后普遍的观念错置，以至于再三重蹈覆辙。因此，尽管这种想象时常被视为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文学不再持续地随声附和——暗礁不会因为绕开而消失。当文学重新讲述一个个家族故事的时候，某些遭受遮蔽的内容开始陆续浮现。
挑选张炜的《家族》作为谈论对象，显然不仅仅因为小说的标题。这一部小说仿佛是一个挑战：“家族”突然冲出了习以为常的历史解释，显示出始料不及的意义。《家族》的开始与许多小说大同小异：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许多大家族的年青一代纷纷卷入，倾情表演。家族内部的反抗仿佛是一个引子，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终于冲出牢笼与革命相互携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家族》的故事渐渐游离了旧辙，难堪的结局尖刻地嘲笑了最初的幼稚激情。这时，历史显现了某些未为人知的沟壑。当初，尽管“娜拉走后怎样”显示了鲁迅始终如一的深刻怀疑，但是，这个命题的反响相当有限。呐喊必将听到回音，反抗必将赢得世界，乐观的气氛从未消失。对于巴金的《家》来说，潜在的乐观埋藏于巨大的悲愤背后——未来只能属于叛逆的年青一代；对于《红旗谱》来说，无可置疑的乐观寄寓于坚定的政治信念——无产阶级终将执掌历史。然而，到了张炜的《家族》那里，事情不再如此清晰。叛逆、反抗与革命似乎没有抵达预设的终点。历史揭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事实：正义的革命冲动并不能证明完善的革命实践。后者时常挣脱纯粹的理想而兑入了残忍、狡诈、嫉妒、报复、失信、阴谋以及实用主义的投机。革命领袖曾经告诫人们，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可能温文尔雅，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剧烈的阶级对抗。所以，只有迂腐的书生才会把革命幻想为没有血污、尸体和尔虞我诈的公正游戏。尽管如此，这种疑虑的分量仍然持续地增加：如果革命实践的负面因素大幅度膨胀，革命的魅力会不会急剧缩减？如果革命的理想蓝图不断地延宕，如果残酷的操作手段逐渐形成司空见惯的日常，那么，持续的异化和颠倒终将危及革命的信念——人们根据什么相信，污浊的沼泽背后必定存在一片祥和的高地？这时，那一批放弃了家族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当初预期。打碎家族的专制枷锁而奔向革命，这种举动隐含了一个许诺：抛弃家族生活必将赢得更为理想的社会。然而，如果不信任的氛围弥漫始终，如果囚禁、虐待和杀戮是革命之后的当然待遇，那么，这个许诺不啻于自欺的幻觉。《家族》异常地在情节的缝隙穿插了许多抒情段落。在我看来，叙述者充沛的抒情能量来自理想破灭而产生的内心落差——叙述者的大部分抒情决绝地从人间情谊转向了大地和草木。
《家族》记述了曲、宁两个家族知识分子令人唏嘘的遭遇。曲府主人公曲予的革命是从一个似曾相识的情节开始的：少爷爱上了母亲身边的丫环；由于父母的固执反对，少爷带上丫环离家私奔。老一辈人去世之后，他们重返曲府当家作主，并且对家族传统进行了彻底改造。他在家族生活之中的威望完全来自人格魅力而不是“主人”的身份。这种魅力不仅击穿了主仆的隔阂，而且无意地获得了另一个女佣的爱情——这个女佣始终与他的妻子亲如姐妹。作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曲予在自己创办的医院里救助各种病人；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暗中协助共产党地下组织。无论是与父母决裂、免费替穷苦人诊病还是营救被捕的革命人士，人格平等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当然，曲予仅仅完成了一个开明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人格平等理念来自文化知识的启蒙而不是阶级意识的产物。尽管曲予对于革命的援助功不可没，然而，他仅仅被视为一个同路人而不是阶级战友。曲予在革命成功之前及时地倒下了，否则，他的后半辈子遭遇不会比妻子和女儿好多少。按照阶级的标准，启蒙思想不可能有效地改造政治血缘——他曾经拥有的显赫家族是一个永不消退的难堪烙印。
