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对华贸易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马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贸易保护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2-0039-05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本文首次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分析这一现象产生背后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并简要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探讨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回顾
国际间的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尽管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因其假设前提过于严格，其理论说服力并不强，而贸易保护观点则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界先后产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一)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兴起，对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定理等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了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克鲁格曼，他用十分简洁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假设的数学模型，清晰地论证了国际贸易不仅可能在资源相似的各国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而且还可以在各国间同一产业内进行。[1]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
所谓“战略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上，影响企业间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改变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一国贸易政策可以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超额垄断利润(或“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从而提高本国福利。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战略”并非军事目标或战略性产业，而是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即企业利润或其他目标是直接受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决定所影响的。[2]
战略性贸易政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布朗德和斯潘塞的“出口补贴论”：通过研发或出口补贴，本国企业能够从事更高水平的研发和生产，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从而迫使外国企业压缩其研发和出口，改变“古诺均衡”结果，排挤外国市场份额，本国产品在国内外竞争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份额，将“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3]另一是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进口关税或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本国企业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不断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而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随着生产被压缩而递增，从而增强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外国企业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垄断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5]
(二)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与利益集团
20世纪80～90年代，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简言之，就是在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式及政策时考虑政治因素。该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不是外生的，不是经过经济学家福利分析之后选出的由政府规定执行的最优政策；而是内生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5]
内生贸易政策理论将代议制民主政府、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等因素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形成过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政治捐资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议制民主政府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该模型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某个贸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损，故会为获得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向政府进行游说；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竞选运动和政党筹资方式决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响的强烈动机，现任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综合权衡总政治捐资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将其自身福利最大化、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均衡，最后达到政府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纳什均衡。[6]在其随后的论文中，他们将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思想运用到其模型，构建了一个既能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也能分析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的正式框架，阐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条件下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时，博弈方都忽视其政策对要素所有者和国外政治家的影响，利益集团组织力量强大的产业将会出现较高的关税，关税保护程度与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资正相关，与外国出口供给弹性和本国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合作博弈时，贸易保护率不仅反映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国外同一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当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同产业的国外利益集团弱小时，保护程度最高；当两者力量相当时，保护程度最低。[7]
(三)新新贸易理论与技术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异质性推动着国际贸易研究重心由传统的国家和产业等宏观层面日渐转移到新近的企业和产品等微观层面，并由此在21世纪初诞生了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梅利兹和安特拉斯，其基本思想是，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原因，是进而决定着企业是选择退出市场、还是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到国外市场，以及是以FDI形式还是外包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等决策的关键因素，企业根据生产率水平差异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贸易模式。[8]
与此同时，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新一轮针对技术转移的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争论。为贸易保护进行辩护的代表性人物有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大师。
鲍莫尔和戈莫瑞构建的贸易互惠区和贸易冲突区两国模型认为，只有一定条件下(贸易互惠区)，自由贸易才是互惠的；如处在贸易冲突区，技术转移会增加贸易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挤占本国市场份额，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本国与贸易伙伴处于贸易冲突区，最佳的贸易政策应是适度保护和阻碍技术扩散，而非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9]
萨缪尔森运用三组数字化模拟，分别说明美、中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的三种可能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鲍莫尔和戈莫瑞的适度保护论观点。(1)相对于自给自足经济，自由贸易提高两国人均实际收入，两国均从中受益；(2)中国提高其出口产品生产率，改善美国贸易条件，美国从中受益更大；(3)中国提高其进口产品生产率，缩小两国生产率差异，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优势不断被削弱，美国出口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存在贸易消失的潜在风险，自由贸易使美国福利受损，而且是永久性损失。[10]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三种主要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不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二是频繁启动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三是继续实行高科技产品管制。接下来，我们运用前文已述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分析其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并简要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人民币升值声浪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保护的重要“武器”之一。2005年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曾在美国国会掀起一股对华贸易保护新浪潮。2009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声浪又起，且与以往不同，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国会遥相呼应，齐声协力共同“讨伐”人民币汇率。如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同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 APEC会议上表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20～25％……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升值。”奥巴马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多种图谋，如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国际政治方面，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来分析其背后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失业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屡创新高。为摆脱高失业、高财赤的“双重困境”和重振美国经济，2010年1月，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目标，举政府全力实施“国家出口计划”：一方面，通过推行“商业外交”和提供“一站式”服务等，大行“政府补贴”，帮助本国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以“公平贸易”和“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等为由，大力保护国内市场。显然，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国又一次新的应用。
根据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最有效又最“理直气壮”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施压人民币升值成功，既可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又可以提高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将“租”从中国企业转移到美国企业。另一方面，不仅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强烈反差，而且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5.3％、43.0％和40.6％。
美国经济“双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仍处在9.0％高位。白宫预计，美国失业率2012年底还将处于7.9％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报告则警示，2011年11月，联邦债务已经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将很快达到其GDP的100％警戒线。另一方面，由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原因，美中贸易赤字也恐难以迅速减少，甚至有可能还会加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2011年1～10月为2454.5亿美元，同比增长8.0％。因此，美国“国家出口计划”“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将可能不断被“旧话重提”。
(二)利益集团与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是奥巴马政府发动对华贸易保护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统计数据，2009～2011年期间，美国共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21宗，占其总数(31宗)的67.7％；共提起44起涉华企业的337调查，占其总数(153起)的28.8％。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利益集团角度来分析其产生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
2009年4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申请USITC对中国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底， USITC建议对中国输美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此建议提出后立即遭到中、美两国产业界的广泛反对。7月初，美国轮胎产业协会(TIA)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其否决该建议，因其不仅不能保护美国就业，而且还会导致美国轮胎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与更少选择，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和轮胎贸易商的利益。7月底和8月初，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分别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类似请求。尽管如此，2009年9月，奥巴马仍宣布未来3年对中国轮胎分别征加35％、30％和25％的惩罚性关税。事实上，正如美国TIA所言，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报告，2010年美国轮胎制造业就业率同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0％；而其进口轮胎价格同比也上涨了10％～20％。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会做出如此“下策”呢?