宁府的革命者宁珂比曲予晚一辈，并且成为曲予的女婿。与曲予相似，他也是从知识之中获得革命的种子，继而背叛自己的家族以及从属的阶级。宁珂成了革命武装的一员，曾经出生入死，然而，这些经历无法换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真正信任。宁珂多次动用显赫的家族势力协助革命者，尽管如此，显赫的家族仍然是他一辈子甩不下的厄运。没有人相信伟大的政治理想可以中断家族的血脉，接受阶级的报复是宁珂的宿命。宁珂的功劳曾经为他赢取了一个不小的官衔，而这个官衔又是他遭受双倍惩罚的潜在理由。
当然，对于宁珂的真正折磨是愧对族人。父亲远走，母亲谢世，他自幼由叔伯爷爷宁周义和他的四姨太阿萍奶奶抚养成人。尽管宁周义曾经冒险搭救宁珂的革命同事，但是，由于政治主张的分歧，他还是被视为革命的敌人。令宁珂难以接受的是，革命同事竟然瞒着他拘禁阿萍奶奶为人质，继而诱捕了宁周义。上级指令宁珂加入审判宁周义的法庭，这如同一个苛刻的政治考验。宁珂必须参与宁周义死刑的签署，并且将自己的作为告知阿萍。故事显然只能以悲剧收场：不仅阿萍奶奶只身返回遥远的南方，而且，磨盘一般的负疚一辈子压在宁珂的内心。
宁珂的故事迟早会诱发一个疑问：革命是否必须蔑视个体的复杂情感？《家族》之中的许予明是一个骁勇的革命者，同时拥有强烈的男性吸引力，许多为之倾倒的女性并非同一个阶级阵营的战友。多数情况下，跨阶级的爱情短暂地一闪立即熄灭。爱情形成的个人联盟如此坚固，跨阶级的爱情可能严重地扰乱革命队伍：违纪、泄密和背叛的案例并不鲜见。政治与爱情不可两全，这是阶级对决的环境里难以避免的悲剧。许予明四处留情，终于撞上了铁的纪律。他与一个残忍的女匪“小河狸”儿女情长，“小河狸”冒死来到了革命营地自投罗网。许予明无法劝降，“小河狸”被公开处决了。革命显然不能为这个可悲的结局负责。但是，没有人对于爱情的毁灭惋惜，没有人同情许予明遭受的痛苦煎熬——任何逾越阶级界河的欢愉和痛苦都不可能得到丝毫的尊重。如果说许予明相当程度上咎由自取，那么，这种观念可能在某些时刻突然显出残酷的一面。例如，强迫阿萍奶奶充当诱饵，或者强迫宁珂判处宁周义的死刑，人为地加剧亲人之间的摧残是不是隐藏了报复的隐秘快意？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革命时常取笑温情脉脉的面纱，犹如阴谋家取笑妇人之仁。宁珂的革命同事不惮于冒犯世俗道德，对于忘恩负义或者狭隘多疑之类的抨击无动于衷。这种观念始终隐秘地流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宏伟的历史目标可以赦免手段的不义，例如血腥、失信、欺骗、心狠手辣，如此等等。不少知识分子嫌弃革命洪流的污浊混乱，这种精神洁癖往往追溯至他们的初始诉求。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多半始于启蒙思想，个体的道德完善成为拒绝不平等社会的第一步。他们的观念之中，各种形式的侵压和尔虞我诈无不源于人格缺陷。然而，当革命携带的是整个阶级的诉求时，道德分析不得不让位于政治经济分析。阶级利益的完整实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必要时可以启动多种激进的手段。无数蝼蚁般的草民争取起码的经济利益时不可能遵循文质彬彬的风度，过激行为几乎不可避免。考虑到大是大非的阶级对决，局部的污浊混乱可以忽略不计。知识分子如同一帮庸人喋喋不休地纠缠所谓的“程序正义”，他们的狭窄视野无法容纳气势如虹的革命规模。历史可以证明，革命依赖的是呼啸而至的草民集体，而不是几个热衷于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不择手段的成功仍然留下了潜在的后遗症。革命阶级的道德质量总有一天将和革命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如果“阶级”名义庇护下的种种不义和投机屡屡获利，那么，这些手段演变为常规之后就可能造成革命内部不可愈合的溃疡，甚至动摇革命的全部意义。《家族》之中的主人公“我”在研究所的遭遇隐含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卑劣的伪君子总是如此轻易地名利双收？革命的初衷之一不是造就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生活吗？
“我们家以全部的热情、生命和鲜血投入的这份事业成功了，胜利了；但我们一家却失败了。”这是曲予女儿的心酸总结。革命开始的时候，曲府和宁府子弟不约而同地甩开了家族而皈依革命阶级。然而，多年以后，他们并未如愿地分享革命阶级的胜利。他们没有料到革命同事的负心，一些人的心胸和道德操守甚至还不如他们所憎恶的对手宁周义。曲予和宁珂无不仰仗自己的人格赢得了众多家族成员的敬重，而这种人格对于阶级共同体无法奏效。阶级的视角会不会带来另一些盲区？
这个问题的考察将要围绕家族之中某些重要角色展开。这些角色在文学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见证。
父亲在文学之中的位置如此显赫无疑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关。弗洛伊德的著名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即是借助文学名著予以命名。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弗洛伊德主义精心地提示人们关注故事情节的隐秘部分：围绕父亲的位置出现了种种曲折而隐蔽的紊流。另一些时候，“父亲”也可能介入文学风格的解释。一般认为，弗·卡夫卡的梦幻、孤独、孱弱必须追溯到父亲形成的压抑。卡夫卡的父亲魁梧强壮，声音洪亮，自惭形秽的卡夫卡只能沉溺于奇诡的想象，以白日梦替代屡屡受挫的生活。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中，“父亲”的威严形象开始遭到冒犯。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的威严植根于家族体系结构。父亲通常充当家族之中的轴心人物，大权在握，伦常与孝悌是维护家族体系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后辈子女必须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忤逆不孝”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罪名。如果一个家族几代同堂，最高长辈执掌权柄——他是所有父亲的父亲。巴金的《家》中，病榻上的高老太爷仍然说一不二，行使绝对的统治。至少在当时，父权的滥用成为一个普遍的灾难。鲁迅曾经撰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阐述父亲对于子女的职责：“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将压制子女的父权高压转换为一种庇护，甚至不惜为之自我牺牲，这是鲁迅心目中父亲的理想形象。
当初或许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威严的父亲形象很快消失了②。父亲在文学之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家族解体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父亲权威的寄存空间急剧压缩。通常的抚养和日常监护之外，家族不再额外赋予什么。“父为子纲”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传统的儒家文化信条几乎同时失效。这时，鲁迅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形象再度遭到了挑战。如果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引述的是启蒙思想，那么，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意味深长地提供了一个失败的例证。《活动变人形》借助倪藻的目光显现了父亲倪吾诚的形象。倪吾诚无限崇敬西方文明；从笛卡尔、康德、科学实验到刷牙、跳交际舞、昂首挺胸的步态，西方文明是冲出愚昧传统的指南。尽管倪吾诚对于自己的家庭生活毫无兴趣，但是，他至少可以接受这种父亲的理念：守护子女个性是父亲的责任，子女有权利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之中。令人悲哀的是，倪吾诚的所有理念都被世俗的日常撞得粉碎。他的妻子静宜气势汹汹地质问：钱呢钱呢钱呢？没有理由过多地埋怨静宜的粗俗。对于倪吾诚置身的社会说来，他所憧憬的西方文明的确是一些格格不入的空洞词藻。西方文明的启蒙缺乏足够的经济后援与政治制度的支持。不论倪吾诚拥有多少远大的社会理想，他的家庭令人绝望。在妻子、岳母和大姨子三个女人夹击下，倪吾诚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倪藻的心目中，倪吾诚既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又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可怜虫。