USW的全称是“钢铁、造纸和林业、橡胶、制造业、能源及相关工业与服务业工人的国际联盟”，是北美最为活跃的劳工组织之一，目前有大约120万会员，其会员不仅积极参与选举投票，而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政治捐资活动，对美国政治选举与政府决策产生着极大影响。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正是因为得到其大力支持，才得以在民主党初选及随后的全国大选中拿下关键的几个制造业州。较之USW，无论是美国TIA还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其影响力显然都弱小得多：美国TIA只有6000多个成员单位；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则只有800家左右成员单位。因此，无论是美国USW与TIA之间在第一个层次的国内博弈，还是美国USW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之间在第二个层次的国际博弈，前者的力量都比后者强大得多，按照“政治捐资模型”，双重博弈的最终结果无疑是USW获胜，无论其建议是否合理。
(三)技术转移与高科技产品管制“放宽”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由来已久，1950年12月曾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国。目前的管制政策始于2007年6月，其管制清单包括航空发动机等20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奥巴马执政后，其管制政策似乎有“松绑”迹象。2010年8月，历经一年审查之后，白宫正式公布了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新方案。2011年5月，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出口促进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或将逐步放宽。
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对外经济与贸易角度，还是以国际政治视角，都不应有过高的期待。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不断挑战和冲击美国的经济和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WTO数据则显示，中国货物出口早在2007年就已经赶超美国；中国服务出口与美国差距也不断缩小，其全球相对份额从2001年的2.4％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4.6％，而同期美国份额则从18.1％不断下降到14.1％。因此，这很容易让奥巴马政府产生错觉，认为美中两国处在“贸易冲突区”，尽管事实上两国贸易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根据鲍莫尔-戈莫瑞模型，显然，奥巴马政府的“上策”是阻碍技术转移，不太可能放宽高科技产品管制。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技术是发达国家实力与霸权的重要基础，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则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关键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其维护霸权实力、保障国家安全、推进外交政策的常用手段之一，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乃为更好地实施对华遏制的国际霸权大战略。由于美、中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有很大差异，使得美国朝野长期无法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快速发展的当代，这种不信任感也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威胁论”。美国有线新闻网在2009年6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5％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威胁，只有1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美国GBS新闻在2011年11月的民调结果则显示，61％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扩张对美国经济不利，只有15％的受访民众认为有利。因此，鉴于美国对中国日益加重的战略防范心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很难会有真正放松。
三、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思考
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基于这一判断，运用第一部分的相关理论，并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一)加强与美国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国所得正好是他国所失，极易招致贸易伙伴的贸易报复，如2010年6月，WTO裁定欧盟补贴“空客”之后，欧盟立即反诉美国，2010年9月，WTO再次裁定美国非法补贴“波音”。尽管在单次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或许是进行出口补贴或进口保护，但是最后达成的纳什均衡却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因此，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应该是开展互利合作的自由贸易，而非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
因此，从这个角度，为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甚至贸易战爆发，同时也为实现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不妨“并驾齐驱”。一方面，通过WTO、APEC和G20峰会等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奥巴马政府的对话磋商和贸易谈判，反对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双边贸易环境，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首先，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经验，主动实施贸易顺差回调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行适度的汇率升值，同时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实现贸易平衡，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借鉴德国和日本经验，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境外投资，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最后，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机遇，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国际技术合作，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调动中美各方力量，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根据“政治捐资模型”理论和“双层博弈”思想，针对USW等特殊利益集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不妨调动中美两国各方力量，降低和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挖掘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力量，从美国国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施加积极影响。事实上，美中自由贸易对美国利大于弊，在对华贸易中取得的巨额收益使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支持美中自由贸易和反对对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如2007年9月，微软、沃尔玛、花旗等122家跨国公司以及美国总商会等38家行业协会联手致信国会，呼吁避免采取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两国之间的严重贸易冲突。中国现阶段超过50％的加工贸易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据世行数据，2001～2011年期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款与其净流入量的平均比例为35.2％。中国政府应发挥在华美资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充分挖掘其对奥巴马贸易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壮大中国商协会及各种行业协会力量，在国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产生积极抗衡。中国现有的六大商协会和各种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促进、组织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较之USW等组织，其影响力薄弱得多。中国政府不妨加大中国商协会以及中小企业贸易促进机构的改革力度，建立更为完善的贸易促进体系。同时，中国商协会和行业协会不妨借鉴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功经验，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提高游说能力和国际谈判水平，在国际层面的博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抗衡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
(三)立足于本土研发，进一步推进“科技兴贸”战略
如前所述，技术是发达国家实力与霸权的重要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寄希望通过技术跨国扩散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恐怕是不现实的，其技术政策的重点应该建立在促进本地研发的基础上。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市场换技术”效果并不理想，不仅如此，“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11]因此，中国政府也应立足于本土自主研发，更加重视“科技兴贸”战略。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一国贸易的广度边际与本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正相关。因此，实施“科技兴贸”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其次是提高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前一方面，关键是加大企业人才培养力度，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力度，加速其国际化发展步伐，培养更多的国际贸易经营性高端人才；同时，改革现有教育体制，顺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培养更加实用的技术和人才；此外，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人才流动。后一方面，关键是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推进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管理体制创新；同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加大改革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股权限制、放宽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域等，为对外贸易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