倪吾诚的无能和软弱引起了倪藻的不屑，然而，另一个儿子对于父亲的轻视已经包含了政治信念的支持——我指的是柳青《创业史》之中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关系。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继父，他们曾经对发家致富的前景持有高度的共识。梁生宝力图接续梁三老汉未竟之愿，依靠自己的汗水和土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盖起瓦房娶妻生子，实现庄稼人朴素的梦想。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之后，梁生宝成为积极的先锋。不论是土地观念还是劳动组织方式，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的冷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梁生宝的远见。这时，梁三老汉终于心甘情愿地加入儿子的阵营。这是父子之间罕见的胜负颠倒。
如今看来，梁生宝的远见遭到了历史的遗弃，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中止多时。从历史后果的呈现上，与其说梁生宝率领梁三老汉赢得的是历史的肯定，不如说他们先后顺从了社会权力的倡导。革命造就了“无父的一代”。他们投身于阶级大家庭，共同景仰无与伦比的政治领袖；同时，他们对于家族体系之中的父亲兴趣索然。《红灯记》之中李玉和的家庭组织是一个阶级共同体的标本：家族的血缘联系远不如阶级情义牢固。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之中的父亲仍然没有恢复名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一批小说只有坚忍的母亲而父亲原因不明地缺席；对于韩少功的《鞋癖》来说，失踪的父亲是一个谨慎忍让的弱者而不是叱咤风云的豪杰；那些倾心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仅仅出现一些漫画式的父亲形象，胆怯、猥琐、迂腐同时又虚伪；一些作家的不满逐渐从父亲扩大到父辈，例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另一些作家宁可绕过父亲而向祖父表示敬意，例如莫言的《红高粱》，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总之，家族的颓败与父亲在文学之中的失势是前后呼应的文化症候。
从巴金的《家》到“无父的一代”，二者之间存在大半个世纪的颠簸路段。根据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白鹿原》，人们无妨推算，白嘉轩或许是文学之中最后一位热衷于家族事业的父亲。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农民。由于白鹿原上的大儒朱先生悉心指点，白嘉轩的使命就是修身齐家。他制订家规乡约，并且以祠堂为中心治理白鹿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阶级”这个概念，白嘉轩与家里的长工称兄道弟，不分彼此。他的心目中，威胁家规乡约的强大对手是放纵的力比多——这种力比多有时是觊觎财物的贪婪，有时是坠落的性欲。他对于鹿子霖的投机嗤之以鼻，这是“家风不正”的表征；女人与性不啻万恶之渊，妖娆地引诱了黑娃和白孝文的田小娥是白嘉轩心头的难解之恨。遗憾的是，白嘉轩的一片苦心仅仅赢得了寥寥无几的响应——除了粗野的黑娃。当初的黑娃因为仇视白嘉轩的挺拔身板而设法打断了他的腰杆；多年以后，这个不肖子弟浪子回头，躬身跪倒在祠堂里三叩九拜。尽管如此，白嘉轩始终无法明白，迷途知返的黑娃为什么还是逃脱不开现代政治制造的杀身之祸？更为难堪的是，为什么白、鹿两家的其他子弟再也不在乎“耕读传家”的古老训诫，纷纷卷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他们甚至不屑于和白嘉轩争辩是非，计较短长。的确，白嘉轩既不能接受层出不穷的各种时髦口号，又不清楚新型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包围了白鹿村，年青一代毅然甩开了家族的枷锁而投身于革命洪流。白嘉轩没有意识到，他被他所制订的种种家规乡约隔绝在河岸的这一边，等待他的是家族制度的最后枯萎。
《白鹿原》犹如补上了空白的一页：一个依附于封建意识的父亲如何走过最后的日子。如果说，封建意识崩溃之后的阶级、革命以及种种崭新的政治文化无一不是现代性的特殊产物，那么，文学已经提早几十年写出了《白鹿原》的众多续篇。《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以及《许茂和他的女儿》等小说无不证明，白嘉轩式的父亲已然寿终正寝；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父亲”逐渐成为年青一代的绊脚石——整个社会狂热激情的奉献对象只能是伟大的政治之父。
对于文学说来，慈母的形象似乎从来不会过时，绵延的历史怎么可能动摇伟大的母爱？因此，作为一种话语修辞，“母亲”的象征涵义相当稳定。首先，繁衍、生育和富饶肥沃的涵义汇聚为“地母”的原型，“母亲”的修辞表述了无尽的原始生命力。“母亲”与“土地”的互为隐喻比比皆是。如果说，原始的生生不息隐含了不可摆脱的血缘秩序，这时，“母亲”的修辞时常从“家族”扩张至“民族”或者“国家”。由于“母亲”形象的比拟，“土地”、“民族”、“国家”这些抽象的概念拥有了强烈的感情风格。母亲形象的另一个涵义即是慈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舐犊之情几乎是所有母亲的本能。纯粹和无私的母爱几乎是母亲的同义语。当然，某些著名的母亲远远超出了亲子之间的溺爱，她们的母爱包含了成功的励志教育，例如“孟母三迁”或者“岳母刺字”。
相当长的时间里，性别歧视把女性贬为“第二性”。男尊女卑的意识观念之中，诸如“夫为妻纲”或者“红颜祸水”等等观念不绝如缕。有趣的是，这些观念接近母亲形象的时候突然消失了。慈母之爱拥有某种特殊的圣洁，男尊女卑的观念无法产生重大的干扰。当伟大的母爱催人泪下的时候，荡妇和妓女的形象退避三舍，性别歧视主动收敛锋芒。慈母的形象突兀地超越了面目模糊的女性整体，如同一个独立的存在。
然而，这些一厢情愿的修辞幻象无法真正维持。无情的历史从来没有给母爱划出一个免受干扰的特区。大多数真实的母亲无法逃离性别歧视的袭击，舐犊之情不可能像真空包装的罐头，所谓的慈母形象不得不挣扎于血腥、污秽和频繁的杀戮之中——莫言的《丰乳肥臀》顽固地迫使人们正视这个事实。这一部小说想象奇诡，叙述语言茂密蓬勃，高密这一片土地上的历史既传奇又残酷。这一片土地上的母亲形象并不是浪漫剪影，悬空飘浮；她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漩涡，备受煎熬。
《丰乳肥臀》的母亲称之为上官鲁氏。不管是娘家还是夫家，有姓无名表明了女人的附属地位。男尊女卑意识对于母亲的强大压力是，必须生出一个延续香火的儿子。上官金童出世之前，母亲生养了八个女儿——这是她饱受各种凌辱的全部理由。母亲即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的责任是带来家族的男丁兴旺。否则，她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母亲生养第八胎的时候难产，婆婆和丈夫宁可照看一头同时临产的驴子也不愿意为她做些什么。母亲的婚姻与爱情无关，促成她嫁到上官家的是一头骡子的聘礼。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母亲生养的八女一男都无一不是“借来”的种。《丰乳肥臀》企图叙述的即是，一个如此粗鄙的村妇身上却隐藏了不竭的母爱。
《丰乳肥臀》这个标题始终因为艳俗而招惹非议。由于强大的道德禁忌，大多数作家对于性的主题望而却步。作为这个尴尬主题的组成部分，乳房是文学的半个禁区。然而，《丰乳肥臀》并没有走多远。母亲的乳房意象并未显示过多的性意味。乳房被视为哺育的器官还是情色的器官，这一度是女性躯体规训的分歧③。然而，《丰乳肥臀》并未卷入线索纷繁的“乳房政治”之争。母亲的乳房顽固地执行一个功能——哺育后代。当饥饿成为时刻降临的威胁时，所有的文化主题无不自觉地让出核心位置。母亲对于儿子——即上官金童——的极度溺爱来自历史悠久的男尊女卑意识，与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隐秘的乳房快感还是作为家族的一员，母亲始终没有赢得人格的独立。家族配置给她的“乳房政治”简明扼要：尽职尽责地提供下一代的食粮。
令人失望的是，母亲的极度溺爱仅仅造就一个羸弱的儿子。上官金童扭曲的乳房迷恋表明，他只能瑟缩于母爱的羽翼之中，无法适应动荡的社会生活。相对于上官鲁氏的那一批敢做敢为的女儿以及一个个强悍的女婿，儿子的低能成为一个刺眼的尴尬。上官金童的混血儿身份与身材始终是社会的嘲笑对象，传教士马洛亚仅仅遗传给他一副与世无争的性格。当历史社会剧烈变动的时候，与世无争的性格只能领取到失败者的角色。这种状况与其追溯到恋母情结产生的颠倒性欲，不如说源于男尊女卑制造的畸形童年。以一批软弱无能的后代证明家族的衰败，这是莫言再三涉及的悲观主题。显然，《丰乳肥臀》之中的母亲只能无助地承受这个主题。她只有一个笨拙的对策：含辛茹苦，付出双倍的母爱。
然而，这个村妇身上的母爱遭到了多种政治势力的弹压。上官鲁氏与多种政治势力的联系来自她的众多女儿。传统观念之中，女儿仅仅在家族伦常之中充当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可是，20世纪的各种剧变突然打乱了一切。异族入侵、革命、解放和商业社会的轮流登场。多种政治势力不仅按照各自的观念塑造高密这一片土地，而且意外地给母亲送来了众多政治上势不两立的女婿：抗日游击队、土匪、还乡团、革命军人、鸟类狩猎者、洋鬼子、政府干部，如此等等。这时，一个对于政治一无所知的村妇终于被卷入诡异纷乱的政治漩涡。当然，母亲始终不存在坚定的政治立场。她与这些政治势力的格格不入恰是由于不识时务的母爱。兵荒马乱之中，女儿与女婿四处奔波，时而充当耀武扬威的主角，时而充当流离失所的草寇，每一个女儿都将自己的后代扔给母亲养育。母亲无法辨别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当某一种政治派别觊觎她的子孙作为要挟对手的筹码时，她就会如同一只母兽竭力看守窝里的幼崽。战火与动荡摧毁了种种传统的生活秩序，然而，母亲的心目中，庇护每一个子孙的性命如同天经地义。她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各种美妙的口号动辄威胁到这个简朴的观念。许多政治派别似乎不惜为一个遥远的社会理想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种种报复、仇视乃至嫉妒勾兑于阶级意识，炽烈的情欲和各种私怨庞杂地组织在声势浩大的政治大搏斗之中。没有人因为斑斑血迹而抱歉，非常时期可以特赦暴力免遭道德的严厉谴责。反讽的是，革命似乎解放了母亲和周围的穷人，但是，母亲的女儿和子孙仍然一个又一个地死于非命。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正义带来的杀戮，只有母亲这种目光短浅的村妇力图以朴素的母爱抵挡来自各个阵营的冲击。当然，大多数时候，母亲总是以失败告终。不论遇到的是炮火、子弹还是饥饿，母爱仅仅是一顶千疮百孔的帐篷。作为一个母亲，母爱的反复受挫几乎是她后半辈子的唯一体验。
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人们可以察觉两个饶有趣味的现象：首先，如此之多的小说选择儿子作为叙述者，小说的叙述角度始终隐含了儿子的价值观念体系；其次，儿子们的视域之中，如此之多的父亲缺席——从自顾不暇、身陷囹圄到失踪或者出走，失败的父亲几乎丧失了对于儿子的任何权威。父亲的集体受挫必须追溯到恋母弑父之外的政治生活。20世纪是儿子的时代；20世纪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从父亲手中移交给儿子，革命制造的叛逆气氛功不可没。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诗作《我的儿子》末了两句是：“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可以想象，如此慷慨的宣言多半来自一个强大的父亲，强大无形地解除了开明的后顾之忧。鲁迅曾经形象地形容父亲的绝对统治：“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④然而，数十年之后，父亲的威严荡然无存。络绎不绝的政治风暴呼啸而至，大部分父亲陆续丧失了锐气而将自己塑造成一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尽管父亲遭受了漫长的折磨，但是，儿子很少设身处地地体验父亲的痛苦——儿子宁可选择桀骜不驯的姿态挣脱父亲带来的厄运。文学舞台上的儿子争先恐后地离开了父亲，遵循不同的价值观念集结为一个个不同的文学群落。
可以察觉，“嬉皮士”形象是许多作家对于叛逆儿子的描述。尖刻、反讽、颓废，落落寡合，不屑于公认的成功人士，缺乏上进心和取悦他人的卫生习惯，不修边幅的外貌，这些均是“嬉皮士”的突出表征。当然，不论那些儿子是出言不逊还是懒洋洋地睡眼惺忪，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蔑视父亲。没有人乐于扮演父亲羽翼之下的“好孩子”，父亲被赋予虚伪、粗暴、色厉内荏的基本性格。在他们的眼里，父亲的苦恼和灾难多半咎由自取。只要上司——多半是一些伪君子——施舍出一官半职，他们就会殷勤地效犬马之劳，仰人鼻息。某些时候，可怜的父亲模仿他们的上司对付儿子。父亲开出一些可笑的空头支票，逼迫儿子追随几个真伪莫辨的小偶像，换取若干一文不值的表扬。儿子的反抗形形色色，从阳奉阴违、奚落讽刺到置之不理或者离家出走。当然，这一批“嬉皮士”业已升级为中国版本，许多故事设置于熟悉的教育体系和行政机构之中，儿子所厌恶的父亲多半是这种地方训练出来的小公务员。这时可以说，儿子在向整个社会文化扮出一副鬼脸。由于加缪的《局外人》或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启迪，刘索拉、徐星、洪峰、陈建功、陈村、李洱、韩东、朱文等等无不曾经对这个主题心领神会。从《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奔丧》、《卷毛》到《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寻物启事》、《我爱美元》，一批带有“嬉皮士”特征的儿子出没于这些小说，嬉笑怒骂。通常，这些儿子打击父亲的焦点是虚伪和专横，他们无力介入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许还可以将王朔视为这批作家的一员。然而，王朔的那些主人公多半混迹于军队大院，他们的玩世不恭混杂了衣食无虞的潜在优越——这种优越显然得益于他们频频挖苦的“体制”。这种状况表明，“嬉皮士”的杀伤力相当有限：他们以儿子的身份揶揄和讥讽父亲信奉的文化风尚，然而，文化风尚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遭到了漠视。时至如今，“嬉皮士”式批判愈来愈依赖笑声制造的“解构”。盛行的“无厘头”喜剧之中，俏皮、滑稽、插科打诨和哄堂大笑终于淹没了批判的锋芒。
相对于“嬉皮士”的儿子，张承志的文学代言人是一个高大严肃的男人。这个男人仅仅是“母亲”的儿子，他的父亲从未正式露面。《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一批小说表明，儿子对于父亲的缺席态度复杂。首先，不负责任的父亲令人憎恶。抛下孤儿寡母远走高飞，父亲的怯懦和自私不可饶恕。另一方面，父亲的缺席促使儿子早熟。儿子企图尽快填补父亲空出的位置，行使父亲的职责，继而跨出家族而加入庞大的社会。尽管母亲始终是张承志小说的一个聚焦点，但是，这个男人顺利地穿越了“恋母”情结而完全成熟，他已经摆脱了狭隘的仇父之心而形成英雄情怀。换言之，张承志倾心的男子汉气概表明，他力图赋予儿子一个勇士的形象，他们的激情、批判以及强大的信念无不带有傲视世俗的激进风格。
余华、苏童、格非曾经因为某种相似的文学追求而被命名为“先锋作家”。这些作家再度对于古老的家族故事显示出异常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奇诡的写作实验之中，他们共同对于父亲保持了集体性的敌意。不论是余华的《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在细雨中呼喊》还是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父亲通常以粗暴、自私和无能的面目出现。格非涉及的父亲不多，几个父亲常常偶露一面就匆匆赴死。这些作家心目中，父亲更多地是一个保守的文化符号。作为宗法制度的卫道士也罢，作为自以为是的权威也罢，父亲都是“先锋”竭力摧毁的老朽。当然，这些父亲仅仅活跃在家庭内部，儿子背负的压迫很大一部分来自父亲代表的整个家庭。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有趣的迹象出现了：这些作家开始对父亲流露出难得的温情；另一方面，儿子态度的改变又是与视野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图景愈来愈多地交织于故事之中。这些作家终于意识到，父亲不仅是家族成员，而且是社会成员，社会图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族传统。当残存的父权无法精确地投合意识形态的时候，弗洛伊德的解释效力远逊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之中，父亲不仅充当了正面的主角，而且，他们的苦难与欢乐无不可以追溯至栖身的日常环境。回到日常的喜怒哀乐，父亲不再是一个失真的文化标本，儿子与父亲不再生硬地表演弗洛伊德规定的情节；摆脱了漫画式的肖像之后，父亲性格之中的“好”与“坏”不再如同简单的品行鉴定。可以从苏童的《河岸》之中察觉，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冲突既激烈又琐碎，他们的相互厌烦被亲人之间的日常摩擦放大了。然而，这一对父子在社会悲剧的酝酿中无意地达成了和解。他们意识到，另一个远为强大的压抑体系高悬于他们头顶，坚如磐石。儿子的突围屡战屡败，最终被封锁于船上而不得上岸；父亲从未企图突围，他屈辱而惨烈地阉割了自己，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无法逃脱背驮石碑自沉于河底的结局。这时，《河岸》终于颠倒了关于儿子的通常观念：儿子的压抑之源并非父亲，父亲仅仅是传送这种压抑的中介；同时，父亲承受的压抑远为严重，以至于他比儿子更早地崩溃。如果说，儿子与父亲仅仅是一则精神分析学寓言，那么，儿子、父亲与社会的交织构成的是复杂的政治寓言。
子女的叛逆并不是格非的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注视的主题。然而，这三部小说之中，革命、子女与父母的奇特纠缠补充了历史内部隐秘的一幕。《人面桃花》的秀米之所以投身革命，张季元的诱惑和爱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张季元是秀米母亲的情人，同时又闯入了秀米的春梦——他是父亲与情人的混合体。秀米的生父短暂地露面之后就疯疯癫癫地失踪了。张季元书生式的英雄气质与遗留的日记同时开启了秀米的情窦和社会意识；换言之，他承担了情人与父亲的启蒙。除了完成张季元未竟之愿，秀米与母亲的情敌关系显然是她离家出走的另一个间接原因，她的革命动机与家族内部纷杂的性争夺相互纠缠。到了《山河入梦》，小说的主角已经改成秀米的儿子谭功达。他自幼远离父母，年轻时加入革命队伍建功立业，晋升至县长。由于同僚之间的矛盾，谭功达仕途并不顺利，“小资产阶级”气质和乌托邦幻想是他落落寡合的首要原因。他与办公室秘书姚佩佩情趣相投，情愫暗生。然而，就在他们倾诉衷肠之前，一个意外的插曲发生了：肥胖的张寡妇带上幼儿到谭功达的住处纠缠一阵，俩人居然相拥上床，继而草草成婚。这不仅是对姚佩佩的沉重打击，也是谭功达永远的悔恨。为什么肥胖的张寡妇突然得手？这如同一个不解之谜。在我看来，谭功达的恋母无意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恋母渴望的瞬间膨胀，张寡妇作为母亲的替身乘虚而入，一个可悲的张冠李戴迅速完成。瞬间的恋母渴望改变了谭功达的一生。后继的情节之中，他和姚佩佩相继被视为革命的敌人。竭力搜索敌对阶级意识的蛛丝马迹，没有人察觉恋母渴望产生的悸动——包括谭功达本人。
“开到茶靡花事了”——生机蓬勃的叛逆与革命已经在《春尽江南》之中消亡。谭端午——谭功达的次子——80年代残存的弑父冲动已经在最后一次冲撞导师的争执之中挥霍殆尽。此后，他无所作为地徜徉于地方志和古典音乐之中，诗人仅仅是一个曾经有过的身份。一个粗鄙的实利主义时代来临了，乌托邦理想烟消云散。谭端午的兄长是一个有趣的象征：深刻的思想与精神病症状几乎相同。一切都是game，敏感如同一种自作多情的可笑品质，哲学、痛苦、诗意或者历史的感悟仅仅是各种无关生活的文化标签。松散、琐碎的日常如同流水，谭端午再也无法抓住什么。如果不想介入各种物质利益的争夺，谭端午只能陷于某种貌似后现代的氛围，充当一个无所事事的局外人。令人感慨的是，谭端午的儿子似乎早早地与这种氛围握手言欢——学校的繁重功课已经成功地挤占了他的全部思想空间。除了电子游戏和一只驯养的鹦鹉，再也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目标可以调集内心的力比多了。对于这一代人说来，儿子的身份并未带来预期的活跃，他们还未开始谋求接管文学的叙述角度。如何续写他们担任主人公的家族故事？对于文学说来，这或许已经成为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注释：
①④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0页，第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植芳、王同坤：《父亲雕像的倾斜与颓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③参阅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何颖怡译，华龄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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